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需要探索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和道路

中国建立在高资源环境投入、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基础上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物质资源积累达到较高水平、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约束日趋严格的情况下，今后也没有继续高碳发展的空间。经济发展理论和各国实践都证明，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原有结构的无限扩张。中国要认真反思现有发展理论和模式的局限性，创新经济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规模扩张向提升质量和效益方向转变；由片面追求资本增值向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共同提升方向转变；由注重物质生产数量向注重改善民生、增加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全社会财富方向转变。通过推动经济发展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包容式增长，既有利于提升各类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由高碳发展向低碳发展的转型，也符合供给侧改革、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要求，支撑14亿人民群众全面实现绿色低碳现代化的共同愿景。

（一）经济增长不能以恶化劳动资本收入分配为代价

按照现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理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各类要素投入，各类要素按照贡献大小平等参与收入分配，以维持要素的再生产，以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发展。这种做法已经把资本增值、自然参与分配视为合理，已经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可能造成资本收入过高的后果。在实践中，如果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然造成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小，国民收入过多地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倾斜，使资本似乎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短缺要素，必然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分配份额。这既制约了居民消费增长，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提升。资本收入比例过高，使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收入逐步脱节，是目前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世界出现的重大经济和社会矛盾。资本增值和实体经济脱节，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靠货币宽松政策，多发货币来支撑所谓的资本快速增加的需要，进一步造成少数人暴富，资本增值收益向更少的社会群体集中，而中等和基层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这种现象在中国也逐渐明显。近年来，中国高投资增长主要呈现债务驱动特征，造成劳动资本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

1. 中国高投资增长呈现债务驱动特征

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但前提是这些投资必须是有效投资。从历史上看，中国在经济起步阶段通过扩大投资，增加了制造业生产规模，弥补了基础设施的“短板”，加快了资本积累，对提高劳动生产力发挥了促进作用。但自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后，中国进一步扩大高耗能部门、传统制造业领域投资，不仅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而且积累了大量债务负担，实质上透支了增长空间，造成发展不可持续和社会财富大量损失。

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情况看，⁽¹¹⁾2007年中国社会融资增量仅6.0万亿元，2014年增量达16.5万亿元，增长了1.8倍（见图1-12）。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情况看，2007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仅32.1万亿元，2014年存量达122.9万亿元，增长了2.8倍。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123%增长到2014年的193%。值得注意的是，2002—2008年，中国全社会杠杆率保持稳定，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的比率始终在120%左右，但自2008年以后，全社会杠杆率明显上升，短短六年时间增长了70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建立在债务驱动的基础上。2002—2008年，中国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2单位的社会融资规模，即可创造1单位的GDP增长；但2008—2014年，中国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9单位的社会融资规模，才能创造1单位的GDP增长。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还没有包括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大量“影子银行”的债务。最近一段时期，中国通过推进“债转股”降低了全社会杠杆率，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实际上转移杠杆而已。整体来看，中国的债务规模与GDP比率不仅偏高，而且增长迅速，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安全等带来重大挑战。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根据麦肯锡研究，如果考虑总债务水平（包括金融业债务），中国总债务水平自2007年起增长了3倍，总债务水平与GDP比率由2000年的121%增长到2014年的282%，高于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水平，更远高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水平。如果与发达国家历史趋势相比，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量达到GDP的240%，其中私营部门债务为GDP的200%，这只比日本1991年“失去的十年”开始前水平略低，远超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夕（见图1-13）。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出现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容忽视。

2. 经济增长过快“脱实入虚”带来较大风险

中国依靠债务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金融业占GDP比例快速提高，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代价过大，过快“脱实入虚”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015年，中国金融业GDP同比增长15.9%，远远高于同期6.9%的GDP增速（见图1-14）。金融业快速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对支撑经济发展、改善资金要素配置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带来负面影响，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一定抑制作用。2014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7.38%，已经高过美国7.2%的水平，更高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3%～5%的水平。

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在杠杆率较低的情况下，信贷高速扩张有利于增加产出规模，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但随着杠杆率达到较高水平，实际上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金融成本代价，反过来对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带来抑制作用。2014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的比率达193%。按照平均名义融资成本5%计算，每年的利息支出就相当于GDP的10%左右，甚至高于中国近年来每年的名义GDP增量。从投资角度来看，对微观行业和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每年财务成本高于新增产出，实际上抑制了行业和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空间。从消费角度来看，中国人均GDP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5～1/8，家庭财富和资本积累与美国的差距更大，但全社会实际承担了相近的总体债务水平，这对今后内需增长、消费提升实际上也形成了制约。从全社会角度来看，国内外经验表明，信贷高速扩张往往伴随不良贷款快速增加，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阶段，可能带来的社会财富损失规模更大。目前，据部分银行及信用评级机构的非正式估计，⁽¹²⁾中国不良贷款的规模约为银行总资产的20%，相当于中国GDP的60%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中国公司债中有1.3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各银行账目上商业贷款的近1/6）的负债方是营收不够偿付利息的企业。无论是不良贷款的延期，还是核销或重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

