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各种影响中，“向光”生长

李芳芳

一个个体的心理发展，确实是受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相互作用影响的，家庭环境也只是后天环境的一个部分，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个体的主观意志和家之外的环境影响。这时候的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内心世界还存在一个“我”。随着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不断增强，“我”的作用（自我调节）就会越来越大。

自2006年入职，今年已是我成为教师的第12个年头，如果要对现年34岁的自己进行评价，综合家人、同事、家长、学生的话，可以用下面几个关键词：正直热情，开朗理性，雷厉风行，幽默风趣。

我如何成长为今天的“我”，自然要从小时候说起。我认为，影响一个人性格的元素，先天遗传的本性只占一部分，后天成长的环境影响才是塑造人的重要因素。

一、家庭影响

（一）用一个镜头装不下的大家庭

外公外婆育有9个孩子，阿公阿婆育有7个孩子，这两个客家家庭的共同点是：人口众多，传统观念重。爸爸家在粤北农村，妈妈家在赣南县城，爸爸家比妈妈家更加重男轻女。

20世纪70年代末，二十多岁的爸爸离开老家，到江西入伍参军。退伍后与我二舅共事，两家在来往时，我的外公看中我爸爸，认为正直、踏实、勤劳、肯干的他，是一个值得托付女儿终身的人，于是把最喜爱的二女儿—比他小7岁的妈妈嫁给了他。

迄今为止，加上我们的下一代，外婆家四世同堂已逾50人，奶奶家有40余人，分别是两个“用一个镜头装不下的大家庭”了。特意介绍大家庭的背景，是因为这两个大家庭不知不觉影响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我。

长辈和同辈中每一位亲人性格、价值观都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小家庭都是一个精彩的小世界，每一位亲人都是我的一本教科书。我站在自己的位置，观察每一个人，用最原始的价值判断，懵懂地思考每一个人的言行，逐渐形成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

（二）个人角色陡然转变的小家庭

爸妈婚后第二年—1983年，我出生了。

很明显，对于我的爸爸来说，此事令他相当失望，妈妈对于未给想要一个儿子的爸爸生个男孩儿也是深怀愧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常说，在她怀孕期间，每个见到她身形的人都说“肚子里是男孩子”。当年每个月工资只有20多块钱，他们也舍得买几毛钱一斤的苹果，因为“肚子里是男孩子”呀。她也曾说过，在农村，像我这样农历七月（鬼月）初一出生的女孩子是要被扔掉的，而且生我时，因为难产也差点要了她的命。为此，我很长时间里觉得对妈妈非常亏欠。

尽管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大家庭里，但从小，我是最受外公宠爱的。记忆中，当货运司机的爸爸，开的是绿色的东风大卡车，经常出差不在家。每到周末，我都要坐在妈妈自行车前的横杠上，兴高采烈地从粮食局的家属楼出发，到水果摊挑一大袋子新鲜水果，前往外公外婆家过周末。一路遇到的熟人，都问候我们：“转外家（回娘家的意思）呀？”妈妈都会爽朗地回答：“哎！对呀！”我也会甜甜地接上一句：“我去公公家！”别人都叫“外公”“外婆”，我却叫他们“公公”“婆婆”。

外公家里的周末，永远有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甜馒头、油炸果子，还有外公为我一人准备的冰糖。一到外公家，我就黏着他，给他唱歌、跳舞、讲故事，给他捏捏肩膀、捶捶背，外公就坐在大屋门口屋檐下那把至今还保留着的藤椅上，眯着眼睛，晒着太阳，笑呵呵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跨过高高的水泥门槛，走到大大的长方天井边，掀开棕色清凉的竹帘，走进他和外婆的房间，从朱红色的五斗柜里端出一块巨大无比的泛着金黄色光泽的冰糖，轻轻放在一个长方形的薄木砧板上，然后拿着一把大菜刀，用刀背小心地从边缘把冰糖敲成小块。敲下来一块，他就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起来，笑眯眯地送到我嘴边：“啊—”早已馋得口水直流的我，在凉凉的、甜甜的冰糖入口的一瞬间，心一下子就变得充盈起来了。外公每每看着我的馋样，都会开心地呵呵笑，继续“当当当”地给我敲小块冰糖。

