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对人类社会而言，信息传播是一种必不可少、无所不在的活动，“社会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信息传播活动往往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和规范约束，无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对信息传播进行管控都是普遍存在的。

一、概念界定

（一）信息传播与信息管控

信息传播是指人类个体或群体、组织之间通过不同符号或媒介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活动。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按传播方向可分为垂直性传播和水平性传播；按传播目的可分为隐蔽性传播和显明性传播；按传播内容可分为传达性传播、解释性传播、劝服性传播、鼓动性传播和娱乐性传播；按传播媒介可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其中组织传播又可分为组织的内部传播和外部传播，就组织的内部传播而言，又有正式传播和非正式传播之分等。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信息传播总是与其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是受到来自政府的种种束缚和控制，诸如传播媒介、信息内容和信息传输等无一不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英国学者戴维·巴特勒说，“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能允许大众媒介免受某种形式的规定或限制而自由发展”，对传播媒介如此，对整个信息传播活动亦是如此。

信息管控是指对信息传播活动进行调节、引导、管理和监督的行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或相关机构通过制定或颁行条令条例、政策法规、制度规章等对信息传播进行严格的约束和限制。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把利用和控制信息传播活动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内容”。

（二）流言

关于流言，史籍中的解释颇多，如《荀子·致士》：“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无根源之谓。”《礼记·儒行》：“过言不再，流言不极。”孔颖达疏：“‘过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者有愆过之言，不更为之。‘流言不极’者，极，谓穷极。若闻流传之言，不穷其根本所从出处也。言儒者识虑深远，闻之则解，故不穷极其所出也。”《尚书·周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孔颖达疏：“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闻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诗·大雅·荡》：“流言以对，寇攘式内。”朱熹《诗集传》：“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蔡沈《书经集传》：“流言，无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汪叡《周公居东二年辨》：“流言者，传流无根之言也。”可见流言作为流传之言，具有如同水流一样自彼至此、流动不止的特性，所传信息内容没有或少有根据，信源难以查实。与流言相类的词语有讹言、飞语、浮言、传言、传闻、谣言等，这些概念虽然或可从词义、词性和动机等方面进行辨析，但总的来说，很难做出严格区分。

讹言为诈伪之言，《诗·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郑玄笺云：“讹，伪也。人以伪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灾异，故言亦甚大也。”胡文英《诗经逢原》：“讹言，不实之言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讹言以无为有，变化无常，故曰流言，与‘巧言如流’为如水转流异义。《笺》云：‘皆流言谤毁贤者’，谤毁之言起于诬诈，盖亦训流言为讹言耳。”郝懿行《尔雅义疏》：“造作语言，讙哗动听，谓之讹言。”钱澄之《田间诗学》：“讹言岀于民，王之信谗，播于民口，递传而益甚，遂为讹言。”讹言中不少关涉妖异，因此被蒙上神秘诡谲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妖言”“讹言”相类。马端临《文献通考·物异考》曰：“按‘讹言’，惟唐史、志置之‘诗妖’之后，诸史皆无之，惟错见于‘言不从’及‘人痾’条下。今撮取其语言之妖异，类世俗所谓语谶者，立‘讹言’一门云。”史籍中“诗妖”一词涵盖较广，大致包括妖言、谶语、歌谣等，《文献通考》虽将讹言列为“物异考”之下，但就其内容实与《汉书·五行志》中的“诗妖”相差无几。《尔雅·释诂下》：“讹，言也。”郭璞注云：“世以妖言为讹。”“欺罔奸邪之言谓之妖言。”妖言亦称“讹言”，《玉篇》：“讹”同“譌”，“譌，五戈切。化也，伪也，动也。妖言曰譌”。“讹”“譌”均有“伪”之义，“讹言”“譌言”意即无根之词或诈伪之言。

飞语即无事实根据之言，《汉书·灌夫传》：“乃有飞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颜师古注引臣瓒曰：“无根而至也。”飞语在宋代典籍中使用频率较高，与流言并无二致。如《宋史·韩绛传》：“内诸司吏数干恩泽，绛辄执不可。为帝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宋史·马默传》：“刑部郎中张师颜提举诸司库务，绳治不法，众吏惧，摇飞语谗去之。”

浮言即浮语，意即毫无根据之言，或浮华不实之论，或轻薄之语。其释为“毫无根据之言”，与流言相类，如苏辙《龙川别志》卷下：“台官蒋之奇以浮语弹奏欧阳公，英宗不听，之奇因拜伏地不起。”《宋史·张浚传》：“孝宗见俊卿等，问浚动静饮食颜貌，曰：‘朕依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传言主要有二意：一是指传话、发言，或通传信息，或宣示己意，如《仪礼·士相见礼》：“凡言非对也，妥而后传言。”郑玄注：“传言，犹出言也”；二是指信息辗转流传，颇类流言。如《燕翼诒谋录·谠论》云：“庆历中，开宝寺塔灾，国家遣人凿塔基，得旧瘗舍利，迎入内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传言在内庭时，颇有光怪，将复建塔”。

传闻是指经由他人转述或辗转流传的信息，因其未被证实，既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传闻，也有道听途说、缺乏依据的传闻，《后汉书·臧宫传》：“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刘知幾《史通·采撰》：“讹言难信，传闻多失。”传闻与讹言并提，真实成分少，虚假成分多，“多失实”与流言的“不根”正好吻合。

