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乐黛云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由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与时代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东北亚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0月16日至20日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我校中文系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学术会议。为了增进研究生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他们就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及比较文学的发展诸问题请教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乐黛云先生，乐先生欣然作复。以下是这次访谈内容的一部分，采摘于此，供参考。并借此向悉心培植后学的乐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本文发表于《研究生学刊》1994年第4期，是编者白显鹏兄所加编者按）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跨文学之间不断地借鉴、吸收、融合已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因此，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也已逐渐发展成为“显学”。下面是笔者就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及比较文学的发展等问题请教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先生的一次谈话。（本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访谈前序言）

笔者：从20世纪末或者更早，全球文化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的主流文化遭到了怀疑和否定，逐渐走向边缘，而早就处于边缘的东方文化开始了面向中心的移动过程。于是全球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趋势，使中西诗学乃至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那么作为对话一方的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与西方对话的话语基础是什么？

乐先生：要想对话，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和能够互相解读的话语，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是以雄厚的政治、经济、科技作为后盾的，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广泛认同的“文化话语”，为了对话，我们必须掌握这套话语，但仅仅掌握这套话语，用它来阐释本土文化，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后殖民地话语体系，到头来也只是在西方的话语中绕圈子，那么这种对话就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实质上也只能是一种西方话语的东方式“独白”。那么反过来能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与他种话语进行对话呢？恐怕也不行。一来纯粹的本土话语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话语都只是“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所谓本土话语本身就渗透了许多西方的乃至苏联的东西；二来就是有所谓纯粹的土生土长的本土话语，由于话语规则的不同而难以沟通。那么如何进行对话呢？我认为首先必须指向一个共同的东西，指向全人类都关注的对象，具体到中西诗学比较就是提出一些共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在平等的对话中讨论。（下面对话《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中引用）例如，“什么是文学”这一诗学的核心问题，无论中西方都曾进行过长时间的探索，而又无外乎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几者的关系进行界定。最近，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之所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关注了全人类共同指向的东西，而这种共同指向的东西，正是我们进行对话的基础。

笔者：您在1986年就大胆预测指出，比较文学的发展，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随着东方比较文学的勃兴及理论向实践方面的转化，第三阶段的主要成就应该在东方，尤其是中国。请问您是否仍坚持这种预测呢？

乐先生：当然，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近十年的发展，我越来越坚定这种看法。比较文学在国内发展之快，很令其他学科刮目相看。现在我们许多省份都设有分会，并有中英、中法、中日、中俄等多个二级学会或研究中心，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立足于东方，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东方文化，我们的目的是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让世界知道这是来自东方的中国的声音，从1981年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世界比较文学大会开始，一直到1991年的东京会议和1994年的加拿大多伦多会议，中国的代表人数越来越多，许多都是各讨论小组的中心发言人，入选的论文也越来越多，加拿大会议就入选361篇。特别是在东京开的那次，那是世界比较文学大会第一次在欧美以外的国家召开，它标志着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开始东移。在加拿大会议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向大会提出申请，希望2000年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文学大会能在中国的北京召开，大会接受了中国的申请，同时大会也接受了南非、巴西等国提出的申请，最后要在1997年荷兰大会上投票决定，如果我们能如愿以偿申请成功，那它的意义将是非常重大的。

笔者：在比较文学的平行与影响的研究中，我们大多用西方的批评理论来阐释一些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而很少用中国传统的批评理论来阐释西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这种文化与文学上的不平等现象是应该改变的。

乐先生：确实，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普遍低下，传播科学的不发达，几乎谈不到本土文学理论对他种文学现象的批评问题。但到了近代就不同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西方的政治、经济及科技以它强大的优势，压倒了东方及第三世界，于是西方成了中心，非西方就成了边缘，文化如同能量的流动一样由强势的一方流向了弱势的一方，于是就出现了你所说的那种文化与文学上的不平等现象。但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对西方的文学创作及发展还是有影响的，如中国诗学中的意象说对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就是一例。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我们的诗学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学影响力会逐渐加大的。

