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辞赋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与辞赋作品，据严可均辑《三国六朝文》和陈元龙辑《历代赋汇》统计，有作品保存的作家二百八十四人，今存作品（包括残缺）一千零九十五篇。其总数为今存汉赋（包括残缺）的六倍。而且辞赋作品在五十篇以上的作家有曹植（五十八篇）和傅玄（五十六篇），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盛况。这个时期辞赋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抒情化的复归，并有明显的诗赋合流的趋势。

先秦辞赋虽也有阐理与体物的内容，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先秦辞赋，抒情化是其主导倾向，具有作家鲜明的个性特点。汉赋虽也有抒情之作，但只是涓涓细流，主导倾向是以体物为主的散体大赋。自东汉末年开始，以抒情咏物为主的小赋逐渐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散体大赋，但咏物抒情小赋占了较大的比重，成为这个时期辞赋的主流，它们或表现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或反映现实人生的困苦，或描写自己命运的坎坷，或叙述田园山水的乐趣，或歌唱自己的生活情趣，或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以寄托情思。一般篇幅短小，语言华美，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不仅内容逐渐诗化，形式也逐渐融入五、七言诗句；随着永明新体诗的产生，诗句逐渐律化，融入辞赋的诗句也逐渐律化。辞赋出现这种抒情化与诗赋合流的趋势，是当时文化思潮和文学观念演变的结果。

汉代是一个儒学统治的时代。儒学特别重视的是人的群体意识。随着东汉帝国统治的动摇，儒学思想的统治也随着动摇。至魏晋时期，老庄哲学逐渐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老庄，尤其是庄子，重视个体，强调个人意识的重大作用。受这种思潮影响，文学也要求着重表现个人、表现自我，着重抒发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欲望。从汉末开始，随着社会思想意识的转变，整个文学都在向表现自我的抒情化的方向发展，非独辞赋为然。同时，魏晋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人们逐渐认识文学不同于学术著作，曹丕率先提出“诗赋欲丽”，陆机随之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的主张。于是，“欲丽”与“缘情”就成为文学的基本要求，进而提出“文”与“笔”的区别。始则谓“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文心雕龙·总术》），再则提出，“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金楼子·立言》）。要求文学必须描写和表现人的感情。辞赋是“文”的主要形式之一，当然更要求“情灵摇荡”。这样，出现辞赋的抒情化与诗赋合流的趋势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语言趋向骈偶化，出现辞赋的一种新形式——骈赋。

骈赋的基本特征就是语言骈偶。骈偶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这个时期的一些大赋，如何晏《景福殿赋》、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庾信《哀江南赋》，都是骈赋。

第三，艺术风格由汉代散体大赋的堆垛板滞转变为清深绮丽。

汉代散体大赋的特点之一是“铺采摛文”，但是汉人理解的“文采”，只局限于文字的华美。因此，汉赋的语言风格往往是罗列名物，堆砌双声叠韵形容词。汉大赋的另一特点是“体物”，而汉人理解的“体物”，就是“极声貌以穷文”，只求形似，一般不注意情景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一般都语言清新活泼，尤其在描写方面，往往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细腻地描写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深入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少枯燥板滞的铺叙和奇僻字的堆垛，而是情景相生，情与境会，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寄寓着作者的人生理想，或者是对现实中某种现象的讽刺。

第四，辞赋的题材大大扩展。

汉大赋的题材，大都以宫殿、游猎、京都、歌舞为主，咏物赋也多是写帝王贵族身边之物。东汉以后，稍有变化，然其范围仍然狭小。到魏晋南北朝，辞赋的题材就大大扩展，抒情、说理、咏物、叙事，各种内容都出现；登临、凭吊、悼亡、伤别、游仙、招隐，各种题材都写到。其中最多的是咏物赋，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天地、风云、江河、湖海，都是辞赋描写的对象；柑橘、芙蓉、春桃、秋菊，蝙蝠、螳螂、燕雀、龟鳖都可以入赋。这类赋，虽多数侧重于“体物”，但有寄兴者亦不少，或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情，或托物以讽，如张华《鹪鹩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鲍照《飞蛾赋》、元顺《苍蝇赋》、卢元明《剧鼠赋》，就不是一般的咏物赋，而是高度形象化的咏物抒情赋或咏物讽刺赋。

