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者序(2)

说起来，这个“苦恼的器皿”真的是由父亲造成的吗？难道不是他为了保护自己、说服自己，而刻意制造出来以求得心安的一种责任转嫁行为吗？事实上，父亲是怎么想的、父亲是如何看待他的，那是父亲的“课题”，不是他需要在意的。诚然，在文明社会，一个独立个体与他人存在着千丝万缕不可切断的联系，然而即便扮演“儿子”这一角色，也不应干涉父亲的意志；同样作为父亲，亦无须干涉儿子的意志。但是，叶藏妄自揣摩父亲的意图，认为父亲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把他人的人生背负在肩上，以此替换掉“大庭叶藏”的人生，将自身定位为获得他人认可的滑稽道具，也难怪入目皆是敌意与冲突。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篇小说《斜阳》女主人公和子的弟弟直治身上。

这部小说分四回连载于《新潮》1947年7月至10月号。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昭和二十年（1945）为起点，讲述了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和子，先后遭遇父亲病逝、离婚、产下死婴等一系列挫折后，与母亲搬离东京，去往伊豆乡间生活。不久，弟弟直治复员回家。母亲患上肺结核，身心俱疲地离世。而被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姐弟二人，面对翻覆的天地，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小说发表后，和子与弟弟直治备受读者关注，很快引发了不同阶层的声音。日文辞典甚至为“斜阳”一词添加了新的注释：斜阳即没落，斜阳族即没落的上流阶层的代称。在太宰的故乡青森，修建于明治时期的津岛家老宅亦被辟作太宰治纪念馆——斜阳馆，并被指定为国家级保护建筑。

故事中，直治展现出与叶藏相似的苦恼，将自己定位为像“细草”一样无能。在他的主观认知里，身边大部分贵族徒有其名，只有纯粹美丽又优雅的母亲是真正的贵族。怀有重度劣等情结的他，将母亲的形象等价于一种理想人格——绝无仅有，更不可模仿。母亲以外的世界对自己充满敌意。“同那些与我出身截然不同、阶级截然不同的同学交往，他们就像顽强的野草。我被他们的强势所压制，不愿屈服”，映现在他眼中的外界和他人从来缺乏善意，生来劣等的自己要想融入其中，唯有采取更加粗暴“向下”的手段，就像他在遗书中提到的游手好闲、懒惰好色、贪图享受等。这样做才能“变成一个下流的人，变成一个强悍，不，一个强暴之徒。我想这才是成为所谓的民众之友的唯一途径”。同时，这些粗暴手段还拥有附加效应，即利用它们，可以最直接迅速地完成对“野草”的反抗与报复。

然而，四肢健全、爱好文学、具备洞察力的直治（即便复员后可能罹患了战后心理综合征）果真是个一无是处的无能之人吗？民众果真像他在意自己一样在意、挑剔他，并从一开始就只想赏赐给他一张“恶意满满又中规中矩的旁听席”吗？他所处的世界果真处处伪善险恶吗？反过来思考，倘若直治没有怀抱这种劣等情结，选择善意地看待民众，选择与原来相反的生存方式，坚定往上，颠覆自己的一切惯性思维，他的人生会不会走向迥然不同的境地？我的判断是“会”，毕竟一个人除了自己，还有哪个“他人”完全握有开启其人生每一条支路的钥匙呢？

在我看来，直治在进入“世间”的最起初，已主动放弃了靠自我赋予人生色彩的觉悟，而选择将人生的色彩赋予权交由民众，交由他人，选择了一种看似轻松简便、风险系数相对较低的生存之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他所以为的民众的需求。他所说的“我连对着人敲诈勒索的本事都没有”，也不是他的“无能”造成的，而是他为在民众阶层求得没有摩擦的一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为什么？因为与人相争必然产生摩擦，有摩擦便可能导致自己被排挤于他人之外。而被排挤于他人之外，则会进一步加剧他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敌意，让他双足悬空，连已经习惯的现有的生活方式都无法维系。总的来说，就是他的“无能”并非“过去”的经历所导致，而是为了延续至今为止的生活方式，他判断自己需要变得这样 “无能”。

太宰治在小说中曾分别为叶藏和直治的行为做出过某种注解：

我不明白，越是努力思考越是不明白，仿佛只有自己是异类，继而被巨大的恐惧和不安笼罩。我几乎不再同别人讲话，不知道说什么，更不知道怎么说。

——《人间失格》

不论做什么都感觉难为情，感觉无尽的不安。终日惴惴，丧失了容身之所。

——《斜阳》

曾经我认为，正是由于叶藏和直治从小经历着这些“不安”，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才总是不计后果、如履薄冰，永远站在世俗的对立面；在世俗不允许后退、放弃的地方，干脆而坚决地松手，被视作软弱无用、不合时宜的异类。但是现在，我想要推翻这一结论。

所有的“不安”，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叶藏和直治基于自身价值观进行解读、定义的泡影，作为生存之道的具体表现方式被他们挑中，并不断强化。他们生活在一个变形的主观世界中，无法接纳“劣等”的自己，却希望他人承认自己，让自己在其中寻到归属感。

我想，倘若叶藏和直治能够重新选择生存之道，不曲解、不在意他人的视线，不擅自闯入他人的领域，不背负他人的课题，转而恰当正视自我以及自我的能力，充实地用当下的每一秒构筑人生，赋予自己改变现状的勇气，最终切实踏出改变自我的第一步，那么他们原本怀抱的不安，也会从这一步开始逐渐消散。当然，这并不等于如此实践得来的未来不再存有任何阻碍或摩擦。有了阻碍或摩擦，去解决就好了。重要的不是阻碍或摩擦的存在，而是人如何看待阻碍或摩擦，以及从中重拾坚定向上的勇气与方法。

假如您对这一说法存疑，那么请对照看看故事中直治的姐姐和子所贯彻的生存之道，那是基于与直治迥异的价值观而进行的“道德革命”，二者的底色与质地具有决定性的不同。

最后，我想说说书写这篇序言的初衷。一部作品的价值始于“被他人阅读”这一行为。也即是说，重要的是，阅读了作品的读者由此得出怎样的见解，在见解的作用下，如何重新思考，与他人交流作品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碰撞，而最终获得怎样的坚定向上的力量。这篇序言里写到的种种，包括借助阿德勒心理学进行的理解，仅是我的个人看法与思考，并非导读，也不是太宰治作品唯一的解读方式。

同时，要说明的一点是，阅读行为的障碍在于时空本身对文字的阻隔、沉淀和净化，在于一个独立个体无法对另一个独立个体完完全全地感同身受。为此，必须抛开表面的概念、技巧、主义，抛开纠结于作家“过去”与“本意”的妄念，在“此时此刻”坦率地感受思考。

感谢为本书出版工作予以耐心指导的编辑，感谢每一位阅读至此并愿意继续阅读下去的读者。

廖雯雯

2017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