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本书所处理的18世纪，界线并不在1700年至1799年之间。这是一个“漫长的”世纪，约起自1680年，终于1830年。
在这一点上，思想史的标准及断代的规则必须和欧亚关系的实际历史节奏结合起来。
关于起始日期，轻易便可达成一致看法。研究欧洲启蒙运动的史学家几乎都认为，启蒙运动哲学家［贝尔、丰特内勒（Fontenelle）、洛克］在17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而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新式的旅行观察家——这些通晓当代科学的学者或士绅，出于追求知识、传教任务或外交目的，踏入遥远的异国，而非因为热爱冒险及商业利益。1680年到1730年前后，成了开拓亚洲的英雄时代。有关这个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状况，这个时期出现不少以实际经验为依据所做的精确描述，直到19世纪仍被视为典范。这些描述助长了巴洛克及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异国情调时尚，如法国的东方时尚，从拉辛（Racine）的悲剧《巴亚柴》（Bajezet，1672）开始，到安东尼·加兰德（Antoine Galland）1704年至1717年出版的部分《一千零一夜》译本而达到高峰。17世纪80年代中期起，身为法国大众先驱的耶稣会教士为法国大众报道了中国的消息；这些报道使得法国自18世纪30年代起，在艺术及工艺美术上兴起了中国风格。17世纪80年代起，像暹罗这样重要的亚洲国家，首次成为欧洲人的关注焦点。法国外交官西蒙·德·拉·卢贝尔（Simon de La Loubère）的作品《暹罗王国》，成了普受赞誉及模仿的第一手出色的国家记述。在同时代人眼中，只有让·夏尔丹（Jean Chardin）那本名列近代重要游记之一的《波斯游记》（1686年出版片段，1711年则完整出版）可与之抗衡。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主要记录在那位永不知疲累的旅行家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于1767年起即不断以各种不同版本重印的《游记》（Voyages）中。不久后，1667年至1678年以英国领事身份待在士麦那（Smyrna）［今伊兹密尔（Izmir）］的保罗·莱考特（Paul Rycaut）爵士，以空前的细密手法描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系及社会生活。这时，荷兰文的亚洲文献重要性锐减，法文、英文以及慢慢出头的德文，成了描述亚洲的主要语言。
一些重要的实际日期，随着这种亚洲报道在质量上的大幅提升而推迟出现。对亚洲而言，这个世纪末开创了类似“近代晚期”的纪元。17世纪80年代，和路易十四同代、在名声上不相上下、在治国艺术上却凌驾其上的康熙皇帝，在1644年满清逐鹿中原、政治动荡的数十年后，确立了新清朝治下的中国内部和平状态。一百多年来，清帝国宛如一个欧亚超级强权，经济上自给自足，以近代标准来看，是个富裕、文化自觉、不为欧洲帝国主义政策所动的国家。17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驱逐天主教传教士或令其殉教，并以集体处决方式压制当地的基督教。1639年起，日本严格执行锁国政策：外国人禁止在日本停留，日本人则不得离国。只有1638年提供船炮给平户诸侯用来镇压日本天主教徒无谓起义（岛原之乱）的荷兰人，可以在极严格的条件下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在长崎港的人造岛屿“出岛”上，在类似监禁的条件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和日本人隔离，只能和外事警察官员、国家委任的翻译人员及妓女接触。在内部稳定、外在主权及经济动力上，日本更胜中国。1710年左右出现在日本，而中国要到该世纪中才浮现的经济与生态问题，尚未让这两个国家在面对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时落于不利地位。
就如同对中国一般，17世纪80年代对整个东南亚来说，也是个分水岭，不过是厄运之始。截至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都能成功压制其从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总部到整个爪哇的当地对手。现在这个肥沃且人口众多的岛屿，大部分落入了一个颇不完备且力量薄弱的殖民统治下。1688年，和英国光荣革命同时，暹罗经历了一场政治变革。这个“暹罗革命”在欧洲颇受瞩目。在路易十四派遣众多外交使节为法国世界政策赢得的潜在伙伴——具有国际观的国王那莱（Narai）——死后不久，仇外的反对势力便推翻了那莱的首相康斯坦丁·费尔康（Constantin Phaulkon）。这位希腊人娶了一名日本基督徒，依照欧洲方式生活，周遭全是法国教士和英国商人。暹罗自此与世隔绝，虽然不像日本那样严格，但也十分严重，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传教地区和贸易伙伴。