这些零食，都是已经工作了的子女买来孝敬他的，好吃的东西，他都给我留起来，等我周末来家里，只给我一个人吃。这直接导致与外公外婆同住的二舅妈的不满，她经常不高兴地说：“‘疼外甥，疼脚跟。’外姓人的孩子，迟早会没良心的。”因为二舅的女儿，我的表姐，只比我大两岁，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的外公—她的爷爷的青睐，对这些话，外公却是从来不理会的。因为被家里最有威严的外公爱着，那几年的我，没心没肺，不会察言观色，快乐地成长着。

可以说，小时候的我，过得还是很开心的。爸爸虽脾气急躁，但是经常不在家，所以印象中爸爸的角色，一直在，却甚少有共同生活的记忆。所有的生活起居，幼儿园的学习，都是妈妈在带着我。奶奶在广东老家，没有过来，家里也不存在婆媳矛盾，而我自小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性格又活泼可爱，不仅在幼儿园里受老师喜欢，在邻居之间也是人人称道的。我的妈妈很好强，她很骄傲于自己的女儿那么优秀。此外，各个姨妈要么生了儿子，想要女儿；要么还没有结婚生孩子，所以她们也都很喜欢我。因为有她们在，好吃的零食、漂亮的衣服，小时候的我从来都不缺。

1991年初，那是我第一次在广东老家看到飘雪的冬天，弟弟在老家出生了，妈妈回到江西坐月子，来道贺的亲戚接踵而至。庆幸的是，不会有任何一个“熊”亲戚逗我说，爸爸妈妈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我也并没有担心弟弟的到来，会影响我的生活。看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儿，我很兴奋，也很喜欢。看得出，妈妈沉浸在喜悦之中，爸爸那年已经36岁了，我想，对他来说，他又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弟弟的到来，是多么让人扬眉吐气的一件事情，而弟弟的出生，对妈妈来说，更是意味着名字可以写上爸爸家的族谱，回老家时，妯娌之间可以平起平坐了。尽管她是县城里的媳妇，其他伯母婶婶都是农村里的媳妇，但没生出儿子，总归是会被人瞧不起的，所以爸爸妈妈对弟弟视若珍宝。

弟弟的出生，让我在这个家里的角色陡然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外公已经过世，在外婆家，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有时间听我唱歌、看我跳舞，我开始沉默；爸爸脸上笑容多了起来，但不是对着我，而是在看弟弟的时候；妈妈每天抱着弟弟，带一个孩子都不容易，她更没有办法关注到我了。

这一年，我8岁，该独立了。

我学会了遇到事情，不再跟父母撒娇，自己想办法解决，一次不成，换一个方法再试；难过了，不再跟父母诉苦，自己处理调整情绪；跟父母说话，谨慎又谨慎，生怕哪句话不对，就惹怒了父母。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资格获得爱的人，我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在言行上努力讨好父母，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感受。

爸爸对子女教育方式的差异，也从这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他常常在与亲戚朋友聊天时透露，女孩子将来就是要回归家庭的，教育要严格，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品德言行都要符合“贤妻良母”的标准；儿子则不能管得太死板，一定要顺着他的天性，将来才有创造力、有出息。这些言论，即使是我在场，爸爸也毫无掩饰，当然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希望你给我家带来什么荣誉，但是你不可以丢我们家的脸”。这句话，看似没有具体要求，但是细细一想，这无形的要求才给人最大的压力，要怎样努力，才能够做到“不丢我们家的脸”？

这种落差，导致我的性格变得非常敏感和自卑，别人说一句话，可能是开个玩笑，我的眼眶很容易就红了。任何事情没做好，我都会后悔、担心很久，非常在乎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在这样的状态里很长时间也没有扭转过来。

那时候的我，一边心里不舒服，不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身边大多是独生子女，即使不是独生子女，家长也不会像我的父母那样对男孩和女孩的差别那么大，特别是女孩子，都是跟爸爸的关系特别好。同时，我又一边暗示自己，这是我应该做的，谁让我是家里不被喜欢的女孩子呢？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小家庭里那么多年，我变得自卑的同时，父母身上好的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我爸爸是一个不善言辞、不懂得跟别人沟通交流的人，但是正如外公当年对他的评价—正直、踏实、勤劳、肯干，当他下决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专注的，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去抱怨，而是会集中精力，积极想办法去解决。他对他的果园事业，也是从完全外行转变为专家级别的；县里想要创业的人都会过来找他咨询，我们家连洗手间里，都堆满了关于柑橘、脐橙的专业书籍，怎么开垦种植、怎么保花保果、怎么预防和治疗虫害、怎么采果保鲜、如何联系买家，这些专业知识我都耳熟能详了，而对于司机出身的爸爸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妈妈则是一个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她在职场上的周旋能力，也对爸爸的事业帮助很大，所有需要跟政府部门、客户打交道的事情，都是妈妈在做，与不同的人该怎么说话、怎么谈判、怎么待人接物，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在学习和工作中，我要求自己在能力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自认为价值观也很正，绝对不做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情，不投机取巧，有时处理事情甚至是“正义的化身”；一个问题出现，我会思考多种方法，择优解决。而我没有形成的，是主动与人打交道和“凑热闹”的习惯，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多看多听，少说话。也正因为如此，小小年纪的我，就成为了一个太过理性而无趣的人。

