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人类文明演进下的不同发展道路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四种文明形态。不同文明形态下，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就决定了人类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四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便有与之对应的四种经济发展方式与道路（见图2-1）。

2.2.1　原始文明与“虚无”（无色）发展

原始文明是从人类诞生之始到农业文明之前的上百万年时期，大体是石器时期。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处于大自然整体环境中，敬畏自然、顺从自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朴素”的和谐关系。在这种蒙昧的文明形态下，人类最大的目标便是“不让自然淘汰”，经济发展尚无从谈起。可见，在原始文明下，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义就是“不被大自然消灭”，能够存活下来。随着人类在原始文明中各种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人类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于是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主动影响生态环境的程度几乎为零。因此，原始文明中，人类对于生态环境心存敬畏之情，不敢冒犯大自然。可以想象，那时的经济社会处于荒野状态，没有环境污染，一切处于“原野自然”的状态，经济谈不上发展，处于“虚无”发展的模式。因此，处于原始文明形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定义为“虚无”发展道路方式。

在“虚无”发展道路上，原始社会呈现出“人类处于劣势，生态环境处于强势”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影响，人类总体上要被动适应生态环境，主要目标从小处说就是“保命”，往大处讲就是实现人类总人口的稳定增长。在长期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慢慢地适应自然，通过火的发明与使用、石器等工具的发明与使用等途径，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实现人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适应使得人类总人口较为缓慢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高人口死亡率的极大代价。从人口数量变动看，根据乔晓春等（2000）⁽¹⁾对早期人类人口的研究，当时，人口的死亡率极高，新生人口存活到成年的概率大约是50%，且平均寿命极短，只有20～25岁。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人口数量增长比较缓慢，基本处于停止状态。根据他们的研究，在整个采集狩猎时期，世界人口年均增长量不超过2人或3人。

由此可见，原始文明中的虚无发展本质指的是人口数量的增加，没有经济发展的成分，这是因为“经济”没有存在的空间，我们可以用李祖扬和邢子政（1999）对原始文明中这种“虚无”发展特质的概括，那便是“人类匍匐在自然脚下”⁽²⁾。

2.2.2　农业文明与“黄色”发展

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历时一万年。在这个阶段中，铁器的出现实质性地提升了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人类从此由神秘敬畏自然到主动影响自然环境。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以黄色土地作为主要生产对象，因此，这个文明时期被称作“黄色”文明。

此时，人类主要通过利用自然中的资源从事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来自于人为开垦树林进行耕作等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再加上资源的自然再生和环境的自净能力较强，整体上来看，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较小，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构不成“约束”。这意味着在农业文明形态下人类选择以黄色土地为生产对象的黄色发展道路，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微乎其微，此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处于“强和谐”状态。

这种“黄色”发展道路给予了农业文明极高的地位，这是因为从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看，农业文明实质上是“人类不断强占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改变地表的土地利用方式”（邬沧萍、侯东民，2010）⁽³⁾。在这种“强占”和“改变”方式的作用下，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关系开始出现“失衡”，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在这种强和谐的状态下，人类社会进行了划时代意义的大发展，人口数量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加，社会组织机构更加稳定，人类更加“安居乐业”。有资料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到工业革命前，世界人口从500万人增加到5亿人，年均增加5万人⁽⁴⁾，远远高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人口增加量，人口数量呈现出革命性增加的态势。

另一方面，人类开始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改变原有的自然状态，使得非耕地资源面积在减少，耕地面积在增加。尽管出现人类把林地转变为耕地的破坏自然的有限活动，但是，总体而言，此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没有超过大自然的自净能力，仍然在大自然影响与控制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真正性质的环境污染现象。

尽管如此，但是如果生态系统发生破坏性“质变”的话，那么也可能导致文明的衰落。这样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7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物产富饶，但是后来因为人们过度地砍伐森林造成了生态系统崩溃，从而引发了耕地的盐碱化、粮食断产，进而导致文明不再（贾绍凤，2000）⁽⁵⁾。类似厄运也发生在苏美尔文明上（克莱夫·庞廷，2002）⁽⁶⁾。

农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以人口数量革命性增加发展的同时，也赋予人类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的能力。在当时条件下，这种能力相较于工业文明时期有点弱，但是也造成了农业社会生态系统的轻微破坏，这种情况具有局部地区与轻微的性质，基本上没有超过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与范围。

