三、吉尔达斯著述中的神意史观

相对于其作品中古典史学传统的式微，基督教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元素，借由中世纪教会势力的发展，浸入到吉尔达斯的史学编撰之中。由其信仰与教义使然，基督教徒眼中的人类历史是由上帝计划好的，以人原罪的最终救赎为目的的神意历史。世间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没有缘由的，而是在上帝计划之内的。因而从这一点来看，基督教排斥所有历史事件中的偶然因素，而倾向于从神意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每逢社会历史发生剧烈变动，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时，基督教史学不会像古典史学那样，仅仅记述事件，追寻导致事件发生的世俗原因，而是要从这些历史变动中找出能够符合神意救赎历史的原因，创造出一套能够为基督徒所接受的，理解社会历史剧烈变动的解释模式。从这一点出发，奥古斯丁把罗马帝国的命运与历史救赎分割开来，认为尘世之城的毁灭并不影响基督徒的最终救赎，而他的学生奥罗修斯在其著名的《反异教史七卷》中则乐观地认为蛮族的入侵并没有使罗马帝国毁灭；相反，这些接受了基督教的蛮族的进入，是对基督教势力的又一大扩充。然而罗马帝国最终还是毁灭了，现存的解释模式已然不能令人满意。科隆的一位教士萨尔维安在其巨著《论上帝的统治》中认为，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之所以会被蛮族毁灭，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的罪恶，是那些政府官员、高级教士、富商的野心、邪恶、贪婪导致了上帝对罗马的遗弃。或许是受到萨尔维安的启发，吉尔达斯把不列颠文明的毁灭归结于不列颠人本身的罪恶，而且更为具体的是，其在《圣经》之中找到了阐述这一历史过程的模板。

在第3章简单描述了不列颠岛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后，吉尔达斯把这座岛上的居民形容为“erecta cervice”，译为英语是“stiff-necked”，即“硬着颈项的”。此词最早来自于《圣经·旧约》，专门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顽固不化，不受上帝引导。由此，吉尔达斯从一开始便给不列颠人贴上了顽固、不顺服的标签，这就为不列颠人日后的种种遭遇埋下了伏笔。在宣称略去不列颠岛上远古时期的异教历史之后，吉尔达斯记述了罗马人的到来。在征服了欧洲大陆之后，罗马人来到不列颠岛，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整个岛屿。但是正如硬着颈项的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神恩下仍然不断背离主的道路走向邪恶一样，硬着颈项的不列颠人，由于其民族中固有的缺陷（懦弱，不擅于征战却擅长内讧，不擅于守诺而是经常背叛，狡猾如狐狸一般），在罗马军队撤走后不久便叛变了，罗马元老会在得知叛变的消息后立即派军队进行了镇压，部分不列颠人被杀，另一部分被打为奴隶。这些遭遇对于不列颠人来讲无疑是充满苦难的，但对于吉尔达斯来说，却似乎只是不列颠人为其罪恶的背叛所付出的代价。在描述罗马人镇压、报复的过程中，吉尔达斯有意无意地提到了“cervicibus j ugum”一词，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给不列颠人的脖子上套上枷锁的意思，但“j ugum”一词也有牛轭的意思，对应“硬着颈项的”这一词的原意，罗马人便不是给不列颠人套上枷锁，而是用导盲棍引导硬着颈项的人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把不列颠人确定为《圣经·旧约》中以色列人的翻版之后，吉尔达斯揭开了他关于不列颠人悲剧历史命运的盛大剧幕。罗马人第二次征服不列颠后基督教便传入了不列颠岛，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戴克里先的大规模宗教迫害，不列颠岛上的新生基督教受到重创（在此吉尔达斯以极为悲愤的语调记录了经文的被焚以及教堂的破坏）。此时，三位殉道者在神意的指引下出现，拯救不列颠于危难之中。在这其中，圣阿尔班在上帝力量的帮助下，把泰晤士河从中分开，率领信众渡河躲过了敌人的追捕。这一戏剧化的奇迹场景在吉尔达斯看来，正是旧约中以色列人带着约柜穿过约旦河的重现。在《圣经》中，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指引下渡过约旦河去寻找那流着奶和蜜的迦南，而不列颠人在圣阿尔班的殉道奇迹中，渡过了泰晤士河，躲过了追击的敌人，开启了基督教繁荣发展的年代。但走向最终救赎的历程是坎坷崎岖的，正如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后仍然行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神”一样，不列颠人在经历了一段由圣阿尔班殉道换来的安宁之后，又由于其本性的缺陷在一名叫马克西姆斯的僭主的带领下再次背叛了罗马。这次叛变使得不列颠人被剥夺了军队、武装，引来了北方皮克托人与苏格兰人的入侵。在第15～20章中，吉尔达斯以沉痛、忧郁的笔调记载了蛮族入侵的全过程，懦弱的不列颠人无法，也没有想过用自己的力量来击败敌人，他们唯一做的便是几次三番地请求他们曾经两次背叛的罗马人的帮助。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请求中，不列颠人自身那种低劣如朽木般的德行被吉尔达斯描写得淋漓尽致。最终，罗马人永久性地离开了不列颠，皮克托人与苏格兰人在不列颠人陷入绝境后的反击中被击败，不列颠岛重归平静，但不列颠人的罪恶变得越发深重。

