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流动与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小农的分化与演进
——基于河南省15个乡村的微观调研数据

一、引　言

小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也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主体。对小农的认识与理解是正确理解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也是乡村振兴能否顺利实现的基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通过上学、务工等途径涌向城市，农村人口尤其是务农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这对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小农的生产规模与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并不断演进，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和理解不断分化和演进的小农不仅关系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也是乡村振兴顺利推进的基础。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鲜明的实践价值。

对小农问题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小农问题的探讨可分为3个流派：一是“小农消亡论”，以韦伯和马克思为典型代表。虽然二者的思考路径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小农是落后生产力的象征，与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格格不入，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小农将会被雇工经营的农业企业取代，与此同时，村庄也会逐渐瓦解乃至消亡。二是“理性小农论”，以舒尔茨为代表。该观点认为小农也是理性经济人，由于其作出的理性抉择会使得传统农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引入新的要素如资本、技术等。该理论给出了与韦伯和马克思大致相同的结论，即小农家庭会被企业化的农场取代。三是“生存小农论”，以恰亚诺夫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小农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其经济逻辑与经营行为和企业不同，企业只是生产者，维持生存和基本生计是其基本伦理，对小农而言，在人口压力下，投入更多劳动直至边际报酬为零就是合理的，而企业绝不会如此，因为这样会致使其亏本。

国内对小农问题的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是小农经营效率低下，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只有通过劳动力转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方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厉以宁，2009；蔡昉，2013；马晓河，2013）。长期以来，该观点处于主流地位，对我国“三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农业发展尤其是土地流转中的规模偏好倾向即是受此观点的影响，在实践中政府政策也多遵循以农业规模经营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二是受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等现实状况的约束，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将维持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小农的存在不仅有现实合理性，而且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在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做出自身的贡献，以小农为主体同样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黄宗智，2018；温铁军，2013；姚洋，2012；贺雪峰，2013、2015）。上述观点在指明中国农业发展不同路径的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复杂性。

工业化、城镇化引起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从农村流出引致农村人口尤其是务农人口的老龄化，这种状况与全社会老龄化叠加在一起，使得我国老人农业问题迅速凸显。这对我国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户的分化日益明显，小农呈现出更多形态并加速演进。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从农业兼业的角度出发把农户分为纯农户、非农户、兼业户（农业兼业户与非农兼业户）（陈长华，1999）；从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角度分为传统农户、专业农户、非农户、半工半耕以及经营与服务农户（陈春生，2007）；还有学者把农户分为进城户、半工半耕户、中坚户、贫弱户等（贺雪峰，2015）；从动态性农户结构性分化角度把农户划分为退出型小农、自给型小农、兼业型小农、发展型小农（郭晓鸣，2018）。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会引起人口流动不断加速，而人口老龄化问题则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农村已处于历史性转折时期，传统小农的进一步分化以及不断演进是必然趋势。而这种分化和演进是认识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对此问题有一个基本认识及给出总体性判断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据此制定促进农业发展转型的政策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大课题。因此，本章首先阐明家庭经营是农业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我国小农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的制约，而不是家庭经营造成。然后利用2018年11月河南省中原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百县千村人口流动与数据库建设之整村调研”项目采集的河南省15个村庄⁽¹⁾的调查数据，对在人口流动和老龄化背景下农户出现的分化和演进进行总体性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解释，作出基本判断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