此外，经济过度金融化、虚拟化还可能加剧波动风险，甚至导致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大量资本从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快速退出，导致了严重的产业萎缩和经济社会动荡。在危机影响最深的1998年，整个东南亚的实际GDP收缩了7.4%，受伤最深的印尼甚至倒退到了1995年的产出水平。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到2008年仍未达到危机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而言，根据中国央行及国内外研究机构测算，虽然中国总体杠杆率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但2009年以来迅猛提高，企业部门的杠杆绝对水平已经在全球居于前列。加上体制等因素影响，中国较高杠杆率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政府背景融资平台、重化工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局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必须看到，这种金融领域的非正常化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盲目扩张互为因果。大规模低效甚至是无效投资项目，造成了表面的资金需求。而项目本身的效益不好，又大幅度提高资金占用的时间，以致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土地房屋价格的不断上升，给所谓的资产数量的字面增长提供了附着物，使资本表面值迅速扩张，出现了搞实业不如炒地皮，搞生产利润越来越低，炒房利润过高的现象。中国高碳扩张型增长，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转变增长内容和增长方式。

（二）经济增长要着力提升国内要素附加值分配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不断优化和提升对外贸易水平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全方位开放大国的客观需要。与改革开放和加入WTO初期相比，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技术水平、质量效益有了大幅提升，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分配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两高一资”产品、初级原材料、低端制成品在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仍占较大比重，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品牌价值、自有知识产权商品的比重仍然较低。服务业出口发展比较缓慢，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不仅低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今后一段时期，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过程中，在全球价值链创造环节，要不断提高国内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附加值分配，确保高水平参与全球化。

1. 中国出口要由规模增长转向提高国内要素附加值分配

近年来，中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由初级产品、原材料向机电设备等产业不断升级。“十二五”期间，中国铁路、通信、船舶、航天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2015年机电产品占外贸出口的比重达57.6%。但中国外贸出口仍有约三分之一是加工贸易。2015年，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的比重达35%。从历史趋势看，由于在国际分工和价值分配中的较低地位，中国对外贸易获得的国内要素附加值分配比较有限。2000—2009年，按照不变价衡量，中国出口总额增长了两倍多，但出口单位商品价格水平并没有明显提升（见图1-15）。

特别是，伴随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产业分工不断细化，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产业内贸易、垂直分工、外包等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态，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的要素投入、价值分配更加错综复杂，对出口转型升级带来严峻挑战。在新的全球分工形势下，全球资源配置已经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扩展到整个世界，传统贸易理论强调的扩大出口规模、提高技术产品比例等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贸易获利情况。因为高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主要的附加值就留在谁手里。提高国内要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分配，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体现。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对外贸易向附加值较高的前端、后端延伸，加快提升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品牌运作、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物流管理等竞争力，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中取得更多要素价值分配，应该作为中国对外贸易转型的重要方向（见图1-16）。

2. 提升国内附加值分配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价值分配

经济增长从外延式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必须持续提高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看，其既衡量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也包括制度创新和法治进步进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工业全要素增长率非常缓慢。研究表明，1980—2010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仅有0.5%，远低于东亚经济体在相似阶段的增长水平。同时，伴随金融危机后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放缓，2008年到2010年年增长率只有0.3%，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行业层面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一方面源于技术、管理等水平落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但另一方面，主要源于中国劳动者在国内附加值创造环节的要素分配相对较低。

以钢铁行业为例，⁽¹⁴⁾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见图1-17），2008年，中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4.14万美元／人／年，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1.04万美元／人／年、28.96万美元／人／年、19.06万美元／人／年、16.67万美元／人／年，都远远高于中国水平。从人均薪酬来看（见图1-18），2008年，中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人均薪酬仅5295美元／年，不足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水平的十分之一。

但从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薪酬结合比较来看，中国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价值分配明显较低。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3.3%，但人均薪酬水平仅为美国的9.3%。可以看出，一方面，尽管中国钢铁行业产量居世界首位，但单位劳动力投入创造的价值明显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钢铁行业产业附加值较低，整体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从要素价值分配角度，中国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要素价值分配明显偏低，不仅绝对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而且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可以看出，中国钢铁行业的规模优势、竞争力等一定程度上是靠压低的劳动力要素价值分配实现的。中国走低工资低价格的市场竞争路线，在我们发展初期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长期维持这种增长方式，也进一步压低了中国大宗产品的价格，降低了我们应该得到的劳动附加值。在这种条件下还要进一步扩大产能，增大产能过剩，更进一步造成市场买方优势；压低中国产品价格，使我们增长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高端人力资源增长缓慢，研发能力不足，是一种恶性循环。未来一段时期，推动钢铁行业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是重要方向，但更要从源头注重改善收入分配，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在国内附加值创造过程中的价值分配。

