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不需要也不能继续高碳扩张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出现长期趋势性放缓，但增速水平仍在全球居于前列，持续增长的态势没有根本转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GDP水平处在相对较低水平，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经过多年高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扩张，我们实际上已经透支了部分未来量的增长潜力，伴随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进入攻坚阶段，不仅经济增速将不可避免出现趋势性下滑，而且增长动力必须转变，增长内容需要重大调整。在新的内外部条件下，我们已经不需要也无法继续高碳扩张型发展，绿色低碳发展不仅不会妨碍经济社会更好地快速发展，而且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新动力。

（一）经济增长开始呈现明显“后工业化”发展特征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是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之一。按照经典工业化理论，衡量工业化发展程度水平的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工业化初期、中期发展阶段往往伴随高耗能行业快速扩张、基础设施大量建设等，能耗和排放增长非常迅速；但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高耗能行业趋于饱和、城镇化增速放缓，能耗和排放增长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中国自建国伊始，就实施工业化战略，六十多年来，直接和间接投入大量要素资源，支撑工业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长期超前于城市化发展。目前，虽然部分城乡、区域工业化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随着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工业化”发展将成为中长期经济发展阶段的最大特征。经济增长向“后工业化”发展转变，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本质是一致的，是客观规律，其对经济增长内容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短期波动，而是长期的趋势性变化。

1. 工业化长期超前发展，已经整体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

中国长期实施工业化超前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采取重积累、农业反哺工业等方式，支持重工业加快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主要采取鼓励投资和出口等方式，促进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按照工业化率⁽⁵⁾衡量，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达43.9%，2014年仍然高达35.9%，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与制造业发达的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工业化率仍然高出5～10个百分点。从历史发展看，美国1955年工业化率达到峰值，仅为39.1%；日本1973年工业化率达到峰值，仅为36.6%；韩国1995年工业化率达到峰值，仅为41.9%。中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今后总的趋势是逐步降低。工业发展的空间主要是质量提升，高附加值产品比重的上升，而不是基础产品的数量扩张。

从全面工业化水平看，参考钱纳里、库兹涅兹等研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等因素，可以发现，中国除城市化水平略低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见表1-1）。从人均GDP水平来看，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现价），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甚至超过15000美元（现价）。从产业结构来看，早在2001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就已经超过工业占比；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45.5%）超过整个第二产业（45.0%，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占比；2014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为42.7%，已经比第三产业比重低了5.4个百分点。

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按照人均GDP指标，除青海、甘肃、贵州、云南、西藏等少数地区外，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从三次产业结构情况看，除海南等特殊地区外，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也都处在工业化中期、后期发展阶段。考虑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都很小，即使保持较快工业化速度，对全国高耗能行业发展、能源需求的影响也很小。

从先行发达国家规律看，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主导产业往往是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等；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主导产业大多以高加工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包括汽车、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等；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包括金融、信息、教育、医疗等。中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意味着相关的产业结构、增长动力、能效水平等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对能源消费增长的需求将明显下降，成为减少碳排放增量，提前达峰的有利条件。

2. 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化将是长期过程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数量的过剩产能有利于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进而实现产业更替和不断升级。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次发生大面积、严重产能过剩。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各级政府过分追求GDP增速，过度倚重投资，人为压低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信贷等要素成本，辅以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加之各项法规、标准、节能和环保约束等没有有效落实，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落后产能退出渠道不畅，造成行业发展盲目粗放扩张，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研究表明，⁽⁶⁾如果参考国际通用合理产能利用率标准，1998年以来，中国56.7%的时间处于严重产能过剩状态，如果进一步剔除期间多次经济刺激政策扩大投资制造当期需求的影响，中国实际处于严重产能过剩状态的时间将更长。

高耗能行业长期过快增长，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社会财富浪费。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采取关停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等措施解决过度投资问题，但也付出了经济放缓、下岗问题突出等代价。21世纪以后，伴随房地产改革和加入WTO，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高速发展阶段。短短五年时间内，中国重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增长了近三倍，在中国和全球工业化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增长。2007—2008年，中国经济原本已经进入自发调整阶段，重化工业行业发展趋于放缓。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刺激政策影响下，特别是在财政补贴、廉价信贷支持下，面对国内外经济持续低迷状况，高耗能行业产能反而逆势扩张。2009—2014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18.8%，造成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中国高耗能部门虽然不断淘汰落后产能，但总的产能规模仍不断增长。

