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

在展开时，

我不能用钢笔，

我不能用毛笔，

我只能用生命里最柔软的呼吸，

留下一片值得猜测的痕迹。

——顾城，《永别了，墓地》

任何过往关于这个世界严肃和系统性的猜测都应该被记录下来。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因为我们并不希望未来的人们忘记我们。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2005年，富兰克林·阿伦（Franklin Allen）和他的两位合作者钱军教授和钱美君教授在《金融经济学期刊》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的文章。文章中，他们指出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存在一个让人困惑不解的“谜”：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这些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金融欠发达的基础上的。这一观察也被很多原本就对金融发展持怀疑态度的人拿来作为例子，证明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实有限。当然，该文同时也指出中国存在着一个规模庞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informal finance），这个非正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营经济和家庭消费的融资需求，促进了这些部门的成长。阿伦等当然不是在否认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但我们这个时代仍然知之甚少的问题：中国金融在怎样演进？它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15年后再次翻阅此文，会发现文章花费篇幅叙述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最近十年在中国有了更为充分的呈现，它与影子银行业务高度重叠，几乎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影子银行业务（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出现和不断发展，表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真实而强劲的金融服务需求，当这些需求不能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满足时，替代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运而生。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21世纪初在他那本风靡全球的《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一书中曾说：“正规体系往往为非正规体系提供存在的理由。”沿用他的表述，正规金融为中国的非正规金融提供了存在的土壤和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与不断发展其实是对正规金融低效与不作为的戏谑和嘲讽！

什么样的金融是好金融？套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所讲的那段著名的话：好的金融是相似的，不好的金融却各有各的糟糕之处。我在第二章仔细论述了金融演进的逻辑，指出判别金融好坏的唯一标准在于它能否有效降低融资的成本。为了使这个相对笼统的表述变得具体，我在这里指出好金融至少应该做的五点：金融中介必须有效率，即资金需要配置到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能够广泛地动员私有资本；能够有效规避风险并转移风险；存在着广泛的金融覆盖；金融结构是均衡合理的，一方面杠杆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另一方面，杠杆的结构也应该合理。

这是一个简单的判别标准，对应着我在图2-2中所提出的金融中介基准模型。金融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它是一系列交互关系的中心轴，这些交互关系反映出实体经济、金融体系本身、资产价格、资金流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层面错综复杂的各种动态变化。夯实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以及连接两者的这些数不胜数的各种链接，让这些动态变化呈现出均衡和谐的状态，若此，金融中介的成本就有可能下降，金融风险也有可能会被更有效地化解。

但是，这样的好金融具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怎样反映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中介的操作与流程以及金融活动的组织形式上？现实生活中，金融中介的模式随时间流逝在不断变化。甚至这种变化还带有一定的周期性。图2-1给出的金融演进的框架图反复提醒我们，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诸如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主流价值观、文化与法治、公共治理等因素，帮助形成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金融中介模式的不同。当我们的讨论话题转向中国时，我们必须理解在改革开放40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当下，金融中介的模式显然与1978年刚刚开启改革开放时有天壤之别。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通过金融的演进去思考那些推动金融中介模式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就能更好地理解金融在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并为更好地定义和建设中国好金融找到新的思想和可实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