因此，总体上看，农业文明中的“黄色”发展道路使得人类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强和谐的关系。强和谐意味着人类破坏生态的能力有限，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较为薄弱，在推动农业文明中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没有发生大范围的生态破坏，生态破坏尽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中。

2.2.3　工业文明与黑色发展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经历的第三个阶段，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大体经历了三百余年，包括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文明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现代工业文明两个时期。整个工业文明阶段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最为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与资源环境之间不和谐、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并趋近资源环境约束边界的时期。工业文明使得人类处于整个自然复合系统的中心地位，树立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人类选择高资源投入、高产品产出、高污染排放的黑色发展道路与方式，从而使得人类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对立关系变得更加不和谐，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并有可能突破约束边界。这样的结果不堪设想，正如曲格平（1997）所说，“自然界中，人类无论怎样推进自己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文明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对文明的约束。自然环境的衰落，也必将是人类文明的衰落。”

1．工业文明时期短，人类物质财富迅速增加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三百余年的时间，就是工业文明的存现时间。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相比，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区区三百年的时间。但是就在这“极短”的时期内，通过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武装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能力大幅度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8世纪60年代开启的以蒸汽机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以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广泛影响，已经推动或者正在推动着世界物质财富创造力的不断提高。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在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开启了工业化革命的源头。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见表2-1。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使得世界物质财富出现跨越式增长。

2．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关系高度紧张

在工业文明中，工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改变物质材料形态使之符合人类需求的过程。在改变物质性质的过程中，第一，需要能源动力，构成对能源的需求；第二，需要物质材料，构成对以矿石资源为主体的需求；第三，产品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废弃物的排放，构成对环境污染的情况。这样看来，工业文明在推动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必然出现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生态关系紧张的局面。这就是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黑色发展道路的本质。

首先，我们考察工业文明时期能源与矿物资源的消耗情况。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了蒸汽机的使用，带来了能源消费从木材到煤炭的转型，导致了煤炭消费与生产的急剧增加。1800年，世界煤炭产量大概为1500万吨，而到了1860年，煤炭产量增加到1.32亿吨，再至19世纪末，煤炭产量超过7亿吨，增加了46倍多。其中，1899—1900年，世界的煤炭消费比整个18世纪还要多⁽⁷⁾。此时，世界能源消费从木材转型煤炭，世界进入“煤炭消费”时代。

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了能源消费从煤炭向石油与电力的转型。石油与电力构成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此，石油消费比重超过煤炭消费比重，世界由此进入“石油时代”。世界石油消费量从1890年的1000万吨，增加到1920年的9500万吨，再增长到1940年的2.94亿吨，增加幅度十分显著。石油消费占比也由1900年的4%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的50%，从而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石油时代”。时至今日，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石油老大”的局面仍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见表2-2）。

同时，在黑色发展道路中，世界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成倍地增加。例如：在20世纪中期之前的100年内，对铁、锰、镍等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增加了50～60倍，对铅、钒、钼等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增加了100～200倍⁽⁸⁾。

其次，我们考察黑色发展道路中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之重，影响国际化与全球化。在工业文明中，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黑色代价。在工业革命期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不受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环境污染的八大公害事件，还有《寂静的春天》⁽⁹⁾发出的警告。此外，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化、产业转移化等途径，转嫁环境污染，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后果。

由此可见，黑色发展道路是一条找不到方向标的漫无目的的发展模式，尽管使人类中心主义得到全面的展现与释放，但是却以通过环境污染而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旦超过生态阈值，那么人类会成为黑色发展道路的“牺牲品”。所以，黑色发展道路是人类自己的“掘墓者”。

2.2.4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

为了人类文明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人类要反思工业文明下的黑色发展道路，建立人类与资源环境理性和谐关系，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便是生态文明的任务。由此可知，生态文明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与文明形态，人类不断反思过度的非理性短视行为，改变人类与资源环境对立的关系，开始走资源循环利用、环境抗逆自净、人类与资源环境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道路。所以，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全面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与各方面。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进行部署，不能跨越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总基本原则，不能突破生态这条基本红线。