这个时期，又是写景抒情的纪游辞赋发展的时期。这类纪游辞赋以作者游踪为线索，写景抒情，一般都能做到情景交融，是很优美的山水文学。这个时期的辞赋还有一项重要题材，就是以作者的身世经历为线索，广泛联系作者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反映时代风云的变幻。反映这一题材的赋，不仅本身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而且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他指出，建安曹魏时期，是我国文风转变的重要时期。随着整个文风的转变，辞赋也处于重大的转变之中，正是这个时期辞赋发展的重要特点。

第二节 曹魏时期辞赋

这个时期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190年—265年）司马炎夺得曹魏政权止，前后共七十五年。这个时期有辞赋作家五十人，今存辞赋（包括残缺）共二百四十九篇。这些作家大都生活于曹氏政权的卵翼之下（蜀国只有郤正作了一篇《释讥》，东吴也只有杨泉、胡综、闵鸿等人写过赋），军阀混战与曹氏政权内部的争权斗争，他们都首当其冲。这个时期的散体大赋为数不多，且大都残缺，完整的只有何晏的《景福殿赋》。抒情小赋的数量则明显增加，而且大都继承楚辞的抒情传统，或描写他们在邺下的清闲生活，或表达他们忧生念乱的情怀，一般篇幅短小，句式以六言居多，语言也变汉赋之浓丽为楚辞之清深，而且骈偶的趋向更加明显。这个时期杰出的辞赋作家有王粲、曹植和阮籍、嵇康等人。

王粲是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著名的辞赋作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据此，可知曹丕认为王粲在辞赋方面的成就超过他的诗歌。王粲辞赋今存二十五篇，但大都残缺，有的仅存残句，有的尚可辨其意趣所在。完好无缺者仅《登楼赋》一篇。

《登楼赋》是王粲在荆州依附刘表时所作。所登之楼，或以为在江陵，或以为在襄阳，《文选》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以为是当阳县城楼。从赋中“北弥陶牧，西接昭邱”来看，以当阳城楼近是。王粲流落荆州，得不到刘表的重视，深抱怀才不遇的感慨；又眼见兵燹日炽，国家离乱，有家难归，内心充满悲愤与忧惧。故借登楼骋望之机，寓情于景，写下这篇小赋。一开始描绘荆州的险要与富庶，想“聊暇日以销忧”，然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郊野的美景更引发了故乡阻隔的情怀。接着抒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把眼前之景与欲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揭示了当时南北“壅隔”的政治背景。最后进一步抒发时难未平、壮怀莫展的感慨。赋描写了伤感乱离、思念故乡与自悲不遇三种感情。作者将这三种感情交织起来，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揭示了流落他乡、寄人篱下、瓠瓜徒系、井渫莫食的那种壮志难伸的悲愤，很好地表达了乱世中失意士子慷慨悲凉的情怀。作者本想假登楼以销忧，结果反而“气交愤于胸臆”，以致“夜参半而不能寐兮，怅盘桓以反侧”。情感如谷中溪流，斗折蛇行，以舒缓深沉的笔调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达到了情景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

曹植不仅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最杰出的辞赋作家。今存赋（包括残文逸句）五十一篇，加上“七”体如《七启》、《七咨》和赋体文如《髑髅说》之类为五十八篇。他的赋大都是“触类而作”（《前录自序》），他的平生遭际，从个人的升沉哀乐，亲友的欢会离别，直至军国大事，无不形之于赋。这些赋，情之所至，或慷慨悲歌，或低徊咏叹，或奋发激昂，或抑郁愁苦，或文采缤纷，或浅近如话，显示出多样的风格。而最著名、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洛神赋》。

《洛神赋》据赋序说作于“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之时。考史载，黄初三年（222年），曹植无朝京师之事，“三”或为“四”之误，或为作者故意假托之辞。

赋序称“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知此赋的写作是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启发。它以浪漫手法，通过幻想境界，描写了一个神人相恋，而又无法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悲剧故事，充满着抒情气氛与神奇色彩。作者将一位端庄秀丽的美女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辅靥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特别是写她将至未至的神情，更画出了水上女神的特点，给人以若真若幻的感觉：“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这种描写，其成就远非宋玉的《神女赋》可以比拟。

关于这篇赋的主题，《文选》李善注引《感甄记》，以为是曹植为感念甄后而作。此纯系小说家言，殊不足信注13。而何焯《义门读书记》则认为：“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此较旧说为胜。然从与此赋同时所作的《赠白马王彪》一诗看，曹植对其兄曹丕绝无好感，用如此美丽多情的神女去比曹丕，似不合情理。此赋或为作者有寄托而作，大约是依托男女之情以吐露自己欲效忠朝廷而不可得的抑郁心态。但不管主题如何，它所描写的神人恋爱的故事是十分优美动人的。故后世作家多采用它作题材进行艺术创作。

