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分类阅读理念导论

第一章 知识分类与图书分类

第一节 知识分类：图书分类的基础

一、古代知识分类

在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知识世界中，人们出于学习、传播、交流、讨论、研究等需求，总是想要将知识分门别类。早在周朝就出现了知识分类的萌芽。《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此教育体系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相当于现在的六门学科。

到了战国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提高，出现了“百家众技”的职业分工。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荀况把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具体知识，提出有“精于道者”“精于物者”，指出“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即精通于某种具体事物的人可以让他来治理这一类事物，精通于道的人却可以治理各种事物，而“精于物”的具体知识里面又有“志于天”“志于地”“志于四时”之分。

汉代以后，较为典型的知识分类体系首推西汉经学家、天文学家、目录学家刘歆提出的“七略”分类法，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类。这一分类体系一直影响着我国后来的知识分类和图书分类。

现将“七略”的分类体系列举如下：

辑略 总论

六艺略 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

诗赋略 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

兵书略 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

术数略 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我国古代另一知识分类系统是四部分类法。西晋律学家、文学家荀勖在编撰书目《中经新簿》时，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创立四部分类体系。甲部记六艺及小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唐初魏徵等编撰《隋书·经籍志》，始将甲、乙、丙、丁四部名称换成经、史、子、集，使四部分类法成为更为完善、更加切合实际的分类体系。唐代以后，又对四部分类体系略作增益调整，大体趋向更为细密合理。清代乾隆年间纪昀等学者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四部分类体系的总结，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统分44类，内容覆盖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地理、算学、生物学、农业、占卜等，是研究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这既是知识分类体系，也是图书分类体系。《四库全书总目》类目如下：

经部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 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集部 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西方最早提出知识分类体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认为知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基于此，他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理性知识，即用推理、比较、分析等辩证法研究的知识，这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第二类是物理知识，即数学、天文、生物等学科的考查，他认为同样应该采用辩证法去研究，而不管客观事物；第三类是伦理知识，即关于人的行为和意志的知识。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将人类已有知识系统化，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大类。“纯粹理性”指几何、代数、逻辑之类可予以精密研究的学科；“实践理性”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做出选择，用来确定命题真假、对错，以及行为善良与否的方法，如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技艺”指那些无法用言辞传达，似乎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握的知识，如建筑、医学、雕塑等。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体系门类齐全、逻辑严密，在古代西方影响最大。

西方第一个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按研究对象将知识划分为三类：物理学，研究自然及其规律；逻辑学，说明认识自然的方法；伦理学，使人类获得幸福的学说。这三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雏形。

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被公认为世界科学史上对知识进行系统分类的第一人。他依据人类思维方式的特征，将知识分为三大类别：史学，即记忆的科学，包含历史学、语言学等；诗学，即想象的科学，包含文学、艺术等；哲学，即理性的科学，包含人类哲学、自然哲学等。

二、现代知识分类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积累，人们逐渐将知识细分为文学、音乐、物理、数学、天文、哲学、军事、经济等诸多学科。近代的知识分类体系通常将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类别，这也是现代最为大众理解和接受的知识分类。

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的具体科学，研究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通常可分成两大部分：理论形态的自然科学（理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技术形态的自然科学（工科），如医学、建筑学、材料学、机械学、测量学、气象学、环境学、地质学等。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具体科学，力求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例如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为研究认识之对象，并通过这种认识来为人类社会之有序管理、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手段。

人文科学涉及对人的问题的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它围绕着关乎人的心灵世界、关乎人的精神生命主题而展开种种思想、观念、知识与理论的探索。它以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为研究的中心，以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学术探索的出发点与归宿。对人文科学，最粗略、最通行的划分就是“文、史、哲”，即文学、历史学、哲学。较广义的人文科学还包括艺术、语言等。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领域，既相互有别差异明显，又相互交叉联系紧密。纵观近代发展史，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片面追求征服自然和物质文明。1948年，建筑学家梁思成针对当时教育界文理偏科现象做过一场题为《走出半个人的时代》的精彩演讲，呼吁人们要重视人才的全面培养。他说：“不能培养只懂科学、不懂人文，或者是只懂人文、不懂科学的毕业生，这样的人不能够也不可能成为大家。只有既懂得人文又有人文才能和人文精神，既懂得科技又有科技能力和科学精神，两者交融起来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家，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创业新人。”

仓廪实而知礼节，现代人对物质的追求，早过了解决温饱的阶段，开始精神上的追求了。与自然知识不同，人文知识给人以美的熏陶和善的教化，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而是精神上的修养与再塑。精神作为一种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影响社会秩序的因子。

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每个人开拓生命境界的需要，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在知识结构上也从“重理轻文”向“文理并重”做着交融性努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也顺应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正如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所说：“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

