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陕西“十三五”规划实施中存在的差距与问题

从“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总体情况来看，目前还有一些方面与规划预期目标尚有差距。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依然存在，少数关键指标按照序时进度完成难度较大，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1.2.1　优化经济结构仍有改进空间

一是经济结构不尽合理。2017年陕西省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7.9%、49.8%和42.3%，2018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4.7%、48.8%和46.5%。从数据来看，第二产业占比最高，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也已超过“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到2020年45%以上的目标。陕西省工业行业中，能源行业占比依然较大，并且从主要行业看，能源、非能源工业增长均加快。2018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较上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相应地，陕西省制造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仍需提高，2018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同比负增长，分别为—1.6%、—20.2%、—12.8%。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实现预期目标的难度不大，但是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更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农业现代化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此外，陕西在城乡结构和经济外向型程度方面也有提升空间。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城镇化水平，陕西城镇化率2015年为53.92%，2017年达到56.79%，2020年实现60%的预期目标应较为顺利。但是，2017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8.52%，略高于陕西省。2017年陕西省人均生产总值为8421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收入水平。结合全球经济与城市化发展规律来看，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城镇化率为75%，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为77%，陕西经济发展的城镇化率需要进一步提升。用进出口贸易额占生产总值比重测算，陕西省经济对外开放水平2018年上半年为16.06%，2018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增长43.5%，而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为33.6%。陕西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甚至低于新疆。此外，2017年陕西实际利用外资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3%，虽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低于西部地区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因此，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陕西省在打造门户经济方面仍然需要下大力气。

二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陕西省工业经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源和军工行业，一方面，这些行业对民用经济外溢效应较少，限制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能源开采及化工行业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研发设计、品牌经营等环节，本身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此外，陕西省工业经济粗放式增长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善，工业增加值率较低，劳动生产率不高，工业行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2020年陕西省的城镇化率虽然能够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预期目标，但是陕西省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关中城市群的规模不高、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陕西省经济的外向型水平不高，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仍然扮演着通道经济的角色，能够出口的本省产品和服务相对较少。因此，陕西省虽然在数量上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城镇化、外向型经济等经济结构指标的序时进度目标，但在相应指标的质量上还有改进空间。

1.2.2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挑战较大

2017年陕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2360.3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8%；2018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为1122.98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49%，离“十三五”规划中的15%还存在一段距离，要实现序时进度目标的挑战相对较大。陕西省目前实体经济主要是能源开采与化工业以及军工行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物技术和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没有达到预期水平。

陕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介服务业的支撑作用不强，布局不均衡。中介服务业主要是指现代服务业，这些行业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发展都比较滞后，尤其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作用较强的金融业发展乏力，难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布局上，关中地区现代服务业比较集中，尤其以西安为主要区域，省会城市发展压力比较大，而陕北、陕南地区传统产业较为落后，现代服务业难以提供支撑，没有形成发展的多极化与地区的专业化。

其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的技术与品牌。陕西拥有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但是在成果的转化方面，科研水平与生产能力并不匹配，产、学、研的协同能力比较弱。已有的科技资源难以与企业相结合并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并且未能形成品牌效应，许多本身发展比较好的企业多为外资企业，本土的自主品牌未能有效发挥出品牌效应。即便是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在实际的应用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些技术还处于实验阶段，难以大范围推广。有些地区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给新技术的普及造成了实际操作困难。一些技术即便普及了，应用率也不是很高，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以新能源发电为例，风能发电受到气候、天气等诸多原因的限制，难以保持持久的电力供应，并且发电量也比较有限，想要真正依靠新能源发电来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变还比较困难。

最后，金融的支撑作用效果不明显，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资金的补贴力度有限，况且陕西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很大一部分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这部分企业在获得政府补贴时具有优势，这就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自筹资金与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贷款门槛较高，其余的投资方式也有诸多限制，导致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难以维系，许多企业负债高企，难以与大型国有企业展开竞争，从而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大规模进入。

综上所述，陕西省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国制造2025陕西行动计划”，发展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1.2.3　培育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从创新驱动指标的实现情况来看，预期到2020年各序时进度目标基本都能完成。2016年陕西省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相比2015年提升了2.5个百分点，离“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60%的预期还有2.5个百分点，基本达到了序时进度目标。2016年陕西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9%，相比2015年提升了0.09个百分点，离2020年2.6%的预期目标还差0.51个百分点，基本实现了序时进度目标。2017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相比2015年提升了4.56件，离2020年10件的预期目标仅差0.2件，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但是，陕西省在创新驱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专利授权率不高，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占比较低。2017年陕西省受理专利申请量总计98935件，其中发明专利46607件，实用新型专利31595件，外观设计专利20733件；专利授权量总计34554件，其中授权发明8774件，实用新型17003件，外观设计8777件。2017年陕西省专利申请中，获得专利授权占比仅为34.93%，全国平均水平为49.65%，陕西省仍需在创新研发方面增加投入、提高专利授权通过率。发明专利科技含量最高，其申请周期和保护期也最长。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均不需要经过实质性审查，保护力度小、保护时间短。外观专利没有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高，但外观专利是针对市场竞争而产生的，体现了技术创新更高的市场属性。发明专利更适合反映技术创新更高的研发属性。2017年陕西省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总授权量的25.39%，发明专利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47.11%。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总授权量的37.37%。综上所述，陕西省的专利质量仍有待提升。