注13此赋《文选》将之归入赋中情类，很可能认为它不过是一般写情之作。但宋尤袤的《李注文选》刻本中，有李善注引《记》说：“魏东阿王（植）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丕）。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世遂有此赋为感甄而作之说。但前人多怀疑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因其他版本之李善注均无这条注解，可能不是李善的原注。而且事件本身不符史实。因甄后三岁失父，后袁绍纳为中子袁熙之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下，并无曹植曾求为妻之事。何况，从曹丕、曹植间的兄弟关系来看，更不可能有示枕赉枕之事。其实，在曹植之前，陈琳、王粲、应玚、杨修都受宋玉《神女赋》影响，并模仿旧作写《神女赋》。曹植写作此赋可能仅仅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不过宋玉《神女赋》借再现襄王梦中艳丽的经历，意在讽喻君王不可贪恋美色。而《洛神赋》则通过对洛神追求与幻灭的过程，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辞赋也颇有特色，是“正始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阮籍赋今存七篇。他的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其赋也多闪灼其辞，不直接涉及时事，但其愤世嫉俗之情，却随时借题喷发，且辛辣尖刻。其讽世之尤切者为《猕猴赋》与《大人先生传》。

《猕猴赋》以物喻人，对那些干谒求进、巧言伪诈的奸佞之徒作了尖锐的讽刺与嘲笑。赋中写道：

体多似而匪类，形乖殊而不纯。外察慧而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眒兮，似巧言而伪真。

这种描写将那些人面兽心的干进之徒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大人先生传》在体制上融合问答体文赋与骚体赋两种体格，以问答展开辩论，以骚体进行描写，在赋体中是一种创格。赋所着力表现的人物是大人先生。他鄙视现实，神游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这就是他应付乱世的方式方法。这位大人先生正是作者的自况。这个形象虽然是《庄子》书中所描写的真人、神人的形象化，但也是作者愤世嫉俗的感情的表露。阮籍通过这位大人先生之口，对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和虚伪透顶的社会风习作了强烈抗议：“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一切罪恶的社会根源。赋中还借大人先生之口将那些礼法之士比作裈中的虱子，说：

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寰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这种比喻极为生动巧妙，笔锋可谓辛辣之至。而这正是阮籍愤世嫉俗之情的深刻表述。

这时，还有向秀的《思旧赋》值得一提。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生卒年不详，官至散骑常侍。他和嵇康、吕安是好友。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向秀经过山阳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就写了这篇《思旧赋》。思旧，即怀念嵇康、吕安。赋的序言十分优美，简明的记述，眼前景物的点染，使人倍觉情韵凄切。赋文亦极简洁含蓄，只简要叙其因行役而经山阳旧居，想起二子“形神逝其焉如”；又闻邻笛，因“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跡兮，历窮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邻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赋对嵇康、吕安的死因一字未曾述及，只用“黍离”、“麦秀”二典暗示历史环境的变换。赋写得情韵凄恻，对朋友的惋惜与对时势的忧愤溢于言表，历来为人叹赏。“山阳闻笛”也成为悼念朋友的典故。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指出这篇赋“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其原因是当时政治极端黑暗和恐怖，对向秀写作此赋时的处境作了深刻的分析。

第三节 晋代辞赋

这个时期从晋武帝泰始元年到晋恭帝元熙二年（265年—420年）刘裕代晋，共一百五十五年。这是魏晋南北朝辞赋最发达的时期。这时有作品存留的辞赋作家一百一十九人，今存辞赋（包括残缺）五百二十一篇，占魏晋南北朝辞赋总数的将近一半。这时辞赋的发展又可分为西晋和东晋两段。西晋时期，大赋的数量有所增加，如左思《三都赋》、成公绥《啸赋》、木华《海赋》、郭璞《江赋》，都属于这一类。这些赋，虽各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未能脱出汉大赋的规模。这时有成就的赋仍然是咏物抒情之作。而且词采华美，骈偶化已成为主要倾向。如同骈文在这时正式形成一样，骈赋也在这时正式形成。陆机、潘岳、左思是西晋著名诗人，也是著名辞赋作家。

陆机赋今存二十九篇，其中较著名的是《叹逝赋》、《豪士赋》与《文赋》。

《叹逝赋》作于陆机四十岁时，是为悼念亡故的亲友而作，颇有“忧生之嗟”，情调十分悲凉。这正是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的反映。