第二节 图书分类：分类阅读的基础

一、中国古代图书分类

知识的分类为人们检索浩如烟海的文献，学习百科千门的知识建立了一条便捷又可靠的科学通道。知识分类的思想奠定了图书分类的哲学基础。各家知识分类学说，对世界范围的图书文献分类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甚至成为图书分类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支柱。

在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与知识分类理论基本一致，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源于“七略”的六分法。“七略”中的辑略是刘歆写在最前面的学术简史，总括先秦两汉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故实际只有六大类；二是在《中经新簿》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形成的四部分类法，在分类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

19世纪初，西学东渐。先进的西方印刷技术也传入中国，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促使图书出版的规模日益扩大，中国传统的四分法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图书品种和图书数量。1896年，为介绍西学，提倡变法维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登《西学书目表》，著录西文译书约300种，分西学、西政、杂类3大类。其中，西学类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13类；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10类；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5类。

《西学书目表》的图书分类体系冲击了中国传统学术界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3大部类的雏形，对中国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分类法的产生有一定影响。书后还附《读西学书法》，介绍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等读书方法，以指导治学门径。《西学书目表》中介绍的图书和编制这一目录的方法，在当时都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图书分类方法也相应得到发展。1904年，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今绍兴图书馆）开馆，内藏古今中外图书7万余卷。其所编《古越藏书楼书目》分学部、政部两大类，学部包含二十三类，政部包含二十四类，打破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将许多“新学”之书与“经”并列，较早而系统地反映了近代科学体系。目录学家姚名达十分推崇《古越藏书楼书目》，表示“谈最早改革中国分类法，以容纳新兴之学科者，要不得不推《古越藏书楼书目》为最早也”。

二、世界三大图书分类

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形式的变革、西方思潮的涌入，促使图书分类体系“依类以归书”，代替古代“因书以设类”。西方图书分类法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简称DDC或DC）。

该分类法由美国图书馆专家麦尔威·杜威（Melvil Dewey）创制，l876年发行第l版，是国外通行分类法中出现最早、流行最广的图书分类法，对世界图书馆分类学有相当大的影响。目前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被世界上135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所采用。在美国，几乎所有公共图书馆都采用此种分类法。

《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把所有的学科归纳成九大类，不能归入任何一类的总为一大类，共10大类。每一个大类下再分为9类加1个“总论”类，依次类分下去，形成一个完整的层层展开的等级体系。以三位数字代表分类码，共分为10个大分类、100个中分类及1000个小分类。10个大分类类别如下：

国际上另一有代表性的分类法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简称LCC），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馆长乔治·赫伯特·普特南（G.H.Putnam）主持下根据馆藏书编制的综合性等级列举式分类法。

LCC不采用知识分类原则，类目的设立与次序不追求严格的科学分类，不强调整个体系的严密性，偏重于历史、社会科学和文学。各类的细分程序取决于该馆藏书的数量和内容，由各知识门类就自己的学科领域逐类立目。分类号由字母与数字组成，数字部分按整数顺序制编号。此分类法实用性强、类目详尽，不但适用于综合性图书馆，也适用于专业图书馆，是不少美国高校图书馆采用的图书分类法。共分20大类：

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家以《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为蓝本，编制了中国图书的分类法30余种，如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后改名为《杜氏图书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等。1949年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书馆事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各个图书馆先后编制综合性和专门性的分类法多达几十种，其中，《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是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分类法，也是当今国内图书馆界使用最为广泛的分类法体系。

《中图法》是图书管理中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分类法，它的编制始于1971年，至今先后出版了五版。《中图法》与国内其他分类法相比，编制产生年代较晚，但发展很快，它不仅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传统图书分类法的编制经验，而且吸取了国外分类法的编制理论和技术。《中图法》以知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文献出版的实际为基础，将分类法科学性、可操作性有机统一，强调实用性和工具性。在保证综合性分类法的基本前提下，照顾到专业图书馆文献分类和网络信息组织的需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以及各学科专业类目的深度。

《中图法》是一部既可以组织藏书排架又可以分类检索的列举式、等级式体系组配分类法，该分类法主要供大型综合性图书馆及情报机构类分文献、编制分类检索工具、组织文献分类排架使用，同时可供其他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图书情报单位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使用。目前，《中图法》已普遍应用于全国各类型的图书馆，国内主要大型书目、检索刊物及各类型机读数据库等都著录《中图法》分类号。

《中图法》分为5大部类，22个大类，51881个类目（包括通用类目）。第五版简表如下：

我们讨论图书分类时，需要考虑使用场合。上述诸分类法是以知识分类为基础，根据学科发展现状进行的分类，主要供图书馆工作人员对馆藏文献资源进行分类编目，建立馆藏目录体系，方便读者查阅。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更为大众所熟悉的图书分类方法还有按读物主题、题材、体裁、风格、流派、地域、时代、作者等进行分类的方法，较为通俗易懂，在此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