谣言在古代典籍中大致有三层含义：一为歌谣，《诗·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后汉书·陆康传》曰：“诗守南楚，民作谣言。”二为诋毁，《楚辞·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王逸《楚辞章句》：“谣，谓毁也；诼，犹谮之也。”《后汉书·刘焉传》：“在政烦忧，谣言远闻。”“谣言”即有诋毁之意。三为传言，“夫谣与遥同部，凡发于近地者，即可行于远方”。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人们往往将谣言与流言混同或等同，如清人胡文英《诗经逢原》卷五云：“所谓流言者，不根之谣言也。”从现代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流言、谣言亦无明确界线，且众说纷纭。如陈力丹将流言表述为：“公众应付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激状态，是公众解决疑难问题的不得已形式。”邵道生的定义是：“在社会群体中有关某人或社会事件的消息在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来源不明、传播渠道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断地在人群中传播的现象。”吕宗力的解释为：“难以追溯起源、未能证实却在公众中散布传播的言论。”时蓉华认为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故意捏造的、口耳相传的消息。有一部分谣言属于诽谤性质的消息，有一部分属于夸大其词的传闻。”胡珏的看法是：“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在国外学者对流言、谣言的定义中，美国学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头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特·希布塔尼将谣言看作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的即兴新闻，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是一群人智慧的汇总，以求对事件找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彼得森和吉斯特对谣言的解释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迪方佐和澳大利亚学者博尔迪亚把流言界定为“在各种含糊不清的、具有危险或者潜在威胁的脉络之中产生的，未经证实和处于流传中的、具有工具相关性的信息陈述，这些陈述的功能有助于人们理解和应付风险”。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对谣言的解释为：“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界对流言、谣言的界定不一，且无明确区分。本书之所以使用“流言”这一概念，一是今人在使用谣言时词性色彩更具贬义，二是流言部分与事实相联系。故此可将流言解释为：一种经由私下的或公开的渠道所传播的有关人和事的未经证实的、不确切的信息。

二、研究现状

（一）关于宋代体制性渠道的信息传播和管控的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宋代体制性渠道的信息传播和信息管控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以下分别从信息渠道、传播机构、传播媒介、邮驿制度、信息管控等五方面概述：

1．信息渠道：宋代信息传播离不开信息的收集、处理及传送，此方面的论著较为丰富，如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三章“中央决策体制”概述宋代君臣信息交流和士民上书、中央决策依据和执行程序、决策的特点与效应；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以北宋君臣通过听政、奏对、集议或文书形式进行直接政务沟通为线索，考察这一时期皇权行使方式的变化、中央权力格局的调整与士大夫政治演进的具体表现；周贺《宋代政治文化举隅：经筵、文献及其他》上编分别从经筵官设置、经筵制度成因与沿革、“经筵”异说、宋宁宗经筵改革等方面对宋代经筵制度进行探讨与考辨；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研究》第二章“地方官府日常政务的运行模式”从上下级政务的布置、请示汇报、集体讨论、共同决策方面讨论地方官府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式等。

论文主要有：邓小南《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察机制的形成》、《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多途考察与宋代的信息处理机制：以对地方政绩的核查为重点》、《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虞云国《制度与具文之间：宋代台谏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等文从中央对地方官政绩考察的机制、具体路径和方法、利弊得失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余蔚《巡历与互察：宋代路级官员考核地方官政绩的履职方式》围绕路级官员向中央提供地方官员政绩的信息内容、反映形式、获得方式及保障手段展开论述；苗书梅《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关于南宋时期的“便民五事”——南宋中央获取地方信息的渠道之一》就知州、监司罢任和赴任新职前后接受皇帝询问和勉励、陈述政见、报送辖区民事或边防奏章制度从信息交流方式、内容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傅礼白《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陈晔《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王化雨《宋代宦官与章奏通进》、《宋朝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内东门为中心》、《南宋宫城布局与御前文书运行》、《宋朝经筵中的君臣交流——以端平元年为个案》、《宋朝的君臣夜对》、《“进呈取旨”：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北宋后期三省奏事班次考》、《宋代皇帝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等文分别就章奏呈转处理、君臣文书交流和面谈奏对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杨宇勋《宋代的布衣上书》，程民生《宋代的诣阙上诉》则从上书上诉的流程、形式、内容、官方态度、作用和影响等方面对宋代布衣上书、诣阙上诉做了详细探讨；高柯立《宋代地方官吏胥吏再探：以官民沟通为中心》、《宋代的地方官、士人和社会舆论——对苏州地方事务的考察》分别以宋代胥吏和苏州地方事务为中心考察官民的日常交往和信息沟通；黄宽重《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黄纯艳《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戴建国《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等文分别就宋代军事、法律信息的搜集、制定和传播进行探讨。

此外，日本、美国学者有关宋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中对信息渠道亦多有涉及，如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藤本猛《宋代的转对与轮对制度》，久保田和男《宋代中央情报向地方的传达》、《关于宋朝地方赦书的传达——以出迎和宣读为中心》，远藤隆俊《宋代的外交使节与文书传递：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线索》、《文书中所见宋朝对日本使客之接待——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题材》，Patricia Buckley Ebreyand Maggie Bickford.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等等。

2．传播机构：宋代中央机构中发挥重要传播功能的主要有尚书内省、閤门司、通进银台司、御史台、谏院、进奏院、机速房、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等，邓小南《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赵冬梅《论宋代的閤门官员》、《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李全德《文书运行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黄纯艳《宋代登闻鼓制度》，赵旭《论唐宋之际登闻鼓职能的强化及影响》，孟宪玉《通进银台封驳司与宋代公文运行机制》，张典友《宋代书制论略》，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第二章第三节“机速房与权相”、《从南宋机速房的建立——论宋代君权与相权的升降》，[日]石田肇《北宋の登聞鼓と登聞検院》，梅原郁《进奏院をめぐって——宋代の文书傳达制度》等分别就这些机构的流变、职能、运行过程及机制等进行探讨。宋代君主还通过走马承受、皇城司、内东门司、入内内侍省、进奏院等获取信息，通过对其机构设置、职能、名称变化、信息通进对决策的影响等的探讨，理清两宋宫门内外信息传播的状况。如程民生《北宋探事机构——皇城司》、《宋代的走马承受公事》，赵雨乐《试论宋代改武德司为皇城司的因由——唐宋之际武德使活动的初步探索》，范学辉《从崩溃到重建：论宋太祖时期的武德司》，曹家齐《宋朝皇帝与朝臣的信息博弈——围绕入内内侍省与进奏院传递诏奏之考察》，申忠玲《宋代的走马承受公事探究》，秦克宏《走马承受公事与宋代信息通进研究》、《南宋的机速房与边防》，刘春《南宋的御营司与机速房》，日本学者佐伯富《论宋代的皇城司》，《宋代走马承受之研究——君主独裁权研究之二》，友永植《内东门司考》，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的皇帝侧近官》等。