二、学校影响

（一）从自卑到自信，平和的校园生活

因为在家里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并且不论做什么都是错的，说话需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很喜欢学校。毕竟读好书、考试取得好成绩，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太费劲的事情。在学校里，不论高矮胖瘦、男生女生，家里贫穷还是富裕，任何人都可以公平地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收获，于是，我就带着一颗自卑而敏感的心，在学校寻求肯定，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可以说在学校，我是老师们心目中难得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我都是班长，老师很放心地把班级的事务都交给我打理；我分到哪个班，老师们都如获珍宝，每一科老师都争着让我当课代表；每一届运动会，跳高、跳远、百米、全能、接力都是我的强项；文艺汇演不论是舞蹈、朗诵还是合唱指挥，组织和统筹的工作交给我，班级节目永远是最抢眼的那一个。

我在家里和学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家里沉默而自卑的李芳芳，学校活泼而自信的李芳芳，哪个才是真正的我？多年之后，看了心理学的书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学校那个表面上看起来自信的我，骨子里还是自卑的，我的努力、我迫切希望获得别人肯定的心情背后，都只有一个原始动机—只有我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我的爸爸妈妈才会真正地关注到我，最终我才能获得他们的肯定。现在看来，当时所谓的“成功”和“荣耀”，又是多么令人悲哀。

填初中升高中的中考志愿时，爸爸为了让我能早点工作，让我去报中专。可是在接近2000年的时候，除了中师口碑好一些，其他中专早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成绩优秀孩子的选择了，我第一次认真而严肃地反抗，告诉他们，我要上大学。然而就连这样正当的“反抗”，我也没敢抬头，正视他们的眼睛。尽管最后父母默认了我的选择，也没再提这件事情，但每次大家庭聚会，姨妈舅舅们关心地问“中考压力大不大”时，我妈妈都会当着所有人的面，不冷不热地说一句：“谁知道是不是连高中都考不上。”

当时为了留生源，县里的重点高中出台了一个奖励政策，考上全县前一百名的人都有两百块人民币奖励。对我而言，这笔奖金自然是稳拿的。在成绩出来、奖金还没有发下来的时候，我就怯怯地跟妈妈提议：能不能用这两百块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因为高中的早自习很早，晚自习太晚。当时妈妈不置可否。后来因为县里财政紧缺，只给前一百名考生每人发了一百块钱。预料中的是，这钱交给了父母，最终也没有花到我身上。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因为爸爸处于创业阶段，需要对果园不断投入，妈妈又生了弟弟，辞去了工作，完全成了家庭主妇，在物质上，家里还是比较窘迫的。小学开始，我就穿二舅家大我两岁的表姐的旧衣服；初中开始，身高猛长，我就轮番穿三姨、四姨、五姨的旧衣服；连每年过年，都是各个姨妈轮流给我买新衣服。姨妈们的旧衣服，都是成年人穿的，穿在虽高却瘦弱的我身上，总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有一次，我穿着四姨的一条无袖连衣裙，外面配一件蕾丝外套，衣服很漂亮，但明显不适合一个初二的女孩子。晚自习上完，准备和同学一起回家，在校门口遇到学校一位快退休的男副校长，天色比较暗，他没认出我，就很嫌弃地看着我说：“你一个女学生，怎么可以穿成这样？”当时我觉得无地自容，原来“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呀！直到高二，我已经长到168厘米，家里再无人可以给我提供合身的衣服了。那一年11月份运动会的时候，时隔那么多年，我的妈妈终于给我买新衣服了。是两件高领毛衣，一件纯黑，一件纯白。当时运动会结束后，我回到家，楼下传来妈妈回家的声音。她在一楼叫我下来试穿这两件毛衣。我激动地把毛衣套上，虽然有些偏小，但是很温暖。这两件毛衣，我一直留着，穿到大学，毕业后还带到了龙岗。

