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日本“保守”与“革新”政治的破产

日本政治的落后体现在没有一个能培育真正改革派的主体势力，这可能是1955年体制最大的遗患。

在1955年体制基础上占据政治中心的“保守派”和“革新派”的势力都露出了政治破产的征兆，而被期待作为今后政治主导势力的改革派并没有形成。认识到改革必要性的政治家、学者和民众并非没有，但是他们在一般的国民、政治家中间占少数，无法凝聚成一股力量。虽然大家保持了关于现今的体制已经走向末路的一致意见，但是对于今后实现怎样的社会目标却产生了分歧。

此外，每个人都在现代产业社会复杂的构造中生活，无法从各自所属的组织中采取独立的行动。产业社会致命的弱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的确在增加，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微观组织工作，连考虑宏观问题的时间都没有。产业界的指导者，作为企业领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但这仅仅局限于各自的产业利害关系之间的结果，而对于宏观问题的发言往往有着明显的错误。

在这个丧失方向的时代里，即便被认为是在绕远路，对于我们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的探讨，除了追溯到问题本源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日本改革派的立场与“保守派”和“革新派”的立场则完全不同。

“保守派”的特征是面对问题和困难采用“临时抱佛脚”和“问题拖延法”的方式，以此来渡过难关。“保守派”势力并不拒绝对各项制度进行最低限度的修正。避免固执特定原理和僵化是“保守派”政治家的特征。这也是官僚的本质。但是，“保守派”政治家和官僚的态度，只是应付现状而已。除非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问题比如多人丧生的情况，他们一般是不会主动修正社会经济体系缺陷的。在长期政权之下，执政党政治家和官僚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自民党政治家通过与官僚的接近，成功地利用规制、助成、保护等制度维持了政权。而官僚则通过自民党政治家保护了自己的权限，而且部分官僚转变成了自民党政治家。每个政府行政机关通过为自民党重量级政治家策划的方案，使自己所在组织得以保持独立并得到延续。现在的官厅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利益而工作，而非基于超长期视角关心国家安全和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保守派”的安定统治下，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此期间，因为政府的应对错误，反复发生了公害、药害及其他灾害事件，牺牲了很多国民生命。至今为止的日本社会经济体系并非全方位地表现得非常优秀。通过冷静的审视历史可以发现，在这段发展史中明显有着许多缺陷。事实上，这段历史也未必表现得在某一段时期什么都顺顺利利，而另一段时期又什么都不顺利。今天，“保守派”最拿手的“临时抱佛脚”的技巧已经无效了。

改革派的立场和至今为止的“革新派”的立场又不相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革新势力的多数指导者，受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日本从中等国家向先进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追寻着革命主义的理想。革命主义的特征是主张通过阶级斗争，一举粉碎既有的体制，建立新体制。

1990年前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既存秩序一举崩溃，世界新秩序尚未建立，混乱便成为这一时期标志性的特征。但是，从超长期的展望中来看，在从20世纪的世界到21世纪的世界过渡过程中，对于正在不断摸索的人类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不仅是既存的“外部秩序”，连既存的“内部秩序”（每个人心中的秩序观、意识形态、世界观、生活观等全部）也崩溃了，人类进入了“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重建的摸索阶段。

1993年夏天，日本政治变革是之前发生的一连串世界事件的余震，是旧的“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的崩溃，探索新的“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是人类文明过程的一部分。日本的“革新势力”也瞬时失去了政治影响力。55年体制下的在野党第一大党日本社会党在1993年7月的大选中，从公示前的137席减少到70席，几乎失去了一半议席。1993年夏天日本政治变革的重要环节大选的结果不是“革新派”的胜利和“保守派”的失败，而是“革新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的破产，以及“保守派”因路线分歧产生的分裂结果。

现在日本最为紧要的课题是在有着共同意愿人们的协助下，建立对整体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变革有着强烈意识且有着明确方案的改革势力。

改革派的立场不仅和保守主义的“临时抱佛脚”立场不同，而且和主张一举粉碎既有体制，创造新体制的革命主义立场也不相同。改革派的本质是立足于渐进主义立场。改革派熟知为了实现体制变革，只有采用渐进主义手法才能保证不诱发社会动乱。

真正的改革派必须拥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人类社会现实及未来发展的思想基础。真正的改革派须熟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检视改革的成果，反复进行必要的修正前行，不能采取最初的方案就是最佳方案的僵硬态度。改革派每遇到困难时，能对改革目标进行适当修正并坚持遂行改革，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必须事先要有程序改良的意识，以及在方法上具有反复进行体系再构筑的能力。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有预案来应对改革道路上出现各种新的情况并针对性地进行“回路”修正。

社会经济体系是各种制度的组合。改变社会经济体系也就是改变制度组合。

这里的“制度”是指人们的社会行动准则。换言之是人们在行使对他人产生影响的社会行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英语中institution大致相当于这个意思。社会的规则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于人群中确立的习惯方式。但是，有些则是通过公开的立法程序通过法律形式而存在。

一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功能，受到不同组织或者不同机制的影响。外观上看似同一制度的组合，但是因为组织的样式不同、机制的工作方式不同而使社会经济体系的功能完全不同。但是，社会经济体系（制度的组合）大幅度的改变，意味着组织和机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

这里所指的组织是多数人为追求共同的目标，结成一定的协作关系并有些固化的状态。英语中的organization大致相当于这个意思。人们为了实现各种目的而成立组织，选出代表、决定意见、实行共同的行动。现代产业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组织是企业。企业的状态对社会的状态产生巨大影响，同样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多数的组织是根据自发的原则而成立，而像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等公共组织则是以居住在某一地域的人们和在当地出生的人们强制加入为原则而成立。

这里的机制是指每个人之间的行动产生各种结果的调整结构，与英语中的mechanism比较接近。机制是通过人为的（目的意识）和非人为的（无目的意识）结构而工作。人们在某种场合下，在自由交换的原则下进行资源交换。基于自由交换原则进行资源交换的非人为的、自动的、调整的市场经济原理，浸透在现代大部分人的生活中。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机制。但是“强制”和“赠予”也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因素。在家族的成员构成中，赠予的原则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如同我们对负责市场调整的诸制度、诸机构一样，对负责非市场调整的诸制度、诸机构也同样需要关注。

构筑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系，构筑什么样的组织，在什么样的机制下工作，由人们的精神构造、价值观、意欲和动机所决定。更进一步讲，社会经济体系如何工作，也受到人们的精神构造、价值观、意欲以及动机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体系的状态对人们的社会精神构造、价值观、意欲和动机的状态也会产生影响。如果通过改革使社会经济体系驶上变革轨道的话，多数人会对新生活抱有希望，从而产生新的价值观、意欲和动机。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化促使人们的价值观、意欲、动机产生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促使社会经济体系产生更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