由于制造业产能增长较长时间依靠外需，制造业产能和产量大大高于国内终端消费需求，大宗出口商品的数量也很快进入饱和期。一旦外需增长乏力，产能过剩的现象就进一步突出。而国内终端消费需求的大幅度提升，需要对国民收入比例进行较大调整，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工资性收入倾斜。这个调整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保持即期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的政策往往偏向于进一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把加大投资作为拉动即时“内需”的主要手段。这种所谓“内需”不是消费性终端需求，多为继续扩大生产供应能力的投资。这种加大投资力度的政策，使投资总量增速长期高于经济增速，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性终端内需。过多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高了城市地价，不但使许多地方更多地依赖土地财政，也不断拉高房价，使消费能力进一步受到压缩。这种不断加大投资、扩张产能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一种痼疾。已经到了不得不尽快改变增长内容，否则就可能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关键阶段。

目前，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主要工业制成品产量占全球绝对主导地位，已经没有继续扩大市场份额的空间。尤其是，钢铁、水泥等许多高耗能产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已经进入总量饱和达峰，不得不开始去产能、减量化发展阶段。2015年，中国粗钢总产量达8.04亿吨，完全脱离国内市场需求，超过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四个钢铁大国钢铁总产量的2倍。从历史上看，高耗能行业产能规模扩张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驱动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造成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应对气候变化压力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在新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下，高耗能部门继续传统发展模式面临市场需求、资源环境等诸多压力，已经没有进一步“外延式”规模扩张的空间，“去产能”将成为高耗能行业转型发展的长期挑战。

3. 基础原材料物质消费积累达到较高水平，已经透支了持续增长的空间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发展阶段，通常伴随物质财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以及能源资源需求快速上升。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消费需求沿着衣、食、住、行向旅游、休闲、娱乐等非物质消费不断升级，传统物质生产消费也进入饱和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增长随之趋缓。中国工业化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各种原材料物质消费积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不仅远高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也高出很多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继续高速增长的空间。从所有物质资源消费看，研究表明，⁽⁷⁾2011年中国共消耗约252亿吨原材料，超过经合组织包括美、英、日、德、法、加、澳、韩等34个成员国所消耗原材料的总和。

以主要高耗能产品为例，水泥方面，从人均水泥消费情况看，2010年中国的人均水泥消费量接近1.4吨，是美国历史最高水平的4倍多（见图1-8）。如果按照相同的折旧率估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水泥（混凝土）累积保有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目前水平。中美两国国土面积相当，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考虑单位国土面积水泥累积保有量，中国水泥累积消费的密度水平更是美国水平的数倍。水泥是完成基础设施和房屋等不动产建设的必需工业品，尽管中国的地形地貌条件相当复杂，房屋建设集约型和紧凑性程度远远低于美国，钢筋混凝土型房屋比重较大，加之中国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基础设施和房屋使用寿命较短、重建或重修情形较多（在美国，46%的居民住房已使用40年以上）。但即使考虑较高折旧率和拆除水平，中国人均水泥累积保有量仍远高于美国水平，已经整体达到峰值饱和阶段，今后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水泥消费量仍在持续增长，仅2011—2012年，中国生产的水泥产量与美国整个20世纪的水泥产量相当。这更从侧面说明中国存在大量不合理水泥消费，并且大量透支了持续增长的空间。

钢铁方面，与美国相比，如果按照4%的年折旧率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钢材保有量约3.5吨，相当于美国1928年的水平。如果按照6%折旧率计算，则相当于美国1940年的水平；按8%折旧率计，则相当于1942年水平（见图1-9）。考虑到近年中国的低水平重复性建设项目可能较多，中美分别采用8%和6%的折旧率计算，则中国相当于美国1927年或1936年的水平。但2010—2015年，中国钢材消费量年均增长15%，人均钢材保有量年均增速超过14%。美国的人均钢材保有量在1975年之后，基本不再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可以看出，尽管在2010年，中国人均钢材累积保有量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水平，但在短短5年时间后，中国人均钢材累积保有量已经接近美国目前水平。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伴随钢材质量提升带来的用量削减，中国实际人均钢材累积保有量已经超过美国水平。从现实情况也可看出，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钢材需求量都已经达到峰值，并且未来还将持续下降。⁽⁸⁾