《豪士赋》是为讽谏齐王冏而作。司马冏辅政期间，自矜其功，骄恣日甚，有篡夺之心。陆机便作了此赋以讽谏。赋前有长序，说明乘时立功之易，功过其实之可危。又以周公与成王，霍光与汉宣帝的故事，反复阐明君臣嫌隙之难免，人臣居功之不易，如不及时引退，必致身败名裂。赋则进一步加以发挥，指出骄盈必然招致失败，及时引退，尚可以免祸。如果“拥为山而自陨，叹祸至于何及！”赋与序配合，说理明白透辟，发人深省。可惜司马冏执迷不悟，终于失败被杀。

《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它对文章的构思过程及作文的艰苦，作了细致的描摹，对各体文章的不同风格作了具体的说明，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作品对许多抽象的理论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如描写作家的艺术构思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充分发挥了赋“体物”的特点，在艺术上也是有特色的。

潘岳赋今存二十四篇（包括《哀永逝文》与《吊孟尝君文》等赋体文）。其赋以长于抒情见称，《秋兴赋》、《西征赋》、《闲居赋》是其颇负盛名的代表作。

《秋兴赋》是潘岳三十二岁时所作。潘岳少年得志，泰始四年（268年）即以《藉田赋》而受人推重。但因才高而招致怨恨，遂栖迟十年，不得升迁。他沉沦下僚，内心苦闷，就写了《秋兴赋》。他对滞官不迁，牢骚满腹，对官场周旋亦感到厌倦，眼见夏去秋来，年华流逝，不禁感慨万千，凄清的秋景，勾起心中无限惆怅，唤起了他挣脱羁绊、躬耕东皋、逍遥川泽的愿望。赋将他的情怀描写得十分恬淡，其实，潘岳是一个热衷仕宦的人，这种高情只不过是他宦海浮沉、落拓失意的牢骚而已。赋写得精美而清婉，丽而不繁，柔而不靡，别具一种清丽的风格。

《西征赋》是他赴任长安令时所作。赋首有序，序中追叙惠帝初年太傅杨骏在与其政敌贾后的斗争中失败被杀的事件，接着写自己携家带小、西投长安时的行迹与心境。赋中则详细记述了他沿途所经之地的山川形胜、人物古迹及关中风土人情，寄寓了他对现实的感慨。此赋是前代述行赋的继续，但体制更大，征引更博，笔端仿佛缭绕着一股驱不散的愁绪，落笔之处触景伤情，表现出一种凄婉的风格。刘勰称其“钟美于《西征》”，可见其赞赏之至。

《闲居赋》作于元康六年（296年）潘岳五十岁闲居洛阳之时。他回顾三十年的宦海生涯，“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可谓坎坷不平。因而心灰意冷，认为是“拙”，不免满腹牢骚，想退出官场，优游山林。赋展现出一幅封建京城和市郊庄园及其主人安乐生活的图景，描写了潘岳幽静高雅的养拙生活，抒发了他“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的不得志的牢骚。《晋书》本传说“岳性轻躁，趋势利”。此赋虽写得潇洒自然，心境恬淡，而热中之情溢于言表，生动反映了封建士大夫冷外热中的心态。

左思赋今存者不多，完整的仅《三都赋》、《白发赋》。

《三都赋》是左思精心构制的作品。赋假设西蜀公子、东吴王孙与魏国先生三人论难，分别描写蜀都（今四川成都）、吴都（建业，今南京市）、魏都（邺，今河北临漳）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田猎歌舞，典章制度。其特点在征实，它所强调的真，乃是物真事真，所走的仍是汉大赋堆砌名物、铺张扬厉的老路。描写方面，除《蜀都赋》中描写蜀地富饶及风俗两段较为警策外，大都缺乏精彩生动之笔。故此赋虽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但终因缺乏独创性而文学价值不高。

他较有特色的赋是《白发赋》。此赋以寓言的形式，写“我”因生白发而感到“秽我光仪”，要拔除它。于是白发瞋目号称：“二老归周，周道肃清；四皓佐汉，汉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后要荣？”最后“我”感叹说：“曩贵耆耋，今薄旧齿。皤皤荣期，皓首田里。虽有二毛，河清难俟。”赋写的是寓言故事，抒发的则是作者在门阀制度压抑下不得意的牢骚。文字也生动活泼，通俗明白，虽是模仿扬雄《逐贫赋》，在西晋赋中仍是别开生面的。

东晋赋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不及西晋，而且“辞意夷泰”，风格恬淡，多“平典似道德论”。鲁迅指出：“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这时比较著名的辞赋作家除陶渊明外，只有郭璞的《江赋》与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较有特色。

