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 城市发展与收入增长

城市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但是，直到Krugman（1991）之后，有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才普遍受到重视。新经济地理学的文献认为，由于生产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所以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节省生产成本。而且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多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却不至于使每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太高，从而能够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由于存在交通成本，厂商会选择在市场需求相对较大的地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带来集聚地区总体上更大的生产规模。与此同时，生产的集聚也会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在均衡处，集聚地区更高的要素价格必然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否则，追逐利润的厂商会选择其他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

在实证研究中，Sveikauskas（1975）发现，相比于小城市，大城市的职工平均产出和职工工资更高，显示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以城市的人口数量作为度量）平均每扩大1倍，劳动生产率会相应地提高约4.77%—6.39%。Glaeser和Resseger（2009）的实证结果也显示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他们的研究以城市人口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以城市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个人小时收入等指标作为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无论是城市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城市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更高的城市相对更大。类似地，城市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也存在。Au和Henderson（2006b）有关城市规模和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倒“U”型关系的发现正说明，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收入提升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往高处走”。对于迁移人口来说通常是要追求更高收入的，但问题是哪里有更高的收入呢？流入地的城市有何特征呢？在本书的第1章，我们就已经用图1.1说明，大城市通常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如果我们直接来看城市人口规模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发现两者的正相关性。图5.1的确显示出，在市辖区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更高。[2]进一步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的话，可以看到，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然而，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都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这显示出，收入仍然是劳动力流动更为重要的拉动力（夏怡然、陆铭，2015）。

通常来说，大城市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那么，其工资水平更高，是否只是因为人口的教育水平更高呢？近年来的一个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方向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上一章中，我已经提到，由于存在社会互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学习和创新机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形成“教育的社会回报”的重要机制，意思是说教育不仅使个人收入提高，而且一个地区的平均教育水平（或受高等教育者的比重）提高，也能够提高个人收入。

如果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都更倾向于迁往大城市生活和居住，直到大城市的收入不足以弥补生活成本时，生活成本成为自然的阻止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张的机制。美国的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更多的是向大学毕业生比重本来就比较高的地方集聚，这充分体现出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效应（Moretti, 2004a; Glaeser and Ponzetto, 2010）。那么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否也出现了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呢？我们利用1982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1982年大学生比例较高的城市，在之后的18年间，大学生比例的上升幅度也更大（参见图5.2）。[3]这一结果显示，中国也同样出现了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趋势。异曲同工的是，肖群鹰和刘慧君（2007）发现，人口密度大的区域迁入人口更多，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因为人口密度大有利于社会互动和相互学习，从而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4]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仅仅是为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着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且本地户籍居民比外来人口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高学历者倾斜，于是会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学历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