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吉尔达斯的著述与古典史学传统_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英国史学发展变迁研究-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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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尔达斯的著述与古典史学传统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撰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追求叙事的流畅，讲究史学写作中的修辞技巧，因而以希罗多德发端，经由修昔底德、色诺芬、李维、萨鲁斯特等史家发展出来的古典史学往往与语法学、修辞学甚至演说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对历史写作中的修辞提出了要求。他认为早先罗马史家，诸如加图、皮克托等的史著与那种呆板的大祭司年代记一样，只是“不做任何修辞的留下有关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的史志” 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而真正出色的史家应当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他们那样“以题材的多样性来驳杂历史，以词语的合理搭配、语言的轻松平稳的延续来润色作品”。西塞罗本身不是史家，但其对史学写作所提出的修辞学要求，却反映了古典史学写作中的普遍情况。纵使西塞罗以演说家的身份所发表的看法无法代表史学的修辞情况，在古典史家里纵然像萨鲁斯特那种被称作“句子极短，段落往往在不经意间突然结束，且简洁的令人感到语句模糊” 塞涅卡语，转引自伍德曼的《古典史学编纂中的修辞》第126页（A.J. 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 Historiography, London & Sydney:Croom Helm Press,1988:126）。实际上萨鲁斯特的修辞水平并没有塞涅卡所说的那么不堪，昆体良对他的修辞便赞赏有加，具体见昆体良的《论演说术原理》第257页（Quintilian, Quintilian's Institutes of Eloquence, Volume 2, London:R.Dutton, W.J.& J. Richardsons, R.Lea Press,1805:257）。的历史写作风格，也达到了卢西安所谓的“简明流畅、层次分明、前后连贯” 参见富勒等译的《萨摩萨塔的卢西安作品集（第二卷）》第133页（The Works of Lucian of Samosata, Volume 2, H.W.Fowler, F.G.Fowler t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05:133）。的历史写作要求。

中世纪，古典文明衰亡，绝大部分经典作品散失殆尽，古典教育体系崩溃，而新生的基督教文明对这些异教的文化又持一种矛盾的态度格里高利对修辞技艺十分轻视，认为“根本不值得令神谕的语言屈从于多纳图斯的规则”；而圣奥古斯丁则认为异教的修辞演说术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关键看如何来运用。圣杰罗姆早年痴迷于古典学术，对西塞罗、维吉尔、荷马等人的作品研究有较深的造诣，但在一次睡梦中梦见上帝斥责其是西塞罗的门徒而不是基督徒之后，便放弃了古典学的研究。，这都使得古典史学中那种重视语句、修辞的特征已经很难看到了。图尔的主教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所说的“人们对文字的运用每况愈下，更确切地说是已告枯竭的时候，那里已找不到一个在层次分明的写作艺术方面训练有素的学者，来把发生过的事情以散文或韵文的形式描绘出来” 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就是对这一时期古典语法、修辞学衰落的最好描述。在这样的背景下，吉尔达斯的史著显然不能令昆体良、西塞罗这些古典修辞学家满意。纵览全书，除了在第16章和第25章引用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在第16章描写罗马人打败皮克托人的情景时，吉尔达斯引用了《埃涅阿斯纪》第十卷513行中埃涅阿斯杀敌如割麦的比喻（J.A.Giles, The Works of Gildas and Nennius, A.Giles tr., London:William Stevenson Press,1841:14,21）。在第25章描写撒克逊人劫掠时，吉尔达斯引用了《埃涅阿斯纪》第九卷24行如狼如羊群的比喻（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78页）。以外，吉尔达斯对于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在史料来源上，吉尔达斯更多的是选用早期教会史家如奥罗修斯、攸西比乌斯的作品。吉尔达斯对不列颠岛大小的数据，以及对罗马兵不血刃征服不列颠岛的描述都来自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史七卷》。具体见贾尔斯的《吉尔达斯与内尼阿斯作品集》第7、9页以及菲尔译的《反异教史七卷》第45、331页（J.A.Giles, The Works of Gildas and Nennius, A.Giles tr., London:William Stevenson Press,1841:7,9;Paulus Orosius, Seven Books Against the Pagans, A.T.Fear tr.,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0:45,331）。但是就连这些引用，也都是零碎的。从吉尔达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其在引用奥罗修斯作品时很可能没有成文的材料在手旁，抑或是从别的作家那里转引而来，因为如果他手头有完整的《反异教史七卷》的话，就不会忽略其中记载的关于早年恺撒二次登上不列颠的事实。文献学的研究表明，在诺曼征服之前，不列颠岛上日常生活、行政管理中使用文字的情况还很少，大多是用口头的形式传递信息。从这点来看，吉尔达斯对于奥罗修斯作品的引用很有可能是道听途说，抑或是曾经听过别人朗诵奥罗修斯的作品，在写作时靠记忆写成。详见柯兰吉的《从记忆到书面记录：英格兰1066—1307》（M. T.Clang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England 1066 1307, Oxford:Blackwell Press,1993）。

