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官方传播、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

“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的，每种类型的传播同时也是社会传播这个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宋代信息传播就类型而言，有官方传播和非官方传播，其中非官方传播又可分为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

一、官方传播

官方传播是统治者借助特定的传播媒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信息的传达、沟通和交流，以维护和巩固统治的传播形式。

（一）宋代官方的传播机构

1．文书机构与出版机构

宋代中央政府发递文书通常有两大管道：一是向上转呈文书的机构，由进奏院、通进银台司、閤门司、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一类的职能机构负责转呈臣僚章奏与吏民邀驾进状。宋承唐、五代旧制，由各州郡在京城设置进奏院，选派官员进行管辖，这种分散状况既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带来一些实际问题，如“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多至百数，混于皂隶，不复齿于衣冠之列”，“外州将吏不乐久居京师，又符移行下率多稽迟，或漏泄机事”。因此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采纳起居郎何保枢的建议，在大内侧近设立都进奏院，选任进奏官，“令三司各给铜朱记一，则曰某州、某军进奏院，或兼管二三州军，亦共给一记”，对原来各进奏院进行整合和统一管理，“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凡章奏至，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官司。凡奏牍违戾法式者，贴说以进”。其职能之一即是负责转呈各地文书。通进银台司为通进司、银台司的合称，始置时间不详，至迟太宗时期已被整合成为一个由通进司、银台司、发敕司和封驳司等四司组成的主管文书运行的机构，为承转中央和地方各种文书的总枢，“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牍，及閤门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以进御，然后颁布于外。银台司，掌受天下奏状案牍，抄录其目进御，发付勾检，纠其违失而督其淹缓”。閤门司负责皇帝朝会、宴享时的赞相事宜，接受“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兼具通达奏状、下发诏敕的职能。登闻鼓源于先秦时期的谏鼓、路鼓，据传尧曾在庭中陈鼓，便于民众击鼓进谏。周代在天子起居之所大寝外置路鼓，由太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汉代沿袭周制，击鼓言事，诸如图谋不轨、蒙受冤屈皆可申诉，自魏晋开始历朝均设登闻鼓，受理冤屈。唐代明确规定，“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若身在禁系者，亲、识代立焉。立于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于鼓者，右监门卫奏闻）”。宋初立国，太宗于雍熙元年（984）七月庚申，改唐代匦院为登闻院，淳化三年（992）五月辛亥特诏设置理检司，并置鼓于禁门之外，称为鼓司。真宗景德四年（1007），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改登闻院为登闻检院，置鼓于宣德门南街东廊。“登闻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并置局于阙门之前”。宋室南渡，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恢复设立鼓院和检院，均隶属于谏院。鼓院和检院负责承接受理和转呈吏民因申诉、请愿、呈献、举告、议政等无法依照正常程序而投递的章奏表疏，但对其范围有所限制，如太宗端拱元年（988）规定：“自今除官典犯赃、妖讹劫杀、灼然抑屈，州县不治者，方许诣登闻院。”当事者不分高低贵贱、文臣武将，“每进文字，须诣登闻鼓院，与农民等”。对于两院所进词状皇帝一般情况下需要亲自御览，然后指派专员进行处理。这一“通下情、达冤抑”的制度在君主和臣民之间架起了一座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对于惩恶扬善、伸冤雪滥、纠弊救时起到了积极作用。投匦为下情直达天听的另一重要方式，“匦，匣也”，唐时朝廷设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宋代沿袭唐设匦函的故事，雍熙元年（984）“改匦为检”，乾德四年（966）六月二十三日，太祖诏曰：“今后应诸色进策人，并须事关利害、情绝虚浮、益国便民、言直事当者方可为策。即不得乱引闲词。其所进事条，仍不得过五件已上。如是已经晓示不行者，亦不得再有投进。宜令匦院侯有进策人分明晓示，先取知委文状及通指安下处所，方得投匦。如有违越，并当劾断。如是本官官吏不切晓告，当行朝典。其余申冤论事，不在此限。亦不得腾越，须曾经本处论诉，不与施行，有偏曲者，方得投匦。”对投匦的程序数量、文状内容、违制者的惩处等作了明确规定。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二十三日，仁宗诏曰：“其登闻检院依旧外，宜置理检使，匦匣为检匣。应诸色人除奇巧技术妄邪不干正道事件不得上言，及常程公事自依久来体式，令逐处官司、鼓院收接外，如有指陈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枉累经诉理未获辨明，或事干机密，并许诣检投进。”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廷得失的上书，从此形成理检院与登闻鼓院、检院三者并立之制，基本沿用至宋末。

二是向下传达文书的机构，如进奏院、通进银台司既负责向上呈递文书，也肩负向下传达政令之责，通进司承受发放皇帝“每日降出御封”，“用黄绢夹袋盛贮，令监官重封，并亲书题写姓名、时刻、承受谨封等字，即令承转亲从官赴所属发放。不得用雕造阶位印子及令人代书姓名字”；进奏院“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降于诸路及州府军监”，进奏官“每日早，集内前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诸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递”，通过在京递铺向各州传达政令文书。专设的发敕司“掌受中书、枢密院宣敕，著籍以颁下之”，负责下发出自中书及枢密院的文书。除了基本的政令信息传播的管道外，还有特殊的传播途径，如内侍机构内东门司、御药院、入内内侍省也可直接下发或直接通进臣僚部分机要章奏，如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诏皇城司：‘今后雄州递直赴内东门进下，每旬据数报枢密院”；熙宁五年（1072），神宗欲开梅山以招谕蛮瑶，令中书检正官章惇察访荆湖南北经制蛮事，章惇“言恐进奏院漏泄所奏事。上令入内内侍省下文字”；靖康元年（1126）二月十七日，“诏诸路监司帅守等应投进文字，不得请降指挥，径赴入内内侍省投进，并依自来条法，递赴进奏院施行”。

宋代官方的出版机构主要掌管图书和官报的出版发行，其中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同时担负国家书籍出版发行的职能。国子监所辖印书钱物所“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除国子监外，崇文院、秘书监、太史局、德寿殿、左司廊局等也参与刻书。这些机构刻印书籍主要以经史著作为主。宋室南迁，中央一级的出版机构遭到严重削弱，书版被毁，大量图书资料散失，再也无力组织大型的图书搜集、编撰、出版发行工作，而地方刻印书籍逐渐增多，诸如各地公使库、各路使司、州（府）郡县学、书院等都刻书印书。

2．监察机构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相对完善而严密的监察制度，中央设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监察百官、规谏讽喻，地方上以监司、通判按察辖区内官吏，达到“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目的，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上下之情的通达，离不开信息的传播。