宋代监察体制逐渐完备化，从中央的御史台、谏院到地方的监司、通判等构成十分严密的监察系统，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七章对中央的御史台、谏院，路级的监司、帅司，州级的通判厅的设置、编制和人选、任命制度、监察权的行使，各监察机构的权力制衡关系、监察制度的特点进行探讨；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在概述监察制度的基础上较为深入系统地研究宋代中央及地方监察制度的变革、特征及利弊。

有关宋代中央监察机构的论著颇多，如刁忠民、虞云国均名为《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的专著对宋代台谏官的选任、事权、台谏机构的建置与职能、台谏言事制度等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第三章“台谏制度与台谏势力：北宋党争的催化剂”将台谏制度置于党争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考察，分析北宋台谏的新特点、政治品格、台谏势力在党争中的催化作用。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龚延明、季盛清《宋代御史台述略》，贾玉英《台谏与宋代权臣当政》，陈植锷《北宋台谏制度和宋学的自由议论》，梁天赐《北宋台谏制度之转变》，罗家祥《试论北宋仁、英两朝的台谏》，汤毅平《宋代台谏合流论》等就台谏的设置、职守、行事、对朝政或舆论的影响等进行探讨。肖建新《宋朝的风闻监察述论》一文则分析概括了宋代风闻的特点和作用。对地方监察机构研究的成果也有不少，如贾玉英《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就宋代路级、府州军监级监察体制的设立与变迁，唐宋时期地方监察体制变迁的原因和线索作了分析和清理；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研究》对路州县级行政建置、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与管理进行探讨；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以地方行政组织为核心系统研究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对其政区与行政组织、行政组织的职能及内部管理、地方行政权力的再分配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就宋代提点刑狱司的设置、构成、职能和作用、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特点、作用和影响，提点刑狱官的选任、考课、俸禄、职事等作了系统论述；戴建国《宋代的提点刑狱司》、石涛《北宋提点刑狱司研究》简要论述宋代提刑司的沿革、建制、职能、考课、监督等。

国外成果中，日本学者对宋代中央和地方监察体系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青木敦《监司和台谏》概述宋代中央台谏和地方监司的弹劾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其功能进行评价，《考课、监司与监察》则在论述监察与考课的基础上对宋代的监司语意进行考释；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三章“监司”一节对宋代监司的差遣、资序、考课与升转等进行探讨，《宋代司法制度研究》考察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机构，其中对提点刑狱司着墨不少；宫崎圣明《论宋代“对移”制度——兼论监司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体制》结合具体事例探讨知州、监司对不称职或违法官员的对移处分的确立过程、运用情况、程序、效用以及相关的法令。渡边久《围绕北宋监司》侧重考察宋仁宗至神宗元丰年间的监司之制，《北宋提点刑狱司的考察》则追溯宋太宗至仁宗时期提点刑狱司的沿革变迁。长井千秋《宋代的路的再审制度——以翻异别勘为中心》论及提点刑狱司的设立背景、职能，凸显宋代地方司法行政的特殊性。

3．传播媒介：传播媒介是传播行为借以实现的重要载体，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雕版印刷的推广，传播媒介种类更加丰富多样，除手抄媒介外，印刷媒介增多。台湾学者朱传誉《宋代新闻史》对宋代的邸报、小报、边报、榜文、时文作了丰富翔实的考辨论述；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研究》对地方行政公文的形式、传递、接收与承办、架阁流程有所涉及；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第四章“宋代媒介革命、新型的文学生产与审美文化的诞生与影响”、《城市与媒介：宋代文学的新变化与转型》上编“媒介影响下宋代文学的发展与转型”分析了宋代新兴的印刷媒介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张军《宋元时期的知识阶层》第二章“城市革命、市民文化与知识群体”对雕版印刷、书籍的普及、书坊市场与刻书产业进行探讨；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四章“宋代的科举用书”概述并分析了科举用书的编纂、刊行、类别与利弊。相关论文，或就文书的类型、体式、颁行程序、运行机制、传递过程、参与机构及表达观念等方面进行研究，如朱瑞熙《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邓小南《<宝训><圣政>和宋人的“本朝史观”——以宋代士大夫的“祖宗”观为例》、《南宋地方行政中的文书勾追：从“匣”谈起》、《书法作品与政令文书：宋人传世墨迹举例》，杨果《唐宋时期诏令文书的主要类型》、《宋朝诏令文书的主要制度》，沈小仙、龚延明《唐宋白麻规制及相关术语考述》，张祎《麻制草拟与宋代宰相任免——重在文书运行环节的探讨》、《中书、尚书省劄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方诚峰《御笔、御笔手诏与北宋徽宗朝的统治方式》，杨世利《论北宋诏令中的内降、手诏、御笔手诏》，丁义珏《宋代的御前文字》，刘江《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宋朝荐举改官文书中的照牒和奏检》，王化雨《两宋熟状考述》，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郭艳艳《宋代赦书研究》，曹家齐《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论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游彪《宋代流转往来的官方“文字”》、《宋朝邮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侧面：以进奏院的职责和官方文书分类为中心》，冒志祥《论宋朝外交文书》，黄纯艳《“藩服自有格式”——外交文书所见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陈瑞青《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公文的贴黄制度》，周佳《北宋上殿札子探研》，蒋淑薇《从<庆元条法事类>看宋代的文书制度》，魏峰《宋代印纸批书试论——以新发现“徐谓礼文书”为例》，胡坤《宋代基层文官的初仕履历——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中心》，汪圣铎、冯红《旁：宋代的一种官文书》，李华瑞《南宋地方社会管窥——以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为中心》，杨军《宋代榜文与政治信息传播——基于政治传播学视角的分析》、《宋代榜的传播学解读》，高柯立《宋代的粉壁与榜谕：以州县官府的政令传布为中心》、《宋代州县官府的榜谕》，朱文慧《榜示·读示·门示——<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宋代司法中的信息公开》；或就邸报的性质、编辑发行、出版体制、信息传递、功能影响，小报的产生兴起、打击惩治等进行探讨，如游彪《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田雷《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田建平《<邸报>内容与宋代国政——哲宗时期李焘笔下的<邸报>记事》，刘大明《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围绕政治信息传递相关问题而展开》；或就书籍的用纸装帧、出版发行、出版原因及影响等进行考察分析，如方芳《宋代印刷文献研究》，田建平《宋代出版史》，刘大明《宋代文人出版图书的原因及意义》，钱云《宋代“御戎论”的传播与意义——从科举用书谈起》等。