二是企业在创新型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还未形成。作为创新主体，陕西创新型企业数量少，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提升能力较差。陕西的创新成果半数来自科研院所及高校，企业作为研发创新的主体地位没有体现。陕西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不高，有研发机构的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比重为7.79%。并且，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及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仍有许多中小企业完全不存在自主创新活动，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成为纯粹的加工制造型企业。

三是研发成果转化能力弱。陕西创新型经济上、下游的链条中，其优势在于上游的研发能力较强，科技论文数、专利授权数、技术成交额在全国排名靠前，而下游的产业化和市场实现能力则较弱，每年开发新产品数量少，新产品销售收入低。上、下游链条严重断裂和不平衡致使创新绩效排名落后。2017年陕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率仅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3个百分点。

四是创新型经济平台多但产业集群效应弱。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大学科技园等园区数量众多，聚集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很快，自主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在世界处于先进地位的科技成果数量不断增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初步显现出聚集效应，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目前相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仍偏小。全省7个国家级高新区除西安高新区发展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外，其他高新区聚集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不足，且缺乏龙头企业，无法展现高新区的领头功能和辐射功能。并且，产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产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链不完整，分工合作水平低，企业间的技术与产业结合不紧密。整体来看，陕西省的产业园区属于聚集的起步状态，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能显现出明显的集群效应。

1.2.4　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仍然需要弥补

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两个相对较为明显的短板需要进一步弥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1）县域经济发展短板

一是县域经济稳步发展，工业平稳增长，但持续动力不足。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80个县（市）实现生产总值达8927.96亿元，与2011年相比总量增加了2630.24亿元，增长了近1.4倍，年均增长9.7%。其中有34个县（市）GDP超过百亿元大关，较2011年的17个翻了一番。县均生产总值也由5年前的78.72亿元增加到111.60亿元，县域人均GDP达到38898元，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11102元。但是县域经济增速显现出放缓的态势，从2010年的15.7%逐步回落到2015年、2016年的7.4%。由于撤县设区的影响，县域经济占陕西省经济比重在2012年达到顶峰的52.2%之后逐年下滑，2016年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6.6%。

二是县域财政实力明显提升，区域发展趋于协调，但县域差距仍旧明显。2016年全省县域实现地方财政收入341.4亿元，低于2015年的411.38亿元，较2011年增加了62.62亿元，年均增长4.1%。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也从2015年的5.14亿元回落至4.27亿元，较2011年增加了0.79亿元。其中，神木、吴起、韩城、志丹和府谷等8个县（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在财政增收的同时，县域财政支出也在增加，2016年陕西省县域财政总支出1746.8亿元，比2011年增加了739.32亿元，十余倍于同期县域财政收入的增加。县均财政支出21.84亿元，也远高于4.27亿元的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的收支缺口。2016年，陕南县域生产总值达到2067.40亿元，占陕西县域经济的23.2%，增长9.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3.4%，分别快于陕北、关中4.9个和0.5个百分点，陕南县域经济成为全省发展的新动力。关中地区县域经济生产总值3990.29亿元，占全省县域经济的44.7%，增长8.7%，高于省平均增长速度，对整个陕西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全省县域经济的32.1%是由陕北地区贡献的。陕北地区2016年实现县域生产总值2870.28亿元，增长4.2%，明显低于全省县域经济发展速度。陕北县域大多正处在新常态下能源资源工业区的“换挡阵痛期”，是陕西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补足的短板和需要克服的难点。

三是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较快，但城乡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拉大。2016年，全省80个县（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1.43亿元，较上年增长12.4%，高于全省增速1.4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陕西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8%。2016年，陕西省城镇化率达到55.34%，比上年提升了1.44个百分点，有14个县（市）的城镇化率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6个县（市）达到60%以上。201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396元，较上年增长8.1%，有60个县（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但仍有49个县（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占全省县域总数的61.3%。28个县（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元，较上年增加7个。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440元，较上年增长7.6%，有54个县（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6个县（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较上年增加12个。虽然近年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远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绝对差距却仍在不断拉大，2013年陕西县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为15254元，2014年为16434元，2015年为17731元，2016年达到19044元。

