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可以在2025年前提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

绿色低碳发展是对传统高碳发展的革命。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能源系统的一次全面革命和转型，也是社会消费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人类将在一个世纪之内，从现在的化石能源时代转变为零碳能源时代，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足以和化石能源取代原来的薪柴能源革命相比拟。煤炭以及其后的石油、天然气，通过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的发展和普及，形成了超级繁荣的景象，但同时高强度消耗有限资源，又高度干扰地球自然系统的清洁和修复。低碳转型和低碳发展，要用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全面取代高碳能源，必将推动一次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革命，使人类走向和自然界更好地协调相容的发展道路。

这种创新发展，当然要对传统高碳工业化发展模式形成挑战，要加快传统消费和生产模式的新陈代谢，推动新的市场和价值革命。这种革命如果是外部强加于一个欣欣向荣、可以长时间继续扩张的社会经济系统，必然带来巨大的冲突和矛盾，产生巨大的抵触和对抗。这其实是不少人担忧加快低碳转型是否可行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但是，目前中国也包括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已完全不是世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局面。高碳发展的繁荣，已经在几十年前开始与生态环境系统发生了局部冲突。这些冲突在能源由煤炭向油气转换、在终端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缓解，但这仍然是能源资源高消费的物质文明发展模式，并将多数人排除在获得同等能源服务的可能性之外。而且，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行列，高碳消费本底规模也一再扩大。一方面，形成了对重要矿产资源以及包括土地、水资源等工业化基础资源的巨大压力，甚至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起因和热点；另一方面，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新的大系统容量问题，即温室气体问题迅速凸显，已经极快地突破了大自然可以承受的界限。

传统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发展模式本身也面临多方面挑战。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产业虚拟化、多数人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甚至传统工业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不能支撑持续发展，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重复着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模式，而过渡到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又受到油气资源制约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双重压力。许多国家反复陷入经济危机和滞胀状态，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正在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出路。

中国也面临上述种种矛盾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使中国突破资本的制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使十三多亿人口迅速实现工业化，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传统工业化遇到增长的天花板，面临空前的环境资源生态挑战，依靠传统高碳扩张型增长，外部已经没有扩张空间，内部又越过了环境生态和资源红线。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进行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的深刻转型。创新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动力、新空间。

提前实现峰值，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结果，不但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反而可以推动更好、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经济必须创新转型才能持续发展

人类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中国温室气体的80%以上是化石能源燃烧造成的。未来中国能源将如何发展，决定了中国未来温室气体将如何排放。能源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内容。能源消费增速的高低和经济增速有正相关的关系，但不是线性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很高的时候，能源消费一般增速也比较高。经济增速降低时，能源消费增速也相应下降，而且很可能下降率高于经济增速的变化率。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期，而且这种经济增速今后还将进一步放缓。2020年前中国经济增速将在6%～7%，2020年以后将下降到6%左右，2030年以后估计会进一步降低为5%左右，能源增速也将随之下降。中国能源增速不会重新反弹到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增长阶段了。

影响能源消费增长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国内基本消费品扩张、依靠国际市场拉动和国内产能扩张、国内房地产和汽车消费扩张，以及较长阶段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多层次扩张型的发展阶段。

中国大多数消费品及其产能的扩张已经进入饱和阶段。中国主要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产量已经达到十分惊人的数量，占全球产量的比重极大，难以继续扩大规模（见专栏1）。今后经济发展将不能继续依靠一般消费品的大规模扩张来维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资金、引进技术，采取了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实行了高额出口退税，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发展经济，同时提高国内产品质量，改善国内消费品供应档次和水平的作用。但是长期出口退税的政策，也使生产企业以满足国外需求为第一目标，造成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效益远远不如为出口生产的效益，并长期误导。相当一部分出口生产企业盲目竞争、自相“残杀”，出口价格甚至低于完全成本，仅仅依靠退税获利，同时也大幅度压低了国内产品获利水平。以出口为生产目的，以低价为主要竞争力，成为中国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也使中国许多产业成为国外市场的单纯加工工厂，使国外市场成为国内市场的引导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国外品牌和消费文化的控制力，使中国相当一部分经济成为附属经济。