比利时学者HildeDe Weerdt“‘Gourt Gazattes’and ‘Short Reports’：of ficial views unofficials Readings of court News”通过朝报与小报的读者群与读者的反应，探讨宋代官方、半官方讯息网络及对待两种不同刊物的态度和意见分歧。日本学者对宋时的传播媒介诸如文书、书信、公凭、朝报、小报、刻石等也多有探讨，如平田茂树《宋代文书制度研究的一个尝试——以“牒”、“关”、“谘”为线索》、《宋代地方政治管见——以札子、帖、牒、申状为线索》、《宋代书信的政治功用——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为线索》，小林隆道《宋代中国的统治与文书》、《宋代“备准”文书与信息传递——从分析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入手》、《宋代使帖“文书”的样式和机能》、《宋代的赐额敕牒与刻石》，德永洋介《宋代的御笔手诏》，远藤隆後《宋代的公凭与通行证——日本僧成寻的巡礼》，松崇志《契丹与宋朝间的外交文书——牒》，毛利英介《辽宋间“白劄子”的使用》，山崎觉士《外交文书所见宋代东亚的海域世界》、《由书简所见的宋代明州对日外交》，尾崎康《宋代刊刻的展开》，野泽佳美《宋元时代湖州妙严寺的出版活动》，前村佳幸《宋代士大夫的著作与文本的流传》，中西朝美《有关五代北宋国书的形式》，小林义广《蔡襄的谕告文》，清水浩一郎《关于南宋告身的文书形式》，赤木崇敏《宋代“检文书”考》等等。

4．邮驿制度：邮驿历来是古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宋代邮驿制度在前代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十分发达便利的交通通讯网络。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刘广生和赵梅庄合著《中国古代邮驿史》，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中第二章“文书传递制度”、《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第五章“各种交通设施”中“驿传之设置”，张锦鹏《南宋交通史》中第七章“南宋邮驿及其交通管理”，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第六章“厢军中的递铺兵”等对宋代邮驿设施、人员、路线、管理、存在问题等有不同程度的探讨。曹家齐《宋代的交通与政治》收录有关宋代交通史与政治史的论文22篇，就宋代交通史料、交通史研究回顾展望、交通路线、驿传系统、文书传递等进行专门研究。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一书是研究唐宋交通及相关问题的力作，其中第一篇对宋代的陆路、递铺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论文方面，曹家齐有关宋代金字牌、急脚递、摆铺、斥堠铺和驿传制度的系列研究论文尤其引人注目，如《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宋代递铺种类考辨》、《宋代急脚递考》、《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宋代驿传制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南宋时期交通格局的重大变化》等。此外，还有汪圣铎《宋代的递铺》，张可辉、叶美兰《宋代急脚递之创设及其管理、驿令考述》，焦杰《北宋急脚递的传递方式考》、《唐宋金元急递制度的沿革》，日本学者真上隆俊《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曾我部静雄《宋代之驿传邮铺》等对宋代邮驿系统和管理体制等进行考察。

5．信息管控：相关成果主要就宋代政府对信息传播活动的干预、管理和控制进行研究，涉及法律、制度规定、具体措施等，如王金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书结合丰富史料，从档案机构、职官设置、档案思想、档案法规、档案编纂制度及编排方法等方面对宋代档案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论述。郎国华《宋代的新闻控制现象浅析》、侯明扬《宋代社会的新闻控制研究》从宋代政府对新闻控制的内容、表现、主体对象、手段、途径、特点、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出版管理和书禁是宋代信息管控的关注重点，出版管理方面，田建平《宋代出版史》就书籍出版体制及其生产、发行与贸易、版权保护、稿源、编辑体制及编辑规范、出版资金、利润、稿酬、技术及工价、国家出版管理体制、出版质量等方面进行研究，对报纸出版也有所涉及。朱传誉《宋代新闻史》第六章“出版事业与出版法”就禁印卖、禁藏书、审阅及罚则、版权、避讳等问题进行探讨。周宝荣《宋代出版史研究》第六章“宋朝对出版的管理”、《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第四章“走向大众的出版建构”和第五章“走向大众的出版创生”在勾勒宋代出版业发展轨迹凸显其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对信息人员管理、书稿审查、版权保护、打击非法出版等进行论述。杨玲《宋代出版文化》第二章“宋代出版文化概况”中“宋代出版管理”一节概述了宋代政府的禁书之举、保护版权、管理制度和控制手段。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分卷>论述了宋代出版业勃兴背景、出版机构与出版情况、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及思想、朝廷对图籍出版流通与版权的管理等。祝尚书《试论宋代图书出版的审查制度》，徐枫、朱绍秦《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徐枫《宋代对出版传播的控制体系与手段》，郭孟良《论宋代的出版管理》，宋亚伟《宋代政府对出版活动的监控》，顾宏义《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王海刚《宋代出版管理述略》，杨青《南宋官府对刻书业的管理》，方宝璋、高月梅《论宋代的出版管制》，滕芳芳《宋朝图书出版发行制度研究》，孙永芝《两宋出版管理研究》，刘大明《宋代图书出版业的侵权现象及其防控机制》等对上述问题也有不同程度的探讨。书禁方面，林平《宋代禁书研究》从宋代禁书的分期、特征、类型及影响等方面详加考察，并选择有代表性的禁书个案加以解析。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的书禁》，荛公《宋朝对于书报的管制》，李孟晋《宋代书禁与椠本之外流》，陈学霖《宋代书禁与边防之关系》，赵旌《宋代的印刷禁令》，何玉红《宋朝边防图书与情报控制述论》，董煜宇、关增建《宋代的天文学文献管理》，孔学《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述论》，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王德朋《南宋对金贸易中的书禁问题》等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代书籍传播禁令的缘起经过、政策措施、类型特征等。此外，朱传誉《宋代新闻史》第三章“保密防谍”一节、第七章“新闻封锁”一节从防止泄露、限制传报的角度对宋代政府的新闻管控进行析论。黄宽重《秦桧与文字狱》、张庆龄《宋辽间的走私贸易》、葛兆光《“中国”意识在宋代的突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曹家齐《宋朝对边塞进出境人员及贸易的管理》、廖隆盛《北宋与辽夏边境的走私贸易问题》、王昆《宋与辽夏金间的走私贸易》、王会敏《北宋时期边境管理制度研究——以宋辽沿边地区为中心》、肖全良《信息控制与边疆安全——以宋夏为例》、唐娜《北宋初期天文之禁研究》、鲁碧华《试论宋代天文之禁》、赵章超《宋代巫术妖教犯罪与法律惩禁考述》等对宋代书籍走私、书籍限禁、信息保密、法律惩治等有所涉及，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庆元条法事类と宋代の出版法》结合律条规定对宋代出版管理进行探讨，比利时学者魏希德（Hilde De Weerdt）“Byways in the Imperial Chinese information Order：The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tate Document”一文考察了宋代官方信息流入私人之手及以出版物形式市场化的过程，并就其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二）关于宋代非正式渠道信息传播的研究

