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鮮卑」的記載

《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烏洛侯傳》記載，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西元四四三年），烏洛侯派使者到北魏國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向北魏進貢，提到在烏洛侯的西北有鮮卑人祖先所居住的「石室」，似有神靈，烏洛侯人民常去祈禱請願，《魏書》的記載如下：「烏洛侯國在地豆干之北，……世祖（即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指北魏）先帝（指鮮卑祖先）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待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如果《魏書》所載屬實，只要找到「鮮卑石室」，就可確定鮮卑山或大鮮卑山的所在。《魏書》中說，北魏太武帝聽到烏洛侯使者報告之後，特別派了中書待郎李敞前去拜祭，還在石室的牆壁上刊刻了一篇祝禱文。所以只要找到「鮮卑石室」，就可以確認那座山就是大鮮卑山了。

要找「鮮卑石室」，先要確定烏洛侯的位置，因為《魏書》記載石室在烏洛侯西北。清朝研究邊疆史地的著名學者何秋濤（曾注釋張穆的《蒙古游牧記》），在所撰的《朔方備乘》〈尼布楚城考〉裡提到：「魏之先祖石室，……當在尼布楚城正西之地。」

尼布楚今稱涅爾琴斯克⁽⁸⁾，位於北緯五十二度稍南，與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的奇乾（北緯五十二度稍北）相距約三百公里，何秋濤之所以如此認定，是受《清文獻通考•四裔考》把烏洛侯誤作「烏洛俟」所致。何氏認為「烏洛俟」就是俄羅斯的另一音譯，再據《魏書•烏洛侯傳》所稱「其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所以才認定鮮卑石室在尼布楚正西。另外，近代著名地理學家丁謙在他所撰的〈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烏洛侯〉一文中認為：「魏先帝石室在（貝加爾）湖南濱。」

但是丁謙並沒有作出任何考證，因此不具說服力，以致後來鮮卑石室發現後，與丁謙所認定的地理位置相差太遠。

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在他所著《東胡民族考》一書中，考證《魏書》中的「烏洛侯」就是舊《唐書•室韋傳》的「烏羅護部」，再進而考定烏羅護部的地理位置在今嫩江流域，因此認定鮮卑石室應該在：「烏洛侯國之所在地，既在今嫩江流域，則在烏洛侯國西北部之托拔（即拓跋）氏祖先之石室，亦必在嫩江流域中，而當在興安嶺之近傍，而托拔氏之原住地，亦必在此方面內，蓋亦甚明。」⁽⁹⁾

白鳥氏的考證相當嚴謹，跟後來所發現的鮮卑石室在地緣上相差不遠。白鳥氏認為：「魏始祖的石室既在烏洛侯國的西北，欲知烏洛侯國的方位便可求得石室之所在。同傳（指《魏書•烏洛侯傳》）云：「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水，東入於海。」完水舊《唐書》稱室建河，即今之額爾古納河，難水即舊《唐書》中之那河，今稱黑龍江，然則烏洛侯在今黑龍江省之嫩江流域甚明。嫩江流域的西北為額爾古納河，北魏之祖先的石室當在二河之間的大興安嶺山脈之內。《魏書•帝紀•序紀》有云：「國有大鮮卑山」，此大鮮卑山當在今大興安嶺的北段；又云：「始均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此弱水即今之嫩江。嫩江西北、額爾古納河東南自古即為蒙兀室韋的所居地，蒙兀室韋即蒙古族的祖先，而拓跋鮮卑亦起源於此，所以從地域分布言之，拓跋鮮卑原來的語言和蒙兀室韋應當是相互接近的。」

當代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史的權威學者馬長壽在他所著的《烏桓與鮮卑》一書中，進一步考證鮮卑石室的位置。馬氏依據《魏書》、舊《唐書》斷定烏洛侯在今嫩江流域，這是很正確的看法，只要烏洛侯的位置能確定，那麼在烏洛侯的西北應該就是「鮮卑石室」的所在地了。只要能確實找到「鮮卑石室」，鮮卑山或大鮮卑山就呼之欲出。

嫩江流域的西北是大興安嶺，這座山脈雖然不算高，但南北綿亙七、八百公里，東西寬二百多公里，要在這麼一座大山脈裡去找一個洞口只有四十步（大約不到四十公尺）的山洞，就如同大海撈針一般，無數考古工作者耗盡心力在廣袤的大興安嶺尋找「鮮卑石室」，結果都徒勞無功，以致有些人懷疑《魏書》上的「鮮卑石室」是杜撰而來的。然而，一些文學家、考古學家仍然鍥而不捨地，在茫茫的大興安嶺裡繼續尋找。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由米文平所領導的一群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現已改為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旗治在阿里河市）發現了一個山洞，當地人稱之為嘎仙洞，考古工作者在面向山洞的左邊山壁上找到一片石刻文字，這片文字有些是難以辨識的古體字，經北京大學文字學專家解讀後，與《魏書》上所記載的祝文，稍有差異。這便證實《魏書》的可靠性。山壁刊刻的文字與《魏書》所載有些許出入，如上所示。

祝詞比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