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开放型经济的动态发展规律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引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34页）。中国是个大国，大国的特点是会全面呈现开放型经济的动态发展规律，比如我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很大，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均衡，需要不断调整开放经济战略，这正是开放型经济动态发展规律的特征体现。
1.2.3.1 不同地区开放模式的动态优化升级规律
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东部模式，其特点是以政策激励促进外资流入和来料加工出口导向，这种模式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为内陆沿边地区所继承。在国际全球化的带动下，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开始走上开放之路，使中国沿海出口高速增长面临调整转型，结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沿海地区已经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应该以外向型经济实现自主产品的出口导向。
而与沿海当年的加工贸易出口导向相比，内陆地区主要实施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巨大的内需潜力拉动发展，形成引进外资新的动力。在国家整体上已经较长期取得贸易巨额顺差的条件下，内陆地区迎来了以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机遇，形成与东部出口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口促进发展模式。而部分沿边沿江地区主要应当结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与相邻国家毗邻省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寻求新的开放模式。总体上看，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先行者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但绝不是效仿型而是改革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开放模式应该随时间不断优化升级。
1.2.3.2 国家对外开放整体水平的动态升级规律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要不要开放、要什么样的开放、如何更好推动开放等重大命题。报告提出的全面开放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外开放整体水平的动态升级规律。从目前我国开放水平看，适应这一规律要把握好五个结合。
（1）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但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外资搭载的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等，带动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关起门来搞创新也不行。要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提升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加强在创新领域的各种形式合作，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2）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
我国内陆和沿边地区总体上还是对外开放的洼地。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2017年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7.6%和7.7%。内陆和沿边地区劳动力充裕，自然资源富集，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广阔，要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洼地变为开放的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3）坚持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更好结合
除了我国开放早、程度深、发展快、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外，今后除极少数敏感领域外，其他制造业还要进一步开放，各种限制要逐步放宽。提高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水平，提升整体竞争力，补上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这块“短板”。
（4）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结合
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经贸伙伴，巩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可以稳定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盘。同时，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密切。2014—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3.1万亿美元，占同期外贸总额的1/4以上；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5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左右。要坚持向发达国家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来源多元化、投资合作伙伴多元化。
（5）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
世贸组织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制度保障，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近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程受阻，开放水平更高、灵活性更强的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引擎。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逐步形成我国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协同、大经济区差异化发展的对外全面开放新格局。
【深度阅读】 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学原理解释
中国40年的成功发展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进取，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历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诺斯、张五常教授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这场变革朝着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的方向推进（产权理论），不断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诱致性制度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县际竞争激发了地方政府活力（县际竞争理论），期间文化等非制度因素也发挥了支撑作用。
发展经济学（钱纳里、刘易斯、波特教授等）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开放和引进外资发挥了不亚于改革的作用（两缺口模型），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论）和人口优势（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支撑，使中国经历了由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升级（三阶段论）。
转轨／过渡经济学（樊纲教授等）认为：由于“改革成本”的存在，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因此，中国的改革过程始终贯穿着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由易到难推进，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通过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许小年、克鲁格曼教授等）认为：中国改革实际上经历了两条道路，即前一阶段的“斯密模式”和后一阶段的“凯恩斯模式”。
部分国外学者（如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这种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
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教授等）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战略，随着资本—要素禀赋的提高，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政府可通过产业政策驱动升级。