笔者：是的，现在许多学者都很注重以中国本土文学为主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更有人提出了“中国学派”，甚至还有些人提出了包括“中国学派”在内的三足鼎立之说，这些提法是否是一种“后殖民”心态的表现呢？

乐先生：注意以中国本土文学为主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这我是赞成的，至于提不提“中国学派”，至少我不是很热衷。“中国学派”绝不是自封的，我们应该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做学问，如果要说，也应该让别人去说。这里不是谦虚，而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学问。虽然如此，我仍然很理解这种提法，我们被忽视了这么多年，也应该“扬眉吐气”了。但是我看也不必因为过去别人占上风压迫我们，今天我们就非得占上风去压迫别人，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的文化应该是宽容且和平共处的。至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看法我是不赞成的，你有你存在的理由，我也有我生存的必要，为了人类的共同繁荣进步，我们东方文化应该与其他文化一道作出自己的贡献。

笔者：有人说，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它具有前卫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勃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成就巨大，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的前卫立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卫性正在丧失，您的看法怎样。

乐先生：说前卫性丧失恐怕不太确切，前卫性要看如何理解，我觉得它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学科性质上的，一个是观念上的。从学科性质上讲，当一些学科还正处于“学术四合院”的境况中时，比较文学则率先超越了这种四合院的封闭性而努力寻求着一种跨文化的视野，这可能就是有的学者所谓的“前卫性”，后来其他学科的视野也逐渐开阔，比较文学相较而言似乎也就不那么前卫了。其实不然，一个学科前卫与否，是由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性质就决定着它的前卫性，因为它本身就处于多种文化与文学的前沿地带。我认为用前卫不前卫做标准衡量一个学科的高下是不科学的，比较文学的前卫性不是在丧失，而是在走向成熟。从观念上讲，观念的前卫也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在一个学科的内部有些前卫的观念还是好的，对学科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不能所有人的观念都前卫，都前卫这个学科迟早会完的，前卫性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笔者：您此行来长春的目的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吉林省比较文学的发展？

乐先生：我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参加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与时代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东北亚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另一个是筹办1996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谈到吉林省比较文学的发展，我认为发展得还是很快的，吉林省有我们的分会，还有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还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尤其在当前学术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这很难能可贵。吉林省在东北亚文学研究方面占据了地理上和人文上的优势，应该把比较文学尤其是东北亚文学引向深入，愿吉林省的同仁们再接再厉！

笔者：您是一位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搞比较文学的人来说，不仅要有开阔的视野，较好的外语素质，还要有丰厚的国学底子，一句话就是学贯中西，请您谈谈您的治学经验。

乐先生：您太过奖了，作为搞比较文学的人来说，首先的一点是视野必须开阔，视野狭窄的人是搞不了比较文学的。从近代开始，许多著名的大学者，他们搞的实质上都是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如王国维、钱钟书，他们的确都是学贯中西的，从少年时代他们大都秉承家学，国术丰厚；青年时代研读西方经典，吸取精髓；老年则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一个人在学术上有无发展视野很重要，如果有条件，应尽量多读书、多走走，一句话，尽量扩大视野，其次一点就是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学术的寂寞，搞学术需要的是一种献身的精神，只要你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学问，没有不成功的，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最后送给你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

（本文发表于《研究生学刊》1994年第4期以及《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发表于《研究生学刊》1994年第4期时为张宝贵兄联合署名。本文是对我所憧憬的著名学者乐黛云先生的一次学术访谈。乐先生颇具大家风范，她学贯中西，谦逊慈祥，为开创中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科的一代学术大师。她曾与汤一介先生共同勉励并谆谆教诲于我，终生难忘！乐汤二先生令我辈高山仰止，遗憾没有成为乐先生的弟子，竟引为终身憾事！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