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

第一节 骈文的特点与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章由散文逐渐向骈文转变，骈文取代散文，成为“一代之文学”、几乎独占文章园地的时期。

骈文，即骈俪文，也叫骈偶、骈体、四六等注14。两马并驾曰骈，两人并耕曰偶注15。以两两相对的句子构成的文章，就叫骈文。所谓相对，首先是指句意的排比，然后发展为句法上的对称和音韵上的对称与协调。当然，初期的骈文以及后来一些骈散兼行的作品并不十分讲究工整，甚至可以在骈偶中掺杂一些散句。在声律方面，骈文一般要求两两相对的句子平仄相对，声韵相协。骈文往往还以数典为工，以博雅见长。通过典故的广泛运用，扩大作品的艺术容量，收到词约而意博的效果。

注14骈文（或称骈体，骈偶，骈俪，四六）的名称出现较晚。在最初，人们只知道它与古文不同，因此，把它叫“今文”或“今体”。如萧纲《与湘东王论文书》云：“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废。”这就首先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唐韩愈又称之为“俗下文字”。他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渐。”这里的俗下文字就是指当时流行的骈文。至晚唐，因自梁、陈至唐初，骈四俪六之文定型并且大行，因此又出现“四六”这一名称。如李商隐就命名他的文集叫《樊南四六》，自此，四六作为骈文的名称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四六命名的骈文集、骈文评论专著，比比皆是。如宋李刘《梅先生四六标准》、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等。宋代以后又被称为“时文”。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裂，另为时文”。又其《与荆南乐秀才书》：“仆少孤贫……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宋代，楼钥又称之为“骈俪之体”。他在《北海先生文集序》中说：“唐文几变，宋之文亦几变矣。止论骈俪之体，亦复屡变。”至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徐仆射集题辞》云：“历观骈体，前有江、任，后有徐、庾，皆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这里就正式提出“骈体”这一名称。至清初骈文家陈维崧自称：“吾胸中尚有骈文千篇，特未暇写出耳。”才正式提出骈文这一名称。自此，骈体，骈文，或骈俪就成为这种文体的专有名称了。严格地说，这些名称的应用范围还是略有区别的。“今文”、“时文”是某个历史时期对骈文的专称。四六，主要指文章多数以四言六言的隔句作对的比较严格的骈文，骈体、骈偶、骈俪，可以看作是骈文、骈赋的总称，骈文则应是相对于散文的这类文体的概称。

注15骈，《说文》曰：“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段玉裁注：“併骈皆从并，谓并二马也。”又《说文》云：“偶，人也，从人禺声。”段玉裁注云：“偶者寓也，寓于木之人也。字亦作寓，亦作禺，同音假借耳。按木偶之偶与二喠并耕之耦义迥别。凡言人耦、射耦、嘉耦、怨耦，皆取耦耕之意，而无取桐人之意也。今皆作偶，则失古意矣。”据此则知偶当为耦之假借字，取其两人并耕之意。骈、偶皆为两两相对之意。故以两两相对的句子构成的文章叫骈偶文。又《说文》云：“丽，旅行也。”段玉裁注云：“《周礼》：‘丽马一圉，八丽一师’，注曰：‘丽，耦也。’《礼》之俪皮，《左传》之伉俪，《说文》之骊驾，皆其义也。两相附则为丽，《易》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是其义也。”据此，则知俪即丽字，两相附丽之意，故骈偶文又叫骈俪文。

骈文是和散文相对而存在的。散文是一种比口语精练，而又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体文章；骈文则是一种以对偶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的文体。它们不仅有不同的体制要求，而且有各自的特色，情调和风格也有明显的差别。骈文与散文的不同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句式不同：散文应以散句为主；而骈文则以骈句为主。二、行文风格不同：散文讲求离合伸缩之法，以错综变化为能；骈文则强调句子的对仗平衡，以整齐工巧为美。散文重气势，或雄浑磅礴，或纡徐舒缓，以形成阴柔阳刚之美；骈文则重声律词采的排比，使其上抗下坠，铿锵有声。三、语言色泽不同：散文虽也有比较华丽的，但一般以简练、朴质、平淡、本色为高；而骈文虽也有比较朴质的，但一般以典雅、新巧、凝练、秾丽为贵。四、用典方式不同：散文用典多属明引，而且可以将整段文章或完整的故事引入文中，而不会妨碍它的行文；骈文因受句式的限制，用典只能暗引，即必须对其进行浓缩，或截取原典中的关键性词语，这样来缩小原典在文中所占的篇幅，以便做到一句一典或者一句数典。五、表达效果不同：散文可以自由抒写，因而容易做到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更便于表达思想，能用来叙事说理，写情状物；而骈文受的拘束较多，就不得不借助高度浓缩的典故来暗示己意，有时甚至不得不阉割文意来削足适履，因而一般难写难读，特别是用来写情状物还可以胜任，用来叙事就比较困难。

骈文这种体制及其特色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骈文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骈偶，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几乎是与我国文学同时出现的。但在西汉以前，还未达到作家自觉地刻意经营的阶段。汉代辞赋盛行。辞赋讲求“丽靡”。所谓“丽靡”，是指“侈丽宏衍之词”，也就是语言富艳华美。因而骈偶作为一种增加语言对称美的修辞手法，逐渐被辞赋作家着意追求，刻意雕琢。于是骈偶就在辞赋中被普遍使用，并率先出现骈赋。这股骈偶之风也逐渐影响到一般文章。东汉文章中的骈偶句也逐渐增多，“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