“人君所以知时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无若谏官、御史之为可信”。宋承唐制，设御史台监察和弹劾百官，“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纪纲，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御史台之外设有谏院，二者最初各有职掌，由于互有交叉，其间的界限模糊，台谏逐渐合一，“谏官职在拾遗补阙，凡朝政阙失，悉许论奏，则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任非其人，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台官职在绳愆纠缪，凡官司稽违，悉许弹奏，则[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关于谏院和谏官设立的用意，熙宁四年（1071）六月御史中丞杨绘《上神宗论谏官当人主自择》云：“本朝谏院官多或至五六人，少犹不下三人，然皆出于清衷之自择。盖天子既以事委宰相，则天下之人悉趋附而无敢陈其不逮，故置谏官以相维之。”台谏为“人主之耳目”，身负讽谏君主、风闻言事之责，“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

“所谓风闻者，谓事不亲见而有闻于他人耳”，风闻言事是根据传闻向皇帝进谏或弹劾官员。台谏将风闻言事作为监察信息的重要来源，其言事信息输入渠道主要有出巡采访、公文关报、取索公事、台参辞谢等，台谏“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舆论态度。宋代通过风闻弹劾官员通常是公开进行的，这种具名奏疏的副本有时甚至会直接送达被举报官员手中。为了避免言官假借“风闻”，罗织罪名，任意妄为，颠倒黑白，戕害无辜，对风闻言事的范围、方式、责任等做出一定的限制，如明确规定风闻言事必须有事实基础，“要须审实，至如排击人才，岂容无好恶？若果务大体，不指摘纤瑕细故，强置人于有过”，如果无中生有，穿凿附会，一经发现则严查必究。尽管宋廷对风闻言事有所限制，但总的说来仍赋予相当的特权，政策较为宽松。具实以闻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熙宁三年（1070）四月壬午，王安石在回答神宗“欲令说是何人言，或以所言不实罪谏官，即壅塞言路。今令说违法官吏是何人，因何却不肯”的询问时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今所令分析，止欲行遣官吏，何妨风闻？”元丰七年（1084）二月翟思言：“御史风闻言事，若诘其所从来，则自今人人相戒，无敢复言，臣恐言路壅塞，无以称耳目之任。”由此可见，风闻言事者将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奏皇帝俨已成为畅通言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风闻即为弹劾官员的重要依据，在奏疏中以风闻为托，妄引浮说、散布流言就不足为奇，这就在客观上为告讦之风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嘉祐六年（1062），知谏院吕诲《上仁宗乞禁止臣僚上封章告人之罪》云：“臣窃以著令台谏官许风闻言事，盖欲广其采纳，辅益聪明。迩来中外臣僚密上封章告人之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而又事多不根，言无指实，理非干己，情缘报怨。甚至诋讦平素之实，暴扬暧昧之事。朝廷既难明辨，善人无以伸冤，刻薄之徒寖成风矣。况礼贵徙善，法许自新，日月既已经久，赦降自当洗涤。事倘涉于厚诬，理固宜于反坐。臣伏乞今后非在言职，辄以章奏指计他人日前过犯及事非干己者，即以所上文字付有司鞫勘，在外则置院推勘。所贵止绝狂妄紊烦旒扆。仍乞诏示中外，严行遵守。”权臣擅政，台谏更沦为其手中打击政敌、谋取私利的工具，如韩侂胄控制言路，台谏“凡有所言，无非阴授风旨；而每告陛下，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贾似道独断专行，“台谏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刘应龙承顺风旨，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

宋代地方自太宗以来设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路级行政管理机构以经略安抚使、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为主，其中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掌军政、财政、司法诸事，皆负有监察州县地方官吏之责，统称监司，仁宗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知州军、通判，自今按察所部官，须具实状以闻。”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四日诏：“诸道监司互分州县，每二年巡遍。”徽宗崇宁五年（1105）十月下诏：“监司分按诸路，为耳目之任。”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丙申，“首诏诸路帅臣、监司，每日悉具部内知州治行臧否，连衔闻奏”。路级监司“以按察为职”，定期巡察所部州县，“平反冤讼、搜访利害及荐举循吏、按劾奸赃以闻”，凡“天下官吏有贪墨而不廉者，有违越而无操者，有残毒而害民者，有偷惰而弛职者，一切使之检察其实以闻”，同时又受朝廷严密控制，“查监司于近臣”，“监司违戾，令诸司互察，御史台弹劾”。至于通判，与知州共理州政，“知州有不法者，得举奏之”，既有纠劾知州不法之权，同时还有监察县级官吏之责，“入则贰政，出则按县”，发挥行政与监察的双重职能。

3．情报管理机构

宋代负有情报搜集刺探或处理决策之责的官方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主要有枢密院、机速房、皇城司；而地方主要有安抚司、机宜司。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典掌军机要事，诸如各地山川地理形势、军事情报均需上报至枢密院进行汇总、分析和决策。所辖职方馆典掌地图测绘、军机档案和情报收集，其成员为自行招募与培训。机速房前身为御营使司，始设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为专理紧急军机大事的机构，随战事的吃紧或平息而置废。“机速房掌行事务：边防急速军事，调发军马，移屯非指置控扼去处，遣发间探人并回推恩，探报事宜，诸处申解到归正人并申解到奸细，北界关牒，（禁止北贩客船合归刑房，逐年募发海船防托合归兵房，候有调发，移入机速房。）非次差出兵官干办边事”。皇城司前身为太祖乾德三年（965）所设的武德司，太宗时期更名，由皇城使典掌事务，主管皇城司公事、提点皇城司公事、勾当皇城司公事等协理其事，其职能有三：一是负责警卫，“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二是负责刺探外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皇城司下属人员一般是在京城内从事伺察活动，有时也远达各地，由负责警卫的亲从官和刺探消息的亲事卒、逻卒、觇者组成，“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包括侦知军队情况及官民动静，随时向皇帝禀报，“如此察探京城民间事，事无巨细，皆达圣聪”。三是负责搜捕外国间谍，陪同监察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臣，以免情报外泄。如，“故事，奉使者以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因皇城司伺察尤严，“张穽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渐失“专为伺察闾阎有冤枉及权贵恃势倚法病民”之意，加之“挟恃干纪”，因此引起各方强烈反对，曾几度废置。绍兴年间，秘书省校书郎王十朋上言：“‘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将帅剥下赂上，结怨三军；道路捕人为卒，结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纳，戢逻卒，罢诸军承受。”地方上由安抚司负责掌管军政，其中包括边境防务，己方情报人员的选募、派遣；缉捕处置敌方间谍等。如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诏定州路安抚司及河北缘边安抚司指挥所遣人，须察知奸细实状，方得收捕推鞫，无致引惹生事”。哲宗绍圣四年（1097）八月，“枢密院言：‘河北沿边州军及安抚司各置间谍，密伺北边动静之实。’”宋廷在沿边一些州军设有机宜司，真宗景德三年（1006）十二月，“雄州言：‘顷者用兵之际，本州每有密事不欲漏落，因择驯谨吏专主行之，号机宜司。’”机宜司负责掌管边境军机要事，此外，守边将领、沿边各州军还可根据实际需要招募派遣间谍。