《江赋》与木华《海赋》同为描写江海的巨制。据《文选》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则本篇之作，实为有明显的目的，即以描述长江风物之美，来提高东晋中兴的自信心，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江赋》条理明晰，其形容处，时见精彩。但未能摆脱汉赋多用奇字难字的习气，是其不足。孙绰《游天台山赋》，以纪游的方式，细腻地描绘了山中景物，对山水诗的产生有一定影响。但此赋语言平淡，并渗透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佛道思想，正体现出这个时期文学的特点。

第四节 南朝辞赋

从宋武帝永初元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420年—589年），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共历时一百七十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出现了少见的繁荣局面，辞赋也一样。这段时期有作品存留的辞赋作家共约八十五人，今存辞赋（包括残缺）共约二百五十余篇。具体而言，南渡以来一度趋于沉寂的赋坛，到了宋代又重新兴盛起来，此时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变平淡为绮丽，变典雅为新奇，语不单行，文益藻绘，色彩浓丽而仍不脱古拙的余味。重要作家除元嘉三大家即鲍照、谢灵运、颜延之外，尚有谢惠连、谢庄等人，其中鲍照《芜城赋》、谢惠连《雪赋》和谢庄《月赋》成为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名篇。

鲍照赋今存十篇，这些赋有的抒情，有的咏物，跟他的诗歌一样，都饱含着深沉而悲凉的人生感慨和志士失意的悲愤，风格雄浑沉挚，流荡着一股慷慨之气。《芜城赋》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慨叹历史兴衰变化的吊古之作。

芜城，指广陵（今扬州），西汉时即已成为繁华都市。到刘宋时，连遭破坏。先有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拓跋焘南侵，后有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据此谋反，被讨平后，“帝命城中无大小悉斩”，被害者不少。鲍照大约于大明四年至广陵，见其荒凉破败，乃作此赋以抒发其今昔盛衰之感，故以“芜城”命篇。赋首先通过今昔盛衰的强烈对比，将一个“芜”字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描写城市荒芜一段更是凄清可怖，使人读后产生无限的悲伤与惆怅。然后在此描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以芜城之歌作结：

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垅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盛极一时的城市，转眼成为残败丘垅，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赋通过广陵城的盛衰变化，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并“图修世以休命”的妄想进行了含蓄的讽刺，对乱后的荒凉破败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据许梿《六朝文絜》说：“宋孝武时，临海王子顼有逆谋，照为参军，随至广陵，见故城荒芜，乃汉吴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灭，照因赋其事讽子顼。”据此则此赋更是有所为而发。

这篇赋运用华丽典雅的词藻，警策整齐的排句，清亮和谐的韵律，描写抒情，写得苍劲悲凉，凝练哀切，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孙评为“情胜乎词”（《文选评》），正指出了他的特点。

谢惠连（397年—433年），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十岁能属文，本州辟为主簿，不就。元嘉七年（430年），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行参军，故世称“谢法曹”。其赋今存五篇，以《雪赋》最著称。

《雪赋》假设梁王跟邹生、枚叟与司马相如一起赏雪而命相如赋雪以展开描写，扣住雪“因时兴灭”的特点，写出雪随时入俗因物赋形的品格，将咏物与抒情结合起来。这是一篇歌咏自然现象的赋，它摆脱了前人主要描写其形状及作用的写法，着重写人对雪的感受，将雪作为联系人的某种思想感情的审美对象来写。这在反映自然现象的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是赋的诗歌化的重要演进，也是这篇赋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谢庄（421年—466年），字希逸，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灵运族侄。历仕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三朝，官至中书令，加金紫光禄大夫，故世称“谢光禄”。今存赋四篇，以《月赋》最有名。

《月赋》假设陈王曹植与王粲月夜游吟的故事以展开描写，尤其以描写皓月当空的一段最为传神：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霭霭。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那天边的云气、洞庭的秋波、散芳的野菊、哀鸣的孤雁，以至于如雪的大地、如水的天空，无不渲染出皓月的光辉。无一字写月，而无一字非月，别有一番迷人的境界。赋描写了月“朒脁警阙，朏魄示冲”的美德和“连观霜缟，周除冰净”的洁白，抒发了作者思贤念友、怀想美人的情怀。它将“陈王初丧应刘”的悲愁，思贤念友的情怀，与皎洁的月色融和一起，孙评为“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是精到的体会，也是此赋的重要特色。