至魏晋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词采华丽，骈偶也就更被文人大量自觉地运用，从而使骈文与散文分道扬镳，各自发展。骈文于是正式形成。不过，魏晋骈文，对偶声律都不甚严格。比较严格的骈文，始自任昉、庾信以后。

概言之，骈文滥觞于汉魏，形成于两晋，盛行于南北朝。韩柳古文运动以后，骈文独霸文坛的统治局面开始动摇。至清代，还有过号称骈文中兴的局面。直至“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这种文体才逐渐销声匿迹。

第二节 曹魏时期骈文与散文

汉末群雄割据，大一统的局面荡然无存，使得一统天下的经学束缚开始被打破，思想解放、多元并存的局面使士人得以享受两汉以来前所未有的自由，敢于放言无忌，直抒胸臆。故此时文章风气为之一变，文章内容也不再是诠释和敷衍经义，而是更加注重抒情咏怀，表情达志。正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所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所谓清峻，就是文章简约严明，不烦琐迂腐；所谓通脱，即随便之意，就是写文章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不矫揉造作。这时期文章的另一个变化是抒情化和骈偶化。曹氏兄弟及建安七子的文章大都骈散兼行而以偶句为主，加上这个时期的作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文章更是笔带感情，一唱三叹，慷慨悲凉，于整饬中带着清刚疏朗之气，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第三个变化是，此时作者的文章都有比较强的个性特色，如曹操文章清峻通脱，曹丕清绮流畅，曹植气盛辞华，建安七子，也各有其特色。正始时期的嵇康、阮籍则更表现出处在高压下愤慨和反叛的心声。

这个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为三曹、诸葛亮、七子中的孔融、陈琳、阮瑀与嵇康、阮籍，此外，繁钦、杨修、吴质及陆凯、韦昭等人的文章也都写得颇有情致。

曹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他的文章确实具有豪爽、坦率、自然、通脱的风貌。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诉说了自己的心曲之后说：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鲁迅说：“这几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为当他建安十五年（210年）作此文时，三国鼎峙之势初定，北方尚在用兵，曹操虽已有相当势力，却尚非踌躇满志，正当用人之秋，所以肯推心置腹。张溥说：“《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这“抽序心腹”就使文章显得自然。他的《遗令》也不依旧有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婢妾伎人的处置，发自肺腑，有动人心脾之处，反映了他临终时的思想感情。他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说得更加大胆：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鲁迅说：“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

曹操的文章敢言无忌，形式自由随便，语言朴质自然，不尚华词，开创了清峻、通脱的建安文风。

曹丕的文章语言渐趋华美，骈偶的气息重，抒情的气氛浓，代表着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朝歌令吴质书》就能以整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写挚友的深情。吴质是曹丕的下属，但文章并无盛气凌人之意，只是抒情叙旧，而且抒情的气氛还非常浓厚，写得文情并茂。这种文章在此之前是罕见的。即使议论文章他也写得情致缠绵，一唱三叹。如《典论·论文》：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己。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化迁，斯志士之大痛也。

这段文章骈偶中带着散文的气势，以感慨发端，论述文学事业的历史地位，不装腔作势，只是款款道来，是说理也是抒情，极富感染力量。他的文章代表着建安文风骈偶化、抒情化的特色。

曹植的文章与其兄风格相近，而且更加靡丽恣肆。如《与吴季重书》：

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若夫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观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如上言，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氾之谷。天路高藐，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文章词如泉涌，文采焕发，表现了吴质的豪情与自己对吴质的思念，写得极为恣肆，已近乎有意为文了。他的《与杨德祖书》是一封专门论文的书信，叙述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讨论文学批评的弊病，倾吐自己的抱负和壮志，也充满抒情的韵味。语言则有骈有散，整齐而不板滞，读来确有唱叹之妙。他的表章，如《求自试表》抒写其“擒权馘亮”、“杀身靖乱”的愿望与抱负，《求通亲亲表》叙述其“婚媾不通，兄弟永绝”的孤独和“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的哀求，都写得很动感情。文章以骈散兼行的语句，抒写其受迫害的哀声，富有真情实感，这种文字即使在魏晋南北朝也不可多得。

孔融、陈琳、阮瑀、应玚的文章同样富有时代的特色。七子之首的孔融，曹丕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典论·论文》）。他的文章今存者不多，且多为节录，但确实写得“气扬采飞”，文情并茂。如《与曹操论盛孝章书》，叙述当时名士盛孝章的危困处境，从友情出发呼吁曹操给予援救，并举燕昭王为例，说明凡有为之君，一定要招贤纳士，延揽人才，希望曹操对盛孝章加以援引。文章语言恳切，词意委婉，感情真挚，作者的精神气质亦溢于言表。他的几篇和曹操开玩笑的书札更可看到他的精神面貌。如《又难曹公禁酒书》，列举事实揭穿曹操禁酒的目的是“但惜谷耳”，虽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实在写得锋芒毕露，痛快淋漓。曹丕说孔融“不能持论，理胜乎词，以至于杂以嘲讽”，大概就是指这类文章。