4．邮驿机构

如前文所述，宋代邮驿空前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通信网，通达政令，传报军情，极大地便利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区的联系。中央一级最初由枢密院总其事，元丰改制后归属兵部的驾部管理，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典掌驿置之事，枢密院则负责管理发放符牌驿马、催督驿递等邮驿事务。地方则由各级官吏负责具体事宜，如每路提举、府州的通判或知州，各县的知县、县丞、县尉、主簿进行三级管理，基层设曹司、节级负责递角和铺兵的管理。《永乐大典·铺》云：“各差小分一名充曹司，无即招填，其大分愿减充者听。”“每二十人补节级一名，人数虽不及，亦补一名。不及十人，邻近两铺共补一名（相去二十里以上者，各补）”。此外，还以巡辖使臣进行监督检查。

（二）宋代官方传播的主要形式

宋代官方传播的形式以文字传播和口头传播为主，其中公文、邸报、集议、奏对较为典型。

1．公文

公文是指公务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文书，就公文的行文方向来说，有上行、下行、平行公文三类。

下行公文是指皇帝达于臣民、上司达于下级或民众的文书。皇帝向臣民发布的文书统称诏令文书。从秦汉以来，皇帝诏令文书的种类逐渐固定为制、诏、册、敕四种，唐宋时期在此基础上，新增诰、御札和敕榜等种类。宋时“诰”有二意：一是指太上皇的政令，二是指皇帝所任命官员的身份凭信，亦称告身。而与诰密切相连的诰命则是皇帝赐爵授官或官员升迁改秩、内外命妇的除授封赠。御札和敕榜均为唐代皇帝诏令文书的新种类，宋承唐制，御札作为皇帝的亲笔属规格最高的一种文书，用于戒饬百官、晓谕君民。皇帝诏令在下发传达时通常由地方官出榜张挂，称为敕榜。在常规的诏令文书之外，皇帝对百官章奏作出书面批示答复称为批答，行遣小事称宣头，蠲放宽刑有赦制、曲赦、德音、疏决。宋代上司达于下级或民众的文书种类繁复，大致有简书、布告、札子、榜文、檄文、旁、符、牌等十余种。其中用于告诫、册命、盟誓、征召等事的文书称为简书，王安石《答林中舍启二》：“去德不远，向风诚勤，日有简书之烦，久无竿牍之献。”布告是指书面的或印刷的通告或公告，札子为宋代创设，是在中央衙署“堂札子”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榜文是宋代官府公开张挂或通传的一种用于宣布、劝诫、晓谕吏民的文书。榜示公告常以刻木、镂版、写壁、立碑、张贴、连粘、钉挂的方式出现，有的立于朝堂衙署之上，而更多出现在城市街衢、关津渡口、边地城寨，州县城郭、乡村要会处，各郡市曹、县前，各都村墟要闹处、士人游集之地等，意在劝谕、晓示、通知、安抚、释疑、号令、称颂等。榜的类型可分为敕榜、赏榜、旗榜、客位榜、转榜、黄榜等。客位榜亦称客次榜，因榜文悬挂于客厅中客座的上方而得名，如《黄氏日抄》：“备榜客位通知，庶同官各务诚实。”“浙东客次榜刺举不敢狥情，不许投书献启。”黄榜是用黄纸书写的公告，苏轼《与潘彦明书》：“不见黄榜，未敢驰贺，想必高捷也。”黄榜所发布的是殿试中选的名录。旗榜是指上书有名号的旗子与榜文，用以辨识、招安或安抚，《宋史·忠义列传》：“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诈竖宋将李显忠之旗，直趋成都。黼以为溃卒，以旗榜招之。”转榜是指转发的榜文，“备榜县前，仍帖权县，请更转榜各都村墟要闹等处，使之通知，自然无事”。赏榜顾名思义，用以悬赏或奖赏。檄文又称檄书，大多用于声讨、征召，如《拟延州问夏国宥州檄》《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谕所部檄》《熙河兰会经略使晓谕西蕃邈川首领鄂特凌古檄》《鄜延路都监报威明山檄》《北路都招讨晓谕刘继元檄》等，但也有晓谕昭告、劝慰安抚的功能，如吴天常知沅州，“务安静，严守备，抚溪獠”，“又檄诸县寨，使察游民与蛮交易为向导者捕之”。檄书常与羽书、移文连用，合称羽檄、檄移。《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可见羽檄特指军事紧急文书。宋代典籍中多有“传檄”“檄调”“檄委”“檄牌”“简檄”“长檄”“版檄”一类的记载，其中檄牌之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旁是指官府发给的军兵领取俸禄或百姓完税的凭证，有请给旁和钞旁两种。

上行公文是指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书，如牒和状用于下级对上级陈诉事宜，故称“牒上”和“状上”。状又称“状上”，可分为呈状、奏状、申状、劾状、诉状等，呈状为下级属官向上级长官汇报、陈述或报送文件、对象等；奏状亦称表状，为文武官员对皇帝陈事之状；申状为宋始设的公文体制，为持不同意见的下级属官的申述；劾状顾名思义，用以举发参劾官员；诉状是民众诉讼时上于官府。呈文是送于朝廷的章奏文书，以黄纸写明内容要点、呈递日月，贴于封皮或文首以便受理者一目了然，称“引黄”；而“帖黄”为上行文书书写完后另以黄纸将重要补充说明附贴于正文之后，故名。宋代禀逐渐演化为书札，用于下级向上级问候祝贺、报告请示。奏是臣僚向皇帝陈述政见或意见；启用于太子、诸王陈言；议为官僚向皇帝抒发政见所用，常用札子向皇帝谏议；章、表是臣民向皇帝进言奏事使用的文书；榜子用于奏事；封事、弹事用于密奏；策为进言文书。

平行公文为地位相当的各级官署相互间的行文，具体如移文、关、咨、密白、平牒等。移文起源甚古，至迟战国、秦汉时期即已成为各级官署之间的平行公文。宋代移文所适用的行文关系主要为高级官署间公牒，即为六部间互移文所用。关为同级机关间使用，中央的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地方长官辖下的各机构间往来文书均用关。咨又称咨文，多用于同级官署或官阶间咨询所用。密白指枢密院机速事宜无需经由中书，可直达门下省。平牒为职衔大致相当的地方军政官员间互通关牒，如“绍兴中，秦桧既与郑亨仲有间，十五年十一月，始命赵侍郎不弃以大府少卿为四川宣抚司总领官，盖阴夺其柄，亨仲不悟也。赵入疆，移文宣抚司用平牒，亨仲见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隶己”。

其他无法归类的公文，如露布为“诛讨奏胜之书”，是一种向上、向下捷报或通报四方军事捷报的奏捷文书，如《拟河北宣抚使平贝州露布》《拟权熙河经略使禽蕃贼首领露布》《拟熙河经略使复洮河露布》《拟两川招安使平李顺露布》《拟两川招安使平李顺露布》《拟荆南路宣抚使平侬智高露布》《拟川峡招安捉贼平王均露布》等。答子分上行下和下行上两种，其中上行下是指中书指挥事而无皇帝降敕，或诸路帅司指挥部下；而下行上是指百官奏事或下级上书于上级。

