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向文字宣战

我发现写史越来越难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从小学习小提琴的人，到了35岁，却被塞给了一架钢琴，并要求他弹出大师级的水准，理由是“这也是音乐啊”。对于已掌握了某个领域里的某种特定技能的人来说，无法在同样的领域中学以致用不啻于最可惜之事。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会如何借助明确建立的秩序观察并分析历史，而所谓“明确建立的秩序”即是由皇帝、国王、大公或总统所领导，有国会议员、参议员和财政大臣辅政的国家。而且，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上帝仍然被认为是掌管一切的万物之首，受万人敬仰。

后来战争打响了，旧秩序被推翻，皇帝与国王被废黜，主政大臣们接连被不知所谓的秘密委员取而代之。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国的大门因议会的独断专行被轰然关上，他们甚至把过气的御用文人追封为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当然，这一切并不会长久，只是，文明的步伐被拖慢，得再经历好几个世纪才能赶上发展，而届时，我早已入土为安。每思及此，即使面前布满沟壑险滩，我又如何能坐视不管？

以沙俄为例，约20年前，我曾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从国外传进来的报纸就像是打翻了鱼子酱的桌布，至少有四分之一篇幅被涂黑，根本没法看，更别说明白报纸所传达的意思了。沙俄当局解释说，这样做是不想让单纯的百姓们知道太多险恶的事情。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把这种舆论监督视为难以容忍的“黑暗时代”的复苏，西方各国更是通过几份特定保留下来、惨遭涂抹的美国连环画报向本国百姓说明，不可一世的沙俄也不过是偏狭专制的蛮族。没多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过去的75年里，俄国的革命家们总说自己“一贫如洗，忍辱负重，完全没有自由可言”，因此不得不服从当局的指示，监督和截断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1918年十月革命，使以往总被人踩在脚下的中低阶层终于实现了大翻身，“废除审查制度，还我新闻自由”却依旧是一纸空谈。他们把那些不肯吹捧新领导的报纸杂志查封了，把直言不讳的编辑们流放至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的不宽容比沙俄统治下的大臣和警察更让人寒心。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中长大的，信奉弥尔顿的格言——“给我自由的最高形式，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令人遗憾的是，“开战了”这个电影式的开场白却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那时，连《登山宝训》都被政府认定为居心叵测的亲德派文书，公民不可随意传阅。凡有出版物流出，必定追究其编辑和印刷商的责任，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有鉴于此，似乎放弃研究历史，转而写些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可这无异于认输服软，我不能接受。我坚信，在井然有序的国度里，只要没有损害他人利益，没有违反社会秩序，没有触犯当地法律，每个正直的公民就都有权利表达、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理。我不在乎这些言论是否会让自己被政府当局列入重点审查的黑名单。但依我之愚见，警方的审查应针对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和出版色情杂志和报纸的人。至于其他的，不妨高抬贵手，能放就放。我并非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改革家。相反，我很讲究实际，最讨厌劳而无功的事情，而过去500年的历史已清楚表明，以暴力压制文字出版和言论自由不但没有好处，也不见丝毫成效，不过是白费力气而已。

胡说八道的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半吊子，就算让他开坛布道，至多也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孤诣最终也只会沦为别人的笑柄。但若是他“不幸”被粗鲁且更加目不识丁的地方官员戴上手铐，关进监牢，然后又无端被判35年禁闭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宁折不弯的烈士，赢得大家的同情。

镇压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事实——历史上既有甘为信仰牺牲的烈士仁人，也有居心叵测的衣冠禽兽。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防范。所以，我主张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就由得他们吧，时间会为我们检验他们说的到底是金科玉律还是无稽之谈。希腊人与帝国时代前的罗马人也曾意识到这一点，可当罗马皇帝开始把自己标榜为主神朱庇特的远亲，乃高高在上，半人半神的存在后，一切都变了。他们炮制出一种名为“欺君罔上”的十恶不赦之罪。用现代的话来说，这就是政治罪。从奥古斯都到查士丁尼，不知有多少人仅仅因为直言极谏，冒犯了统治者，便获罪入狱。其实想来，人们也只是一番好意，若真对皇帝和国事不闻不问，自然就不会有这么多忌讳的话题。