陈琳、阮瑀是以表章书记著称的，曹丕称“孔璋表章殊健，微为繁富”，“元瑜书记翩翩，足致乐也”（《又与吴质书》），从今存陈琳、阮瑀的一些表章书记来看，确实有“殊健”、“翩翩”的特点。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都是以洋洋洒洒的词藻，夸张形势，引证今古，陈说利害，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如《为袁绍檄豫州》，文章一方面宣布曹操的罪恶，以表明袁绍讨伐的正义性；一方面宣扬袁军实力的强大，曹操部众的弱点，以显示袁军的必胜；以便争取与曹操相邻州郡的响应，完全符合“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的要求。《文心雕龙·檄移》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这种文章确实是“壮有骨鲠”，体现了建安文章“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特点。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人。早年避难荆州，躬耕陇亩，后应刘备礼聘，联吴拒曹，西取益州，建立蜀汉，奠定三分局面，并拜为丞相。备卒，受遗诏辅佐刘禅，“事无巨细，皆决于亮”。曾五次出师伐魏，未能成功，病死军中，谥忠武。有《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文章以《出师表》最负盛名。此表作于建兴五年（227年）第一次出师北伐之时。主要劝导刘禅要广开言路，励精图治，严明赏罚，举贤使能，以完成刘备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表明自己“兴复汉室”的坚定意志，表现了诸葛亮忠恳勤恪、贤明正派的思想性格和对蜀汉的无限忠诚，受到历代的推重。文章叙事详切著明，说理透彻晓畅，字里行间，感情充溢，宛如一位长者向后辈谆谆教导，表现出对后辈的无限关切。特别是文中十三次提到先帝，流露出对刘备的深厚感情，中间写知遇之恩一段，更是感人肺腑。全文以散句为主，插入一些骈句，使文章介于骈散之间，整齐而有变化；语言朴质，语气舒缓；周详恳切，与文章的感情色彩十分协调。它成为千古名作，绝非偶然。

曹魏正始以后，玄学勃兴。玄风影响文风，文章从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演变为“善言名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主张“贵无”、“无为”，以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虽然阮籍写过《达庄论》、《通易论》，嵇康也写过《养生论》之类的谈玄之作，但反对当时的政教，对司马氏政权提倡的礼法名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而最为激烈的是嵇康。

嵇康的文章，鲁迅称其“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如西周初年的管叔、蔡叔，一向公认是坏人。嵇康作《管蔡论》，却说他们是忠贤之人。他们怀疑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是因为不了解情况。这种见解确实很新颖。嵇康最著名的文章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嵇康公开和司马氏决裂的宣言书。信中详尽地说明了他不愿做官是为了全身远祸，并非清高不慕荣利，提出做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这样的文章，不但通脱，而且恣肆，近乎无所忌惮，实际是公开和司马氏集团对抗，其不容于“世教”是必然的。

嵇康立足于道家保全天性、崇尚自然的观点，提出超脱于污浊时世的人生追求，猛烈抨击虚伪的名教，鲜明地展示出了作者的主体人格和正直刚强的鲜明个性。在文章论证过程中，能围绕中心，反复辩难，层层剖析，使全文析理绵密，而又舒卷自如，文章亦骈亦散，以散文的气度，带动骈句，语势灵活，足以代表这个时代骈文的成就和特色。这个时期，骈文还只要求语句大体整齐，并不讲求对偶的工整，语言也大都朴质自然，想怎么说便怎么说，与建安文风的通脱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节 晋代骈文与散文

西晋的骈文渐趋凝练，散句逐渐少见，对偶追求工整，语言力求典雅，用典日趋繁富，基本上结束了曹魏时期那种亦骈亦散、骈散结合的文风，标志着骈文的开始成熟。西晋骈文的代表作家首推陆机、潘岳。

陆机骈文的代表作为《吊魏武帝文》、《豪士赋序》等。《吊魏武帝文》前有序。序文先叙说致吊的原因是由于在秘阁看到《遗令》，于是慨叹曹操一代雄杰，在死亡面前却无可奈何，以致临死的表情与其生平大不相称。接着概略地叙说了《遗令》的内容，指出曹操临终时对无能为力的家庭琐事的系情留恋，丧失了应有的明智。吊文前半从曹操剪灭群雄，建立朝廷纲纪写起，着重介绍他的功勋业绩。后半写他为进一步建立功业而于西征途中得病及临终以至身后的事情，表现一个英雄临死的痴愚，对他临死还缨情于物累表示极大的惋惜与同情。文章好像在讽刺曹操面对死亡的痴愚，实际上它着重表达的是对短促人生无可奈何的慨叹。这是汉末以来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自觉，是对生死问题的强烈关注，所以是一篇内容十分深刻的抒情文。语言基本整齐，属对大体工整，整饬凝练，已初具骈文的规模。而《豪士赋序》则排偶属对整齐，阐述事理和用典也较前繁密，建安时期那种骈散兼行、随势变异的疏畅谐婉之气正在逐渐消失，“大体圆析，有似连珠，但嫌舒缓耳，然自是对偶文章之先声”（见孙批胡刻《文选》）。说明骈文正在向严密凝滞的方向发展。