在17世纪90年代，或许可以精确标示在1689年，印度强大的莫卧儿王朝已越过了其帝国高峰期，不过，这连目光敏锐的同时代人都暂时无法察觉。然而，1707年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之死，却跟着暴露出相对北方强大邻国而言，其松散的帝国机构中一连串致命的缺陷。短短几年内，莫卧儿王朝四分五裂；残余的主要部分变成了印度的一个普通强权，一个原来帝国的影子。虽然，这些戏剧性事件还未打开英国殖民统治的大门，却在最短时间内改变了南亚的政治地图；18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还未控制印度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当地政治势力先是中兴，并将莫卧儿无远弗届的伊斯兰王朝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国家体系。没落的伊斯兰逊尼派萨非王朝在伊朗还苟延了一些时候。直到1722年，阿富汗部落的入侵摧毁了这个合法的王朝，长期的纷乱和篡夺才戏剧性告终。不过，欧洲人却无法在政治或商业上从中渔利。
最后出现的，是近代伊斯兰第三个“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奥斯曼帝国。和近代其他年轻的伊斯兰帝国相比，奥斯曼帝国极能自保。自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以来，奥斯曼帝国成为地中海东岸主要的政治要角，16世纪时，甚至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强权。有关帝国由盛而衰的过程，至今已有许多文献和争论。和印度与波斯及后来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快速瓦解相比，奥斯曼帝国的没落非常缓慢无形。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就算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梦魇，仍是一个强权。1683年攻占维也纳失败，打断了这个长期以来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军事机器的扩张力量。卡洛维茨（Karlowitz）合约的缔结（1699年），使苏丹失去了匈牙利，标志着基督教势力开始击退奥斯曼帝国。不久前气氛仍然低迷的欧洲，一下子改观：在原本恶魔般的敌人图像外，受骗的土耳其丑角现在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就像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中的后宫守卫奥斯明（Osmin）一样。
就算不是所有个别的发展趋势都方向相同，仍有许多事件一起出现，这令1680年后的年代成为亚洲历史上的转折时期，也成为欧亚关系的关键年代。如果回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企图辨识出亚洲不断没落及欧洲兴起的转折点的话，那就过于简单。中国没有任何没落的迹象，反而刚进入一个被视为“清朝盛世”的长期繁荣阶段。日本在17世纪保有传统，慢慢创造出19世纪后半叶对其现代化有利的前提条件。至于在其他发生内战及体制崩溃的亚洲地区，欧洲人也没讨到多少好处：贸易萎缩，更别说军事干预及建立殖民统治所费不赀。整体而言，从权力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来看，18世纪是个欧亚不稳定均衡的年代。与此相对，出现了一种思想上的均衡状态，令这个时代的思想比后来征服世界的西方人所流露出来的胜利意识形态，更加令人着迷，是迄今更具意义的力量。英国史学家卢梭和罗伊·波特（Roy Porter）便陈述如下：
当时欧洲本身具有足够的自我批判能力，能免于自以为是，虽然还不至于将其他文化当成平等对象看待，更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打交道，却仍承认那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过为期甚短，之后白人历史使命的逻辑便要求压制、拆除及摧毁这些文化。