2．邸报

“国朝置进奏院于京都，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宋代邸报作为官方发布信息的传播媒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邸报发行权操控于中央，太宗雍熙三年（986）五月下诏：“开封府进奏官止依例供申本府报状，诸州不许申发。”自真宗咸平年间开始，“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虽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户晓”。这种官报以士大夫为主要受众群体，刊载内容十分丰富，“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誊报”，具体包括皇帝诏敕、法令条例、章奏谢表、政事措施、制度兴废、皇室活动、人事变化以及允许传布的军事、灾异信息等。“别后人事，益多端倪，但见邸报，知已礼上”，官员举荐、升迁除授、谪降贬官、赏功罚罪一类人事变动信息时常见诸于报，成为“官场行情总汇”，而皇帝登基、临朝、视学、巡幸、祷祈、皇后册立等皇室活动情况也牵动人们的视线。邸报“言事之利害，民之休戚”，既报道社会的阴暗面，“阅邸报，见士大夫触法抵罪，则喟然动容，为之叹惜”；“臣向睹邸报，窃见臣僚至有弃其母而不养，闻其没而不葬，或糟糠之伉俪才仕宦而遣之。伤化败伦，岂有甚此？”也反映朝廷的新气象，“近来惟是，台纲稍振，班行颇亦肃清，邸报中必可以得之”。既有使人振奋的捷报，如南宋初期，名将韩世忠一举击溃金与伪齐的进击，取得淮阳大捷，李纲阅读邸报获知这一消息，“为之喜而不寐”。也有令人神伤的讣讯，“元丰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议先生以疾终于官。是月晦，邸报至彭城，其门人杨某闻知，为恸哭于寝门，而以书讣诸尝同学者”。邸报通常以发布或传达朝廷各种信息为主，但也不时登载地方上报的诸如赈灾、缉盗、御敌之类的紧急事宜。苏轼《上哲宗乞预备来年救饥之术》：“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调匀，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殍载涂，然后奏知。”王之望《条奏温州水灾后措置事件奏议》：“臣近睹邸报，臣僚札子，自夏至秋，浙东一路濒海之郡三遭风水甚至，民间以木筏搬载，湍急之处庐舍飘荡。禾稼不以早晚，或秀而未实，或实而未收，浸淫损害，所余亡几。”邸报编写刊发的内容大多有固定的格式，“进奏院报状，必载外郡谢上或监司到任表，与夫庆贺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则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录黄下吏部，则前衔后拟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权知、权发遣）某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资阙（或云年满），仍借紫借绯，候回日却依旧服色。’外官求休致，则云：‘某州申某官姓名，为病乞致仕。’或两人三人后，云：‘某时已降敕，命各守本官致仕。’”邸报通过邮驿传布四方，成为士大夫追踪时事、了解政情、窥测动向的信息窗口。

3．集议奏对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言事，广开言路，“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集议奏对制度。

集议是古代社会臣僚参政议政的制度，至迟秦汉时期已初步完善，并为后世所沿用。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集议的广度和频度比之前代更盛，因“谋事有小大，集官有等差”，按照议事地点、内容、参议者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朝议、都省集议、三司集议、侍从台谏集议等，朝议是皇帝视朝听政例行与群臣议事，通常为臣僚参议而皇帝裁定，宋太祖时，“御史台议，欲以左右仆射合为表首，太常礼院以东宫三师为表首。（窦）仪援典故，以仆射合为表首者六，而谓三师无所据。朝议是之”。都省集议也可称为尚书省集议，“宋初，刑政典礼之事当集议者，先下诏都省，省吏以告当议之官，悉集都堂”，与会的尚书省丞郎、两省与御史台官员班位都有严格的排位与坐向，议事将毕，“左、右丞奉笔叩头揖群官，以一副纸书所议事节署字于下，授四坐。监议御史命吏告云：‘所见不同者请不署字。’”以此保证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其他的集议方式还有很多，如真宗景德三年（1006）正月，“言事者以为水旱灾沴，有备无患，古有常平仓，今可复置”，建议设立常平仓，朝廷“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仁宗皇祐年间，“宗衮请置家庙，下两制、礼官议”，“诏三司河渠司与两制、台谏官同议塞商胡、郭固决河”；庆历七年（1047）五月，诏：“西北边有大事，自今令中书、枢密院召两制以上同议之。”仁宗封孔子后为文宣公，“（祖）无择上言：‘前代所封曰宗圣，曰奉圣，曰崇圣，曰恭圣，曰褒圣；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遂以祖谥而加后嗣，非礼也。’于是下近臣议，改为衍圣公”。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诏礼部太常寺讨论隆祐太后册礼”。宁宗嘉泰四年（1204）六月，“诏侍从、台谏、两省集议裁抑滥赏。”中央的集议根据事体轻重、性质不同而临时召集相关机构人员参加，包括二府、三司、两制、御史台、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太常礼院、崇文院、学士院、河渠司等，孙沔《上仁宗乞诏令先定议而后行》云：“臣欲乞今后中外臣僚有所见闻陈请者，若言礼乐即下太常礼院，言刑名即下审刑院，言天下钱谷即下三司，言民间利害即下转运司。小事半月，中事一月，仰所属众官将前后敕条详定奏上。如系制度大事，即下两制、尚书省集议，委中书门下更加省察，然后施行，亦朝廷谨重之意也。”程俱《麟台故事》云：“祖宗时，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则三馆之士必令预议。”而地方上有常规集议，如哲宗元符元年（1098），“诏通判、幕职官，令日赴长官厅议事及都厅签书文檄”。也有因紧急军政或突发事件的临时会商，如建炎六年（1132）春正月，“张浚至江上，会诸将议事”。集议有助于优化决策，保持和促进政治开明。

与集议密切相关的奏对是指皇帝召对臣属，牟子才《应诏言灾异疏》云：“逮及我朝，宰辅之宣召则有言，侍从之论思则有言，进故事则有言，翰苑之夜对则有言，二史之直前则有言，群臣之内引则有言，百官之轮对则有言，监司帅守之见辞则有言。”奏对形式多样，包括行政性奏对如视朝、台谏及起居官的“直前”请对、百官的轮对、地方长官的见谢辞；非行政性奏对如经筵、夜对（官员直宿以备询访）等。“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正反映奏对于宋代皇帝掌握信息、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宋代官方传播具有层级性，从信息传播流向来看，除少数信息流具有平行性外，传者和受传者大多处于不同层级，具有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特点。

二、士人传播

士人作为社会文化精英，通过文字、口头形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活动，充当了文化传承者和信息沟通者的重要角色。

（一）文字传播

宋代文化政策宽松，学术繁荣，士大夫群体在文化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开门讲学，自由论辩，官学昌盛，私学发达，书院盛极一时，以文字作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异常丰富和活跃，“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参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各种奏疏文集、诗词歌赋、小说传奇蔚为大观，明成祖永乐年间黄淮、杨士奇奉敕编撰的《历代名臣奏议》收录三百多位宋人奏议约七千篇，占全书篇幅的十之七八，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全书精华之所在。宋人文集约七百家，宋人笔记达八百余种，数量也十分可观。《全宋诗》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共收录十一万余位诗人约二十七万首诗歌作品；《全宋词》则收录两宋词人1330余家约两万首词作。宋代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两种，文言小说分笔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两类；白话小说源于“说话”，说话底本称话本。