潘岳以“尤善为哀诔之文”（《晋书》本传）著称，其代表作是《马汧督诔》。此文所哀悼的汧督马敦，元康六年（296年）在氐羌族首领齐万年围攻下，苦守汧阳立有战功，后却以小嫌隙受屈而死。诔前有长序，分别以大量的篇幅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羌中的危急形势，马敦在激烈的防守战中的忠勇果敢和机智，这个为历史家所不注意的小人物的事迹，在这里得到具体的记录。作者最后以诔文表达其深切的同情，深刻揭示了现实的不合理，表现了潘岳强烈的正义感。潘岳集中有哀诔之文近十篇，大都是为已死的统治者谀墓的应酬之作，只有这篇诔是一篇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张溥说：“予读安仁《马汧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文章属对不甚工整，也不以气势跌宕见长，而以语句的整练取胜，表现出骈文与散文的不同风格。同时它为骈为主，骈散夹杂，显得整齐而疏朗，既不似曹魏骈文的纵横开阖，又不似南朝时骈文之凝重板滞，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味。

李密（224年—287年），字令伯，一名虔，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幼孤，由祖母抚养成人。仕蜀为州从事、尚书郎等职。入晋，官至汉中太守。《陈情事表》作于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时晋武帝立太子，征密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刘氏年高病重，无人抚养，上书陈情。文中陈述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暂时不能奉诏的苦衷，把个人处境与祖孙间的深厚感情写得婉转凄恻，孙评为“一片至情，从肺腑中流出，令人心动”（孙批胡刻《文选》）。文章以偶句为主，对偶似整非整，有骈文的整饬，亦具有散文的疏畅，读来别有情韵；语言朴质生动，词真意切，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等已成为成语。这些使它与诸葛亮《出师表》同为天地间之至文。

这时值得一提的散文著作是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仕蜀为观阁令史。入晋，举孝廉，除著作佐郎，累官至治书侍御史。《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书，在断代史中独创一格。《三国志》文笔简洁，“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如《蜀书·诸葛亮传》中的《隆中对》一段就写得很精彩。这段文章语言简练，描写生动，尤其记诸葛亮的答辞，分析形势，提出兴复汉室的具体办法，表现出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写得虎虎有生气，逼近史迁。《三国志》的传论，于散体中略带骈偶，已不同于《史》、《汉》。如《诸葛亮传论》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这种文章不仅句法趋于整齐，而且词义亦趋于整齐排对，已具有骈文的基本特征。只是语言质朴，音节自然，属对不严，于整齐的语句中保存着散文的气势而已。

东晋是玄学统治的时期。道家本来就认为：“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老子》八十一章）他们是反对文饰的。加上这个时期的玄学家认为“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因而反对在语言上下工夫，从而使文风变得平淡无奇。这种风气必然影响到骈文的发展。

东晋文风与西晋不同。西晋尚繁缛，东晋则尚淡远。惟其尚淡远，故语句虽多骈，却不尚华美而以情韵取胜；或以散句为主，不尚气势而以情致见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与陶渊明的文章就分别代表这两种情况。

王羲之（321年—379年），字逸少，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祖籍琅邪（今山东临沂）。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以书法著称，亦有较深的文学造诣，现存辑本《王右军集》。其《兰亭集序》最为世所推重。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会于会稽兰亭，临流畅饮，赋诗书怀。这篇序即为此而作。序文记述了宴集的盛况，并即事抒怀，对人生聚散无常、年寿不永发出深沉的慨叹。通篇着眼于“生死”二字，虽情调有些低沉，却表现了时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强烈关注。文章虽大体骈偶，但清新疏朗，情韵绵邈，以朴质平淡的语言直抒胸臆，于苍茫慨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正代表着东晋骈文清淡的风貌。

第四节 南朝骈文与散文

南朝的汉族政权虽僻处东南一隅，但有着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的北方士族大批南下，使南朝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得到提升。尽管朝代变化频仍，但仍然有几个短暂的安定时期，文学因而获得较快的发展，而且日见繁荣。特别是骈文，它的最后定型，并独霸文坛，成为与汉赋、唐诗、宋词相并列的“一代之奇”（王国维语）都是在南朝实现的。

骈文在南朝文学中的繁荣仅次于诗歌，在使用范围的广泛程度上则超过了诗歌，除了史学著作和少量的奏疏议论之外，几乎所有不同体裁的文章都是语句骈偶、声调铿锵的骈文，南朝骈文的发展大体与诗歌的发展同步。宋代文章，骈偶程度超过两晋，散句也比两晋少，但仍有一定数量，由于声律学尚未提出，故文章只讲究字对，忽略声对。此时的散体文章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认为正式，或比较隆重的场合才用骈文，如宋文帝、宋孝武帝写给几个兄弟的信，虽然名义上是诏，但实为家书，所以还是用散体，而正式公告国人的诏书才用骈体。到了齐、梁时代，骈文几乎占领了除史传和志怪之外的一切领域，连写给家人友朋的书信也都用骈文，甚至像《文心雕龙》这样的大型著作也用了骈文。同时在音律方面也日渐严格，上抗下坠、平仄相协逐渐成为骈文的必备条件，在此基础上，骈四俪六，隔句作对的四六体骈文，也大批出现，并逐步成为骈文的主要品类。