在产能普遍过剩、物质消费积累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继续依靠扩大高耗能部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际已经透支了行业持续增长的空间。目前，受中国国情和体制等因素制约，特别是在缺乏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点情况下，许多地方仍然在产业升级、技术改造、结构调整、延长产业链等名义下，扩大对高耗能部门的投资。以钢铁产能为例，2006—2012年，中国累计减少的粗钢产能达7600万吨，但同时期新增的粗钢产能达到4.4亿吨，相比已经淘汰的落后产能，新增产能是已淘汰掉产能的近6倍。从短期看，虽然对拉动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实际过度透支了行业未来持续增长的空间，今后将不可避免面临长期“减量发展”严峻挑战，许多地方也将面临步入“铁锈时代”的巨大风险。

（二）“城市化”进程趋缓，进入建设饱和、质量升级阶段

城市化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发展能够发挥集聚效应、改善社会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刺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内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降，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和技术溢出效益、消费者对多样化的偏好、交易成本、模仿创新等重要性日益提升，对现代服务业、知识经济等促进作用更加突出。1978—2011年，城市占中国GDP的比重由不足30%提高到75%，是内需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城市地区人均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千人汽车保有量等是农村地区的数倍，而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钢铁、水泥也间接消耗大量能源，城市发展不可避免带来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整体趋缓，进入建设饱和、质量升级发展阶段，相应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也将进一步放缓。

1. 人口城市化进程开始趋缓，布局优化成为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见图1-10）。1978—2014年，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5亿人，城镇化率由17.9%提升到54.8%，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2014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但从发展趋势看，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出现趋缓迹象。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7个百分点；而“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仅1.2个百分点，2014年相比上年仅增长1个百分点。联合国开发人口署预计，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将下降到约0.8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2014年，中国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达5.4亿人，占总就业人口数量的70.5%，从非农业化这一角度衡量，中国进一步提升城市人口的空间也比较有限。

从人口城市分布看，由于中国城市布局不合理，人口向特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见表1-2）。1980—2012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的数量由15座增加到127座，居住在特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由38.7%提高到75.4%。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合肥、郑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占全国总新增城镇人口的一半以上。今后一段时期，伴随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峰值、城市之间房价出现明显分化，以及部分特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中国城市人口增速可能出现明显放缓。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1.5%，这是十五年来的首次。一些中小城市寄希望于通过放开农民工落户限制刺激城市的人口增长，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面临拐点、房价水平高涨不下情况下，实际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数据显示，2.7亿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居住地县城买房的只有15%左右。

2. 房地产建设高峰阶段已过，泡沫化发展带来诸多问题

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其增加值占中国GDP总量的10%左右，其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4左右。房地产行业涉及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家用电器、金融服务业等诸多上下游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房地产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涉及大量能源消费，并且具有路径锁定效应，一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模式会对城市形态、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等带来诸多影响，直接影响中长期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情景。

21世纪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居住质量改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发展状况极不均衡、土地财政矛盾突出、价格大幅攀升，投资和投机风气盛行等诸多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房地产行业过快增长，直接和间接拉动土地价格持续攀升，带来了虚假繁荣的GDP增长，抬高了土地等要素成本，挤占了实体经济的有效投资；消费方面，过高的购房压力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造成中国长期内需增长乏力，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从社会角度看，大量住房实质性空置与区域城乡住房差别过大同时存在，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许多地方在新城建设、工业园区发展、政府办公建筑、商业基础设施等方面过于贪大求洋，带来土地资源、能源等大量浪费，以及违法征地拆迁等矛盾突出，实际上也对社会财富、公共资源、社会稳定等造成严重侵蚀。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房地产行业必须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合理需求为主，不能重复美国等奢侈型发展模式。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2.9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37.1平方米。如果再考虑2013—2015年中国新增房屋竣工面积达78亿平方米，即使考虑部分拆除建筑，中国目前城乡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达到40平方米左右，不仅达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水平，而且超过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人均水平。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发展已经由总量不足阶段进入饱和阶段，优化布局、合理分配应是中国房地产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近期，许多二三线城市出现房屋大量空置现象，正说明房地产持续扩张的动力已经明显不足。

当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已经出现一二线城市泡沫化严重，三四线城市供给明显过剩等多重矛盾。如果继续目前的发展模式，仍然把房地产行业作为拉动投资和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可能造成高耗能产品需求出现反弹，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会带来投资结构进一步扭曲，对国家金融安全、社会财富创造积累等带来巨大风险。考虑到中国政府在土地、金融、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掌握大量资源，理应承担引导房地产行业合理发展的责任，包括积极落实保障中小户型商品房供应的“7090”政策、制定年度新建商品房价格控制目标等。中国房地产行业必须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注重分配和提升质量方向加快转型。

