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或启示

（一）农村这一居住空间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

人的城镇化要求人的生产和生活空间要尽可能重合，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要尽可能融入就业地点，只有这样的人口流动才能把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负效应降到最低。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以及对二元城乡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完全融入就业地点障碍，进一步造成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地点和常住地点进而与未来可能定居地点的不一致，从而导致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效率损失和整个社会的资源错配。正如在上部分提到的那样，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居住地点与务工地点在较大概率上并不重合，尤其是未来的可能定居地更是如此。但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就业地点，本村都将会是未来可能定居地的最主要的选择（在珠三角的务工人员未来可能定居地选择本村的比重最低，但也达到了60%），就业与居住空间的此种错配也说明河南省农村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任务还很艰巨。

进一步来看，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目前来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在深入推进，农村人口也将会持续流失。但也要注意到本村仍将是外出务工人员最有可能的未来定居地点，而如果把样本数量扩大到村庄居民整体，本村无疑也是最有可能作为样本中大量没有考虑的在家务农、年龄较大等人群的未来定居地。⁽¹⁴⁾因此，农村现有的居住形态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村这一传统的居住空间将会持续发挥重要作用。⁽¹⁵⁾

（二）对河南省各城市层级人口承载能力的再认识

首先，本乡镇这一级不能过度解读。虽然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本乡镇的比重比本市市区和三大经济圈都要高，但是在本乡镇务工人员的工作行业结构以松散的零工为主，且在本乡镇就业的人员的常住地点和未来可能定居地点选择本村的比重分别高达91.28%和89.10%。也就是说，可能由于距离本村太近以及居住环境没有太大改善等原因，就业地点为本乡镇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空间仍在较大程度上停留在本村，故产城融合在本乡镇这一层级可能并不适合。

其次，本县县城的人口承载潜力巨大但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从表1-1和表1-7中可以看出，本县县城不仅是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最重要的就业地点，也是除本村以外最重要的未来可能定居地；另一方面，本县县城人口承载能力还面临不小的挑战，一般来说，就业地点城市级别越高，务工人员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应该越高，但从表1-4中可以看出，在本县县城就业的从事制造业的比重仅为6.05%，比本乡镇要低得多，本县县城可持续性的产业载体的困境可见一斑。

再次，本市市区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承载能力与其所处的城市层级存在错位：一方面，从提供的就业机会来看，本市市区占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比重只有8.07%，在2627个总样本中只有212个，在所列主要就业地点中仅高于京津冀和珠三角，即本市市区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从未来居住空间来看，正如表1-7所示，除就业地点为本市市区这一情况以外，其他几个就业地点中的务工人员未来可能定居地选择本县县城的比重远远高于本市市区，即本市市区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吸引力更弱。因此，从对劳动力的吸纳和未来可能承载的人口来看，本市市区在城镇体系中的重要性可能并不突出，与其城市级别形成了强烈反差。

最后，在郑州市区就业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特征与三大经济圈还存在差距：从性别结构来看，郑州市区基本与长三角、珠三角持平；从年龄结构来看，“18～39岁”群体超过了京津冀，比长三角、珠三角略低；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郑州市区的中专及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明显要高于长三角、珠三角；收入水平平均收入区间差不多，但是高收入群体较少，而低收入群体相对较多。

（三）产业结构仍是河南省城镇化乃至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短板

长期以来，河南省都是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外流大省，相应的异地城镇化在推动河南省城镇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发展条件的改变，本地城镇化开始发力，而本地城镇化的推动力在于能够提供充足的非农就业机会。一般来说，制造业是城镇化的源头和动力，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河南省来说，制造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从表1-4中可以看出，省内分就业地点排名第一的工作行业分别为零工（本乡镇36.76%）、建筑装修（本县县城23.54%）、生活服务（本市市区20.28%）、建筑装修（郑州市区26.04%），不仅没有一个是制造业，而且制造业的比重还比较低。即使是郑州市区和本市市区提供的制造业机会也分别只有17.45%和18.84%，而作为重要的未来可能定居地点的本县县城，该比重更是只有6.05%，都远远低于长三角的36.67%。这样的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河南省各层级城市缺乏制造业这样能够吸纳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如何尽最大可能地提供充足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仍将是摆在郑州乃至整个河南省城镇化道路上的重要问题。

（四）分就业地点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工作行业结构、收入结构等特征与就业地点的层级正相关

从年龄结构来看，就业地点层级越高，“18～39岁”群体所占比重就相对越高；从工作行业来看，就业地点的层级越高，工作行业就越向制造业和高质量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业集中；从收入水平来看，就业地点层级越高，高收入群体比重越高而低收入群体比重越低，结果导致平均收入水平区间在不断上升。