政治经济学（姚洋、诺顿教授等）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致力于增长的中性政府、财政分权理论和双向负责的官员选拔体制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3.3 国家对外开放的目标定位升级规律
今天的中国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对外开放的目标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长期战略目标，服从发展阶段的要求，就必须阶段性地调整目标定位，体现出国家及区域开放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如沿海地区在现代服务业实现先行开放条件下应该逐渐加以深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形成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角逐。而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差别巨大，工业化高速发展地区有条件在现代制造业上实现全面进步，需要围绕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式发展，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中国在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内陆多数地区则需要致力于特色资源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国际接轨，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沿边地区以多边经济合作为抓手，推动稳定周边环境建设，推动开辟资源与能源通道，形成各具优势的开放特色。
1.2.3.4 区域开放随形势发展遵循协同互动升级规律
国家协调发展是个大局，各地的开放战略要服从于这个大局，就要形成协同互动关系。40年前沿海大开放吸引内陆劳动力流向沿海，形成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的优势。随着国家全面开放战略的实施，内陆迎来开放机遇，区域协同互动关系发生变化。
一方面，沿海出口加工型产业的梯度转移为内陆开放创造了条件，为沿海地区腾出了结构调整空间；另一方面，内陆开放与沿海升级开放形成协调开放新格局，沿海现代服务业既面向全球，又充分利用内陆巨大市场，形成沿海服务与内陆制造的协同发展，既使沿海提升开放水平，又使内陆增强开放竞争实力。西部及沿边地区的对外合作在交通网络格局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既可以接受强势开放地区的辐射，又可以通过内陆交通优势向毗邻国家进行开放，反过来吸引中东部地区的货物通过西线向外辐射。
总体上，区域开放格局的协同互动升级规律包括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各个区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通过扩大内陆内需市场和产业梯度转移，将外资引向内陆；通过创新以多样化的形式构建内陆沿边对外合作与开放新形式；通过互动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区域开放的总水平。
1.2.3.5 开放水平指标遵循历史升级规律
国家和地区的开放呈现递进升级规律，同样，反映开放水平的指标也随发展表现出升级规律。40年前的中国经济从完全封闭走向开放，起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引进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并以引进外资的项目和数量作为开放的标志。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开放水平的标志由规模数量走向质量和结构，简单产品的“大进大出”已经不能代表开放型经济；而在国家经济开始强大、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开放进入全面开放新阶段的成熟背景下，开放的方式或引进的内容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开放层级上，沿海地区主要以现代服务业、自由贸易、离岸贸易、离岸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去”进程、提升国际分工能力以及获得稀缺要素等指标为重点。
虽然内陆部分地区仍然需要外资外贸规模体现开放度，但在质量结构上已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出口上体现为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和产品，在贸易方式上体现为国内价值链的延长和增加值的提升。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走出去”逐渐成为开放的重点，重大工程的总承包、基础产能的输出等都将成为开放的代表性指标（见表1-1）。
表1-1 中国开放升级递进规律示意
【深度阅读】 中国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
我国通过40年的不断探索和推进，逐步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开放的转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向基本小康的转变，综合国力极大提升。根据改革开放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其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目标探索阶段（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继开始探索和试点。期间经济增长迅速，但质量不高，且出现了物价的剧烈波动。
框架构建阶段（1992—2002年）
国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建立并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期间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物价仍然出现了大起大落。
逐步推进阶段（2003—2012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继续拓展。期间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物价波动幅度有所收敛。
全面深化阶段（2013年—）
改革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提高。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物价水平较为稳定。
1.2.3.6 开放战略服从于国家战略的升级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更广阔的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近年来，世界经济疲弱，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更加突出，反全球化思潮涌动，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有所上升，令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蒙上了阴影。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需要建立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高效透明的政府行为，更安全规范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新要求，也是体制改革的新课题。
以开放促改革是国家战略，制度优化将成为我国开放战略的最大主题，这将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战略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沿海地区更加注重体制性优化升级的同时，内陆地区也要在此方面有所作为，既关注开放规模与实力，也要在体制上下功夫。西部地区是中国的主要沿边地区，向北和西北方向有着极其广泛的欧非市场，朝南与东盟地区的合作既能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国家战略，又能显著提升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成为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度阅读】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的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四个方面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具体包括三方面：2017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举措要确保落地；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具体包括两方面：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提高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2018年上半年，将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具体包括两方面：2018年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增强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使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
主动扩大进口
具体包括三方面：2018年，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2018年11月，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