相比之下，关于宋代非正式渠道信息传播如谣谚、谶语、故事、传说、流言等的研究成果则较为有限。

1．关于谣谚谶语、故事传说的研究：谣谚谶语作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口头信息，或直或隐、或显或潜地反映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蕴含了十分丰富而饶有趣味的历史内涵。赵瑶丹《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以收罗的宋代近九百首谣谚为基础，结合具体时空背景和历史语境，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谣谚的创作与表现形式、产生和传播原因、传播方式和效果、社会效应及特征等进行解读、阐释和分析，进而揭示谣谚与宋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田志光、孙朋朋《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将宋代民谣与政治斗争、仕宦进退、社会情势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分析；王华艳《从谣谚看宋代社会的近世化倾向》以谣言为切入点，在考察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分析谣谚的特点，着力展现宋代社会的近世化倾向。蔡金成《宋代民间歌谣研究》在统计分析宋代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就其流传特点、蕴含内容及地位、价值和影响等进行探讨。方燕《<宋诗纪事>中的时政谣谚论略》通过解读《宋诗纪事》所载宋代时政谣谚，对其功能和社会意义进行分析，以折射世道人心，展现政治风貌。陈凌《浅析宋代谶谣中的社会历史》分析谶谣的制作原因、背景及影响，通过宋代谶谣反映其中隐藏的社会历史；《宋代谶谣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在简述宋代谶谣的基础上，就其作为政治斗争的舆论武器和民众心声表达的社会功能及史学、文学价值进行分析。郑俊一《唐初与宋初帝王谶谣对比研究》结合唐宋政权建立初期流行的帝王谶谣分析探讨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变化及原因。杨洪权、丁鼎《漫议后周“都点检”之职与“点检作天子”之谶——兼与顾吉辰先生商榷》认为后周末年流传的“点检作天子”的谶言是当时有识之士唯恐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位高震主而向周世宗提出的警示，并非赵匡胤策划、炮制的政治阴谋和得以代周称帝的真实原因。刘长东《宋太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与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认为谶言影响了宋太祖奉佛的态度及政策，并在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有关中国古代歌谣、谶言的通史性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宋代谣谶。如张紫晨《歌谣小史》对古今歌谣进行纵向考察，吕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从民俗学、政治历史学和民间文学的角度，对古代风谣、谶谣与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谢贵安《中国谣谚文化——谣谚与古代社会》从谣谚传播、社会功能、历史演变等方面就谣谚与古代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中国谶谣文化研究》分理论、方术和解析三篇，在概述谶谣的基础上，对其来源、历史及表现形式、发生、制作与传播、接受与破译、谶谣预言的方法和心术等加以研究，并对先秦至唐宋元明清每一阶段的谶谣进行考察，选择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解析。栾保群《历史上的谣与谶：权力斗争中的异类武器》汇集周秦至宋元明清具有代表性的谶谣，分析揭示其在历史上作为权利斗争中诡异的政治工具的神秘色彩；其另一著作《中国古代谣言与谶语小史》按朝代顺序对先秦至宋元明清时期的谣言谶语进行个例解读，以反映谣言谶语的“真实”和“虚妄”。丁鼎、杨洪权《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就古代谶言的类型、流变、衰微及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文献中所辑录的三百余条谶言进行考辨分析。