（五）分就业地点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高等教育结构主要与大学所在地有关

就业地点的层级越高，并不意味着高学历人群的比重就越高，就业地点高学历人员比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就业地点是否是主要的大学所在地。具体来看，在郑州市区和本市市区就业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高学历的比重是最高的，而在长三角、京津冀就业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高学历人员的比重并不高，通过进一步梳理数据发现，这可能与就业地点是否是主要的大学所在地有关。表1-8列出了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学主要所在地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比重最高的是郑州市区，占比达到39.81%；本市市区和本省其他地级市区合计占42.59%；而在省外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只有17.59%。其中，在三大经济圈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长三角有4个人，占比1.85%，而珠三角和京津冀此项数据竟然为零。可见，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高学历人员的大学所在地主要是在郑州市区、本市市区、本省其他地级市区，而本省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就业地点仍然是在郑州市区、本市市区工作，造成了在郑州市区、本市市区就业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高学历人员比重相对较高。而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三大经济圈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实在太低，造成了在三大经济圈就业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高学历人员比重相对较低。

（六）高学历人员更容易实现就业与居住空间的融合

一般来说，学历高低与工作行业、收入水平有密切关系，学历越高、工作行业越好，而收入水平越高，相应地越容易脱离农村融入更高级别的城市中，而此次调研数据也显示高学历人员的工作行业与收入水平更容易实现就业与居住空间的融合。以郑州市区为例，在郑州市区就业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高学历人数共有58个，其工作行业、收入水平、常住地点、未来可能定居地点等信息如表1-9所示。从表1-9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3点：第一，高学历人员的工作行业较好，在郑州市区58个样本中从事企业白领的有13个，占比为22.41%，从事教育的有10个，占比17.24%，从事商业和商务中介的有8个，占比13.79%。第二，高学历人员的收入水平也较高，在郑州市区58个样本中，收入水平在20000元以下的人数只有3个，占比仅为5.17%，远远低于郑州市区总体的17.45%，而50000元以上的人数有12个，占比为20.69%，远远高于郑州市区总体的9.42%。第三，高学历人员较好的工作行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更容易实现居住与就业空间的融合，在郑州市区58个样本中，常住地点和未来可能定居地点选择郑州市区的人数分别为46人和29人，所占比重分别为79.31%和50.00%，远远高于郑州市区总体的53.46%和20.78%。

课题组成员：刘涛、张建秋、张国骁、张超鹤、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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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及各地市统计年鉴等公开出版物仅仅报告了全省及各地市户籍与常住人口的相关数据（二者差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市人口流出或流入的情况，但存在一定的偏差），以及全省和各地市户籍或常住人口的年龄、婚姻、子女抚养等相关数据。但各类公开出版物并未连续系统地公布全省及各地市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去向（本省、外省，本市，外市，本县，外县，县城、本乡镇）、流动人口的结构（年龄、性别、教育、婚姻、子女等）、流动人口在就业地的工作情况（行业、收入、获取就业机会的难易程度、工作时间等）等数据。这使得仅基于统计年鉴等公开出版物的数据对城镇化进行研究，难以对河南省人口空间变化的状况进行清晰的观测，同时也难以对所观察到的人口空间变化受何种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然而当前多数研究河南省城镇化的文献往往是基于年鉴、政府工作报告等发布的数据进行研究，这使得有关河南省城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难以在现有文献中得到很好的解答。

(2)　正如课题组负责人耿明斋教授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调研首先要尽最大可能地记录调研村庄重要的经济史料，对村庄人口空间变化的调查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生活或户籍在村庄的人员。即如果调研发现某一户只有两位老人，不能在调查问卷中仅填写两位老人的信息，例如，他们可能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2个儿子可能1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间因为上大学或参军离开了本村庄，现在已经定居于某市，女儿可能因为婚嫁等原因现居住于县城，这些子女的相关就业、教育、居住点等信息都要尽可能地获取。因此，本次调研中涉及的11576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农村人口。

(3)　调研区域分别为：鹤壁市浚县新镇和庄村、濮阳市台前县市侯庙镇市徐沙沃村、三门峡市义马市东区程村市、安阳市内黄县楚旺镇王庄村、焦作市中站区小尚村、开封市通许县陈留村、郑州市巩义市站街镇巴沟村、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白庄村、新乡市原阳县蒋庄乡靳屋村、平顶山市汝州市寄料镇平王宋村、许昌市鄢陵县陈化店乡西明义社区、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龙园村、周口市沈丘县石槽集乡大李营村、商丘市宁陵县乔楼乡孙庄村、安阳市滑县八里营乡齐继村。

(4)　本章只是系列报告的一部分，若读者关注其他问题可参见其他研究专题报告。

(5)　2018年在空间划分上相较上一年增添了本市其他乡镇、本市其他县城、省内其他地级市下辖乡镇、外省乡镇4个区域，在空间划分上更为全面、科学。

(6)　简化处理过程如下：首先，在总样本中，就业地点为本市其他乡镇、本市其他县城、郑州县区、省内其他地级市下辖乡镇、省内其他地级市下辖县区的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分别只有3.01%、1.75%、0.61%、0.23%、1.10%，5种情况占比之和只有6.70%，也就是说，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流向这5个地区的比重太低，这5个务工地点对河南省整体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并不大，为了简化处理这5种情况，并没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体现；其次，对于就业地点为省外的7种情况来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对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和受到的关注度肯定要超过其他地区，因此，课题组在下文分析中保留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个独立区域，并把剩余的外省乡镇、外省县城、外省一般地级市、外省省会城市4种情况作合并处理，统一用“省外其他”来表示；最后，由于国外就业人员数量较少，在2627个总样本中只有6个，占0.23%，即国外对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此种情况也没有在下文中体现。

