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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先说明，这里研究的不是一个德国的、法国的或英国的“亚洲图像”，而是整个欧洲对亚洲的观察和陈述。当然，各国陈述间的差异无可避免。殖民利益与日俱增的英国人看印度，便和因外交无力而殖民事业远远落后但可能因此保有更大评断自由的德国人有所不同。不过，在18世纪，这种国别上的细微差异却被启蒙运动的全欧参照空间弭平。在欧洲境内，思想的影响路线往往已非双边的：法国人孟德斯鸠的英国图像在德国造成重大影响，比英国的自我表现可能还要巨大。对亚洲的辩论，同样也在全欧展开。当时的学者懂得多种语言，对不能驾驭多国语言的同时代人来说，那些来自亚洲国家内容丰富的一手报道，也在短期之内被译成多种语言。

像17世纪90年代认识了伊朗和日本，并针对两国写下颇受赞扬的学术作品的安格贝特·坎弗（Engelbert Kaempfer），是一位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自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医生。他以德文撰述日本的手稿，被英国收藏家和科学研究的筹划者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购得，并于1727年以瑞士人约翰·卡斯帕尔·朔伊希策（Johann Kaspar Scheuchzer）颇不忠于原稿的英文译本出版。而在欧陆，则是1729年朔伊希策译文的法文翻译较有影响力，连在当时较懂法文而非英文的德国也不例外。只能阅读德文者，必须依赖法文的二手翻译（1749年），直到坎弗的原稿在1777年至1779年出版为止。对18世纪的文学市场来说，这种复杂的出版命运很典型。我们可以察看安格贝特·坎弗的生平——他在但泽（格但斯克）、托恩（Thorn）、克拉科夫（Krakau）、柯尼斯堡（Königsberg）（加里宁格勒）及乌普萨拉求学——而他的公开影响主要是“德国的”。其实，这更是一种全欧性的学者共和国的现象。同样，法国耶稣会——也就是成员自认为是世界主义精英的一个团体——的中国报道中，也没有太多专属法国的中国图像。在莱比锡及哥廷根求学的瑞士巴赛尔城近东旅行家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在英国“非洲协会”委托下从事旅行，并以英文撰述，也未呈现出典型的瑞士人观点。至少，我们必须浏览一下以法文、英文及德文撰述的亚洲文献。许多文献也以荷兰文、意大利文及俄文出版，至于18世纪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的报道，则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在亚洲这个对立对象中，又有什么可以了解的？欧洲人的亚洲论述出现在国家、地方及洲际三个层次。首先，大家撰写的对象是可以区别开来的政治实体（中国、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等），或现代意义下可以清楚辨识出来的国家（波斯、日本、暹罗/泰国等）。在更进一步的论述中，则会处理到个别的民族、城市或地方。这自然是观察者直接的认知角度：可以亲眼看到北京的街景，而不是“中国”。不过，这种地方的视野绝非一种单纯的近处观察。随着愈来愈了解一个国家，或自以为了解时，旅行家的企图也就愈大，他们会想特别注意不同的地方和区域。“打死人，”德裔丹麦籍的东方旅行家卡斯腾·尼布尔（Carsten Niebuhr）也向一直对异国法律习俗感兴趣的大众报道说，“连在也门‘伊玛目’统治的小地方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更甭提整个阿拉伯地区。”这种细节观察，随着英国人自18世纪晚期在新近征服的印度地区所从事的详尽方志记述而达到高峰。

在国家及地方这两种层次之上，还有一个洲际的评论方式，意即比较不同的亚洲国家和文明，并概述“亚洲”及“亚洲人”，或“东方”及“东方人”。这种相当抽象的看法，绝不只在窝居在家的卧椅哲学家身上见到。每当——这常常出现——一位旅行家描述一个景象或一种行为方式，并评之为“典型的亚洲特色”时，这种洲际的评论模式就产生了作用。这三种模式几乎同时出现在丰富的文本中。如果想要掌握这三者，就必须像当代人理解这种表达方式那样，把“亚洲”视为一个整体。伊斯兰的西亚、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及往西直到埃及，甚至摩洛哥，都包含在内。特别是埃及，被视为整个亚洲的前哨站。有些人甚至如此推测，中国文化不也源自埃及吗？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愈来愈被视为“亚洲的”，也就是一个非欧洲政权。在18世纪末，提到亚洲人，几乎也把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波斯人涵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