这种均衡在19世纪前30年被打破。现在，欧洲早期的工业化改变了经济力量，不利于后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欧洲借着新的侵略性格，入侵其他文明。英国人完成了印度的征服，赋予这个殖民国家至今超过百年的有效模式。1825年至1830年，十分血腥的反荷兰起义，在亚洲早期殖民主义第二个桥头堡爪哇上，标示出一个过渡到更加直接掌控当地社会的殖民主义形式。不像18世纪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1821年的希腊自由战争，再也不是纯粹的强权政治。反土耳其的政治宣传，将双方的血腥冲突转化成西方世界追求自由和东方暴行间的斗争。同样在19世纪20年代，清王朝也开始因来自印度的鸦片走私，进入瓦解过程，导致了1840年至1842年彻底去除中国神秘面纱的中英鸦片战争。与此同时，多民族的沙皇帝国，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其境内）现在受到民族主义蛊惑的俄国国民和外国人划清界限”，其对象主要是那些沙皇臣民中的非基督教徒。在北美，印第安人则在政治上失势。
约在1815年至1830年，亚洲论述也出现变化，导致一个思想上的时代断裂。在有关描述欧洲以外的民族和文明的文献中，原有的叙述方式和看法还在新的世纪中持续了一阵子。1805年，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开始出版重要的美洲游记作品，为兴趣广泛的旅行家百科全书式认知异国文化真实情况的启蒙运动传统，划下了辉煌的句号。1818年至1820年，一般大众又见到耶稣会自17世纪早期在中国收集而来的高水平各类知识汇编书籍，宛如过去的空谷回音。亚洲认知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现在进展迅速。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破解埃及象形文字，巴黎成立亚洲协会；1823年，皇家亚洲协会在伦敦成立；在随后的1845年，借鉴自古典语文学和其他“学校人士”的德国东方协会出现了，它成为德语地区东方研究者的社团。
随着亚洲知识因专业化而成为专业学科，亚洲知识却在教育知识中被边缘化，接着，在欧洲意识中亚洲的威望大损。这个过程在1830年左右结束。1822年，当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其世界史哲学讲课中，判定亚洲文化的世界史意义早已过去时，便开启了新的纪元。在世纪交替间的20年中，把学习波斯文、印度文或中文当成古希腊罗马经典传统教育外的补充甚至第二种选择的那种兴奋，也冷却下来。德国中学继续教授着希腊文，而非梵文或波斯文，歌德后来那种对包含亚洲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业余狂热，也无任何仿效者。当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这位诗人及翻译家嘲弄歌德时，便已提到了职业东方学者的自大态度：
他尝遍了西方，
现在开始酿造东方。
在这一年代，近代那种旅行方式也终于失去其理所当然性。除了从夏尔丹到洪堡这些具有英雄性格，及包括探勘南北极某些活动地点的个别学者外，冒出了企业组织下出游远方的人士：观光客。《布洛克浩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这样解释观光客：“一个不为特定目的从事旅行的人，例如科学目的，而是只为旅行而旅行，之后再加以大肆描述。这一定是个在风俗习惯及观点上具有细致世界观的人，但在他的描述中却留下了没有边际的主观态度。”“没有边际的主观态度”到那时为止，是游记作家最严重的原罪，一种公开的谎言。
1841年，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发明了一次付清款项的旅游方式。1833年，已有从法国组织出团的土耳其之旅，开始时，一定还是个漫长而冒险的活动。1839年起，便有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关于东方国家的旅游手册出版，一种可以立即参考使用的书籍，和针对待在家中的学者同侪所撰述的旧式游记毫无相同之处。1840年左右，赫曼·冯·普克勒-穆斯考侯爵即已在上埃及的底比斯记下“惨遭艺术之友……蹂躏”的字句。1847年的《布洛克浩斯百科全书》中提到的当时最受欢迎的观光国家，即现在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及特别是直到印度的整个东方”。在苏伊士运河开放前20多年，印度已成为大胆度假人士的活动范围。
如果要找个图像来好好结束这个时代，那就是1829年10月在里海上度过60岁生日的洪堡：这位曾经征服丛林和安第斯山的学者，现在是位轮船上的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