南朝骈文的繁荣与文学思潮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两汉的经学家把文章变成政治和伦理的附庸，东晋的玄学家又把文章当作哲理的解说辞，这些都是对文章本身的主体性的一种片面理解，到了南朝时期，由于文学自觉意识的加强，加以齐、梁皇室对于文学的特殊嗜好，政治功能的桎梏趋于消解，文、史、哲分离不单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实现，而且也开始在散文这一最难分离的领域中开始得到分离，文章的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开始成为散文家追求的目标，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梁昭明太子萧统所选编的《文选》上，他不选“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经籍子史，而他所谓的“能文”即“事出于沉思，而义归乎藻翰”，即内容深刻、辞章华美，这都是文章的必备条件，使两汉以前杂文学散文向纯文学、美文学散文转化，这种情况，标志了古代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折，尽管这个发展和转折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而是带有相当严重的缺陷和不足。

南朝文章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质趋文，更向骈偶发展，具体的特点有：

第一，骈偶日严，对仗日工，而且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出现“四六”之体。文章由散体向骈体发展，至此趋于完成。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此六朝赋之所以益远于古。”这里批评的是骈赋。其实骈文的发展与之是同步的。

第二，数典用事，更趋繁密，也是骈文发展的趋向。钟嵘在《诗品·总序》中说这个时期“文章殆同书抄”，是就用典多的弊病而言。实际上恰当用典，也可丰富文章的表现力。骈文句必成双，有时更不能不借助于这种修辞方法以表情达意。故用典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南朝骈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二期，宋代（420年—479年）为前期，是骈文主宰地位的确立期，而齐梁陈三代（480年—589年）为后期，则是骈文的鼎盛期。

宋代也是文风转变的重要时期。宋代文学是在革除东晋玄风，弘扬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出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可见追求绮靡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这个时期的骈文，首先是对偶日精，整篇文章几乎全由偶句组成，夹杂其中的散句大大减少，魏晋时期那种以骈驭散、骈散结合的风格不见了。其次是用事日密，文章几乎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殆同书抄。这就使骈文逐渐向艰深板滞的方向发展。这个时期的骈文的代表作家当首推鲍照和颜延之。

颜延之的诗文就以用事繁密、词采雕饰著称，鲍照评其为“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宋书·颜延之传》）。他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就几乎是“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雕章琢句，文藻富丽。但词浮于意，不见真情实感。这类文章多为奉命而作的应酬文字。他也有富于真情实感的好文章，《陶征士诔》即是代表。此文系为哀悼他的好友陶渊明而作。诔前的序文赞美了高隐之士的难能可贵，为歌颂陶渊明作铺垫。然后描写陶渊明“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的清苦生活，歌颂他“道不偶物，弃官从好”，“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的闲适性情，刻画出陶渊明的精神面貌。诔文则以精美的文笔，着力描写陶渊明弃官归隐后的生活情况，描绘出一幅精美的山林隐逸图，显现出陶渊明乐尚自然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品。整篇文章句法骈整，语言精雅，感情真挚，有词情并茂之美。谭献评曰：“予尝言文辞不外事理，而运动之者情也。似此事理情交至，六经九流而外，此类文字，古今数不盈百。”（谭献评《骈体文抄》）“事理情交至”，确实道出了这篇文章的特点。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也是这个时期一篇有独创性的骈文，又是文学史上今存较早的一篇用骈文写成的家书，开骈文体书信的先河。鲍照于元嘉十六年（439年）秋从建康出发，经水路赴江州任所，到今安徽望江县大雷岸时，写了这封信给其妹鲍令晖。鲍照长途跋涉，备历辛苦，对山川景物颇有亲切感受。文章以锤炼精工的笔力，烘染大雷岸四周的景色，呈现出无限奇突壮伟的气势，简直是一幅非常生动的重峦叠嶂图。其描写远望庐山的一段非常传神：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这幅望中所见的庐山壮美画景，许梿《六朝文絜》评为“烟云变灭，尽态极研，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一点也不为过誉。书信之文，如此以写景为主，以前是没有的。谢灵运创作山水诗，鲍照创作山水文，开拓风气，从此山水诗文就多起来了。

宋代文章以骈文为主，散文值得一提的有范晔的《后汉书》。

范晔（398年—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博涉经史，善为文章，通晓音律，官至太子詹事。后因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被杀。《后汉书》是范晔删削东汉至宋十几家后汉史籍整理而成。全书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共九十卷。《后汉书》的成就虽不及《史记》、《汉书》，但整理剪裁之功，不在班固之下。范晔不满现实，不肯媚事权贵，表现在《后汉书》中，则“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条），说明其进步倾向鲜明。范晔于书中首立《文苑传》，记载了后汉许多作家的事迹，说明范晔对文学创作的重视。书中有些人物传记也写得真切动人，如《范滂传》写范滂临刑前诀别母亲与儿子的情况：

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滂父）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今汝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这段文章以参差错落的散句叙述故事，写得慷慨悲凉，颇有悲剧色彩。范晔最自负的是书中的序论，这些序论确有特色。它们与传记部分不同，都是用骈文写成。其次，见解精辟，写得“精意深旨”，笔势放纵，属于踵事增华之文。如《宦者传论》能综核史实，全面地总结东汉王朝宦官篡权乱政的历史教训，细致地分析了宦官易于得宠的种种原因，愤怒地斥责了宦官权势煊赫、气焰嚣张、生活骄奢的种种罪恶。全文以议论为主，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描写。语言以骈俪为主，间杂散句，音节浏亮，使痛快淋漓的气势寓于整齐密丽的句法之中。最末一段描写宦官的骄奢和造成的危害，尤为酣畅。《后汉书》的序论《文选》选入较多，这不是偶然的。