关于宋代故事、传说方面，现有成果多见从文学角度所进行的分析解读和探讨，而从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尤以对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有关的故事、传说的成果最为集中和引人注目。仅从对“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的研究来看，如张其凡《宋太宗论》、李裕民《揭开“斧声烛影”之谜》、顾吉辰《“烛影斧声”辨析》、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刘子健《宋太宗与宋初两次篡位》、王瑞来《“烛影斧声”事件新解》、唐兆梅《评<杜太后与“金匮之盟”>》、侯扬方《宋太宗继统考实》、邓广铭《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王育济《“金匮之盟”真伪考》、何冠环《金匮之盟真伪新考》、孔学《“金匮之盟”真伪辨》等文就历史传说的真实性进行考辨，以图破解这两大政治疑案。关于宋太祖出生、开国及誓约，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出生传言未揭之底蕴》，尹承《宋太祖诞生神话表微》从宋朝开国神话中颇具神秘色彩的太祖诞生传言、神话入手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前文认为太祖出生时的种种传言折射出宋初开国的时代特征，是宋初良性政教关系得以实现的象征；后文则结合这类神话对其民俗信仰和宗教、宋初的政治情势进行考察分析，进而展现与之共同形成宋初政权重建合法性信仰的最初努力；李峰《北宋开国故事：众声喧哗中的造假与虚构》认为宋初人们在重构开国故事的过程中伪造和虚构史事以塑造宋太祖的神圣仁德形象，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顾宏义《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考》、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杨海文《“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张希清《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新论——兼与张希清、刘浦江等先生商榷》等文则结合史料对太祖誓约之说的真伪进行考辨，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在综述辨析各家考证的基础上，从文本考古的角度对太祖誓约进行研究，以图还原靖康末年与建炎初年的政治历史，厘清传说如何经历复杂的时代与政治变迁而蜕变为赞颂赵宋仁政的温情寓言。关于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如包公、杨家将等的故事传说也备受注目，如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结合包公时代政治语境，对包公的历史、自我、文学叙事，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司法运作进行考察分析，认为其透射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集权”特征，反映了精英与民众的价值冲突。孔繁敏《包拯研究：历史与艺术形象中的包公》概述包拯家世、主要事迹和治国思想，并考订《包拯集》和宋史中的相关史实。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结合所搜罗的丰富史料对杨家将故事起源、流传因果、真实历史进行梳理、考辨和分析；羽白《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杨芷华《杨家将的历史真实》则结合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考察和努力还原杨家将真实的历史面貌。其他传说、故事的研究还有不少，代表性成果如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结合“泥马渡康王”的故事背景，考证崔府君其人其事及与南宋初年政治的关系。游彪《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和》认为为了扩大道教的影响力，道教及其信徒杜撰并渲染的一些神话传说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和记录，使斋醮、驱鬼、符咒、炼丹等道教仪式在宋代民间十分盛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状态。王瑞来《“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后真宗时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追溯“狸猫换太子”传说的由来，透过看似荒唐无稽的传说洞察背后所潜藏的真实，即真宗时期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和刘皇后走向前台的“后真宗时代”的政治权力博弈以及对此后历史走向的引导。杨果、方圆《<王魁负桂英>故事在宋代的变迁及其政治道德意涵》回溯王魁负桂英从民间传说到文人撰述的变迁，认为这一故事在宋代的流播反映了宋人的果报观念、审美情趣，寄予了士大夫的政治道德期待。李晓珏《毛女仙姑在宋代神圣性的加强——兼论宗教故事的政治隐喻》概述道教仙姑毛女传说的早期形态及内涵，通过对其背后政治隐喻的揭示分析徽宗朝权臣蔡京利用毛女形象为财政改革造势的原因，反映毛女在宋代神圣性的加强。张文、范梦《从女鬼故事看宋代妾婢的人间生活——宋代妻妾关系研究》以宋代笔记小说中的女鬼故事为切入点，管窥主母与妾婢的不同家庭地位、妾婢的生存状态和反抗行为及复杂微妙的两性关系。铁爱花、曾维刚《旅者与精魅：宋人行旅中情色精魅故事论析——以<夷坚志>为中心的探讨》从《夷坚志》所载宋人行旅中的情色精魅故事出发，概述宋代遭逢情色精魅的旅者的性别、阶层、行旅事由以及情色精魅的原形、化形、出没时间、活动地点、危害等，认为这类故事传递了宋人应对行旅中情色问题的经验与认识以及建构规范的行旅秩序与性别伦常秩序的愿望。何玉红《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认为宋高宗初登大位就将光武故事纳入其宣示中兴意志的重要思想资源的范畴，对光武中兴汉室的叙述与效法在高宗进行中兴形象的构建和南宋意识形态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流言及相关问题：专就宋代流言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主要有：顾吉辰《论后周末年的一场政治谣言——兼论赵匡胤上台》对五代后周末年社会上流传的“都点检当天子”的政治谣言产生背景、出笼过程、内容及历史教训等进行分析探讨，认为该谣言是由赵匡胤集团一手策划、炮制的代周篡权的重大政治阴谋和借以实现登基称帝的真正原因。燕永成《流言与王安石变法》针对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流言，从其表现、特点、形成原因、朝廷的应对举措、社会危害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刘大明《宋代的政治谣言传播及其治理特色》《宋代谣言传播的政治风险防控》从宋代的政治谣言入手，就其内容、防控、辟谣或治理谣言机制展开论述。黄博《甲午流言：承平时期的内忧外患与危机应对——北宋中期四川政治与社会研究》将甲午流言作为一个考察四川政治与社会的平台，通过对甲午流言兴起的地方性背景、流言困扰下的民众与形势，中央与地方应对措施的分析，以小故事展示大历史；在此基础上发表的论文《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则围绕甲午流言所引发官民的集体性大恐慌，通过对参与其中的各种力量的探讨，以呈现地方政治运作的多种样态。方燕《宋代讹言的传播和控制》在分析宋代讹言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从中央到地方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充分肯定宋代政府利用国家权力防控讹言、引导社会回归正常状态的积极努力；《南宋光宗朝过宫流言探析》追溯过宫事件的缘起，就过宫流言的衍生与消歇、引发流言浪潮的原因及影响进行析论；《宋代灾害流言的传播心理与应对策略》分析两宋时期灾害背景下流言纷起的原因，认为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少数人的蓄意煽动、大众认识水平的局限、应对灾害能力的不足和特殊时期心理的剧变是促成流言传播的关键因素，针对流言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以应对和化解；《宋真宗时期的神异流言——以天书事件和帽妖流言为中心的考察》认为统治者炮制天书及流言，止息帽妖流言，表面上看似明显不同，实际上都是从其既有立场和利益出发，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的一体两面。钱建状《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兼论李廌落第原因》、谢谦《朱熹与严蕊：从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说》、《欧阳修艳词绯闻辨疑》侧重于对流言中心人物、中心事件的个案研究，钱文围绕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而其门生李廌竟为下第从而引发的自北宋末迄南宋灭亡的种种传闻流言溯本求源，去伪存真，对其妄说不经、有损东坡名节者予以驳斥。谢文认为宋人笔记中朱熹与妓女严蕊的故事是南宋党争的产物和捕风捉影的流言，晚明白话通俗小说是以世俗趣味来戏说道学家；而欧阳修艳词的各种传闻与庆历党争、濮议之时两度爆出而被政敌大加利用的绯闻密切相关。