从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可以看到这时咏物赋的一些重要变化。内容上，多写人生悲感，善叙悲情，成为南北朝辞赋的重要特色。结构上，虽仍用“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篇章，但已不是用来铺排叙事，而是以之咏物抒情；不是用来结构鸿篇巨制，而是以之结构精巧的短章。语言上华美浓丽，锤炼精工。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宋、齐之际最重要的辞赋作家乃是江淹。齐代辞赋作品较少，且质量不高。梁代则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齐、梁两代帝王，皇室多爱好文学，特别是梁武帝萧衍父子及其家族，梁武帝不仅自身能诗能赋，而且招揽文士，奖励创作，正如《南史·文苑传序》所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不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这是赋风的重要转变时期。这时的赋，词采更加艳丽，因受汉语音韵学发展的影响，不但追求对偶精切，而且讲求声律和谐，句式逐渐趋向骈四俪六，隔句作对；有的则较多地运用五、七言诗句，使赋更接近于抒情诗，出现诗赋合流的趋势。这段时期著名的辞赋作家有江淹、沈约、谢朓和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人。

江淹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辞赋作家。今存赋二十八篇，是这时存赋最多的作家，以《恨赋》、《别赋》最为著称。这两篇抒情短赋都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反映了那个社会里士人失意的感伤情绪。

《恨赋》以人生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作为描写对象。赋一开始就以浓厚的悲伤情调作总体的描写：“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然后分别以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敬通、嵇康为代表，指出无论何人，不管志得意满还是潦倒一生，到头来都得魂归丘垅，一死了之。最后概括说：

已矣哉！春草莫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垅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春去秋来，华屋丘山，任何人也逃脱不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篇赋所表现的内容是东汉末年以来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思考的概括。汉末时，人们开始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慨人生短暂，咏叹人生的价值，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主题。这篇赋对人生的这一必然结局作了形象的描绘和高度的概括，是对那些得意忘形者的警告，也是对失意者的安慰，是江淹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也是他早年不得志的自我安慰。

《别赋》则以令人“黯然销魂”的离情别绪为描写对象。赋通过对各种人离情别绪的描写，刻画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表现了他们离别时的感伤。赋将人们生活中这种普遍存在的感情加以概括，又从各种人的生活经历中体现出来，并显示其各自的特征，写得比《恨赋》更细腻，更富感染力。别情是人生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尤其在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变故频繁，生活不安定，使人感到离别随时都可能发生，一别就后会无期，难以逆料，更易产生“黯然销魂”之感。故赋所描写的别情，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作者家在北方，寄居江左，已有流落他乡之感，加以仕途失意，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故此赋也概括了江淹自己的生活体验，融进了自己的真实感情。

这两篇赋传诵不衰，还在于它的艺术成就。首先，以往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具体的人物事件为描写对象，这两篇赋则把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感情作为描写对象，从题材到写法都很新颖别致。其次，作者能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将抽象的感受具体化，使之成为可感可见的艺术形象，如《恨赋》选择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六个人以表现其不同的遗憾；《别赋》则概括了七种不同情境的离别以表现不同的别情。抽象的情感依附于具体的人或事。在描写上，有的突出各自的特点，如《恨赋》写秦王之恨，就写出了秦帝吞并天下的雄姿与雄图未毕的遗憾。有的通过环境景物的渲染，以烘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如《别赋》写行子的别愁，连风云车船都染上了感情色彩。有的用重彩描绘，如《别赋》写夫妻之别，就细腻地描写了思妇于春夏秋冬的不同感受，渲染了其空虚孤寂的心理；有的则用白描淡抹，如写恋人之别，只用眼前的春草春水、秋露秋月稍加点染，人物的心理就含蓄地表现出来。有的多角度多层次地描写，如《别赋》，或写临别的凄怆，或写别后的思念；或以明媚的春光烘托，或以凄清的秋景渲染；或只写春秋，或四季俱写，呈现出别情的多种姿态，使人读来不感到单调重复。就语言来说，词采艳丽，音调低徊，骈四俪六而又参差错落，恰当地表现出那种凄神寒骨的内容。它成为千古名作决不是偶然的。

江淹赋大都作于早期，于雕饰中呈苍劲之气，风格颇近晋宋赋而与齐梁赋不同。最能代表齐梁赋风的是萧纲、萧绎的赋。

萧纲赋今存二十三篇，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写艳情的赋如《眼明囊》、《鸳鸯》和《采莲》等。这种艳情赋虽涉及女性美，但大体上都写得比较含蓄。如《采莲赋》，就塑造出一幅江南采莲图。赋中的采莲少女虽经贵族审美观念的加工剪裁，已非劳动妇女，但作者的态度还比较庄重，多少描绘出了江南的景色和风俗。