纸媒是士人文字传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形式，除此之外，木板、石碑、墙壁等也成为士人留言题字的传播载体，庄绰《鸡肋编》卷上云：“元祐中，予始见士大夫有间用蜡裹咫尺之木，以书传言，谓之‘柬版’，既便报答，又免谬误。其后事欲无迹者，废纸而用版，浸为金漆之类。其制甚众，加以缄绳，有盛以囊者。至崇宁时，家有数枚。自非远书公礼，几无用笺楮。然利害所系，有濡纸而摹印字画以为左验者。俗之薄恶，亦可见矣！”据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统计，宋人石刻诗达三百余首，集诗歌、书法、篆刻于一体，具有崇高的文学、历史和美学价值；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也多镌刻于石，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周敦颐《爱莲说》、司马光《训俭文》、张载《西铭》、范纯仁《布衾铭》、陈瓘《责沈文》、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等。各地勒石以铭的文字也大多出于士人之手，如孝宗淳熙十年（1183），常熟县令曾棨修建跨塘桥，民众感念其德，特请曹纬撰文，“邑人求文以识其事，公之治绩赫赫不可掩，何待覼缕哉！盖人之向慕倾戴而不足者，非刊之金石无以垂不泯，而慰后人之拳拳也，故为之书”；淳熙十四年，吴郡郡守赵彦操建御书阁，地方士民“佥谓当刊表乐石，以诗不朽”，以彰其功，洪迈应邀作记。宋代士人题壁蔚然成风，诸如茶楼酒肆、馆驿客舍、寺庙道观、官署廨舍、宅第园林、名山胜景，随处可见诗文墨迹，所谓“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榜村名”、“不论驿亭僧寺里，有山水处有君诗”，题壁成为士人行旅途中的一大雅尚，或抒怀明志，或讽喻规谏，或排遣孤寂，或聊以自娱，或表达愿望，或留名身后，动机复杂，不一而足，其诗文作品粲然可观，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云：“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弛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旧姓字，写涂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并言及赴官上饶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诗板”是专为客人准备、以供题诗的小板，与诗牌、白壁、粉板一样，都是用以题诗题名。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载：“北都临清县北有王舍城僧寺东一古殿，皆吴生画佛像，傍有题记，类禇河南笔法。国朝已来，奉使大辽者，道出寺下，例往观之，题名粉板。”在为数众多的题壁诗词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等，其他如王禹偁《题僧壁》、苏舜钦《题花山寺壁》、王安石《书何氏宅壁》、杨万里《题龙归寺壁》、陆游《题酒家壁》《钗头凤》等也是宋时颇负盛名的题壁作品。此外，由于官场执贽干谒风气的盛行，为谋求个人利益如打开入仕门径或求得官职升迁等，“白屋之士，片艺自沽，求谒见于黄扉，进干祈于重顾。求名者不过为希科第，在位者不越为冀迁升”。宋代士大夫竞相奔竞于达官显贵门下，投献诗文或携礼求见，“故书不惮手之胝，言不恤唇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风，唯恐不得请也”。这种干谒诗文一方面在于疏通关系，打点人情，另一方面意在展示才华实力，表明诚意，以博得他人的青睐与垂青。如李觏早年“尝游京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多请谒焉”；柳开曾谒见大名府知州王祜，“谨投所业书、序、疏、箴、论一十七篇，纳其后进进谒之礼”，受到称赏；欧阳修连中三元之前也曾“以文编投内翰胥公偃，且有长笺”，得到保举。

（二）口头传播

宋代士人的文字传播因文化的繁荣、雕版印刷的发达、金石之学的盛行等原因令人瞩目，而口头传播的活跃则与其时思想的自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就思维方式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风气高涨，公议蔚成一时之气。

关于公议，学界讨论颇多，陈晔认为：“宋代的所谓‘公议’，主要是士大夫以公的价值追求出发形成的对政治问题自认为正确的看法，政治领域的公议问题是在政治应由公议所决定的观念作用下，引发的一系列概念使用和政治行动。”任锋认为公议所涉人群十分广泛，“公论对应着一个多中心的秩序机体，君主、宰相、台谏、士君子、贩夫走卒草莽辈，都可能成为公论载体”。公议亦称公论、众论，可分为士大夫公议和民众公议，前者属士人传播范围，后者则属民间传播，体现的是民意民欲。见诸文献的“公议”一词可泛指公众的议论，如苏辙《再论青苗状》云：“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实放债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饰其事，天下公议共以为非。是时韩琦、富弼、司马光、范镇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也可单指士大夫公议，如田况所著《儒林公议》记载太祖建隆至仁宗庆历，检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许景衡《上十事札子》：“欲望睿旨下三省、枢密院公共讨论，修复祖宗之成宪，稽参士大夫之公议，下从民欲，上取圣裁。于以致中国之安荣，于以释异域之窥伺。在陛下果断力行之而已。取进止。”公议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议，国家之精神”，“天地间不可一日无公论，公论不明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天地之心无所寄”。从正向功能来说，公论是对皇权的限制，是宋代政治的晴雨表，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原治》云：“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王瑞来认为：“依存于士大夫政治的士论，或者称之公议，是防止皇权以及其它权力从制度的框架中脱逸的最有力的制约。这种制约让皇权以及所有权力必须遵从士大夫政治所既定的轨道。皇帝以及所有的权力持有者都无法同这种政治力相对抗。除了传统的天道、道理和法规之外，在宋代，‘祖宗法’和公议都是限制皇权和其它权力暴走的利器。”所谓“天下有道，公议在朝廷；天下无道，公议在草茅”，公议发不平之声，激浊扬清，伸张正气，“靖康元年，窜殛王黼、朱勔、李彦，皆赐死。初，太学生陈东等伏阙，请诛六贼，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黼、贯又结怨于虏。时天下皆知奸臣误国，而用事者多受其荐引，莫肯为上言。窜殛蔡京父子及童贯。六贼之论，不发于在廷之公卿，而发于太学之诸生，此忠义之所激也”。南宋后期，政治腐败，太学更成为公议的舆论阵地，“自开禧之初，迄更化之后，天下公论，不归于上之人，多归于两学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谒之过，涉于国家盛衰之计，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万里，或闻两学建议，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师告其徒，必得其说，互相歆艳，谓不负所学，岂不取重于当世哉”。但公议一旦被人操纵和利用，就免不了成为士人互相攻讦杀伐的舆论工具。