那些年，每天早上一块钱的早餐费，从来都是不多不少地出现在我上学要路过的客厅桌子上，用茶色烟灰缸压着。中午基本都是自己在做饭，有时候做一个人的，有时候做我和弟弟两个人的。那个时候的我，就学会了充分利用家里能找到的每一样可以成为食物的东西，尽量变着法儿让我俩都能吃下去；以至于到现在，不论什么时候去菜市场，看到任何一种菜，我都可以设计出多种做法。晚上把米饭做好，有时候妈妈回来炒菜，有时候自己把菜炒好，吃完了去写作业或上晚自习。直到高考前的一个月，妈妈中午和晚上都会给我准备好饭菜，每天客厅桌上有新鲜的又大又紫的葡萄，洗过后上面还挂着晶莹的水珠，我剥开一个尝一口，真甜啊！现在不论身边谁要高考，我都会认真地建议：考试前要多吃葡萄哦。因为我心里就是觉得，是吃了那么甜的葡萄，我才考得好的呀！

父母这个角色，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他们的一言一行，也许是无意识说出来、做出来的，但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自己最重要的依靠和安全的港湾，父母的一句话、一个行为，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

高中三年，还要感谢我的两个好朋友。我们仨从高一相识，一起在教室探讨学习；一起在课间踢毽子、聊心事，释放学习的压力；一起在早自习后尝遍学校周边的早点铺子；一起在晚自习后手挽手开心地回家；在其中一个身体不适时，另外两个一起请假，护送她回家，顺带逃一节不想上的政治或历史课……上大学后虽然没有在一个地方，但是到现在近二十年，依然会每年相聚一次，每次相聚都“如初见”。她俩一个是三姐妹中的老三，一个是两兄妹中的妹妹，在家里都深得父母的宠爱，所以性格乐观、阳光、上进，跟她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她们对待人和事的正面态度，对我影响至深。感谢她们出现在我生命中，让我懂得悦纳自己，更爱自己。

后来我成了县里的文科高考状元，这是学校意料中的事情。而我的志愿选择了北师大，却是大家意料之外的事情。然而这一切之于我，却是命运。

中学阶段的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觉得比起北京的粗粝、广州的市井，上海应该是一个更富有活力和气质的城市。尽管这几个城市我都没有去过，只在电视里见过，可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就是喜欢这样的繁华呀。因此在高三多次填写高考目标卡时，我写的都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然后郑重地贴在班级的目标墙上。

对我来说，上海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当年“上山下乡”时，分到我们县的一个上海“知青”，回城后事业有成，不仅给县里的中学捐赠了许多教学楼，还为那几年的高考生提供了一个助学项目—考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他免费提供的四年学费和生活费，毕业后需要定向为他的公司工作五年，五年后可以自己选择其他工作。我多么想上大学不再花父母的钱啊，这样会让我的爸妈很开心吧。

从来不跟我多说一句话的爸爸，这个时候把积存了多年的话语，统统释放出来了，只为一件事—高考填志愿。

多年来，我和爸爸的对话就是这样的—

放学：“爸爸，我回来了。”

“嗯。”

上学：“爸爸，我去上学了。”

“嗯。”

晚饭：“爸爸，吃饭了。”

“嗯。”

而这一次对话，全程是爸爸讲，我听。他跟我分析为什么不让我去上海，为什么不让我加入知青的助学项目（不用在经济上受制于别人），一个女孩子将来最好的职业、生活、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女孩子将来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又能照顾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职业是最为合适的—教师。以我这样的成绩，师范学校中最好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于是我的志愿中的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都是我爸爸研究了两天志愿填报书，一个一个列好，让我一笔一画抄写在志愿填报的档案袋上的。为什么没有反抗？因为他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力反驳。交志愿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惊讶地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却不好意思看他，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学校鼓号队的师弟师妹们，敲锣打鼓地把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挨家挨户送到高考生家里。这样一个“长脸”的时刻，我的父母也依旧没有在家，在街坊邻居羡慕和赞许的眼光中，我接过这样一个名字让我感到陌生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没有一丝兴奋。既因为这么重要的时刻，父母没在身边，也因为我的分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录取线，但是那已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2002年，恰逢北师大百年校庆，学校举办完校庆活动，才让新生报到。妈妈破天荒要送我去北京。我有些暗喜，受宠若惊，还有些无所适从，我要单独跟我妈妈相处几天了。