萧绎赋今存八篇，也较多涉及艳情。如《荡妇秋思赋》：

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萦翠眉敛，啼多红粉漫。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春日迟迟犹可至，客子行行终不归。

这里用各种景物来烘托荡妇的心理，层层推进，字里行间，仿佛有倾吐不尽的哀怨和幽愤。最后以春日尚可期，客子之归不可期作结，尤见其善于设想。主人公虽名曰荡妇，但只细写其对客子的思念之情，实属闺怨、闺情一类，亦未涉及淫秽。

从萧纲、萧绎赋可以看到，梁陈赋已完全摆脱汉大赋的铺张扬厉，走向抒情化、骈偶化。这些赋文辞清丽，情思绵邈，描写细腻，有南朝民歌中风情小调那种轻巧流丽的韵味。作为封建帝王，专门煞费苦心地在这种艳丽小赋上下工夫，难怪被后人指责为“亡国之音”。但指责为色情文学，则言过其实了。

陈代赋作家虽有徐陵、顾野王、张正见、江总、陈叔宝（后主）等十余人，但保存下来的作品则仅有二十余篇，其中以咏物居多，内容狭窄，艺术上也缺少独创。值得一提的只有沈炯的《归魂赋》。

沈炯（502年—560年），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初仕梁，被掳至西魏，后获准归陈。官至御史中丞，明威将军。《归魂赋》是沈炯自叙其在荆州被掳西去及由西魏东归的这一段经历。其中古今史事杂陈，而以今事为主，在反映现实政治风云这一点上，与庾信《哀江南赋》有相似之处。文辞清浅自然而饶有情韵，在南朝赋中也别具风格。

南朝辞赋在题材开拓、体格和技巧诸方面都有过不少贡献，但由于偏安江左，国力远不能与汉、魏相比，各朝君王都缺少宏图远略，仅以维持安定承平为治国方针。正由于这种偏安心态和悠闲生活，影响这个时期辞赋内容比较狭窄，或为应命奉诏之作，或描写宫闱深闺、日常事物，取材或伤于纤细，格调时显得尖新，很难再见到汉代辞赋的雄奇闳大，魏晋辞赋的慷慨悲凉，作品格局的小巧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

第五节 北朝辞赋

晋室南渡后，北中国长期沦为少数民族混战的战场，北方士族文人纷纷随晋室南渡。当时那些少数民族文化比较落后，故北朝文学远远不及南方。直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提倡汉化，才逐渐出现少量作品。梁末侯景之乱和西魏灭梁，南朝大批文人又流落到北朝，至北齐、北周时，北朝文学才开始繁荣。北朝辞赋的发展大体也是如此。北魏孝文帝以后，辞赋作家逐渐增多。他们的赋或讽刺现实，或反映政局的变化，或抒写情怀，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有一定成就。如袁翻的《思归赋》，就抒发了作者仕途失意的苦闷，写得情景交融，词藻华美，音韵和谐，与南朝的一些抒情短赋十分相似，说明北魏后期的赋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又为北齐、北周所代替。这时，梁朝发生侯景之乱，梁朝覆亡。南朝许多辞赋作家流入北朝，北朝也产生了一些辞赋作家，北朝辞赋因此繁荣起来。这时最著名的辞赋作家是庾信，比较著名的则有颜之推。

颜之推（531年—590年），字介，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东晋以来世居金陵。初仕梁为掌书记。元帝即位，官散骑常侍。西魏破江陵，被俘入关中，逃至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入北周，为御史上士。入隋，太子召为学士，不久病卒。他的《观我生赋》是一篇自传性作品。他自注云：“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据此，知此赋约作于武平元年（577年）北齐灭亡入北周之时。颜之推由梁入北齐，又入北周，亲见侯景篡弑，梁元帝与北齐后主覆亡。此赋对他亲身经历的这一系列的历史事变作了概要的叙述，充满了对仇敌的愤怒，表现了作者对屈身事敌的羞愧和悔恨。一篇赋能如此全面地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在赋史上是罕见的。在艺术上，虽材料组织得不够集中，结构也略嫌松散，但疏朗的文辞，遒劲的骨气，自成一种风格。

北朝最杰出的辞赋作家是庾信。

庾信赋今存十五篇。《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等七篇为在梁时作，而《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象戏赋》、《竹杖赋》、《筇竹杖赋》、《哀江南赋》等八篇则为在西魏、北周时作。