涉及宋代流言的论著则有不少，如郭东旭《立赏告奸：宋代一个广泛的法域》就宋代告赏立法的缘起、适用范围、影响等进行探讨，认为立赏告奸这一政府鼓励吏民揭发犯罪的手段在运用时免不了流言中伤。徐燕斌《榜文与宋廷地方治理考略》认为榜文在宋代政府地方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禁邪说谣言有助于统治者加强思想管控。方燕《试论宋代匿名书》分析宋代匿名书这一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的社会危害，认为其在保护言论自由、促进大众的社会参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滋生和传播包括流言在内的各种有害信息的温床。童永昌《志于便民：北宋熙宁至元祐时期的民情与朝议攻防（1069—1094）》认为宋代朝廷论争中官员援引借以表达宣示民意或民情的民间歌谣作为指斥时弊、打击政敌的重要手段。流言通常与宋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密切相关，事件研究方面，如吴天墀《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分析王小波、李顺起义与水神崇奉的关系以及给四川当地所造成的影响，涉及甲午之乱与流言，但未作进一步申论；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第一章对南宋初期孝、光两朝政治从淳熙内禅、绍熙初政到过宫事件、绍熙内禅进行审视和再现，涉及过宫风波和流言；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从理宗朝备受注目和争议的问题出发讨论宁宗末年至理宗初年的党争，借以考察其时政治得失；许敦平《试论两宋之际的瑞应图》通过两宋之际的瑞应事件及相关图画分析徽宗、高宗父子如何将瑞应作为巩固政权、粉饰太平的重要手段，并进一步探讨绘画的政教功能；韦兵《“张守真神降”考疑：术士与宋太祖太宗皇权更替》认为“张守真神降”是宋太祖、太宗皇权更替之际，术士利用黑煞神崇拜，为太宗谋取帝位制造符命的重要事件，内情幽隐，关涉禁秘；李裕民《宋神宗制造的一大冤案——赵世居案剖析》从微观角度分析赵世居案始末，辨析其中的诬告枉杀。俞兆鹏《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张继定、毛策《唐仲友之悲剧及其成因略考》，张培锋《南宋一桩贪腐案——朱熹弹劾唐仲友史实探微》，黄灵庚《唐、朱交恶辨正》、高柯立《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为中心》、[日]户田裕司《唐仲友案的现实与评价——南宋地方官的贪污与系累》等文就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间的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历史旧案进行搜求探讨等。有关事件的研究中围绕天书封禅、新政变法、党争等所涉流言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天书封禅方面，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四章“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真宗朝的过渡”，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二章“宋真宗以神道设教”、《宋真宗》，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第三章“理想与现实”，张其凡《宋真宗“天书封祀”闹剧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葛剑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汤其领《涤耻封禅与北宋道教的兴盛》，仝晰纲、迟少丽《宋真宗东封西祀浅论》，何平立《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胡小伟《“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刘广丰《丁谓与宋真宗朝的“天书封祀”》，路育松《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等对天书封祀从背景、经过、目的到实质、影响进行分析探讨，不同程度地涉及天书事件及流言。日本学者大冢秀高《天書と泰山：“宣和遺事”よりみる“水滸伝”成立の謎》着眼于原《水浒传》成书之前说唱文艺时期的水浒故事，以《宣和遗事》为线索，参照《杨家将演义》等书，从梁山好汉落草地址变化、晁盖到宋江梁山泊首领的继承、宋太祖传位太宗的烛影斧声之疑及九天玄女降天书以及晁盖宿愿、宋江泰山还愿与太宗宿愿、真宗泰山封禅等多方面加以考察分析和论述。改革方面，如贾玉英《台谏与宋代改革》、孙小淳《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王世农《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就宋代革新运动遭遇舆论阻力的原因、表现、影响等进行探讨。王瑞来《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对庆历新政、范吕党争和解仇等进行探讨，并分别就范仲淹风流韵事公案、欧阳修所涉长媳案、张甥案等始末作了详细考辨和分析。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李金水《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六章“王安石的对辽外交政策”中“关于王安石‘弃地’的争论”、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地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轼》、邓小南《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表>辨伪》、王瑞来《王安石新法——祖宗不足法》、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第三章“为王安石辩诬二事”、黄复山《王安石三不足说考辨》、孟天运《王安石改革与社会舆论》、张建民《天变灾异与熙宁变法》等分别就“三不足”“以与为取”“发其私书”“弃地数百里”及天变灾异等流言进行辨析。党争方面，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陈植锷《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程光裕《宋代台谏之争与濮议》，成长健、师君侯《从三篇<朋党论>看北宋的党争》，高纪春《淳熙末至绍熙间道学与反道学斗争的加剧——道学朋党的形成与党争的激化》，金强、葛金芳《北宋文官政治与熙丰党争》，宋晞《异论相搅——北宋的变法及其纷争》，刘子健《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林天蔚《论“庆历盛德诗”与“庆历之治”》，Ji Xiao-bin.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A.D.1019-1086）等对作为党争舆论武器的流言有不同程度的论及。人物研究方面，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传》，王鲁单、姬文清《千古名相寇准传》，王瑞来《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程应镠《范仲淹新传》，黄进德《欧阳修评传》，范文汲《一代名臣王安石》，李昌宪《司马光评传》，黄宝华《黄庭坚评传》，束景南《朱子大传》，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龚延明《岳飞评传》，张其凡《宋代人物论稿》，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李菁《南宋四洪研究》，杨恒平《宋代桐木韩氏家族研究》等论著牵涉流言对个人命运、仕宦进退、荣辱沉浮的影响，其中以对武将和流言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如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勾勒了北宋武将群体的形成及以文官抑制武将的轨迹；《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研究》以北宋文臣武将代表性人物的活动为线索，分析考察有宋一代崇文抑武的典型特征及社会影响；《宋史论稿》收录19篇论文，对宋代人物、军制、军队素质、武将出身地位等作了相应探讨，上述研究不同程度地关涉流言。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由对北宋武将研究的12篇论文结集而成，其中关于宋太祖、太宗朝武将党争和将领个案的研究以丰富的史料和多样的视角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北宋武将的事迹、性格、人际关系和家族发展轨迹等，通过辨析享有盛誉或背负骂名的人物家族有关的各种传说流言，力图还原其真实面目；其集十年心血而成的力作《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对战功卓著的李氏外戚将门李处耘、李继隆、李继和、李昭亮三代的家世生平、仕宦、军功等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中也不难看到流言的伤害力。顾宏义、孙建民《宋初大将自晦现象初探》从收罗的北宋初大将自晦、自污史料出发，对宋初武将不勤政务、甘于平庸的群体性格的形成原因、表现及危害进行分析探讨。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之死》认为狄青死于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欧阳修的诬枉不实之辞对其被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陈峰、张明《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认为透过仁宗时期狄青屡遭压制、打击和被迫害致死的种种遭遇可以窥见北宋中叶武将的社会地位急速下降的境况。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在收罗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岳飞事迹及相关军政史实作了细致考辨和论析；陈桂炳《略论刘锜被罢兵权》分析南宋抗金名将刘锜在取得柘皋大捷后被罢兵权一事的原因和危害，认为宋高宗抑制武臣、削夺兵权及秦桧、张浚等人的嫉恨排挤是重要因素；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以吴氏兄弟为中心，就其家世生平、重要军事活动、家族覆灭等作了详细的考述；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对吴玠、吴璘早期行迹、抗金保蜀事迹、家族走向衰亡详加评述；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就吴玠死因结合史料进行考释，陶文认为，吴玠并不是死于妓和吸毒，而是死于腑脏寄生虫病；顾文则认为《宋史·吴玠传》中关于吴玠嗜欲渔色、喜饵丹石的记载不误，李贵录《“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分析南宋初年宋金富平之战后“曲端冤狱”与陕西陷失的直接关系，认为曲端冤死主要是因张浚罗织罪名陷害所致等等。