从县城坐大巴车去赣州市要7个小时，再从赣州市坐绿皮火车的卧铺到北京西站要24个小时。去赣州要经过一个非常陡峭而曲折的盘山路，妈妈和我都晕车，但是当我在大巴忍不住吐了时，她却强忍着难受照顾我，让我靠在她肩膀上时，那一刻，我的心倏地柔软了。那么多年，我在心里对她设置了一道墙，父亲是一直不爱我的，我知道，但是妈妈以前是爱过我8年的呀，那么真切的爱的感觉，却又在弟弟到来后，那么迅速地消失了。曾经我觉得只要对妈妈没有期望，就自然不会有失望，不再期待她爱我，那么她不爱我了，我的心也不会被任何事情伤到。

当出租车把我们带到北师大的南门（不算正大门，但是我不知道），卸下行李的那一刻，看着这百年老校的门居然那么小，门墙是灰不溜秋的砖块，旁边的宿舍楼也是蓝色和红色的老旧砖砌成，加上当时是9月中旬，已经入秋，秋风一吹，眼前之景显得更加萧瑟。我的委屈，我的不甘，我的愤怒，一下子化成泪水—这学校怎么那么破！旁边一位同样来送新生的家长，看到我哭了，还带着东北口音笑着说：“这孩子，那么激动呢？”可是只有我知道，我想我的新闻系！我的复旦大学！我的上海！后来又哭了一次，是妈妈回学校南边宾馆拿行李，准备出发去西站的时候，看着她在学校门口坐上人力三轮车，从靠背旁探出头，朝我招了招手，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然后她迅速扭过头坐正了身子，不再让我看到她哭的样子，我的泪也止不住涌了出来。这种跟母亲之间的情感，似乎从未经历过中间的隔阂，那么自然，就像回到了从前弟弟未出生的时候。

后来的大学生活，让我不再后悔来到北京，来到北师大。这座城市，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粗粝，而是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这所学校，并不是想象中只跟“师范”有关，我进了学校开设的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实验班，实验班可以去各个院系旁听专业课，学校也安排了每个专业重量级老师给我们开专业课。班里的92位同学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带着不同的文化和各自的特点，让这个班级充满了活力，让人不断地感受到真正的“优秀”。我渐渐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享受着成为其中一员的舒适和快乐，像是又回到了我那“一个镜头装不下”的大家庭中，观察和学习每一位同学的闪光点。在这里，同学们是那样朝气蓬勃、包容睿智、友好豁达，敏感的我也渐渐阳光了起来。

大二和大三的暑假，我接了文学院的助教工作，一共带了4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来北京参加汉语夏令营的大学生，有学心理的、历史的，还有学计算机的。我的英语和中文很好，就负责辅导他们的课外作业，与他们用中文聊天，周末与其他的助教一起，带他们逛北京。与美国学生的接触，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心态“平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从容不迫，积极想办法解决，不抱怨、不急躁，注重团队的协作，既保持自己的独立，也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这对我的处事方式有很大的影响。每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的阳光笑容都会给我巨大的力量。

一个个体的心理发展，确实是受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影响的，家庭环境也只是后天环境的一个部分，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个体的主观意志和家庭之外的环境影响。这时候的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内心世界还存在一个“我”。随着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不断增强，“我”的作用（自我调节）就会越来越大。

这几年在北京的生活，使得原本由我为自己设置的、包围在我四周的一层硬壳，渐渐被软化、打开，“阳光”照了进来，让我开始注重自己的感受，不再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而生活。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或让自己不适的事情，我会明确地拒绝，努力了却没有做好的事情，反省之后，我也不会让自己长时间承受“负罪感”，说话不再小心翼翼，学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与人沟通。

现在看来，当时的我许是还年轻，价值观依旧以“正直”为标准，很多事情在我眼里“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看问题的角度过于自我。

（二）人生岔路口的选择

转眼到了大四。大四的生活无非就是这几个主题：保研、考研、考公务员、出国、毕业找工作。

爸爸妈妈希望我留在北京，可以找一个学校留下来教书，或者考公务员。让我留在北京的理由是，我们的大家庭没有人在北京的，以后家人过来办事或读书，有个落脚的地方。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四年下来，我感受到，北京一定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城市，但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