当教会统治了世界后，人们自由快乐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

耶稣逝世前，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界线。公元1世纪后期，圣保禄长年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游历。虽然那里曾以魔法和符咒闻名，可圣保禄还是孜孜不倦地四处布道，彰善瘅恶，终于成功地使人们明白了异教崇拜的错误。据《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记载，为了表示忏悔，曾经的异教徒们趁着某天晴空万里，把魔法书和价值上百万的符咒付之一炬。人们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圣保禄曾试图禁止人们阅读和收藏此类书籍。对文字宣战在一个世纪后开始。当时，有几个以弗所的主教颁布命令，凡载有圣保禄生平事迹的书皆为禁书，虔诚的信徒不应阅读。在接下来的200年里，由于能出版的著作寥寥无几，被封禁的书籍也屈指可数。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召开，确立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对文字或出版物的审查也随之变成教士们的日常工作。按当时的规定，有些书籍是绝对禁止传播的，有些则被定性为“危险品”，翻阅之人都得小心自己的身家性命。由于所有出版物都必须获得教会当局的同意才能发行，于是作者们只好在著作完成的第一时间内，先把手稿送给当地教区的主教审批。即便如此，作者也还是不能担保自己的著作能流芳百世。这一届的教皇认为无伤大雅的东西，在下一届教皇的眼里也许就是异端邪说。不过总体而言，预先向主教报备出版内容不失为一个保护作者的好方法，就算真出事了，他们起码还能保住一条命，不用凄惨地以身殉书。况且那时的图书传播只能靠人手工抄录，出版一套三卷的著作至少需要5年，为免白费人力物力，出版商们都很乐意遵循这样的规矩行事。

不久之后，这一切因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发明，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15世纪中叶开始，有魄力的出版商可以在不足两周的时间内印刷出四五百本图书。托他们的福，在1453年到1500年这短短47年间，西欧和南欧读者们竟可以接触到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其数量之多足可媲美当时大型图书馆内历代积累的馆藏的总和。

书籍数量的突增使教会忧心忡忡——想揭穿并抓捕一个拿《四福音书》冒充基督追随者的异教徒已是不易，若圣书的印刷品随处可见，几乎人手一本的话，那该如何分辨朋友与敌人？情况的发展已对教廷的控制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必须要指派一个特定的机构，从根源上审查所有出版物，然后再决定哪些可以发行，哪些永世不得见天日了。该审查机构会不时地公布一些书籍清单，斥责它们传播“禁断的知识”，到了后来，甚至炮制出一本跟宗教裁判所一样恶名昭著的《禁书目录》。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会认为，对印刷品和出版物的监督和审查是天主教会独有的规定，但其实不然，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同样害怕出版物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人们的认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强迫国内的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审查机关，凡是没有通过审查并加盖官印的著作都不得出版发行。不过，这样的规定除了在罗马，在其他国家都未能延续至今；而就算在罗马，眼下的情形也已与16世纪中叶时大相径庭。教会再不情愿，也敌不过大势所趋。出版业发展迅猛，印刷品除了图书，还有多如牛毛、接踵而来的传单、小册子、报纸和杂志，即使是禁书目录委员会里最勤勉的枢机主教，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将所有内容通读一遍，更别说筛查分类了。统治者想通过打压文字出版来控制人民，结果却因为自己的专制而尝到苦头。

书贩

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塔西佗就曾反对迫害书籍作者，认为“这种愚蠢的行为只会让原本默默无名的书变得倍受瞩目”。《禁书目录》也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朝获胜，那些被列入《禁书目录》的著作马上成为了想要深刻了解现代文学的读者手中的必读书。不仅如此，在17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里一些野心勃勃的出版商会在罗马安插耳目，这些耳目的工作就是搜集最新的《禁书目录》并交给指定的信使，信使争分夺秒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把书单交给他们的雇主。有了禁书书单，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便马上夜以继日的抢印，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价钱，把这些特别的书籍通过职业书贩卖到禁令森严的国家。走私书籍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不久前，《禁书目录》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还十分猖獗。这样的压制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影响是沉重而深远的，直接导致国家在发展竞争中远远落后，因为他们的大学生用不上制作精良、知识完备的外国教科书，只能咬牙忍受国内粗制滥造，过时过气的印刷品。更可悲的是，《禁书目录》的存在使许多作者无心文学创作或科学研究，毕竟，没有人能忍受自己的心血杰作被无能的审查员改得乱七八糟，或被毫无逻辑可言的禁书目录委员会成员校订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情愿花时间钓钓鱼、跳跳舞、喝喝酒，或坐下来，把对自己和人民的绝望，写成像《堂吉诃德》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