齐、梁至陈是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除叙事领域还给散文保留了一点地盘之外，其他领域几乎都用骈文，骈文成为“文之正宗”，几乎占据了整个文章园地，与此同时，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平仄相间也逐渐定型化。因为“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文心雕龙·章句》），四、六言最适宜行文遣句、叙事抒情。为避免文章板滞，四、六相间，隔句作对，再加上平仄相间，音韵铿锵，就显得摇曳多姿，和谐悦耳了。

骈文的这种发展，与当时整个文学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永明年间，四声的发现及被运用于文学创作，促使人们重视骈文的声律。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使作家们认识到文学必须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也影响到骈文作家对词藻的自觉追求，进而向骈四俪六发展。此外，这时的文人大都出身于高级士族，过着养尊处优的富厚生活，又博览群书，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往往借骈文这种精巧玲珑的形式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这也助长了骈文的四六化。

这个时期的骈文，正如整个文学领域一样，基本倾向是形式华美而内容贫乏，大都是书启铭诔之类的应酬之作，多谀美之词。但也有一些较有成就的骈文作家与形式完美、内容充实的骈文作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就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丘迟（464年—508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初仕齐，官至殿中郎，后仕梁，官至司空从事中郎。有《丘中郎集》。陈伯之原任梁江州刺史，后叛降北魏，天监四年（505年）领兵与梁军相抗。时丘迟为梁军统帅萧宏记室，乃作书劝其归降。丘迟在信中先指出陈伯之投降北魏的错误，再申述梁朝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策，以解除陈伯之归降的顾虑；接着分析南方兵威之盛，北魏衰败即将灭亡之势，给陈伯之指明出路；然后描写江南的优美风光，从感情上唤起陈伯之的故国之思。文章还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处处注意用民族自尊心去激励陈伯之，使他意识到屈膝于异族的可悲。全文说之以理，晓之以义，动之以情，写得委曲尽情。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数语，将江南春景与阵前故国军容结合，更是令人移情。陈伯之得信，即从寿阳率众八千归降，其中当然有实际的利害关系，但这封信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是一篇有辛辣讽刺意义的作品。

孔稚珪（440年—501年），字德璋，南齐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他博学能文，爱山水，不乐世务。有《孔詹事集》。文中所写周颙，据五臣注《文选》吕向注：“钟山在都北。其先周彦伦（周颙的字）隐于此山，后应诏出为海盐令，欲却过此山。孔生乃假山灵之意移之，使不许得至。”考《南齐书·周颙传》，颙曾为剡令、山阴令，未尝为海盐令，一生仕宦不绝，未尝有隐而复出之事。其在钟山立隐舍，乃供暇日休息之用。吕向所说，不符史实。其实，这篇文章乃是一篇朋友间调笑戏谑的游戏文字。但文章借北山山灵口吻，揭露了那些“身在江湖，心悬魏阙”的假隐士的虚伪面目，反映了当时一般士大夫趋名嗜利的丑恶现象。文章对周颙暂隐北山时装出的大隐士的神气和“鹤书赴陇”以后“志变神动”的庸俗官僚的丑态作了鲜明对比，然后以拟人化的手法，对北山草木进行细致刻画，使它们都具有嘻笑怒骂的声响和姿态，使“山水之清音与滑稽之雅谑，相得亦彰”（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文章严肃而又诙谐，充满幽默的情趣，确为我国古代一篇著名的讽刺杂文。

任昉也是这个时期著名的骈文作手。

任昉（460年—508年），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仕宋、齐、梁三代。梁时任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他为官清正，文思敏捷，与沈约齐名，有“沈诗任笔”之称。《文选》收录任昉文多达十七篇，为全书之冠，可见他的文章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他擅长表奏书启，今存文亦多为骈体应用文告及疏奏之类，有文采而又显得渊博。如《奏弹曹景宗》就是一篇有名的疏奏。文章作于天监三年（504年）任御史中丞时，主要揭露郢州刺史曹景宗奉命率步骑三万救援义阳，却中途逗留三关、按兵不进，致使义阳陷落、三关失守。这篇文章就是用来弹劾曹景宗畏敌不前、延误军机的罪行。文章虽用典很多，语句排偶，词采敷设，但写得义正词严，气势劲健壮盛，具有威慑的力量，而不觉有绮靡繁缛的弊病。孙评之“笔下遒劲，弹事能手，应推彦升”（孙批《文选》），谭献评为“可谓笔挟风霜，骏迈曲折，气举其词”（见《骈体文抄》），不为过誉。

这个时期还有许多描写自然美景的骈体书信，更是山水文学中的珍品。这种书信还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即语言清新，以骈为主，但只求语意对称，不求对偶工整，读来清新峻拔，别具风味。如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陶宏景（456年—536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仕齐为奉朝请，后隐居句容的句曲山。梁武帝遇有朝廷大事总是向他询问，时人称为“山中宰相”。他好道术，爱山水，诗文描写山川景物，有一定成就。著有《陶隐居集》。这封信只有六十八字，描写山水却有动有静，色彩明丽，历来被视为描写山水的名文。

