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1)
主动选择丧失为人的资格
感谢您在不知凡几的太宰治译作中选择了这一本。下文会有少量“剧透”，可能妨碍阅读体验，因此建议您读完小说再回头来看这篇序言。
面对太宰治的著作，大部分疑问会围绕“他是怎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阴郁黑暗才会塑造出一个‘人间失格’，即丧失了为人资格的男主人公？”“为何要阅读太宰治？”“应如何解读他人生最后一部代表作？”等展开。
我的回答是，请放弃对“过去”的好奇。关于太宰治的过去，既包含曾客观存在的事实（即“经历”），也容纳着人对这些事实的主观修饰和编译，是某种意义上的干扰信息。
一方面，在文学研究中，有所谓的“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等概念，如同无形的绳索，将对作品原有价值的理解封锁于一座容量有限的幻境。一位作家的经历确与时代息息相关，然而他作品所能抵达的深度，却未必会受时代、受“过去”制约。有大智慧的作家，往往先时代而行。另一方面，小说是虚构的，作家笔下的“过去”可以由他重塑，由阅读者赋予五光十色的诠释，这就意味着小说中不存在客观既定的作家的“过去”。想要从“过去”解读作品这一认知本身，即会让自己陷入“原因论”的局限与障碍。邂逅一部小说，重要的是读者“如何解读”它说了什么，而非它为什么要这样说。
当然，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读者不应当了解作家的基本信息。适度的信息量有助于消解初次阅读带来的距离感。对太宰治较为陌生的读者，不妨看看下面一段文字。
小说家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日本东北地区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现五所川原市）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贵族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自1929年起，太宰治先后经历过至少四次自杀未遂，有两次分别是与当时的情人和当时的妻子。他的人生终结于《人间失格》完稿一个月后的最后那次自杀。在他并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文学、酒精、药物、女人是将他与世间连接起来的主要介质，这让他受到的非议与褒奖几乎等量。比如致力于弘扬日本传统美、凭小说《雪国》《古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明确表达过对太宰治其人其作的不满；几年后又因太宰治的一部短篇小说《女生徒》，而对他大加赞赏。
太宰治以薄薄一部《人间失格》为日本与中国读者所熟知。据统计，仅日本新潮文库便累计发行超过600万部《人间失格》，可与夏目漱石代表作《心》几十年来的累计发行量媲美。在现代日本，《人间失格》依然拥有大量读者，并被改编、再创作为电影和动画作品，如电影《人间失格》[1]、动画《青之文学》[2]等。
一直以来，都有人将《人间失格》视为半自传体小说，将男主人公大庭叶藏遭遇的“痛苦”归咎于过去、他人、世道和时代；同时结合太宰治本人的生平，认为太宰治在借叶藏之口完成弱者的自白。这不失为一种大众式的解读方式。而这里我想提供一条不同的触碰路径。
需要借助的是阿德勒心理学[3]的几个概念：
第一，目的论。阿德勒认为人会采取何种行为，不是根据过往得出的经验，也不是由于曾经遭受的创伤，而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自主进行的选择。这一理论彻底否定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潜意识论”。
第二，课题分离。比如，学习走路是孩子的课题，教会孩子走路是父母的课题。理想的状态是，孩子学习走路，父母从旁守护、提供支援，这是明确的“课题分离”；倘若父母在孩子走路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孩子摔跤而剥夺其走路的权利，则属于擅自揽过孩子的课题。
第三，自我接纳。与自暴自弃的根本区别在于，自我接纳意味着正确审视、评价自我的优缺点，包含坚定向上的意愿，即人具备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
第四，“life style”，即生活方式、生存之道。人能基于主观意愿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改变自我与人生。这一理论在极大程度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内驱力，否定人会被过往经历、情绪、经验绝对支配。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来具体看看。对一个作家来说，在书写的那一刻，他本身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他的所思所写均始于那一刻，既不是过去，也绝非未来。在那个当下，“过去”是不存在的，更不会对他造成束缚与支配。他会这样写、那样想，则来自他此刻拥有与“这样写”“那样想”所匹配的目的。因此我以为，整部《人间失格》展示的便是太宰治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让叶藏择取的某种生存之道。他的痛苦并非来自过去、他人、世道和时代，而是来自他对它们的诠释、对自我的定位。所谓的“丧失为人的资格”，是叶藏主动选择了活得不像个人样，是他自发贯彻了绝对向下的人生观，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消解源于人际关系网的烦恼和伤害。
大庭叶藏从小对世俗生活、周遭环境与他人（包括家人、仆从、老师、同学以及去东京后结识的所有人）怀着强烈的不信赖和被害意识。然而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个体，他很明白自己不可能置身“世”外。无论走到哪里，“世间”（人际关系）都包围着他，他也无法“对他们彻底死心”。苦恼于面对世间的他，发现了一个办法，即扮演小丑，哗众取宠，以此缓和甚至消除他人对自己的“敌意”，用他的话说，是“总之绝不能碍他们的眼”。而实质上，这是一种使他和他人关系得到某种“和解”的手段，能让自己从他人“不怀好意”的注视中解脱出来。比如，尽管根本不想要狮子舞面具，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礼物。他的理解是，这是父亲希望他要的，只有接受，才能实现不激怒父亲、免于被父亲惩罚的目的。又比如，面对家里仆人对他身体的侵犯，他选择沉默地忍让，出发点是为避免在此种人际关系中，自己得不偿失，反被玩弄。
那么，这样一种处理外界与自我关系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对讨厌的事物不敢说讨厌，对喜欢的事物，却如同行窃般偷偷地喜欢，到头来只能品尝到个中苦涩，以及难以言喻的恐惧感。”也就是说，他变成了一个不敢自由表达自我意志，一味迎合他人、满足他人意愿的人。他的人生不再是“大庭叶藏的人生”，而是父亲的人生、他人的人生。
无论在老家还是在东京，他的一切行为指向在于“逗他人发笑”，最终目的还是保护自己免受人际关系中他所定义的“伤害”。哪怕多次被女人们心怀善意地收留，隐约感受到她们“毫无算计之心”的温柔，他依然紧抱被害意识，缺乏信赖对方（比如静子）的勇气，更缺乏即便受挫，即便颠覆从小到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要坚定向上的勇气，转而使用让人生向下的廉价手段，如嫖妓、酗酒、与女人纵情声色、装模作样地参加左翼运动、沉湎于药物……比起坚定向上，这些手段要来得唾手可得得多。借由它们，他觉得同样可以维系现有的人际关系，保护自己立足于相对安全的境地。
长期以来，他置身在满足了他人意愿的假象之中，逐渐模糊本来应有的“自我”，而一旦失去他人意愿作为指引，便完全不知如何安置这个人生。比如小说最后，长兄告诉他父亲病逝，他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自从得知父亲病故后，我变得越发萎靡不振……我觉得自己那装满苦恼的器皿仿佛变得空荡荡的。我甚至想着，那个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格外沉重，完全是那位严厉的父亲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