士大夫公议相当于士论，士论包括对人对事的品评和议论。宋代士大夫相互品评之风盛行，褒贬人物，评判是非，“张九成，字子韶，官至侍郎，为世儒所屈指。在道山时，先公得游其门。号横浦先生。好禅学，士论或以为不醇尔”；李琮“长于吏治，而所至主于掊克，为士论嗤鄙”；“（陈）公辅论事剀切，疾恶如雠，惟不右程颐之学，士论惜之”；“赵挺之为御史中丞，任伯雨言：‘挺之始因章惇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士论品评人物，表达主观的爱憎好恶，而指陈时事，评议时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舆情人心，至和二年（1055）六月，仁宗拜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潞公并命。宣制之日，仁宗遣小黄门数辈密询于庙堂，闻士论翕然，或举手相贺。后数日，翰林欧阳文忠公奏事垂拱殿，仁宗曰：‘近除文、富二相，士人相贺，古者求相，得于梦卜，今朕得于人情，则不待梦卜也。’”

宋代公议士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较为典型的如清议、旦评。清议发端于东汉后期，名士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臧否人物，议论朝政。随着时代的推移，名士的主体身份色彩逐渐淡化，宋时的清议实际上就是“一种由士人（已仕与未仕之士）议论构成的言论场”，如哲宗元祐三年（1088）五月丁未，右正言刘安世弹劾欧阳棐除馆职不当，说：“今棐才既猥下，性复憸回，以交结执政子弟，预‘五鬼’之目，为清议所恶。”理宗淳祐六年（1247）牟子才上《应诏言灾异疏》云：“陛下更化以来，宰执有条对，经筵有密启，三学草茅有清议，可谓言路不壅塞矣。”同样始于东汉末年的旦评（或称月旦评、月评）本是汝南名士许劭及从兄许靖于每月初一品评人物，标举风流，相沿成习，成为名士品题人物的代名词。而后此风时盛时衰，至宋时仍有余绪。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七载：“吴燧以改除致缴，则曰：‘此天锡之荐主也。’李昂英以月评被论，亦曰：‘此天锡之救兵也。’甚而台省之胥，赃盈恶贯，以置典宪，亦曰：‘为内侍泄冤也。’”赵汝腾《资政许枢密神道碑》称赞前佥书枢密院许应龙，“予仍年居闲，采诸旦评，皆谓公居乡可法，不干请州县，不侵渔田里”。

对于朝廷人事任命、政策变化、事件处理等，往往投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士大夫私下场合相聚议论或私自评论，称“偶语窃议”，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司马光上《言王广渊札子》云：“臣伏见新除王广渊直集贤院，外廷之人无不怪惑，偶语族谈，莫知其故。”哲宗元祐元年（1086）五月己未，左司谏王岩叟言：“臣伏睹除文及右司郎官、韩宗师直秘阁，命下之初，搢绅士大夫无不偶语窃议，相顾而非之。”

三、民间传播

民间传播是指通过符号和媒介传递民众的情感、观念、知识和信仰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交往活动的传播形式。宋代民间传播有语言和非语言传播之分。民间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形式，其传者为广大民众，民俗性、口语性、广泛性表现得较为充分。

（一）语言传播

语言传播形式多样，其中以民间话语、民间文学艺术最为典型，民间话语如优词乐语、谶语隐语、民谣谚语、方言市语、乡评等；民间文学如故事、传说、诗词、歌谣、谚语、谜语以及俗语掌故等；民间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从不同侧面表达民众的思想和情感，正如大卫·理斯曼所说：“传统引导的社会利用讲家事、神话、传说、唱歌传播其相对稳定的社会价值观。”

1．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往往以口传形式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认为口头文学艺术是一种表演，“作为一种口头语言交流的模式，表演存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展示（display）自己交流能力（con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责任。这种交流能力依赖于能够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说话的知识和才能”。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渐成繁荣之势，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书面和口头形式缺一不可，其中口传文化样态繁复，主要有演唱、说唱、讲唱、吟诵等。宋词作为特殊的音乐文学，以演唱为主、吟诵为辅的口头传播使其更易为大众所认识和接受。沈义父《乐府指迷》云：“词中多有句中韵，人多不晓。不惟读之可听，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在宋词的传播过程中，歌妓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中介的作用，在宴饮、集会等场合，歌妓为娱乐助兴，往往传唱文人词作，如“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歌妓在朱唇皓齿、轻歌曼舞之间“发其要眇之声”，通过声情并茂的传唱方式，使词作在不同阶层人士中流布开来。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崛起，依托于瓦舍勾栏、茶楼酒肆、街坊桥巷等场所的百戏伎艺繁荣，其中戏曲是将说与唱有机结合的一种通俗文学作品，“说”用散文，而“唱”用宫调韵文，精致细腻，优美宛转，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的民族风格。颇受大众喜爱的说唱门类繁杂，技艺精湛。说唱可大致分为说话类和演唱类，说话是对故事底本的再现和再创作，“故事之腾于口说者，谓之‘话’。取此流传之故事而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说话类如讲史、小说、说经、说铁骑儿、说浑话、学乡谈、学像生、说药、说商谜、参讲等，其中以小说、说经、说铁骑儿、讲史为主，称“四家”，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云：“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可见小说题材以奇谈逸事为主，娱乐性极强。演唱类如诸宫调、唱京词、小唱、合生、唱赚、唱拔不断、吟叫、嘌唱、涯词等。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诸宫调是由多种宫调的不同曲子所组成的长曲，唱赚古称道赚，是一种融合诸家腔谱的说唱伎艺，而小唱、嘌唱、唱拨不断、唱京词等则是较为短小的唱曲子。此外，宋时的音乐表演也十分活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代酒楼“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趂’”，时常通过音乐表演活动吸引顾客的目光，“诸处茶肆，如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房、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酒肆也以歌妓献唱招揽生意，“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亦谓之‘打酒坐’”。

2．优词乐语。优人“以言语尽规导之意”，是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历来有“优谏”之说。宋代优伶身份地位卑微，如政府明确规定，“杂艺出身不许任子”、“伶人不可为刺史”，服饰上“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但他们出入各种欢宴喜庆的场所，“作杂剧之戏”，以专门的表演技艺谋生，特殊的职业身份使其比较容易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态度倾向、意见看法等都可通过舞台上所装扮人物曲折隐晦地表达和反映出来，也可在插科打诨之间直抒胸臆。陶榖《清异录》卷下云：“天下多口不饶人，薄德无顾藉，措大打头，优伶次之”。优人的嬉笑怒骂敢于发人之所未发，即使贵为皇帝戚属、宠妃权臣也“举为戏言”，进行嘲讽揶揄。徽宗宣和年间童贯用兵燕蓟，溃败逃归，“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懒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髻”与“计”谐音，以此讽刺其败逃的可耻行径。宋室南渡，高宗偏安一隅，不图进取收复，有伶人便借题发挥，辛辣讽谏，“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圣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圣环，且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所谓工执艺事以谏。”有时看似伶人漫不经心的一句戏言，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决策。宋孝宗时，“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并库，寿皇从之。方且讲究未定，御前有燕，杂剧伶人妆一卖故衣者，持裤一腰，只有一只裤口，买者得之，问如何着？卖者云：‘两脚并做一裤口。’买者云：‘裤却并了，只恐行不得。’寿皇即寝此议”。宋代权相把持朝政，常以控制言路作为重要的政治手段，身为“耳目之官”的台谏竟至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而优人讥议时弊，寓理于谐，与言官谏诤相比并不逊色，因此时有“台官不如伶官”的说法。

