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

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危险，人们往往易于感知，进而产生担忧并采取行动。但是对于可再生资源，人们普遍失察于它们的弱化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可再生资源的变化周期大大长于人的寿命长度，不易为人察觉。比如，人类大规模使用碳基能源的历史已有三百年，但是对它的负面作用的理解到近期才进入大众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保护可再生资源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气候变化的风险是巨大而且难以预知的，没有人能否认碳减排的重要性。然而，落实减排行动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哪个国家多减排，哪个国家少减排？国际合作框架如何设计？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如何体现？减排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开发如何得以促进？技术跨国溢出的外部性如何解决？（庄贵阳，2009）……这样的难题交织在一起，使得碳减排的实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有关碳排放的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从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是否会阻碍经济水平的提高，到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的一个副产品）是否会拖累经济增长；从环境Kuznets曲线（EKC）假说的实证检验，到逐渐发掘出碳排放区别于其他污染排放的特殊性；从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这一分析工具的发展到碳减排进程的缓急之争……本章以一定的逻辑顺序，将相关研究串联起来做了一个综述，以便于后续的研究者按图索骥，更加快捷地进入碳减排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从研究发展潜力上看，IAM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平台。虽然它融合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努力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内生变量的维度较高、数值模拟相当困难、不确定性难以处理等等，但它能从纯理论模型的定性研究和计量实证研究的夹缝中走出来并发展了十余年，已经表明它具有独特的优势。

未来的研究进展可能在如下三个方向上发生。首先是一些特定的处理技术。IAM对数值模拟的依赖，使得经济学之外的某些学科有可能把其特定的分析技术移植过来。这将促进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其次，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中容纳博弈行为，仍然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技术难题。现有的处理方法仅仅是观察几种有限的博弈策略组合。Yang（2003）提出，应该区分开环博弈与闭环博弈。前者是指人们已经知道将来发生的一切——即便是以概率的方式知道。但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对人们而言仍然充满了未知数，而闭环博弈可以为容纳这种变化提供处理的思路。再者，将现有IAM所基于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替换为内生增长模型，将有助于探讨减排技术的研发激励和跨国转移问题。

对于我国而言，掌握并使用IAM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西方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立场获得了斯特恩报告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文献分析表明，斯特恩报告存在严重缺陷。学界中的主流观点其实是支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我国国内却鲜有人知晓IAM，更谈不上对西方观点进行评判了。当西方提出以科学为原则来对待碳减排时，如果我们能够指明斯特恩报告并非完全基于科学，从而所有国家的立即强力减排并不符合科学原则，那是否能对我国所提出并坚持的历史责任原则起到支援作用呢？是否有助于弱化因我国坚持历史责任原则而带给国际社会的强硬形象呢？

说明：此章内容在李宾和向国成（2012）基础上扩展、修改而成。参见《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月第20卷第2期《从资源枯竭之忧到资源再生之虑——碳排放文献述评》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