资本全球化引导的生产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资本获利的最大化。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劳动组织成本，低廉的土地和环境资源成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逐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国内市场，通过品牌和核心技术、核心高附加值零部件，在中国得到了巨大利润。实际上这和当时四小龙发展模式没有实质性区别。不同的是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劳动组织资源、土地环境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根本不可能具备的。中国进入国际制造业大军，就改变了全球制造业分布的格局，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最大集中地，成为发达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金融资本在发达国家脱离实体经济，加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一旦中国的巨大制造业满足了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发达国家实现了通过中国制造得到充分供应，就可以从金融控制到国内产业充分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附加值核心产业的集中，再到下游销售服务环节，掌控足够份额的高收入，最终达到符合发达国家意愿的所谓最优资本配置的市场饱和。在这种价值分布的“微笑”曲线中，中国占中间低附加值端，发达国家或国际资本占高附加值两端，形成了资本全球化过程的资源和收益配置的结果和格局。产量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想进一步扩张出口贸易也就没有了空间，或遇市场饱和，抑或遇高端价值端高度竞争。同时，发达国家不想也不能放弃其对金融、高端服务业和高端核心制造业以及销售市场环节的控制，否则就会失去它们获利的空间。

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达到这种所谓市场资源和价值的“优化”配置后，都进入低增长困境。许多国家在国际金融力量的摆布下，反复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资产被国际资本重新洗牌，人均GDP大幅度下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以大规模扩大生产，依靠劳动力和土地环境资源低价竞争，依靠国外一般制成品市场作为国内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再。而且用国外需求引导国内需求，也不可能改变创新在外、高价值经济环节在外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创新国内需求、创新消费模式，才能真正创新技术发展，也才能在新的价值链分配中摆脱低端低附加值地位。一般消费品的数量扩张，包括高价值耐用消费品的数量扩张，都没有市场的支撑。而经济质量的提升，经济结构和增长内容的高附加值化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中国房地产开发规模过大。近年来，每年新竣工的建筑物面积高达35亿平方米以上，在建面积规模接近100亿平方米。各地正在建设和已经规划的城市新区总规模可以容纳34亿人口，远远超过中国人口发展和城市化的需要。中国住房也已经从解决住房短缺为目的，转变为人均住房总体接近欧洲、日本水平，开始进入选择性改善的阶段。多数城市出现新建住房大量积压，住房供应量明显超过需求的情况。现有住房建设规模已经难以继续维持，必将逐渐缩小。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也越过规模高潮。尽管一些基础设施还需继续完善加强，但多数领域例如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码头的建设规模即将明显下降。尽管在各种政策的推动下，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甚至公路、机场等短时期还在维持大规模建设，但是离总量饱和已很接近。多数常规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将进入中低速发展时期。

上述这些建设规模已开始进入饱和甚至收缩期，使中国基础性原材料生产行业整体进入饱和阶段，其中一些重要的高能耗产品已经开始进入产量下降阶段。例如中国钢铁产量已经占全球一半左右，粗钢产量达到8亿多吨，而世界上仅有三个国家（美国、苏联、日本）曾经达到过1亿吨的产量，而且都没有超过1.5亿吨。中国基础原材料产业由于扩张过快过大，实际上已透支了这些产能的经济寿命周期，产能利用时间明显缩短。一旦进入产量下降期，就有可能出现正反馈而加速下降。

十几年来中国投资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投资率迅速上升。2016年，中国GDP为74.4万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竟然达到了60.6万亿元的新高峰。即使按支出法计算，中国的投资率也要在5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目前和历史水平。用高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一种饮鸩止渴的痼疾。每年这么大的资金投入，造成在原有开发区利用率很低的情况下仍然想方设法上马各种新名目的开发园区；各地不顾全国性的、系统性的产能过剩，仍然在需要去产能的领域不断扩大产能投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也不顾市场的需求，盲目扩张，超前超大建设，导致投资效率和效益不断下降。

投资率过高，使国民收入失衡，使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工资收益。结果是一方面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加剧产能过剩程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财富向少数领域和少数人畸形集中，加大贫富差距。

投资率过高也是造成普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而产能普遍过剩又使工业等实体经济在盲目竞争中不断出让生产者盈余，降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还不到6%，不得不用自己应得利润补贴银行利润，造成中国金融业利润占据企事业利润巨大比例的失衡现象。制造业利润过低，一方面产生压低工资性收入（包括各种劳动保险金）的压力；另一方面使许多企业没有足够的积累用于研发和战略性投资，只能重复简单再生产。这也造成中国许多制造企业长期摆脱不了低端打工的地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市场需求约束和增长动力不足两方面说明了前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尾声，大规模产能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拉动和加大投资比例等这些原来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不能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传统经济刺激政策已经难以奏效，传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已不是市场波动或短时危机性调整可以解决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重大转折关头，必须创新需求动力、创新驱动模式。