吴均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他善于以骈文写书信，今存《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与朱元思书》三篇，俱以写景见长。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与朱元思书》，这封信生动地渲染了富阳至桐庐一带水流的澄澈湍急，山势的巍峨险峻，特别是通过蝉鸣鸟噪，更衬托出山间的幽静深邃。文章音韵和谐，语言流畅，观察细致，描写入微，风格清新，意境高远，宛如一幅非常优美的深山绝谷图，表明作者对自然美的欣赏和描写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梁书·吴均传》称“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清拔，指清峻脱俗，韵味隽永，而较少绮丽之气。这是骈文的一种清新峻拔的风格，对萧纲等人的骈文颇有影响。

萧纲的诗赋以“艳情”著称，而其骈文则清新秀丽，真朴自然，词采雅淡，感情真挚，寓疏朗于骈俪之中，清隽而挺拔，实是抒情妙品。他的书信和一部分铭诔哀辞大都具有这种特点。如《与湘东王令悼王规》：

威明昨宵，奄忽殂化，甚可伤痛！其风韵遒上，神采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文辩纵横，才学优赡。跌宕之情弥远，濠梁之气特多，斯实俊民也。一尔过隙，永归长夜，金刀掩芒，长淮绝涸。去岁冬中，已伤刘子；今兹寒孟，复悼王生。俱往之伤，信非虚说。

在这寥寥短章之中，叙述了王规才学情性之美，表达了对王规之死的痛惜，抒写了其生死契阔、幽冥永隔的哀伤，写得真情显露。全文用典不多，词采也不华丽，只是款款道来，却情意纯厚，与吴均山水文有同工异曲之妙。

与这种清拔风格相对立的是徐庾体的秾丽。徐指徐摛、徐陵父子，庾指庾肩吾、庾信父子。徐摛（474年—551年），字士缋，祖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仕梁为太子家令、新安太守等职。徐陵（507年—583年），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一带）人。梁时官至东宫学士，陈受禅，累迁尚书左仆射、中书监、领太子詹事。有《徐孝穆全集》六卷。庾肩吾（487年—553年），字子镇，原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仕梁为度支尚书。有《庾度支集》。在梁时，他们与庾信同为宫体作家，“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周书·庾信传》）。他的文章今存者不少，且多长篇大论。其最著者为《玉台新咏序》。这是一篇最能代表徐庾体风格的文章。文中描绘一位艳妆丽质的贵族妇女，在“绛鹤晨严，铜蠡昼静”的时候，她“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于是“燃脂冥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这已是秾艳之极。而全文几乎全用典故来叙写，语言极其华美，且复骈四俪六，隔句作对，与吴均的骈文呈现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吴兆宜注引齐召南评云：“云中彩凤，天上石鳞，即此一序，惊才绝艳，纱绝人寰。序言‘倾国倾城，无双无对’，可谓自评其文。”平心而论，这篇序文在六朝骈文中确属佳作。他的另一篇代表作是《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文中陈说应该放他南归的理由，驳斥北齐强留他的八种借口，文章列举事实，义正辞严地加以驳斥，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既晓之以理，后又动之以情，写他思归情切，又流露出深沉的哀愁：“岁月如流，人生几何？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扬越。朝千悲而掩泣，夕万绪以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情文相生，沉痛哀切。作者用这种词藻华丽的骈文来从事外交上的折冲，隶事工而论事畅，足见其驾驭语言的能力确有过人之处。他南归后为陈武帝所作之文书诏策，皆情理兼至，堪称骈文佳制。史称徐陵为有陈“一代文宗”，不为虚誉。

第五节 北朝骈文与散文

北朝文章的作者主要有被称为“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三家。

温子升（495年—547年），字鹏举，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人。曾仕北魏，累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等职。东魏时因事被捕，饿死于晋阳狱中。邢邵（496年—？），字子才，河间鄚（今河北任丘）人。初仕北魏，官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入北齐，授特进。魏收（505年—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今河北平乡）人。仕东魏为定州大中正，北齐时累官尚书右仆射。

他们的著作，除魏收《魏书》之外存者不多，且多模仿南朝文风。据《北史·魏收传》载：“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北史·温子升传》亦载济阴王晖业尝称温子升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这说明他们的文章多模仿颜延之、谢灵运、任昉、沈约。如温子升《寒陵山寺碑》：

既考兹沃壤，建此精庐，砥石砺金，莹珠琢玉，经始等于佛功，制作同于造化。息心是归，净行攸处，神异毕臻，灵仙总萃。鸣玉鸾以来游，带霓裳而至止。翔凤纷以相嚾，飞龙蜿而俱跃。虽复高天销于猛炭，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记此无忘。

对仗工致，词藻华丽，与南朝沈、任的骈文相差无几。

庾信是北朝最杰出的骈文大家。《四库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可见其在骈文史上地位之重要。《庾子山集》中骈文共有十卷，数量丰富。但大量作品是表启碑铭之类，是庾信与北周贵族周旋应酬之作，虽形式精美，但价值不大。比较有意义的还是那些寄寓故国之思的作品，《哀江南赋序》、《思旧铭序》是其代表作。

《思旧铭序》是为伤悼梁观宁侯萧永而作。萧永是梁宗室，西魏攻破江陵时，与庾信同时羁留北方，后饿死异域。庾信遇此国破友亡之变，十分伤感，故写此铭悼念他。序先追溯了在故国破亡之际两人的共同遭遇及在羁旅之中又与之长绝的悲伤，形象地描绘出在国家重大变故中贵贱同归于尽的可悲情景：

