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翻译研究的三次转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三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具体表现为翻译研究实现了三大根本性的突破：首先，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间的对等研究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其次，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再次，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而是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最后，翻译研究不仅将以往的研究范畴囊括在内，而且开始关注其所涉及因素的社会性，使得翻译研究不再是泛泛而谈。

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后半叶，随着语言学学科的成熟与发展，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相继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罗曼·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1914—2011）、J. C．卡特福特（J. C. Catford,1917—）、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2011）等学者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功能理论、转换生成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把翻译问题纳入到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雅可布逊从符号学的角度，把翻译分为三种类型：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他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雅克布逊的理论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尤金·奈达则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但是，奈达的理论过于注重内容而忽略形式。对此，纽马克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维度的翻译方法，前者致力于重新组织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语句明白流畅、符合译文规范，突出信息产生的效果；后者则强调译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卡特福特则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运用逻辑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强调语言的规律性和科学性，把非逻辑的因素排除在外。侧重语言学方向的翻译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当其被应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时，我们往往无法关照牵涉其中的人文性和艺术效果。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事实上，尤金·奈达提出的交际理论也强调了原文与译文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译文的接受效果，同时还涉及了文艺学。自此之后，包括符号学理论等在内的一些语言学派理论中的观点也已广泛被文艺学派采纳。所以20世纪60年代之后，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又发生了另一个重要变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6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从比较文学研究切入翻译研究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在其著作《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他把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诸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因素，视作若干个相互交叉、各有不同、却又相互依存的有组织的整体运作的多元系统。事实上，作品中提到翻译的地方并不多，但翻译界最先吸收了多元系统理论，进而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吉登·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强调了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找出了制约译者翻译时实际抉择的文化规律，创立了翻译规范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在他看来，译者对原文本在原语文化多系统中的地位会直接影响译者对原文本的态度，而翻译规范的选择又受到作品在目标语文化多系统中的地位的影响。图里的描述翻译学不仅重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同时也关注翻译活动本身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埋下了伏笔。

之后，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1945—）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等学者把文化视角的翻译研究推向了高潮。作为翻译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巴斯内特1980年出版的《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是第一部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书中特别强调翻译学已经是一门独立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翻译研究融汇了语言学、文学、文化史、哲学及人类学理论。1992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力主编了名为《翻译、历史与文化》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12篇，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他们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及翻译之于文化的意义：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语句乃至篇章，而是文化；翻译之存在是为了回应某种文化之需求及该文化内部不同群体之需求；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文集所有的论文都旨在证实翻译是一种双文化语境行为，因此翻译实践从形式主义向语境、历史及传统等重大问题进行转化成为必然。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下，不少学者相继发展了“后现代”翻译理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朱莉·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学，打破了形而上学和概念化的翻译学研究方法。解构主义宣称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译者创造出来的新生语言。原文本的生命取决于译文。这种哲学上的“转向”是对传统语言和翻译概念的挑战，使得翻译研究得以打破学科藩篱，从跨学科的角度吸收全新的思想，进而检讨“原文本质中心论”等翻译决定论的不足，实现翻译研究的真正转向。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是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她的翻译思想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翻译的本质”。从译者的角度诘问为什么翻译要受到怀疑？为什么译者处于次要地位？第二，“作为暴力的翻译”。她认为，翻译是意义的传播和建构的过程，涉及权力和政治。一旦翻译中所体现的权力和政治涉及她/他者的简化、甚至被贬低、压迫时，翻译就成了一种暴力工具。第三，“作为阅读的翻译”。斯皮瓦克以第三世界的视角，针对第一世界的译者提出要求，即为了避免将她/他者按照自我进行同化和简化，避免帝国主义对她/他者进行贬低，为了抵制暴力的翻译，以求保持她/他者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平等性，要把翻译看作是“最亲密的阅读行为”。第四，“普遍意义上的翻译”。这一观点关注的不仅仅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还包括跨界和转换的普遍意义上的翻译。这种普遍意义上的翻译是一种文化穿梭运动。由此可见，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是建立在解构主义的基础上的，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视角，探索在翻译中尊重差异性的途径，对翻译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

三、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纵观翻译研究的前两次转向，我们会发现：翻译的语言学转向主张通过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句法学和篇章语言学等对语言进行探索，进而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等”和“等值”，因为不同的语言表层结构下存在共核。因此，这一研究是对语言内部因素的考量。然而，翻译行为不可能脱离外部的社会环境，因此对语言外部环境的思考，即对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的思考促成了翻译的第二次转向：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打破了学科的疆界，走出了语言学研究的桎梏，推翻了“原文中心论”和“原作者中心论”，凸显了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以及译者的主体地位。受翻译文化转向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一批翻译研究学者开始关注被压迫、被忽视的边缘文化，如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对“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研究，都是对翻译中权力的研究。这也导致了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在这一转向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以上翻译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翻译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讨，旨在结合语言学、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和人类文化学来研究社会中的文化现象。然而，翻译的这两次转向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弊端日益凸显。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过分关注语言本身的问题，使得研究面过窄，而文化转向关注的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诸多语言外的因素，研究面又过于宽泛，反而对翻译的社会性重视不足，导致翻译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此外，虽然经历了两次重大突破，但翻译学理论依旧支离破碎，缺乏能够解释和预测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的普适性原则。因此，“翻译理论者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号召文本研究、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及翻译实践者共同合作，建构一种全面、广泛的理论，足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低地国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创立了西方公认的翻译研究学派。197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霍尔姆斯做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主题发言。文中指出，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的重点并不在于对翻译作品本身语言结构等的描写，而是在于对译文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功能描写，即对语境（Context）而非文本（Text）的关注。霍尔姆斯认为，“这一范围的研究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促成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的产生”。这一文献是学术界首次对“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与“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进行的简要阐释。霍尔姆斯的这一阐释引起了西方翻译学界诸多学者的重视，为翻译学的社会研究开启了崭新的视角。此后，吉登·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推动了霍尔姆斯的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迈考拉·沃尔芙（Michaela Wolf）立场鲜明地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并和亚历山大·弗卡里（Alexandra Fukari）合作编纂了论文集《构建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极力倡导构建翻译社会学。之后，一批颇具代表性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被用来研究翻译活动，比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鲁曼（Nikalas Lahmann,1927—1998）提出的以建立一种普遍社会理论（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为目标的社会系统论（Social Systems Theory），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社会实践论（Theory of Practice），法国社会学家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和麦克·卡龙（Michel Callon,1945—）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将布迪厄、鲁曼、拉图尔等人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社会情境看待译作和翻译过程，不仅可以分析社会学中的行为、规范、结构、互动、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在翻译活动中的合法性，还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翻译学的视角探讨翻译对科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贡献，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对每次社会转型时通过翻译引进的异域文化的社会功能做出全面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