从文法上来讲，相比经由瓦罗、西塞罗、昆体良等语法修辞学家不断扩充发展而来的灵活精妙且富于美感的拉丁文，吉尔达斯的经院拉丁文显得尤为“冗长、华丽、奇诡且浮夸” John Edwin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ume 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1:446. 。这点在对比中显得尤为明显。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写普拉提亚战争时这样写道：

优卑亚再度被征服后所订的三十年休战合约继续有效了十四年。在第十五年中，波提狄亚战役之后六个月，正在初春，一支底比斯军队，约三百多人，由他们的司令官毕丹基拉（斐利德的儿子）和第姆波鲁斯（翁尼托利德的儿子）率领，大约在头更的时候，武装开入了普拉提亚，那是彼奥提亚的一个市镇，也是雅典的一个同盟者。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6页。

简单的两句话，把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具体时间、地点以及主要人物及其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这类叙事完全符合西塞罗所谓历史叙事“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 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的标准。反观吉尔达斯，在其记述不列颠人第三次向罗马请求援助中是这样写的：

因此，再一次的，这些可怜的遗民送信给埃提乌斯，一个有权势的罗马公民，对他说：“给第三次担任执政官的埃提乌斯：这是来自不列颠人的悲惨声音。”并继续说道：“野蛮人把我们驱赶到海里，海洋又把我们赶回野蛮人那里。两头都是死亡在等着我们，我们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淹死。” J.A.Giles, The Works of Gildas and Nennius, A.Giles tr., London:William Stevenson Press,1841:16.

从这段话中，我们对向罗马求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求援的地点在哪里，除了埃提乌斯，还有谁涉及了这一事件这类问题一无所知，而从全书来看，这类时间、地点、人物含糊的记述几乎随处可见。除开记事，在抒情表达方面，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感叹克拉苏斯的死亡时，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啊，人们的期望多么不可靠，幸福多么短暂！人们的追求多么虚茫！它们常常会在中途被粉碎，遭毁灭，或者是在尚未能见到港湾时便在途中被覆没。” 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同义词不可靠（fallacem）、短暂（fragilemque）、虚茫（contentiones）与另外三个同义词粉碎（franguntur）、毁灭（corruunt）、覆没（obruuntur）形成了一种优雅的平衡，而同义词的连续运用也使得整个语句中的情感表达有一个从弱到强、逐渐升华的过程。同样是情感表达，吉尔达斯对文字的处理就显得糟糕得多。在第4章描述不列颠岛在基督教到来之前的情景时，吉尔达斯这样感叹道：“还有什么可以比拒绝敬畏上帝，或者不承认上帝对凡人的影响，以及拒绝崇拜这至高的尊严，从而摆脱所有的理性、人性和神恩，藐视由上帝的意志所引导的天堂与人世的行为更为可耻和邪恶的呢？” 详见贾尔斯的《吉尔达斯与内尼阿斯作品集》第8页（J.A.Giles, The Works of Gildas and Nennius, A.Giles tr., London:William Stevenson Press,1841:8）。拉丁文原文见约瑟夫·斯蒂文森的《哀诉不列颠的毁灭》第12页（Joseph Stevenson, De Excidio Britanniae, London:Sumptibus Societatis Press,1838:12）。这类冗长的使用众多粉饰性的形容词的长句充斥着《哀诉不列颠的毁灭》，由众多从句组成的长复合句常常使人如堕雾中，更为吊诡的是，在第69～75章中，几乎每一句都以“quis” “Quis”大概相当于中文的“谁”。拉丁文原文见约瑟夫·斯蒂文森的《哀诉不列颠的毁灭》第76～85页（Joseph Stevenson, De Excidio Britanniae, London:Sumptibus Societatis Press,1838:76-85）。开头，这类句法的组织使得吉尔达斯的表意十分含糊，往往一口气读下来还不解其意，给阅读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前面提到的关于吉尔达斯著述写作时间的争议便是由其文法上的表意不清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