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的优生学隐喻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游戏：假如基因编辑技术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这个技术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它和纳粹德国治下的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会如何相互形塑？

这并不是说“技术无辜”、一切都只取决于使用者自身的善恶；而是人之善恶，会直接作用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之下的伦理抉择。在一个强调“优生学”的社会，基因的“优劣”必然会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检测和编辑的技术，会成为一个判定并筛选“优劣”的技术；人的基因被编辑的技术所“翻译”出来的内容，必定会是一系列有着层级、高低并且藐视多样性的词汇，因而也必然会让人们做出所谓“优胜劣汰”的道德选择。

任何一个技术，都带着这个社会文化的烙印。在一个基因决定论的文化环境下，你没办法说类似于基因编辑的某项技术是中立的、仅仅是用来治病的。因为它身上将会不可避免地印上决定论的印记，并被驶向对基因的“优化”之上——就像你很难在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里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辩护一般。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基因编辑的恐惧与怀疑，相比起一神的宗教社会对于“创造”的违背，更多是对于人人“生而平等”信条的违背。究其原因，这种矛盾依旧是某种“基因决定论”支配下对于天赋的推崇与重视。太多东西被我们视作是由基因决定的——个性、智力、样貌、健康程度甚至道德，生而赋予的“基因”成为了我们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对基因的“篡改”，究竟是为了提升健康福祉还是消除疾病隐患，抑或是为了修改自身变得“强大”，这其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