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基于投资扩张和出口拉动的外延式扩张面临难以持续的局面，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诸如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外贸依存度高和巨额经常项目盈余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自从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增长放缓的现象，虽然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避免了急剧的衰退，但这政策效应很快消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继续下滑，引发了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仍然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备受争议，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否最终缩小了与美国的发展水平差距，的确有不少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胡永泰等，2012）。自20世纪60年代起，作为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到2008年成功“毕业”而成为高收入的，只有12个，并且4个在东亚（Rozelle, 2015）。对于中国而言，是像东亚近邻一样能够成功毕业，还是像拉美那样被甩在后面，未来十年就会有答案。

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要在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嫁接“空间”的因素。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人均GDP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人均资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人均资本好理解，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复杂得多。通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这是Rozelle（2015）强调中国要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的原因。当然，加大投入提升教育水平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内部城乡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城乡间和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资源的误配置，这成了中国经济的机遇，如果阻碍城乡间和区域间资源再配置的制度性扭曲可以被纠正，那么，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对此，上一章已经展开了很多分析。回过头来再来谈教育，倘若从“空间”的视角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就不再是一个投入和水平的问题，而是包括了在哪投入和在哪提高教育回报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也是城市化率居中的国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落后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Lu and Wan， 2014）。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却不提高城市化水平，在国际范围内没有先例。同样换空间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一个省放在欧洲都是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的尺度。如果分省来看，2014年中国已经有9个省市（其中8个在沿海）的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也都是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问题的本质是提高中西部省份的人均GDP和居民收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习惯性的思维误区是，中西部省份居民提高收入就是他们在家乡提高收入。从全国的空间看去，事实并非如此，中西部居民提高收入的地点既可以是家乡，也可以是外地，即通过流动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来实现。打破人口流动的障碍，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并让每一个劳动力自由选择能够最大化自己教育回报的工作和居住地点，这是有效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教育回报的最优方式。

从上述“空间”的视角出发，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合理流动。相比之下，在既有的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经济持续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中，空间视角被重视的程度不够。这一章尝试弥补这样一个不足，强调在哪教育和在哪获取教育回报对于城市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城市之间会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具体来说，我们将回答这几个问题：为什么高、低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向大城市集聚？有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支持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更为严格的城市落户限制吗？进一步地，这样技能偏向性的落户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4.1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与教育回报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什么？人们会将其归因为劳动力的质量以及制度。再具体一点，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劳动力质量的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一个问题，而教育的回报能否获得提高，又是另一个问题，取决于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