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嘉勤——序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

《漢書•晁錯傳》中記載的一小段文字，既形象，又扼要地記述了造城建家、規劃社區的過程。作為城市規劃師，每次讀到這段文字，我都感受到城市歷史的延續與文化的沉澱。

回顧香港開埠至今，這一百七十多年，不算長卻也不能說短的城市發展歷程，期間挑戰重重，難關處處。西方城市規劃的理論及實踐被引進香港，逐漸構建了與香港本土情況相互適應的規劃理念、策略及體制。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的課題。

相對於西方土地資源較豐沛的情況而言，香港總要面對人口多而可發展土地少的挑戰。因此，高密度及高層發展正是回應本土情況而塑造出切合香港的發展模式和城市型態，以滿足香港的經濟及民生發展的需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城市規劃界人士，對高密度城市發展模式還抱有存疑，甚至出現把高層高密度社區整個炸掉推倒的極端案例。然而，今天香港經歷了不同年代的規劃及實踐，高密度緊湊型的城市發展模式，既能充份考慮環境、保育等因素，配以合理的空間佈局及適切的公共設施和休憩用地，高效率的市政服務和城市管理，成功為市民構建了便捷而又充滿活力的城市環境，成為現代城市發展模式的一個典範。

上世紀九十年代，外國城市規劃界開始反思西方城市以汽車為主導，推動「近郊化」（suburbanization）的城市擴展模式，並倡議「公交為導向的發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然而，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制定「全港發展策略」（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已明確訂定以公共交通，特別是鐵路為骨幹，協調土地利用及空間佈局。現時香港每天出行交通量約90%都是利用公共交通，其中約40%是依靠鐵路。全港約75%的商業及辦公室樓面面積和約40%住宅，都在鐵路車站500米可行步行的距離內。

以公交為導向的高密度緊湊型城市發展模式，現已普遍成為全球規劃界認同的最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香港在這方面既是先行者，更是堅定的實踐者。

由回歸之後到踏進二十一世紀，香港城市規劃的演進也許可以歸納為三方面的蛻變：一、制度更公開及透明；二、工作範式更多元與包容；三、多中心、多軸線空間發展模式的形成及強化。

《2004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的實施，使城市規劃制度在規劃資訊的提供、公眾人士發表意見的渠道、城市規劃委員會對規劃申請的審議、法定圖則的制定和公眾申述的考慮等方面，都有更公開和透明的安排。這些制度上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更為開放及包容的平台，促進了各方持份者在城市規劃議題上更活躍的互動，使各項規劃建議受到更廣泛和密切的民間關注和監察。

「發展主導」這個曾協助戰後香港有效應對眾多挑戰的規劃範式，雖然仍是規劃工作的主流，但這個範式在操作上必須變得更為多元與包容，才能應對現今複雜多變的挑戰與訴求。城市設計、地方營造、智慧城市、環境保護、生態和文化保育、可持續發展、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以及人口老化等考慮因素，在規劃思維與工作中，佔有愈來愈重要的比重。

經過戰後歷次的策略規劃發展和新市鎮發展，我們在維港兩岸的傳統發展區之外，成功建設了九個新市鎮；在人口分佈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空間格局。但是，在經濟活動及就業方面，我們未能形成與之相互對稱的空間分佈，結果做成高流量、長距離的單向通勤流動，各條主幹道在繁忙時段出現嚴重的擠塞。就業人口在交通上消耗大量時間，亦增加了車輛的碳排放量。現正進行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的其中一項核心課題，便是倡議利用新界各區的區位優勢和交通基建配套，構建較均衡的人口與職位空間分佈格局，確立及加強多中心、多軸線的長遠策略規劃概念，讓香港能邁向一個可持續、更均衡的空間發展模式。

城市發展是為了使我們的市民有更佳的生活、工作空間和環境。在高密度緊湊型城市模式下，如何不斷改善城市的宜居度，將繼續是香港城市規劃師最大的挑戰，更是一項沒有句號的責任。

我們非常慶幸香港中文大學何佩然教授為香港的城市規劃作廣泛及深入的探究，從歷史角度評說香港的城市規劃工作，並作出一個階段性的總結。這是一本城市規劃師、城市建設從業者及所有關心香港發展人士期待已久的專業著作。我深信這本書能協助我們回顧香港城市發展和城市規劃的歷史，總結經驗，優化城市規劃工作，為市民締造更美好的生活。

我謹藉本書向多年以來為香港城市規劃工作付出大量心力的前輩致敬；也願與各規劃同業及願意參與城市規劃工作的有志青年朋友共勉！

（凌嘉勤，2012－2016年任規劃署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