大四上学期，学校安排我和一部分同学到东直门中学初中部实习。实习的过程中，接待我们的主任很明确地表示，他们需要老师，但男生优先，其次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第一次直面“性别歧视”的存在，同时我们也忽然重新审视以前一直不为我们重视的首师大。当时刚好有一位女生是首都师范大学大四的实习生，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受欢迎的理由—四年来，我们学得很快乐，老师在课堂上跟我们聊得更多的是理论研究和个性化思想，而首师大的学生是用四年在踏踏实实学习怎么当老师，研究教材、研究教法、研究学生。我们这群人是在实习中才开始学习怎么当老师的。留北京教书这件事情，难之又难。

大四的课程相对轻松，于是我报考了国家级的公务员和北京市的公务员。国家级报考的是政协的工作，考试地点在丰台区体育馆旁边的一个职业学校。我从海淀区北三环跑到遥远的丰台区，为了早上能及时赶到，还订了一家宾馆住了一晚，可是笔试成绩以0.07分之差，无缘面试。北京公务员的考试是考取公务员证，而非对口职位，地点在百万庄的职业技术学校，证很容易考到了，但是拿着证要找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许多单位注明只要北京本地生源，而要求较宽的，专业也对不上。对此，爸爸还建议我去当北京的“村官”，我果断拒绝了。

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同时，我也在准备报考研究生，原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圆高中复旦梦的机会。大四国庆假期期间，我联系了在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就读的高中同学，去了一趟上海，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这所学校依然让我热血沸腾，但是这几天的上海之旅，却改变了我对上海的印象。公交车、地铁上，很多老人是站着的，年轻人冷漠地坐着听音乐；大街上的一些行人、宾馆的一些工作人员，说话太尖酸刻薄，跟我待了四年的北京差得太多了！就像一个让我一直心心念念爱恋许久的人，突然做了一件道德败坏的事情，触碰了我的底线，心中上海的完美形象，一下子就崩塌了，我果然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一瞬间，我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不要来上海了。后来工作了，又到过上海两次，依旧不那么让我喜欢，尤其在深圳这座城市工作之后，有了鲜明的对比，我的这种感受，就愈加强烈。这是后话。

我报考了文学院新开设的研究生专业—对外汉语，这个专业需要有较强的中文和英文背景，很适合我，但是我唯一没有料到的是，因为是新开设的专业，所以学院这些年是不会有奖学金的设立的，第一年在国内就读，第二年一整年到美国就读，第三年则视其在美国的表现，优秀的就留在美国常住，可以获得在美国孔子学院教书的机会。那么问题来了，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专业读三年，我要继续向父母伸手要钱，尽管以勤工俭学之类的方式可以减少一些，可是高额的学费还是让我没有办法完全独立。

2006年4月份，一个新的选择摆在了我的面前。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来北师大招生，深圳这座城市，我去过两次，因为有不少家人在深圳工作，所以也大致了解。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我对城市选择的困惑，也解除了我对读研经济压力的纠结。

离开象牙塔，我就要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去面对全新的人与事了。

三、工作影响

2006年的8月份，经过教育局和教师进修学校在龙城高中举办的为期一周的新教师培训，我正式踏上了教师的职业岗位。慢慢地，我明白了爸爸的苦心，对于性格耿直、不谙职场规则的我来说，到学校这样一方相对纯净的天地，确实是对我自己更大的保护。因为只需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教好书、爱学生、积极与家长沟通，无需钻营人情与世故，工作一下子就变得纯粹起来。特别是在深圳这座城市，没有排外、没有歧视，每个人都致力于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尤其是我所在的福安学校，用小毛校长的话来说，“有其特有的宁静”。

不过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教师的职业，还是要与人打交道，再单纯的环境，因为每个个体先天个性与后天经历的差异，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同事、家长和学生。

学校的老师来自全国各个地方，初到学校报到，与我一起分来福安的就有来自湖北、重庆、广东、河北等地的应届毕业生。巧的是，每个人的学科都不一样。我们都被安排在了初中起始年级—七年级办公室，每天在办公室一起工作。第一年都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里，下了班一起吃饭，在办公室聊天，或相约去逛龙岗各个有特色的地方。单身生活着实惬意，大家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回想起那些年，觉得找到了稳定工作，又毫无别的负担的我们，在其他老师眼中，该是太过稚嫩的、说话无所顾忌、做事全凭冲动干劲的一群年轻人。

