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城防御中的运山城

巴蜀山城防御体系的构建是宋蒙战争漫延东西两川的产物。蒙古在利州建立军事基地后，或沿嘉陵江南下侵扰东川，或从金牛道南段攻掠西川。南宋四川当局积极应对反击，筑城屯粮聚兵、耕战结合一体的内地山城防御体系应运而生。运山城正是巴蜀山城防御体系中一座重要城堡，与隆庆苦竹隘、阆州大获城、顺庆青居城、巴州得汉城、怀安云顶城、合州钓鱼城、夔州白帝城合称“八柱”，给宋蒙战争打上自己的烙印。

南宋蜀口防线被破后，一时朝野上书陈策献计者纷然，最终将原来抵御金朝的川陕城寨关堡防御体系移置四川内地，成为朝野之士的共识。在朝廷以吴昌裔、牟子才、李鸣复等为代表，在地方以孟珙、彭大雅、杨文、余玠等为代表，他们都主张依山为城，保民聚兵，构建新的巴蜀防御体系。依据现存宋元历史文献，我们可以说巴蜀建立山城防御体系是朝廷谋臣与地方军政大员共同倡导和组织兴建起来的，而不是既往研究者所谓一两个四川制置使独创或几个谋士高见。

首先，朝野共识。当时利用四川多山的地理环境修筑山城的防御构想在南宋朝野中是普遍认同的。在朝廷，吴昌裔认为，“蜀之所恃，专在天险”，因而应该实施“经理要害，收敛规模，分责武臣，画地而守”的防御计划。李鸣复更明确地指出：“既要筑城，又要修寨，有城以御寇，又有寨以保民”, “相度形势，若可恃以为险，即任责城筑，以为节节屯守之计。”在地方，播州土司将领杨文曾向余玠提出：“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壕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家自守，纵敌去来耳。”其“中计”就是择险要，建城壕。余玠谋士冉氏兄弟根据四川的山川地形直接提出：“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

南宋朝野这些认识是从抵御金军的历史经验和防御蒙古的客观现实总结提炼出来的：一方面南宋曾在川陕地带利用城寨关堡取得了遏止金军多次入蜀的成功，从这个方面说，巴蜀内地防蒙城寨的兴建就是当年蜀口防金城堡的移置；另一方面经过“丁亥之变”“辛卯之变”“蔡州之役”“端平入洛”等事变，宋朝文臣武将对蒙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利用巴蜀多山地形，普遍建立城寨便成为防御蒙古最有效的办法。

其次，实践经验。结寨筑堡抗御敌军的战略构想在余玠入蜀之前便已付诸实施了。据胡昭曦先生《宋蒙（元）关系史》，在余玠入蜀之前，四川军民已开始采取结寨筑堡、迁移府州治所的办法，以抗御蒙军的进攻。绍定年间（1228—1233年）都统孙臣、王坚创筑阆州大获城（今四川苍溪县王渡乡大获山）。端平三年（1236年），遂宁府迁治所于蓬溪寨（今四川蓬溪县新会乡螺埝村），隆庆府徙治于苦竹隘（今四川剑阁县北40里之小剑山上）。嘉熙三、四年（1239—1240年），泸州筑合江榕山城（今四川合江县东南四十五里永安乡与榕谷乡间），江安筑三江寨（今四川江安县城关西中坝一带），又筑安乐山城（今合江县城郊的笔架山）。

特别是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主持修筑重庆城。史称，“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并且下令郡县百姓择取险要之处避乱保命。合州钓鱼城的创建即始于此。“北兵益炽，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县图险保民。太尉甘闰至州，观此山形势可以据守，故城之”。甘闰主持创建了钓鱼山。同年九月，宋理宗授孟珙为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孟珙整顿四川政务时提出：“不择险要立寨栅，则难责兵以卫民；不集流离安耕种，则难责民以养兵。乃立赏罚，以课殿最，俾诸司奉行之。”在孟珙的倡导下，蜀地又增加两座重要城寨。淳祐二年（1242年），梁山军筑赤牛城（今重庆梁平县金带镇牛头村）。夔州则建筑了景德以前曾作为治所的白帝城。这些山城的选址及修筑，为修建山城防御体系提供了直接经验。

再次，有利时机。蒙古内乱为余玠建立山城防御体系战略构想提供了有利条件。淳祐元年（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其妻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称制摄政达五年之久。自其摄政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继乃马真氏摄政之后，贵由汗之妻斡兀立海迷失后摄政，蒙古汗位又遭悬空。从窝阔台汗去世到蒙哥即位的这段时间，蒙古内部政局动荡，争权夺利，觊觎汗位，无暇南顾，对南宋的进攻态势大大减弱，从而使南宋得到了调整防御的机会，四川制置司正是在这一时期组织修筑了大量山城寨堡。

余玠在总结前几任制帅抵御蒙军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发动军民依山筑城，构建山城防御体系。在淳祐三年（1243年）至十一年（1251年）的八年时间里，余玠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重庆城为中心，在长江、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和岷江沿岸的山峰上，先后加固和新筑了20余座山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数十座山城就是数十个军事据点，扼控巴蜀河山雄关险隘，以重庆为枢纽，点线结合、气势联络、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形成了“宋无后顾之忧，蒙无东下之路”的完整战略防御体系。见图3-1。

图3-1 1243—1251年巴蜀山城分布示意图

“八柱”便是众多巴蜀山城中的核心寨堡。“八柱”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支撑天体的八根巨柱，八柱折则天下倾，所以屈原的《天问》中有“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一问。在宋人眼中，“八柱”是防御蒙古大军进攻南宋的中流砥柱，他们曾因众多山寨城堡的修筑而无比自信地向蒙古表示：“虽有骁骑万群，安所用之！”

在“八柱”中，运山与大获、青居三城坚守在嘉陵江中游，钓鱼城固守于嘉陵江与渠江、涪江的汇合口，得汉城把控于东北面米仓道和渠江上游水道，云顶城紧扼住沱江之颈口，苦竹隘堵住剑门雄关，白帝城截拦于长江天堑的峡口。这些山城大多构筑在四面险崖峭壁之山头上，山势险要，状如城郭，易守难攻，是天然险固之地。山顶却较为宽平，有田可耕，有水可饮。各城均处要地，或江河沟通，或陆路相联，彼此互为犄角，互相声援。各山城既是官民保聚的要地，又是耕战结合的基本单位。战时担负设险御敌、守境安民，平时更兼以耕种田地、聚粮练兵。

“八柱”中的大获城、苦竹隘、得汉城、钓鱼城、白帝城，在余玠主政四川之前已创修利用，只是尚不成规模，余玠指派将领对这些城寨按照一定规制进行了扩建和完善。运山城与云顶城、青居城则属于余玠派遣张实、杨大渊、甘闰等择地新建。无论旧创还是新建，皆迁移府州治所于其内，派大将兼任知府、知州镇守，遂城坚壁立。

“八柱”最初的确撑起了巴蜀战场，暂时扭转了宋军的不利局面。但从蒙哥亲征开始，运山与云顶、苦竹、大获、青居等五座山城先后陷落，反成蒙军驻扎军队和进攻南宋的前沿基地。仅剩得汉城、白帝城、钓鱼城守护着东川。特别是钓鱼城战事最激烈，坚持时间最长，对其他山城寨堡的支持力度最大，逐渐成为“八柱”和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白帝城在三峡防卫圈中起枢纽作用，协调长江南北两岸城寨，阻止蒙（元）从南北突破夔门天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