（2）民营经济发展短板

一是民营经济总量小，整体实力不强。陕西省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不断提升，经济主体数量也持续增长，但与其他省份相比，在民营经济总量、民营企业实力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来说，陕西民营经济在规模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陕西民营经济总量偏小，与其他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6年，陕西民营经济总量为10310.09亿元，而同属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四川的民营经济总量分别为11579.1亿元、19863.3亿元。相比之下，陕西民营经济总量偏小，与其他省份仍有较大差距。第二，陕西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陕西省仅有4家企业上榜，并且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1646.3亿元，仅为排名第一的浙江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5.07%。与其他省份的500强民营企业数量相比，陕西入围的企业数量不仅与发达省份的浙江（134户）、江苏（93户）存在相当大差距，甚至与内蒙古（8户）、四川（13户）、重庆（12户）等省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量来看，2016年陕西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有14家，占陕西省上市公司的31.8%；而广东省的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有318家，民营企业占比为70.4%。第三，知名品牌少。截至2016年年底，陕西省注册商标中有1219件被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而同期浙江省拥有著名商标有效累积量3865件，陕西省著名商标数还不到浙江省的1／3。2017年“中国名牌500强”排名中，陕西只有3家企业的品牌入围，分别是“陕汽”“西凤”“利君沙”，并且均没有进入前100名，民营企业也没有品牌入围。

二是民营经济产业低端化突出，产业集群化缺乏。陕西民营经济低端化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产业低端化，多数中小民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下游，行业集中于一般制造业、低端服务业、高耗能产业。具体问题为：一是工业结构不合理，即在工业结构内部，民营经济对各行业的投资不均衡。陕西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资金少、成本低、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行业，如农产品加工业、医药制造业、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及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等。而在支撑陕西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中，民营经济的占比相对较低。陕西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0.2%，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民营企业收入占比为39.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为0.9%，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占比为22.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占比为40.6%。汽车制造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为37.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占比为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占比则更低。二是传统服务业比重偏大。2016年，陕西民营经济中的服务类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批发、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行业，这三类行业的营业收入占全省服务类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的77%，企业数占到83.2%。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类民营企业个数仅占到1.8%，金融业、教育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领域涉足较少。陕西民营经济还存在产业集群化缺乏以及发展不规范的问题。产业集群不是众多企业的简单堆积，企业间的有机联系才是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关键。陕西目前所形成的产业园区大多存在集群效应未充分凸显、企业间普遍缺乏深度的专业化分工合作等问题。工业园区虽然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空间，但产业集群发展不仅要有行业领先的主导企业，更要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以省会城市西安为例，作为汽车产业的领导者，比亚迪、陕重汽、法士特的上下游配套产品绝大部分位于山东、河南，本地配套寥寥无几。西安外商企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实现本地配套，目前企业原材料的70%以上来自省外。在调查的186家企业中，70%以上企业在本地区没有配套设施。

三是民间投资规模小，且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一方面，民间投资规模小。陕西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2011年达到顶峰，为51.7%，2012—2015年稳定在44%~46%，但在2016年占比下滑到42.7%，比上年减少3个百分点。相比于全国民间投资占比61.2%、内蒙古45.0%、四川49.7%、重庆51.0%，陕西民间投资占比分别低18.5个、2.3个、7个、8.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陕西民间投资增速2011—2014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始终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2015年下滑至7.5%。在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回升至12.3%时，陕西民间投资增速不升反降，下降了3.6%，低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15.9个百分点。相比于2016年全国民间投资增长3.2%、四川增长5.7%、重庆增长11.0%，陕西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低6.8个、9.3个、14.6个百分点。

1.2.5　营商环境有待持续优化

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招商引资的多寡，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区域内的企业，最终会对经济发展状况、财税收入、社会就业情况等产生重要影响。陕西作为西部内陆省份，持续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超过了东部沿海省市。2018年5月，陕西省已正式实施《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但陕西的营商环境仍有诸多层面需要改进和提升。一是市场准入限制仍然偏多、申请周期偏长、程序复杂。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实现差别化对待，对中小微企业在市场准入、金融支持、政府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歧视。民营企业在能源、金融等行业领域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准入限制。从企业融资来看，就间接融资而言，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程序复杂，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所需资金量少、频率高、时间紧，会导致单位资金借贷成本上升；另一方面，陕西省民营企业的企业制度不成熟、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大银行很难解决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也导致了银行不愿意提供融资服务。从直接融资来看，目前主板市场主要是为国企改革筹集资金服务，上市融资门槛成本高，而能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民营企业数量也极为有限，民营经济利用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二是招标投标市场有待规范。围标、串标等现象时有发生，投诉处理渠道不畅；强揽工程、侵害企业正当权益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三是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公共事业收费不合理，强迫企业接受接入费、碰口费等不合理条件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四是行政效能不高。具体体现在：第一，政策解读不到位。政府部门对帮扶政策措施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导致一些企业不知道、不清楚优惠政策是什么，不懂得如何得到政策的便利条件，从而使得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第二，政策执行兑现不到位。优惠政策和措施缺少配套文件，缺乏可操作性，落实不下去，优惠政策兑现难、成本高。第三，配合协调不到位。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统一标准，导致操作程序复杂，协调落实难度大。第四，环境营造不到位。收费多、办事难的现象依旧存在。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办事拖拉，主动性差，行政效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