（三）改善收入分配推动经济增长满足合理内需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内需和最终消费的贡献比较有限。但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内外消费需求增长放缓，以及投资边际效应递减因素影响下，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投资率已经高达46.7%的情形下，受投入产出效益重大制约，现有投资率水平不仅不能继续提高，而且应该明显降低。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许多地区已经超过1万美元，要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从长远看，必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和满足合理内需发展，这对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1. 内需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

长期以来，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一直是支撑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2000—201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达5.1个百分点；2011—2015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达4.3个百分点。而且从2014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2015年贡献率达59.9%（见图1-19）。

按照现价计算，1990—2015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增长了29倍。从驱动内需增长的因素来看，主要源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见图1-20）。按照现价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5倍。“十二五”期间，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6%。如果延续目前增长趋势，到2020年有望超额实现2010—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

2. 逐步扭转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

尽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一直都快速增长，近年来也超过了以GDP增速衡量的全社会产出增长。但与以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衡量的全社会财富增长相比，中国城乡居民在全社会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呈下降趋势。2002—2015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了8.3倍，年均增速达18.7%，远远高于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水平。从根本上看，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倾斜，是支撑合理内需增长、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

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层次，从理论上看，包括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层面的分配，政府、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层面的分配，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最终分配等。其中，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首要环节，其公平状况是形成最终国民收入格局均衡状态的前提。

从中国情况看，以劳动报酬总量占社会财富增加值（GDP）总量的比重来衡量，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21）。2000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0.38%，到2007年，下降到仅有39.74%，近年来虽然略有回升，但到2014年仍只有50.9%。⁽¹⁵⁾相比之下，发达国家除澳大利亚接近50%外，其余国家均在50%以上，美国最高为56.92%。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初次分配存在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些都对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消费投资结构、改善社会公平等带来不利影响。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城乡、区域、行业收入水平差距和“灰色收入”等因素，中国一般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从中长期看，只有加快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确保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贫富差距显著缩小，才能形成新的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稳步健康发展。

（四）经济发展要促进提升包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在内的全社会财富

中国自“九五”时期就提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但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倾向仍普遍存在。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许多地区已经超过1万美元。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5万美元，部分地区超过3万美元，不仅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位，人均GDP水平也将普遍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彻底转变追求资本增值、GDP数量扩张的传统模式。从现在开始，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以GDP论英雄”的要求，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质量等实绩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提升包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在内的全社会财富。

1. 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

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全面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也包括环境、生态的改善，以及平等、公平、安全等非物质需求得到满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非物质方面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在确保实现经济发展“三步走”目标的同时，中国应该把改善民生与环境质量等也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合理配置政府和市场资源的目标导向。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但在民生改善方面的差距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服务方面，中国区域、城乡的发展差距非常明显。过去三十多年，尽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不平等加剧等诸多矛盾。但从另外角度来看，转变GDP增长目标导向，即使在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情况下，通过切实改善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服务，国民福利的改善程度会更大。

在改进传统GDP核算体系方面，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大量探索，试图对GDP指标进行修正，考虑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福利变化等因素。代表性的包括：增加环境国民经济账户（SEEA）的绿色GDP指标；考虑污染成本、社会成本、福利变化等因素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考虑环境破坏、收入不均、负面压力等因素的真实发展指数（GPI）；考虑自然资本折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化的真实储蓄指标（GS）等。

2. 促进提升全社会财富增长积累

中国粗放、高碳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带来了较高的GDP增长，但付出的资源环境、劳动力投入等代价过大，一定程度上也抵消了部分社会财富积累。与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相比，中国大拆大建、系统性浪费问题严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突出，尽管经济增速居于世界前列，但全社会福利状况还有很大差距，面临的增加就业、改善贫富差距压力巨大。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例，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目前，25～64岁的劳动力的高中教育程度及以上只有24%，对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中25～64岁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达到74%。作为一个拥有9亿多劳动力的人口大国，中国人力资本提升还有很大空间。

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就是要从物质财富积累扩展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环境资本的增长。一方面，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确保下一代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受到损害，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以治理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例，要认识到在实现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前提下，实现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温室气体大幅减排，实际上也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另一方面，在衡量财富增长时要引入幸福指数，把医疗健康、文化教育、娱乐休闲等非市场活动纳入考虑，从一般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出发，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发展潜力。同时，通过探索回归劳动价值、回归人民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认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积累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经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