(7)　本章中外出务工率是指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出就业人员数量占总样本中符合该条件的总人数的比重。

(8)　上一年的调研结果显示：毗邻县城村庄外出就业人员的就业首选地仍然是本县县城；其省内流动与跨省流动的比例也与不分类型村庄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跨省人员就业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外省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城市市辖区，跨县域省内就业主要集中在本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也与不划分类型村庄外出人员就业空间分布的结构基本一致。相同点在于：第一，毗邻县城村庄外出就业人员的就业首选地仍然是本县县城，但在本县县城就业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由20.68%上升为27.32%；第二，本市市辖区对村庄外出就业人员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占比由12.88%升至15.68%；第三，郑州对毗邻县城村庄外出务工人员的吸引力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其占比由第2位下降至第4位。远离县城村庄外出人员就业空间分布，无论是跨省还是跨县流动人员，均以经济发达区域和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主要就业地。相同点在于：第一，外出就业的首选地点由本县县城变为郑州市区；第二，本县县城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吸引力有了明显的下降，占比由不划分类型村庄的20.68%降至12.77%，与毗邻县城村庄在本县县城就业的比重27.32%相比降幅则更为显著；第三，本市市区对远离县城村庄外出务工人员的吸引力有较为明显的下降，特别是与毗邻本县县城的村庄相比；第四，远离县城的村庄外出务工人员跨省流动以及跨县域流动的比重明显提升，其跨省流动比重和流出本县人口比重分别由毗邻县城村庄的34.84%和65.97%上升至41.80%和78.78%。第五，与毗邻县城的村庄相比，远离县城村庄外出务工人员在本地乡镇的就业比重有较明显的提升。

(9)　上一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县城特别对本县乡村外出务工者，特别是村庄毗邻县城的外出务工者有相当大的吸附力。从我们划分的14种流向空间看，在本县县城就业的外出务工人员比例高达20.68%，村庄毗邻县城村庄的外出务工者流向本县县城的比重更是高达27.32%。但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距离县城越远或与县城的通勤时间越长，村庄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在县城就业的比例会大幅度地减少。

(10)　上一年的调研结果显示：郑州市和村庄所在市市区是河南省乡村外出务工人员跨县域省内务工的主要空间。其承载了全部乡村外出务工人口的25.82%，占省内乡村外出务工人口的近45%，占跨县域省内外出务工人口的75.66%。也就是说，河南省乡村外出务工人口省内流动空间要么在本县县城，要么在郑州市或本市市辖区。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于村庄远离本地县城的乡镇，郑州市对其外出务工人口有更强的吸引力。

(11)　上一年的调研结果显示：从是否出省的角度看，外出务工人员62.31%在本省就业，37.69%的务工人员就业地在省外。跨省就业人口中，57.11%流向了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40.25%流向了外省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而流向外省县及县以下区域的比重仅为2.27%。可以看出，河南跨省就业人口主要流向了经济发达区域或外省地级及以上城市，这说明跨省流动仍然是河南乡村外出务工人口寻求非农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当前河南省乡村外出务工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仍高达37.69%。从流向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仍然是河南省跨省流动人口的首选地。而跨省流动若非上述三大经济区，则主要流向外省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

(12)　正如表1-4所显示的那样，外出务工人员在京津冀从事建筑装修的比重高达40%，而建筑装修明显更适合男性。

(13)　以生理年龄为划分标准，把年龄段划分为“0～17岁”“20～39岁”“40～59岁”“60岁以上”。

(14)　本次调研数据能进一步支撑该观点。在11576个总样本中，把正在上学的样本剔除掉，剩余7544个“社会人”（即不再接受学历教育的踏入社会的群体）样本。而在7544个“社会人”样本中，现在的常住地点为本村的有5755个样本，占比为5755/7544=76.29%，而2030年可能定居地点为本村的有5634个样本，占比为5634/7544=74.68%。可以看出，在本次调查的“社会人”样本中，现在的常住地点和2030年可能定居地点选择本村的比重分别高达76.29%、74.68%，也就意味着本村作为河南省农村居民现在和未来最重要的居住地点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15)　从村庄结构来看，有一些偏远山区的村庄的确可能会消失，但是还有一些产业基础好（如巩义市站街镇巴沟村等）、农业资源禀赋异常丰富（如祥符区西姜寨乡白庄村等）、交通区位好的村庄（如祥符区西姜寨乡白庄村、舞阳县舞泉镇大杨庄村等）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可能会比现在更好、更大（如果考虑吸纳外来人口）。当然还有大量的处于上述中间形态的村庄，这一类型的村庄人口的现在和未来的流向特征应该与本次调查的平均特征相符，即从短期来看应该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