3．民谣谚语。民谣谚语是民众内心世界的表达，其中有对经验性知识的总结，更多则是缘事而发、因人而起的主观性判断评价。宋代见于史籍记载的民谣颇多，有的反映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如，“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韧不可断。时平江童谣曰：‘地上生白毛，老小一齐行。’”有的抨击当时的弊政陋俗，如，“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讽刺社会上求官求富的怪现象，杀人放火为做官捷径，走私贩卖为暴富手段。有的揭露统治者的昏庸无道，还有的褒贬政治人物。谣谚以尖锐的政治锋芒直击社会现实，正所谓“哀歌悲谣诽政讥世之为也”。真宗朝无名子嘲语“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反映宋初选官用人之滥。神宗熙宁年间汴渠谚“昔有磨，磨浆水；今有碓，捣冬凌”指斥新法苦民，徽宗崇宁间谚“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钦宗靖康间语“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十不管谣“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讽刺大敌当前，朝廷施政不切时务，缓急失宜，措置失当。在传统社会里，官员因其身份地位、社会角色的特殊历来为公众所瞩目，成为民间舆论关注的焦点，谣谚对各色各等官员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进行评价，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辨忠奸，别善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其官品人格的高尚与卑污，成为公众舆论评议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对清官循吏的推崇褒许，如深为朝廷所倚重的范仲淹、包拯，有谣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范仲淹明肃通达，临事果决，锐意改革，兴利除弊，民间“有‘洛阳水月’及‘范青天’之谣”；包拯刚毅峭直，知开封府，不徇私情，执法公允，“包老之谣”注1赞其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循吏清官具有忠正廉直、志节清白的个人品格，“民间实赖其利，至有形于歌谣者”，而对于专权纳贿、结党营私的奸臣邪吏，“天下共知其恶，播于民谣”，使其显出本相，无处遁形。北宋奸臣主要集中出现于徽宗朝，民谣“大惇小惇，殃及子孙”注2是对把持朝政的宰相章惇与御史中丞安惇的咒骂，时有二蔡二惇之谣：“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大、小蔡指蔡京、蔡卞兄弟，二蔡二惇“表里相济”，朋比为奸，此谣咒骂四人作恶多端，必将贻害子孙，最终只落得抄家充军的悲惨下场。而宣和年间的三首民谣“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抒发了民众对徽宗朝奸臣误国的愤懑和不满，权臣蔡京、王黼、高俅、朱勔、何执中，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等沆瀣一气，把持朝政，搜刮民财，纵情享乐，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谣谚对政治人物的评价通常具有明确指向，大多属于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但也偶有褒贬参半者。如理宗端平间真德秀享有盛誉，名重一时，士民无不想望其风采，将之与元祐之际的名臣司马光并称，“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权臣史弥远病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奉召入朝，出任户部尚书。这位当初被视为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却大谈心性之学，士民失望之余，“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讥其办事糊涂，徒有虚名。

注1 ［宋］林：《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3，《四库全书》第942册，第204页。

注2 ［元］脱脱等：《宋史》卷356《崔传》，第11214页。

民谣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人们的爱憎好恶，可看作是民众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特殊而积极的参与。同样地，植根于民间的谚语源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其中有对知识经验的总结，如“槐宜来岁麦，枣熟当年禾”，槐枣茂盛即预兆来年麦丰禾壮；“苏杭两浙，春寒秋热。对面厮啜，背地厮说”，反映春秋时节江浙地区气候的变化无常；“治风先治脾，治痰先治气”，强调治疗风症、痰症当以健脾理气为先。不少谚语还以浅白易懂的语言揭示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深刻的哲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事中发挥警示、训诫、规范和教化等功能。如，“巧息妇做不得无面馎饦”意指缺乏现实的必要条件，即或本领再大恐也难以成事；“拙勤终不补”意谓以后天之勤可补先天不足；“拆东补西裳作带”意谓事到临头才慌乱应对就会于事无补；“经事长一智”意指通过历练可以增长智慧；“急行宁小缓”告诫仓促行事容易犯错等等。这类谚语无不寓理于谐，发人深省。

4．乡评公议。“士有清议，里有乡评”，乡评即乡人的共论，是乡里社会对具体的人和事作出评议的一种民间舆论形式。“乡人，乡里之常人也”，乡评作为来自基层民间的大众声音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据司马光《大理寺丞庞之道墓志铭》记载：庞之道任签书河中府判官事，“后数年，光过河南，问于野人曰：‘庞君为治何如？’曰：‘明而有断。’又问今宰，曰：‘不及庞君远矣。’乃知野人最不可欺，而论议甚公也”。乡评有美评、恶评之分，评议标准主要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凡盛德懿行、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者通常名重乡里，如“学术事业远出行辈上”、“以风节论议显闻于世”、“慷慨有大志”、“才学可观而谨畏自守”之人均为乡里所推重，或“以行义高乡里”、“以恭俭孝谨称乡里”、“以气节闻于乡里”、“以诚信乡里咸称爱之”，或“满乡称孝慈”、“乡里称善人”、“乡里称长者”、“乡里号奇童”等等。相反地，德行有亏、学识有失、为非作歹之辈则为乡里之人所不齿，“魏泰，字道辅，襄阳人。曾布子宣妻之弟。幼爽迈，能属文。尝从徐禧。晚节卜隐汉上。人颇言其倚子宣之势，为乡里患苦云”；“桐庐遂昌民杨日用以滑居乡里，人患苦之，令尉至者，必与之交而行其私；否则持其长短陷之，前后所陷令尉甚众”。乡评反映当时人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具有宣泄情感、扬善抑恶的重要功能，程颐说：“人于乡里，行迹易知，冒滥之弊，因而少革。”“盖人之恶最耻闻于乡里，立文所以为警，且暴一罪而使一乡知戒，所益甚大。”所谓“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乡评以其舆论导向而成为宋时选拔人才、升降官员的重要依据。度正《权夔宪举亚夫遗逸奏状》引嘉定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到同明堂大礼赦文云：“应士人有节行、才识、学术，素为乡里推重不求闻达者，委监司帅臣周加搜访，每路一二人，仍与本州长吏具从来所为事实、所通学术，连衔结状，保明闻奏，不得以常才备数。委三省再加察访，如所举不妄，特与擢用。”注3绍兴三年（1133）五月戊寅，“侍御史辛炳言：‘（邹）况本非士类，乡评无闻，玷辱名臣之后，望授降等差遣。’从之”。绍兴六年六月丁未，“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喻樗面对，言：‘……欲望明诏天下，应举人有愿兼应宏词科者，于科诏到后，以所业上之县，县上之州。州察其性行温厚、乡评无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礼部，礼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学士院、或后省看详。文字典重、议论渊源者，报礼部赴试。”