总体而言，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对宋代体制性渠道信息传播和管控问题关注较多，相比之下，关于国家权力对非正式渠道信息传播的支配和管理的研究则较为忽略，由流言而牵涉的相关问题当是宋史研究中值得重视和深入发掘的议题；其二，有关古代社会流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秦汉、唐、明、清各个时期，相对来说，对宋代着墨较少，尚缺乏系统梳理和必要的探讨；其三，对流言现象与民众集合行为、官民互动、区域互动关注不够，对流言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缺乏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其四，宋代流言问题关涉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政策与实践，关涉基层社会的诸多方面，然而长期以来研究不足；其五，有关流言的相关理论探讨远未充分，某些流言现象如宋代史籍中所记灾异流言、军事流言、经济流言等的研究较为薄弱。

三、研究意义

本书在总体呈现宋代信息传播与政府规制状况的基础上，通过以流言为中心的非正式渠道信息传播和管控的着重考察和深入论述，反映政府控制信息的层面力度和大众的心态观念，以加深对宋代社会的把握和认识。

首先，宋代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无论官方传播、士人传播，还是民间传播都十分活跃，通过对其传播形式、传输渠道、信息管制的梳理考察，展现宋代信息活动的丰富面相。

其次，流言昭示历史的脉动，提供了一个观照古代社会的独特视角。通过对流言特定历史语境的解读，对流言的滋生土壤、应对机制、危害影响等方面的考察，着力反映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状况。

再次，流言是社会心理的特殊表现形式，透过对流言背后所隐藏的心态、观念、信仰和经验等的揭示，折射宋代不同阶级、阶层的心理状况，把握世风舆情和社会动向。

最后，流言是从古至今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意见、议论热点隐显交替，虚假信息被聚合放大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研究不同时期多元的流言体系，可以为流言的认识、预防、消解和控制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书拟以流言为中心，从宋代传播环境、传播形式、传播媒介、信息管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概述宋代信息传播形式和传输渠道，从传播媒介、信息资源、信息传输三方面考察宋代政府对信息的管制。

第二章：将流言重置于宋代“社会场”中加以审视，对流言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进行剖析。

第三章：通过典型个案的深入分析揭示流言与宋代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把握政治、经济场域中的利益博弈和应对机制。

第四章：在概述宋代军事流言种类和传播管道的基础上，就宋王朝对内对外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流言的利用、战时流言传播的控制进行探讨。

第五章：以蜀地为中心，通过对流言滋生的情境背景、政府控制流言的措施与成效等方面的考察分析，展现宋代治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六章：分析宋代灾难流言的传播心理、时空态势与传播策略，并以真宗朝天书流言和帽妖流言为例，探讨宋代神异流言的特性和影响。

（二）研究方法

流言作为一种最松散、最自由的信息传播现象，蕴涵着特定的情感倾向，体现出人们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是涉及众多领域和学科、内涵外延都相当广泛的综合性范畴。

本书在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一方面深入发掘此前利用较少的史料，运用历史学、传播学、舆论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按照点面结合、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方式，对宋代流言进行考察和分析，如对流言产生的情境性脉络进行梳理，对因流言而引发的事件发展态势及要素进行本原研究；通过典型个案深入细致的解析揭示流言的生成机理、流布规律以及应对机制，把握流言突生、运行和衰亡的动态过程；对流言传者和受者进行分析，比如“谁”散布流言，“怎样”和“为什么”散布流言，哪些人从流言的传播中获益，受众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及阶层分布如何，传受双方的互动关系怎样。通过对流言文本的分析把握流言的建构过程、传播层级和介质、各层级间的信息流动和影响因素、信息陈述内容及意向所发生的丰富变化；以心理分析为研究取向，透视被压抑在流言深处的社会不安心态和利益诉求，分析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状况，探讨流言传播的心理效应。另一方面，鉴于流言与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就不可能将其抽离出来进行孤立、静态的研究，而必须将流言形式、流言主体、流言情境、话语互动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性研究，以折射社会风尚和社会变迁，勾画立体的社会生活镜像，如此种种，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和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