自此，不列颠人历史救赎的戏剧经由前20章的酝酿终于达到了高潮。不列颠人是如此的积习难返，以至于在击退敌人不久后，岛上就陷入了内讧之中。他们嗜酒、纵乐，破坏上帝的约法，指黑为白，以恶为美。不列颠人已离神越来越远。在一段对岛上的罪恶行径的冗长描述之后，吉尔达斯引用了《圣经》中对背离上帝的以色列人的控诉：“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不列颠人的罪恶这样深重，以至于上帝必须降下灾难以净化他们所犯的罪。很快，关于外敌将至的谣言迅速在不列颠岛上传播开来。但是犹如在那些听到耶路撒冷将有灾难降临的预言后，仍然不管不顾，“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的以色列人一样，不列颠人对这些流言根本没有在意，最后的悔改机会也已然丧失了。上帝最终降下了他的报复，作为对抗皮克托人与苏格兰人的外援被邀请入岛的撒克逊人，背弃了条约，开始了对不列颠的大规模入侵，自此一直到吉尔达斯写作的年代，不列颠人陷入了与撒克逊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不列颠人虽没有灭亡，但其所创造的文明却已然毁于一旦。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教神意史观的影响下，吉尔达斯通过一开始把不列颠人理解为与《圣经·旧约》中以色列人背负同样历史命运的民族（都是上帝的选民，且同样本性顽劣），从而把整个不列颠岛从罗马时期到撒克逊人入侵这段时间的历史理解成一连串的由神意设计好的救赎史。而撒克逊人的入侵、不列颠文明的毁灭也由此成为救赎史中上帝报复罪恶的不列颠人的手段。但从写作目的上来讲，吉尔达斯绝不仅仅是为理解不列颠历史提供一套神学模板，其更为主要的目的是像他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要做“不列颠岛的守夜人”，以过去不列颠人由其罪恶而遭受的痛苦来警醒后人，而这也是其撰写作品的第三部分以近83章的篇幅控诉不列颠的统治者与教士的主要原因。

吉尔达斯作为中世纪早期不列颠岛上最早的撰史者，受其所属的特殊文化环境（古典学术的衰亡，基督教思想的流行）限制，在历史撰写的文法上无法达到古典史学那种“记述客观，叙事流畅生动”的要求，在智识方面对古典学知识的储备同样匮乏。这类学识上的缺陷造成了其史料可靠性上的一些硬伤，同时也降低了《哀诉不列颠的毁灭》作为历史作品的可读性。但从历史编纂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吉尔达斯的作品正处在古典史学传统式微，基督教神意史学思想浸入的史学编纂风格转型时期，其理解不列颠文明毁灭所选用的历史救赎样板尽管用后世客观史学的标准来看有失客观，但其中所透露出的神意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写作方法与内涵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