庾信在梁时的赋大抵描写宫廷生活，用典较多，对仗工稳，词藻华美，音节和谐，构思精巧，喜用五、七言诗句入赋，但有纤弱之弊。到北方以后的赋，因受北朝文风的熏陶，于绮艳之中夹入慷慨之气，形成慷慨悲凉的新风貌。内容则着重表现其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感情真挚，都是血泪迸溢之作。其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哀江南赋》。

《哀江南赋》作于何时，目前尚难论定。倪璠《庾子山集注》定为周武帝天和年间（566年—571年），大体可信。

庾信亲身经历了侯景之乱与梁朝的覆亡，又长期羁留北方，屈仕北朝。他作此赋的目的是“伤身世”，但更主要的是“哀江南”，即哀悼梁朝的覆亡。他有意总结梁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故全赋对梁朝灭亡前后的历史剧变叙述得较为详细，使此赋成为一轴规模空前的历史画卷。

赋前有用骈文写的长序，叙述侯景之乱与江陵败亡的经过及自己在此期间流离颠沛的经历，以说明作赋的意图，抒发其羁留北国的痛苦与对故国的思念，重在抒情。赋则重在论史，着重写了自己的家世及其在侯景之乱前的经历，叙述了侯景之乱的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平定的经过。还概述了江陵败亡和陈氏篡梁的历史。最后回顾了自己播迁的经历，抒发了乡关之思。

全赋以个人身世为线索，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深刻地表现了梁朝覆亡前后的历史剧变。以巨大的篇幅反映如此深刻的历史内容的作品，在赋史上实属罕见。赋中所写梁武帝时文恬武嬉，军政废弛，梁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梁元帝自私忌刻、置国难家仇于不顾而大肆残杀异己的丑恶面目，均可补史书之略。其中描写梁朝君臣文恬武嬉的一段说：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暗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哀江南赋》不仅内容丰富，其艺术构思与描写技巧也达到很高的水准。它以叙述为主，又注意于叙述之中穿插描写与抒情，使虚实相生，疏密相间，文采富丽，情韵苍凉，形成既沉郁秾丽，又顿挫有致的艺术风格。

《哀江南赋》概括一代兴亡，描写人民苦难和个人的种种不幸，抒情咏史，熔于一炉，情深而辞工，用典密而切，音韵谐而畅。在六朝辞赋中为绝无仅有，就是在历代辞赋中也是极其罕见的，两汉辞赋虽然叙事，但那不过借以写出主客问答，主要内容在于铺陈，很少能看到作者的感情。魏晋以后的小赋虽以抒情为主，而又很少叙事成分，所抒之情往往是一些离愁别恨之类。而这篇《哀江南赋》，却能以炽烈的感情写出了一个朝代的兴亡史，既具有史诗性质，又带有个人自叙传色彩，应该是南北朝辞赋的高峰和集大成之作。

《小园赋》也是庾信羁留北方、思归故国而不可得时所写的一首悲凉苍劲的抒情短赋。赋一开始就叙述自己本为长安羁旅，只求有容身之所，不求有高堂华屋，表示自己屈仕北朝，并非本意。接着写小园的自然景色，将其描绘得清新可喜，表现出庾信似乎安于恬淡的闲适心情。但赋中反复强调其心情凄苦，以致园中任何景色，均唤不起他愉悦的心情，说明他的闲适只不过是丧失生机后的麻木，写出了他满腹的愁苦。最后庾信将自己的愁苦心境与身世遭遇联系起来，抒发自己被迫羁留北方的苦痛，把满腔的家国之恨倾泻出来，词情极其凄苦。庾信热爱故乡故国，深以屈事异邦为耻，盼望南归。但北周始终留住他不放，使他极为痛苦。此赋正表达出这种心情。倪璠说：“《小园赋》者，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异潘岳之《闲居》，亦非仲长之乐志，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词者也。”（《庾子山集注》）正指出了这篇赋内容上的特色。

这是一篇骈赋。辞采华丽，对仗工整，而且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全文用典多而不显得堆砌，尤其是将口语写进骈俪的句子，别具风味。如“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这种语言清新自然，于华艳中又现清淡的色彩。

庾信是南北朝辞赋的集大成者。《北史·文苑传》指出当时南北不同的文风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南朝与北朝辞赋同样有这种差异。而庾信则融合南北赋风为一体。他的赋既具南朝赋的发越清绮，又具北朝赋的贞刚气质，从而形成一种绮丽苍劲、发越悲凉的风格。他是赋史上最杰出、最重要的辞赋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