至少我就是这样的。

在学校行政领导第一次见我们几个应届毕业生的时候，德育主任就问我们：“你们可以担任班主任工作吗？”其他几位没有作声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的。”我全然不知道，在还不了解学校工作要求、当地学生特点的情况下，要做好班主任工作，其实应该从“副班主任”开始，跟着有经验的班主任学习；也全然不顾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学过怎么上课、怎么当老师，仅有短短的几个月实习经验，专业教学能力压根没有得到提升，且新接班级管理的琐事奇多。因此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刚上岗就当班主任，“危险系数”还是蛮大的。

从小，遇到麻烦或问题，我不习惯请教别人，全靠自己观察、模仿、摸索、尝试。也许是因为父母常常太忙，没有耐心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不敢问，而学习上的事基本可以自己搞定，因此家长会上，我的妈妈回来反馈老师的评价就是：从来不请教老师问题。这个习惯在学生时代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弊端。而刚毕业的我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工作中，就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教师的工作，是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身边人的方法和经验的，不管是班级管理的工作，还是教学的工作。

与学生的第一次见面，我就碰了一鼻子灰。

学生报到，发完新书后，需要安排学生打扫尘封了一个夏天的教室。想着我跟我第一届的学生也不过十岁的年龄差距，于是我把班主任的角色定位为他们的“姐姐”。因为以前实习的时候，接触到的东直门中学的学生都是很乐于跟老师和实习老师沟通的，上课能认真投入到让我不得不仔细斟酌说的每一句话会不会有漏洞；下课后又能与老师互相开开有分寸的玩笑。于是我充满期待，亲切地对我第一届的学生说，我们要在这个教室里一起学习一整年，一会儿放了学，愿意留下来打扫教室的同学，我们就一起来把教室打扫干净吧！

一听到“放学”，原本在教室里安静坐着的学生们呼啦啦全站起来，收拾好书包，用各种方言（我听得懂的客家话居多）呼朋唤友结伴从教室前门后门蜂拥而去。站在讲台上的我一下傻了眼，慌乱之中，叫住走得比较慢的几个女生，让她们留下来和我一起打扫教室卫生。看着隔壁班一群男生女生分工有序，打水的打水，扫地的扫地，擦窗户的擦窗户，摆桌椅的摆桌椅，而我的班里只有三四位女生在稀稀拉拉地这里擦一下、那里扫一下，我瞬间感受到了班级管理的压力，也第一次意识到，“规矩”和“底线”有多重要。

接下来与学生、家长的接触，更是让我唏嘘。东直门中学的学生，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开家长会时，一个家庭来参会的家长甚至会多达6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每个孩子很注重自己的衣着，都是穿校服，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男生头发理得一丝不乱，女生一半是清爽的马尾，一半是利落的齐耳短发；走路都昂首挺胸，见到老师都落落大方，面带微笑，打招呼声音响亮；课间学生谈论的，不是天文地理，就是军事历史。而福安的孩子，以本地村民、潮汕生意人，还有一些外省来深建设者的孩子居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公务员子女，相应地，也只有这不到十分之一的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最多有生了7个子女的。开家长会能来一半就不错了。那时候初中生之间流行“窄脚裤”、韩式长外套，女生刘海遮目，男生长发遮耳，走路弓着背，长袖遮住手；看到老师也会打招呼，但是会用手掩住嘴巴，害羞地说一声“老师好”；男生课间谈论的，基本是网络游戏、篮球明星，我们班的女生倒是挺乖，下了课也是小声说话。

在深圳，“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的差别很大，主要原因，我想在于经济状况和中考招生政策上。众所周知，在房地产经济飞速发展又寸土寸金的深圳，“本地人”有许多自建房和土地，还有村里的分红，任何一次的拆迁，都可以造就一批“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因此，班里有本地男孩子就非常骄傲且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老师，其实我不用努力读书的，以后坐在家里收房租就好了。”后来家访，果然证实了这一点。不仅仅是他，许多本地的家长，都或多或少地向我透露了这种想法，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生活的。而“外地”学生，多是来深建设者或做些小生意的家庭的孩子，父母有些不是那么富裕，有些在深圳发展得很好，但他们教育子女的方式，都非常纯朴而传统，用言传和身教，让自己的孩子明白：“想要有所收获，就要靠自己的付出。”抛开天资的差异，外地学生的的确确比本地学生要认真、勤奋和努力。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来自于深圳的中考招生政策，因为公立高中学位与户籍挂钩，所以，考同一所高中，在标准分的背景下，非深户的学生要比本地户口的学生高出一百多分。在这个基础上，成绩不够优秀的非深户学生，就算考上了，还需要每年交一万的借读费，非深户转深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难，那么作为一名非深户的学生，需要多努力，不言而喻。