3. 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趋于饱和，建设规模将逐渐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加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在经济起步阶段，弥补了公共领域基础服务能力的不足，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总体趋于饱和，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过度超前和过剩现象。

中国交通领域的建设速度和规模是十分惊人的。近年来每年新增的公路里程数量都在7万公里左右，2016年新建和改建的公路里程数达到32万公里。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建成了世界最长的高质量高速公路系统，高速公路运营里程达到12万公里，并且每年新建的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万公里左右，相当于高速公路里程排名世界第五的法国全部高速公路里程。中国的公路总里程也名列世界前茅，和整个欧盟公里数相差无几。中国铁路总运行里程也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其中电气化里程已经排名世界第一，实际运载能力名列前茅。高铁更是中国现代铁路建设的一个奇迹，过去十余年中国的高铁里程已经占了全世界高速铁路的60%以上。而号称铁路数量最多的美国迄今没有高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内容的转变，近年来实际货运总量已经进入平台区，铁路货运量已经连续三年出现总量下降。尽管中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仍然需要继续扩大完善，但增量建设规模已经难以继续提高。目前规划的一些交通设施项目，许多是在考虑弥补短板、提高普遍服务的水平，但建设过度超前、局部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已经开始凸显。

中国港口、机场建设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全国有80%的机场存在亏损，港口平均过剩达30%～40%。许多沿海沿江城市提出以港兴市口号，导致港口布局过于密集，吞吐能力严重过剩。由于港口货物吞吐主要以煤炭、铁矿石、集装箱等为主，在全国能源需求长期低速增长、主要高耗能部门加快“去产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情况下，中国港口、铁路等运输能力过剩的矛盾十分突出。2015年，全国铁路总运输能力为55亿吨以上，其中煤炭运输能力为30亿吨，实际仅完成23亿吨左右的运输量；北方11个运煤港口发运煤炭共6.17亿吨，同比减少达4099万吨。虽然在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沿海省市制定的港口发展规划，几乎都提出了五年投资倍增计划，但在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放缓、能源需求长期低速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基础建设项目的可持续性都面临严峻挑战。

从城市基础设施情况看，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在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不足，但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的空间也很有限。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中国多数城市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2000—2011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长速度；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人，农村居民用地却增加了3045万亩。从轨道交通情况看，截至2014年，中国已有22个城市建成轨道交通里程达到2900公里，有38个城市规划建设轨道交通，2020年规划总里程超过6800公里，除一二线城市基本覆盖外，许多三线城市也将建设轨道交通。研究表明，⁽⁹⁾中国的在建轨道交通规模已经足够支撑2050年公共交通发展需求，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利用效率不高、建设成本上涨等制约。

从实际投资和规划目标来看（见表1-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虽然“十三五”时期城市轨道交通和新机场的投资有所增长，但高速铁路、公路的里程增长目标都有所下降，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的矛盾基本缓解，结构优化和质量升级将成为今后长期的发展方向。

（三）依靠外需增长难以为继，对外贸易进入结构升级阶段

长期以来，对外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超过20%，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出口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进入长期低速增长阶段，中国出口增速也明显放缓。从国内条件看，伴随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对外贸易也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依靠规模扩张的出口模式难以为继。

1. 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贸易发展进入长期低迷期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经济复苏长期乏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国际有效需求不足，贸易低速增长将成为较长时期基本态势。从历史上看，全球贸易增速一直保持快于经济增速的态势。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滑，连续4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次预期全球经济增长将迅速反弹，但发达国家普遍受制于人口结构性矛盾、债务负担高企等难题，经济复苏进程普遍缓慢而脆弱（见图1-11）。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也面临发展转型等诸多内在矛盾，经济发展普遍进入下行通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5年，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仅勉强取得1.92%的产值增长，比发达世界1.98%的增长率还低。同时，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在全球范围内也很普遍，以钢铁行业为例，据世界钢铁协会的统计，全球2015年粗钢的产量是16.2亿吨，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69.7%，比2014年下降了3.7个百分点。未来较长时期，全球贸易都难以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一般商品特别是高耗能产品贸易增长空间都相当有限。