注3 ［宋］度正：《性善堂稿》卷5《权夔宪举亚夫遗逸奏状》，《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185—186页。

乡评是公议的民间表现形式，公议常表达民众的褒贬爱憎，反映人心向背，比如，庄绰路经虔州之地，“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卒告以持钱市物不售，问市人何故，则云：‘宣政、政和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当地民众因徽宗骄奢淫逸，拒绝使用刻有宣政、政和字样的钱币，以此表达对昏君的不满和痛恨。再如，“司马温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奔趋竞观，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拥塞，马至不能行。及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之，隶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愿一识司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蔡京南迁，道中市饮食之类，及知为京，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护送吏卒驱逐之，稍息。人之贤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如此。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如温公者，盖千载一人而已”。京师和地方民众在抑扬之间表达了对司马光和蔡京的喜爱和厌恶之情。

（二）非语言传播

非语言传播大致可分为民间游戏和竞技、民间技艺、信仰与仪式、装饰艺术、节庆和社会风俗等。

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繁荣，民众在闲暇之时积极投身于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之中，以放松身心，畅神怡情，荡秋千、放纸鸢、踢毽子、弹棋、竞渡、蹴鞠、拔河、猜射、茶戏、行令、投壶等带有娱乐性或竞技性的民间传统游艺活动深受大众喜爱，且不断推陈出新，如宋时出现“水秋千”，传统的踢毽子亦花样翻新，这些游艺活动在娱乐消遣之余，也有益身心健康，《续博物志》卷十云：“今日纸鸢，引线而上，令小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

宋代节日繁多，民间节俗融祭祀、游乐、竞技、农事和应节食物、服饰等于一体，既表达了民众祈福求吉、驱邪禳灾的美好愿望，也蕴含了强烈的生命意识、丰富的伦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如元日饮椒柏酒、烧苍术、放爆竹，东京人家这天“用盘盛柏一枝、柿桔各一枚，就中擘破，众分食之，以为一岁百事吉之兆”，成都“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挂幡，以禳兵火之灾”。除日“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不少地区戴面具、燃放爆竹以辟邪除祟，“除日作面具，或作鬼神，或作儿女形，或施于门楣，驱傩者以蔽其面，或小儿以为戏”。会稽“爆竹相闻，亦或以硫黄作爆药，声尤震厉，谓之爆仗”；澧州“家家爆竹。每发声，即市人群儿环呼曰：‘大熟’，如是达旦”。正月十五上元节张灯赏灯，入夜民间盛行迎紫姑的活动。农历二月初一为中和节，“民间尚以青囊盛百谷、瓜果子种互相遗送，为献生子”。立春制作春幡胜、春盘、鞭春牛，“鞭牛讫，庶民杂还如堵，顷刻间分裂都尽，又相攘夺，以至毁伤身体者，岁岁有之。得牛肉者，其家宜蚕、亦治病，《本草》云：‘春牛角上土，置户上，令人宜田。’”寒食、清明有禁烟、扫墓、插柳之风，民间流行“馋妇思寒食，懒妇思正月”的俗谚，是日不举烟火，河东民众每值寒食，“以柳枝插枣糕置门楣，呼为‘子推’，留之经岁，云可以治口疮”。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在古人眼中是毒虫肆虐、疫病流行的恶月恶日，逐疫祛病贯穿节日始终，诸如插艾于门、饮菖蒲酒或艾酒、供养花木、采草为药、戴钗头符、系百索、佩蒲制品等。澧州一带每逢端午以舟送瘟，南方许多地区流行龙舟竞渡。七夕民间行乞巧、乞子、乞富、乞聪明等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云：“七夕节物，多尚果食、茜鸡及泥孩儿，号‘摩罗’，有极精巧饰以金珠者，其直不赀。并以蜡印凫雁、水禽之类，浮之水上。”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寺院宫观放灯度魂，作盂兰盆会，或设醮荐福。东京人是日以竹编盂兰盆盛装祭品，将其置于竹支架上，“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以供亡灵。十月初一俗称寒衣节，“宰臣已下受衣著锦袄。三日，士庶皆出城飨坟”。冬至为宋代三大节之一，与元旦、寒食并重，“自寒食至冬至，久无节序，故民间多相问遗。至岁除，或财力不及，不复讲此。俗谚有‘肥冬瘦年’之语，盖谓冬至人多馈遗，除夜则不然也。人家是日多食馄饨，故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语”。冬至前一夜要守冬，有“守冬爷长命，守岁孃长命”之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宋代民间所称“交年”或“小岁”，这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祀灶神，制作胶牙饧，贴灶马，或“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当夜不少地方还有“照虚耗”之俗，陈元靓《岁时广记》：“交年之夜，门及床下以至圊混，皆燃灯，除夜亦然，谓之‘照虚耗’。”一年中除节日外，平日各地也有不同的习俗，如越州民众“每春敛财，大集僧道士女，谓之‘祭天’”；“临安风俗，嬉游湖上者，竞买泥孩、莺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邻里，名曰‘湖上土宜’”。

两宋时期民间节俗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其集体性、传承性、消费性极强。就个体来说，无论出生、成年，还是结婚、死亡，生命历程中的每一道重要关口都有着隆重、繁缛的仪式和规条。宋时婴儿出生三日要行三朝礼，落脐、炙囟、洗浴，闽人“浴儿时，家人及宾客皆戴葱、钱，曰：‘葱使儿聪明，钱使儿富。’”待孩子满周岁设宴相庆，举行“试晬”，“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宋代婚仪程序一再简化，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制定的士庶婚娶仪制，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朱熹《家礼》在此基础上又省去纳吉，使传统六礼仅存纳采、纳币、亲迎三礼，程序虽简，婚仪却繁，结婚前一日要先行铺房，婚典中有撒谷豆、传袋、跨鞍、撒帐、合髻、饮交杯酒之俗。比之婚仪，宋代民间丧礼更为繁缛神秘，驱鬼镇邪、招魂引魂、避煞风行，纸质冥器、阴宅风水术大兴。

在民间传播中，语言和非语言传播是相对而言的，往往融为一体，如神宗元丰八年（1085）十月，监察御史王岩叟《乞罢江西湖南盐法奏》云：“臣伏以朝廷知江西、湖南盐法为害之深，而民无聊生，首遣使以按之，陛下恻怛而欲救之之心，可谓至矣。闻两路之民，北望鼓舞而相语曰：‘幸朝廷知我之苦而念我矣，立法以罔上之人，将正其罪矣。’有相与为佛事于通衢，以祝颂万寿者；有酌酒于市，欢呼以相贺者；有焚香于头，炷香于顶，炼香于臂，以迎使人者。”南宋高宗建炎庚戌仲春，岳飞在宜兴保境安民，“常之官吏、士民弃其产业趋宜兴者万余家。邑人德之，图其象以祠之，曰：‘父母生我也易，将军之保我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