1．生态文明重塑了人类与生态的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非中心主义

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看，原始文明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农业文明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萌动、工业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鼎盛和生态文明中的人类“非中心”主义的反思，这一连串关于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精髓使我们考虑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指导我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

“非人类”中心主义，即在原始社会中，主宰自然的不是人类，而是人类之外的生物圈层；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逐渐掌控自然，人类至上的状态得以呈现，这种主义始于农业文明、鼎盛于工业文明；而人类非中心主义则是指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并非是自然的中心，而是与其他生物的地位平等的，人类同其他生物都是大自然中平等的一员。

生态文明的出现，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中，人类不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胜利者”，而是生态环境系统的一员。在人类非中心主义看来，人类与其他生物都是平等的，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管理者、协调者，要有生物圈的同情心，要时刻对人类影响环境与生态的种种行为做出反思，这样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创造条件。

2．绿色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中人类内生选择的结果

原始文明中的“虚无”发展道路完全不是我们想走的道路，农业文明中的“黄色”发展道路是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选择，工业文明中的黑色发展道路目前来看也不是我们想走的光明大道，而生态文明中的绿色发展道路则是我们需要的“人间正道”。

绿色发展道路是“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的发展道路。首先，绿色发展并不是牺牲经济而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不是要人们“饿肚子”，所以，绿色发展的本质性质还在于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积累，不断消除贫困现象。其次，绿色发展不是通过牺牲环境而取得经济的发展，黑色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教训要求我们必须放弃牺牲环境与生态的这种发展道路，根据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选择一条兼顾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道路，这便是绿色发展道路。所以，绿色发展道路是人类内生的自我选择的结果。

由此可见，绿色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下人类必然选择的发展道路，并且这条道路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下的黑色发展道路。这不是人类自身的“死亡”之路，而是一条通往人类与自然永续和谐的康庄大道，是人类物质财富富裕，生态关系和谐，没有贫困、没有环境污染之路。

既然这是人类自主选择的，那么绿色发展道路就成为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均会向绿色发展道路靠拢，尽管其中的具体原因有所差异。

我们知道，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一致，因此，绿色发展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路径与基本理念。推动绿色发展进程要贯穿于经济社会各个区域、产业的发展上。因此，在生态文明形态下，绿色发展道路既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和表征。

2.2.5　总结

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道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分别对应的是“虚无”发展、“黄色”发展、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道路。如同文明形态的历史更替一样，不同文明形态下的发展道路也必然出现不断超越的规律性。

人类社会相继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每次文明的更替，都是人类做出抉择的结果。农业文明使原始文明认识到人类朴素的适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状态，同时选择一种“被动的、虚无的”经济发展道路。农业文明为人类选择的是一种汲取自然资源，通过农业发展获得财富的“黄色”发展道路，此时，人类经济活动量小，资源环境容量大，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构不成约束。因此，人类无需关注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不必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砍伐树木等）“悔恨”。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这种经济发展道路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强化，逼近约束边界，自然资本逐渐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制约力量。资源日益稀缺，资源需求不断飙升，同时，环境污染更为突出，一些局部性污染与全球性排放污染同时存在。工业文明时代中的发展道路被称为黑色发展道路。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不断思考与选择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文明形态也应该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随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对应的经济发展道路势必是由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的转型，即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大、经济效率低的黑色发展道路向资源消耗较小、环境污染较小、经济效率较高的绿色发展道路转型。所以，绿色发展是人类在生态文明时代破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模式。这一模式从属于可持续发展，其目标是通过经济发展道路的转型，不断缓解进而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脱钩的良好的双赢状态。

从世界各国发展情况看，不同的国家选择绿色发展的路径不一样。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较高，绿色发展的基础较好。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绿色发展的基础较差，绿色发展的路径也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把全球中的国家异质性“投影”到主体国家层面上，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存在着区域异质性，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分。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得到“优先权”，经济发展走在前面，形成第一俱乐部梯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是第二俱乐部梯队。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方面，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实现基础，通过产业结构转型与调整、资金扶持等加快走上绿色发展道路。可是，欠发达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经济发展，所受资源环境约束条件可能比东部发达地区还大。因此，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的“短板”。在这样的区域发展情况下，研究欠发达地区（中原经济区）绿色发展应该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