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书籍与历史

若读者们看腻了现代小说，不妨读读伊拉斯谟的信札。当年，有很多人会寄信给这位饱学之士，其中不乏来自朋友们善意的提醒。例如，某中世纪教师在来信中写道，“听说您正考虑写一本反对路德教派的小册子，为免拂逆教皇对您的关心，请您务必注意措辞”或“从剑桥那边回来的人说，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为了保全自身，您可千万不能以卵击石，得罪我们这位有权有势的皇帝”。

看来，作者要考虑的事情远不止自己的著作，还包括鲁汶的主教、英格兰国王、索邦神学院或剑桥神学院的可怕教授。万一不小心冲撞了其中任何一方，轻则失去可观的收入和官方的保护，重则落入宗教裁判所的魔掌，被碎尸万段。到了现代，刑具作为古董已被收进了博物馆，宗教裁判所也在百年间陆续关闭，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所谓官方的保护已不存在实质用处，历史学家的聚会上也不会有人拿“收入”说事。然而，当我一提到想写一部关于宽容的书时，另一种形式的劝告和建议马上涌进我那与世隔绝的小屋子。

“哈佛大学拒绝黑人入住宿舍了。”某个书记官来信说道：“请务必在书里提一下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市的三K党决定联合抵制当地一个公开承认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杂货店老板，如果可以的话，请在写书的时候也就此事发表一两句分析。”诸如此类的书信多如牛毛，堆积如山。

毋庸置疑，来信中提到的这些事情都很愚蠢，也很不理性，应该受到谴责；但从本质而言，这无非是某些团体或个人不文明及缺乏公共精神的恶劣表现，还不至于以不宽容论处。官方和教会的不宽容往往与国家法律紧密相连，把迫害忠良当成是神圣的要职。白芝浩曾说，历史应如伦勃朗的蚀刻画，只让光芒投射在最好最重要的事物上，其他的则留给黑暗孤芳自赏。即使到了现代，不宽容的事件也时有爆发，但在各种媒体翔实的记载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富有希望的光辉未来。以往的很多事在祖辈们眼里都是顺理成章的至理名言，眼下却引起了年轻后生们的激烈争辩；而对于年轻后生们奋起保护的新思潮，祖辈们只觉着不切实际，荒诞不经。他们通过打压下层民众的示威游行，在抵抗新思潮的战争中取得暂时的胜利。

请原谅我无意在书里讨论上述之事。因为我不想花太多的篇幅描写略有小成的当铺老板如何势利、独霸一方的北欧人如何今非昔比，或是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如何胸无点墨，农民牧师和巴尔干岛上的拉比又如何食古不化。这样的人我们身边实在太多，他们虽然思想偏执，人品却还不错。况且若没有政府撑腰，他们都是无害的存在，在开明的社会里更是如此。

个人的不宽容令人讨厌，不仅容易引起社区群体的不快，而且还存在着比麻疹、天花和长舌妇人加起来还要多的弊端。幸好，不宽容的个人无法充当刽子手，一旦他自以为能凌驾法律之上，左右他人生死时，自然会有警方阻止他的一意孤行。另外，不宽容的个人也不能监禁他人，更无权规定每个国民的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如果他非要我行我素，必会招致所有百姓的强烈不满，届时所谓的新法令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就算在天子脚下也无人执行。

总而言之，在自由的国度里，个人的不宽容绝不可逾越大多数公民所能容忍的极限。当局的不宽容却不然，它的权力之大，足以生杀予夺，只手遮天。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它对所有的异见充耳不闻，对无辜之人不存丝毫恻隐之心；为了让自己的残酷决定看起来师出有名，它假借神灵之名，假传上天的旨意，宣称只有当选的最高领导人才能拥有解开生命之谜的关键。有鉴于此，本书谈及的不宽容都是当局的不宽容，若我忽略了个人的偏执，请读者们再次原谅，毕竟我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