河倾酸枣，杞梓与樗栎俱流；海浅蓬莱，鱼鳖与蛟龙共尽。焚香复道，讵假游魂？载酒属车，宁消愁气？芝兰萧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鳞介之怨，声异而俱哀。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

通过对朋友的伤悼，抒发了作者故国沦亡、身世飘零之痛，写得声泪俱下，感情真挚。全文用典繁密，句式四六，平仄相间，音韵铿锵，标志骈文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但这种骈文在形式上实则还是南朝徐庾体的继续。

北朝的散文则比南朝发达，产生了《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这三部著名的散文著作。不过这些著作也受到骈文的影响，与汉魏散文风格颇不相同。

《水经注》四十卷，作者郦道元（？—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今属河北）人。官至御史中丞。《水经》原是三国时人写的一部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原书十分简略。郦道元经过许多实地考察和参考他所收集的典籍三百四十多种，对原书作了大量的阐述与补充。同时，因水及山，因地及人，记载了水道两岸的名胜古迹、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写成《水经注》，全书共三十万字，十倍于原作。书中所记水道一千三百八十九条，逐一说明其源头、流向、支流及河道变迁等情况，“因水以记地，即地以存古”，繁征博引，详加考究，其中以北方水系最为精详，对南方某些水系，因情况不熟，难免有些疏略，但作者这种不以南北为鸿沟，体现出作者大一统的胸怀。《水经注》因而成为集我国五世纪以前集地理著作大成的历史地理学、水利史的巨著，并为后世研究者所称引。

这部书在文学上的突出的成就是对各地秀丽的山川景物、自然风光作了生动的描述，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如三十四卷记三峡的一段，就是自古传诵的名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文章先描写两岸高山重叠，江流奔腾湍急，以说明山势的雄伟。后描写“春冬之时”和“晴初霜旦”的凄清幽寂，以表现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景色特征。全文仅一百五十余字，却以精练的语言，生动的描写，把壮丽的山河突出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使人对三峡奇景产生向往之情。此外，“黄牛滩”一节写“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的岩石，用“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以形容迂回的江水，也非常朴素生动。《河水注》“孟门山”一段，写黄河“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那雄伟的气势，也跃然纸上。书中这种简洁精美的描写，比比皆是，对后世游记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民歌民谣及神话传说，也是这部书取得很好艺术效果的重要原因。

《洛阳伽蓝记》五卷，作者杨衒之，北平（今河北遵化）人，生卒年不详。仕北魏为抚军府司马、期城郡太守等职。伽蓝是梵语的音译，即寺庙之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迁都洛阳，大量修建寺庙园林，到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因被高欢所逼而迁都于邺，这些建筑大都毁于兵火。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杨衒之因行役至洛阳，见到“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因产生“黍离之悲”而写了这部书。

据《广弘明集》说：“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的确，杨衒之写这部书，目的不是为了宣扬佛教，而是通过叙述佛寺园林的盛衰经过，揭露统治者“侵渔百姓”的罪恶。首先，它揭露了北魏王公贵戚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如《城西·王子坊》一节描写了河间王元琛极为奢侈豪华的生活。他公开宣称：“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他的奢侈以至于“立性贪暴，志欲无极”的章武王元融见了，也“不觉生病，还家卧三日不起”。其次，揭露了统治者的贪婪本性，如《王子坊》一节写到胡太后赐百官绢帛，任其自取，而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一笔勾勒，人物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第三，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如《城内·永宁寺》一节记述了尔朱荣之乱，所记史实详尽周备，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此外，书中还记载有不少民情风俗，神异故事，且描写生动，形象鲜明，比粗具梗概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和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读来更加快意，可以看作是六朝笔记小说到唐人传奇的过渡。

全书语言明快简洁，散体略带骈偶，描写细腻生动，常常寥寥数语，给人深刻印象。

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产生皆非偶然。两晋以来，记山水地理风俗之作勃兴。仅《隋书·经籍志》所载，除《山海经》、《水经》等十余种为晋以前人所作之外，属晋以后人所作者约有一百三十来种。郦、杨二书盖为集大成之作而已。《水经注》就广泛引用前人著作，如“江水注”所引就有盛弘之（著有《荆州记》）、袁山松（未知所著书名）、未知撰人的《宜都记》等。甚或包括郦道元本人的撰述亦多为约取他人文字而成。因为他并未到过江南，而《水经注》描写江水却最多最好。总之，二书文笔之佳均无可否认，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则实有赖于前人在技巧上的积累，是一时风气的产物。

《颜氏家训》二十篇，颜之推著。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训诫子弟如何立身治家的书，“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在封建时代影响很大。从总的思想倾向来说，该书并无多少可取之处。然而，由于作者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所以，在对当时社会习俗的记载中，于士族风尚亦有所揭露。如《教子篇》举北齐一士大夫公然对人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名实篇》写“近有大贵”，在居丧服礼时，竟“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勉学篇》载：“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以上这些描写着墨不多，但人物那无耻、虚伪和不学无术的面目已跃然纸上。

此外，《文章》、《书证》及《音辞》等篇，在文论、训诂、音韵诸方面都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和见解。颜之推指出文章要以内容为本，以形式为末，但“并须两存，不可偏弃”；还肯定当时文学的进步，认为“贤于往昔多矣”；这些见解无疑都是很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