2. 中国出口商品数量过大，已经不能靠扩大数量继续增加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货物出口第一大国，2014年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2.3%，比2001年加入WTO水平提高了7个百分点，并且已经超过日本、德国等历史最高水平。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出口增速将明显放缓。从中国情况看，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还比上一年增长20.3%，2012年就跌到了7.9%，之后一直下跌，2015年中国工业产品出口甚至出现-1.8%的负增长。“十二五”期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仅为6.5%，远远低于历史趋势水平。从跨国比较来看，2015年，中国出口占GDP比例已经高达25%，远远高于美国8%、日本15%等大国指标，未来继续大幅增长的空间不大。

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仍然以低附加值商品为主，普遍在国际市场占有很高份额，形成了一旦中国制造，就大规模占领相应加工制造领域和市场的状态。中国大规模的低成本制成品进入市场，是造成全球一般加工制造业竞争加剧，产业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商品价格低廉，市场快速扩张和饱和的重要原因。这种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经济脱实向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更多地依靠设计、专利、关键高端零部件生产，保持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发达国家大量一般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使得继续降低价格扩大发展中国家市场消费的空间很有限。随着中国成为许多高端和耐用消费品的主要市场，继续进行数量型出口增长已经十分困难。而进入生产型服务业、高端加工和高附加值核心零部件制造业，则需要更多的科技和人才投入，与扩大资源和能源投入关系不大。中国出口增速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今后出口增长将主要依靠获得更多的国内附加值分配，为扩大出口而大量建设基础设施的阶段也成为过去。

3. 贸易摩擦加剧，产业对外转移趋势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一些传统低端生产能力逐步向国外转移，也对中国保持较高出口增速带来挑战。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部分产业向发达国家转移，加上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快工业化进程，国际招商引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明显放缓，出口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趋势明显。中国由传统货物出口为主，开始向对外投资、货物出口并重方向发展，各国出口竞争进一步加剧，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面临重构。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经贸摩擦问题更加凸显。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及产品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延伸，发起国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延伸，争执点从法律层面向政策和制度层面延伸。WTO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00—2014年以中国为对象的反倾销措施达到638件，数量占全球的27%，与中国出口占比极不相称。对欧盟来说，目前有效的73项反倾销措施中，有56项针对中国。此外，以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议题为例，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认为，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将导致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到2个百分点，进而损失170～350万个就业岗位。

特别是对高耗能部门而言，依靠外需吸纳消化过剩产能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以钢铁为例，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4亿吨，同比下降2.3%，近30年来首次下降。国内粗钢表观消费7亿吨，同比下降5.4%，实际需求萎缩程度比产量下降幅度更大。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中国钢材出口达1.1亿吨，占全球钢材贸易量的50%。不仅出口规模没有扩大空间，而且导致严重的贸易争端。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5年国际上发起的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共37起，是2014年的2倍，涉及全球5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钢铁出口尽管数量大幅增长，但由此带来巨大的经济、资源环境、外交代价，实际得不偿失。

（四）低碳转型形势下高耗能部门投资效益进一步恶化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潮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外部约束。在当前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中国高耗能部门普遍面临投资效益不高问题。如果进一步考虑日趋严格的低碳发展约束，不仅已有的高耗能行业产能将承受巨大碳排放成本代价和转型压力，而且新增的高耗能领域投资也面临巨大的资本沉没损失风险。综合来看，中国高耗能部门已经整体进入“减量发展”阶段，今后还将长期维持经济产出低速增长趋势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为中国从高碳扩张发展转向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 中国高耗能部门普遍面临投资效益不高的问题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由重化工业为主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型，传统高耗能部门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经济效益不高的矛盾突出，许多企业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僵尸状态”。钢铁行业，2015年出现全行业亏损；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8890亿元，同比下降19.05%；实现利税-13亿元、利润-645亿元，由盈转亏；亏损面50.5%，同比上升33.67个百分点；重点大中型企业平均负债率超过70%，部分企业已资不抵债，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建材行业，2015年水泥行业利润330亿元，同比下降58%，平板玻璃行业利润12亿元，同比下降12.4%；产能严重过剩引发市场恶性竞争，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行业亏损面快速增加。有色金属行业，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253亿元，同比增长0.2%；实现利润1799亿元，同比下降13.2%，近21%的企业亏损；有色金属行业国有及控股企业仅实现利润5.7亿元，同比大幅下降96.5%，占行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仅为0.3%，企业亏损面达41.7%，亏损总额373亿元，占全行业亏损总额的66%。石化及化工行业，2015年石化行业实现主营收入3.9万亿元，同比下降20.53%；利润总额1615.6亿元，同比下降50.99%；去产能化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氯碱、化肥、轮胎、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氮肥、氯碱等出现行业性亏损，其他行业企业经营普遍困难。2016年，一些高能耗产业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有的出现恢复性反弹，但都难以维持长期向好的趋势。高耗能产业普遍产能和投资过剩的情况仍然突出，说明了高耗能产业整体进入饱和和下降的长期趋势。