面对首次接触的学生群体和家长群体，我也应该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与自我定位。在此期间，学校的一个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她就是一直用“正能量”引导我的婉贞老师。

比我小一岁的婉贞是个非常真诚而且坦荡的人，她的信条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抱怨是无效的，第一时间想办法，认真去解决就对了。她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都是淡淡而坚定的。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真正要做到它，需要很强大的内心。作为一线的教师加班主任，每天在教学和班级管理上会遇到很多烦琐的常规事务和让人措手不及的突发事件，很庆幸，我从毕业开始到现在跟婉贞在一个办公室共事了很多年，可以听到、看到、请教到许多她做事的方式方法。是她教会我找准老师的定位：做一位让学生敬畏的老师，“先小人，后君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她教会我遇事不抱怨、不拖延，科学合理地安排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我在工作岗位上，从开始的慌乱，逐渐过渡到日渐从容。

孔子有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任何一个环境里，择友都是一门学问。

四、自我“磨合”影响

我参加工作之后，父母依然沿袭以往的做法—因为我的女儿很独立，从小就让人省心，所以不需要过问她的生活起居。

妈妈只在我工作一年后的暑假带弟弟来深圳玩，进过一次我工作的学校。而爸爸，在我告诉他我准备结婚后，来深圳看了看准女婿，待了三天就回家了。与以往不同的是，也许“经济独立才有发言权”，我的大事，如结婚、买房、买车、怀孕、生孩子等等，父母不再干涉，全由我做主，哪怕我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建议，他们也都回以“你自己决定，我们什么都不懂”。怀孕的整个过程，父母也没有来看过我，直到生孩子的前一天，正值过年放寒假，妈妈带着弟弟过来了，等弟弟要开学，他们又回去了。

相反，弟弟读高中、考大学、毕业找工作、选择妻子、在深圳买房装修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父母处理得非常强势，几乎可以说是包办。我渐渐成了父母的“智囊团”，对安排弟弟的所有事情，他们都会征求我的建议、询问我的看法，我很乐意告知父母我所了解的一切，也会很客观地分析每个选择的利弊，当然也会适时提醒他们，要学会放手让弟弟对自己的人生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很遗憾，他们的做法背离了关于养男孩儿不要管得太死板的初衷；我也清楚地感受到，得到了父母一切扶助却失去自由的弟弟，并不比从父母那里什么帮助都没有得到的我快乐。

原生家庭的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力之大，足以伴随一生，虽然通过后天外界环境的影响和个体内在的努力，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影响的烙印，是深入骨髓的。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也正在给自己的孩子建构属于他们的原生家庭环境。我所缺失的，正是与父母之间建构的健康的家庭归属感，而我要努力的，并不是摒弃我的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而是要原谅父母。原谅，不代表他们过去做的就是对的，而是不追究。没有人天生会养育孩子，毕竟他们本身也是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父母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做不到，也一样会内疚和自责。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或许他们的出发点也是“爱”，只不过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我要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今天的幸福快乐上，我从父母身上，不也继承了许多美好的品质吗？所以，在创造自我原生家庭环境这件事上，变化才是不变的道理，多向外学习和借鉴教育理念，多向内对照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反思。人的成长，最终都是自我磨合的过程。

五、不负春光，“向光”生长

感谢这次能对人生粗略回顾的机会，让我可以把成长的碎片串连起来，一边回忆，一边反思。

回忆过去的种种，有辛酸的泪水，也有阳光的温暖；那些人，那些事，我都不曾也不会忘记，它们都长在我的骨血里，造就了今天的我。有人说，要感谢苦难，因为苦难才使人懂得了真正的生活。对上面这句话，我并不认同，我觉得苦难是不应该被赞颂的，如果有选择，我一定选择避开它们，因为它们会实实在在地侵蚀和扭曲人的内心；如果要感谢，应该感谢及时走出苦难的自己，走出苦难后重生的自己。

今年34岁的我，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但是对于自己过去的成长，我还是要对自己给予肯定。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会继续像一株植物，不论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都努力地汲取养分，向着阳光的一面，野蛮生长，用自己积极的态度去影响和帮助更多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