从杠杆情况看，中国高耗能部门不仅产能普遍过剩，也都存在较大的债务压力。研究表明，⁽¹⁰⁾在中国2500家沪深上市公司中，2014年年底的存量债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制造业大约占据上了上市公司债务的32%，房地产和建筑业占29.3%，采掘和资源行业则占23.3%。这三大行业都直接间接与高耗能部门密切相关，加总占据了整体公司债务的80%。

2. 加快高耗能部门发展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事实上，高耗能部门结构调整自“十一五”时期就应该发生，但在经济刺激政策促进下、在财政补贴淘汰高耗能产能情况下，实际上人为拖延了行业自发转型，并且进一步恶化了产能过剩的矛盾，造成了大量资金沉没损失。2005—2015年，中国各级政府累计投入淘汰落后产能补贴资金超过百亿元，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近1亿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2.1亿吨、炼钢1.7亿吨、水泥产能10.1亿吨、平板玻璃2.2亿重量箱。但截至目前，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仍然普遍突出。可以看出，对高耗能部门而言，如果没有各级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财政资金加快落后产能退出，其行业投入产出效益将更加恶化。

在一些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和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发展转型压力尤为紧迫。以黑龙江省鸡西市为例，煤炭产能由2010年的3100万吨左右下降到2015年的1500万吨左右，煤炭行业税收占本级财政税收由最高时近60%，下降到目前不足20%。同时，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高耗能行业转型还面临日益严峻的环保、民生压力。以四川省泸州市为例，作为重要化工基地，一度集聚了全省四分之一的化工生产企业，但在环保压力背景下，城市化工行业整体陷入衰退，已经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

3. 化石能源领域投资面临巨大沉没损失风险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大量投资集中在能源开发和加工转换领域，境外投资也以获得能源、资源保障为主，但在全球能源供需整体宽松、能源价格长期较低水平、低碳发展转型加快的背景下，继续扩大化石能源领域投资，不仅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浪费，未来还面临巨大的沉没损失风险。

从国内来看，主要高耗能产品需求达到饱和和过剩状态，但产能过剩矛盾依然突出，伴随行业整体进入“减量发展”阶段，未来可能面临极大的资产沉没损失代价。煤炭方面，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煤矿产能39亿吨；新建改扩建煤矿产能14.96亿吨，其中约8亿吨属于未经核准的违规项目；停产煤矿产能3.08亿吨。但2015年全国煤炭消费仅有38亿吨，并且还在持续下降。石油方面，截至2015年底，中国炼油行业总炼能约7.65亿吨／年，实际加工量仅5.22亿吨，炼能利用率仅68%，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同时，“十三五”时期还有大量新增项目，规划炼能年均增速达4.6%。考虑到中国石油需求可能在2030年左右就达到峰值，现有和规划产能已经远远超出预期峰值需求水平。煤电方面，2015年，中国煤电装机达9亿千瓦，而火电平均设备利用小时仅4364小时，比上年降低414小时，是1969年以来的最低值，2016年利用小时数进一步下降到4200小时以内。中国电力已经总体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十三五”时期规划新增煤电装机仍达2亿千瓦，今后面临的资产沉没损失将十分巨大。

此外，中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宁东，陕北榆林，新疆准东、伊犁、蒙东、云贵等地区还规划建设大量煤制油气、煤制烯烃等化工项目，也面临巨大的市场不确定性、技术挑战、生态环境和水资源风险。特别是，在全球低碳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化石能源领域相关投资还面临碳排放的巨大约束，可能出现建成投产就沦为“僵尸企业”的现象，资源环境代价和资产沉没损失风险不容忽视。

能源投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领域。多数能源项目投资巨大，对地方通过投资拉动即期GDP有很大吸引力。加之能源需求预测往往留出较大余地，也为无效投资提供了误导。当前煤炭、煤电、煤化工以及石油炼化的产能过剩和冗余投资已经很严重，相应的电网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连带冗余投资。这些投资是维持高耗能原材料加工生产的重要“需求”。但在市场压力下，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步伐必须加快，相应的低效无效投资必然受到进一步挤压。特别是伴随高耗能产品需求的饱和，其产品产量将出现加速减少。中国低碳经济转轨的条件将进一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