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为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单纯的GDP扩张不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经济增长必须和其他社会目标充分协调起来，不能再以环境资源的过度投入和破坏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只有通过全面创新，开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跳出“中低收入陷阱”的魔咒，才能继续高质量的发展。

目前创新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理念。我们不但要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还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国的创新，绝不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时髦概念，而是要从社会经济发展为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出发，探索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大利益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8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已经到了4万～5万美元的水平。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应该达到2万～3万美元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总量要再翻两番左右。现在国际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发达国家利用其资本优势、科技优势和长期形成的产业和市场优势，控制价值分配比例，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劳动力价格差距，甚至是资本收益差距。用现在市场上劳务和商品价格及价值体系完成中国经济总量再翻两番的任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可能依靠现有结构进行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不能建立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继续大量投入基础上，中国许多地方、许多领域已经越过环境容量红线，矿物资源已经大量依靠进口。例如，铁矿石年进口10亿吨以上，石油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大豆进口超过8000万吨等。经济总量的翻番，也不可能依靠劳动强度的提高，甚至不能依靠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增加，而必须建立在中国单位劳动投入价值量增加的基础之上。只有单位劳动价值量大幅度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总量增长的问题，才能防止价值量向土地、房产等进一步集中，才能防止资本增值虚拟化，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增长和大众实际收入脱钩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开拓出一条新路，有新的价值创造机制，使价值创造逐渐回归到劳动价值上来。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实现这种创新转轨，是中国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为创新探索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实现创新发展，仍然是重大的社会课题。

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且是发展质量和社会共享的重要保障。绿色低碳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商品和劳务需求，也是中国从发达国家控制商品和劳务定价权的约束下解脱出来的重大机遇。

对中国今后的经济结构变化要有充分的认识，不变化、不创新就没有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在发展模式、发展内容、发展动力方面出现巨大变化，经济总量的提高必须与环境改善、资源投入强度大幅度下降紧密挂钩，这个前景是中国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的基础条件和重大机遇。

（二）中国能源消费将进入长期低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体上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2002年到2012年，能源消费平均年增8%，年均增长2亿吨标煤以上，而且主要是依靠煤炭来支撑的。2013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低于1%，2016年也仅有1.4%。各方预测，2017年能源消费增速可能仍然在2%左右。这种低速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中国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是工业。工业曾经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70%以上，现在仍然占65%左右。而工业中的高耗能原材料行业又占据了工业能耗的75%左右。高耗能行业的扩张曾经是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最大动力。而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速的迅速下降也是由于高耗能行业增速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结果。

基于对各部门、行业今后可能的发展前景分析，中国高耗能行业已整体进入饱和期，其中钢铁、水泥等主要行业已经越过峰值，今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产量下降期。其能源消耗总量不但难以继续增长，而且还将随着产量下降和技术进步而不断降低。

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也整体进入饱和期，“十三五”期间工业能耗很可能整体达峰。这是中国能源消费整体进入低速增长期的最重要的因素。

近年来，居民生活和第三产业的电力消费增速较高，今后也可能保持一定增速。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生活能源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也是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采取的能源替代措施，加快了居民生活用能的优质化进程。用电量增加是因为电力在终端用能的比例有所提高，替代了煤炭等一次能源在居民生活和第三产业中的消费。但总体来看，居民生活和第三产业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速并没有明显加快。

（三）未来能源消费总量将明显低于原有预期

采用外推式或比对式的预测方法，往往难以反映经济结构和增长内容较大变化条件下的未来情况，包括能源需求量。各种预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需要经常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认识进行再预测与再调整。多数预测用一种所谓BAU（趋势照常方案），即按现有模式外推，作为预测的基准方案，然后再考虑一些政策变化和不能确定的因素变化，得出所谓的政策方案等。这是一种有用的模型分析方法，对比较不同政策或外部条件对预测结果的影响很有好处。但是时间长了，许多人反而把所谓的BAU方案（或基准方案），当作最大可能方案，错误地认为BAU或基准方案就是最应该发生，甚至是最优方案，导致了许多政策性失误。

在中国的能源消费预测中，这种BAU方案思想就成为高估未来能源需求的重要原因。BAU和多数基准方案，往往对未来的变化估计不足，甚至没有认真去分析未来会出现哪些重要的变化。在相关规划制定中，就会留有充分余地，为超额完成预定目标留空间以显示工作成绩，成为制定一些定量目标的重要判据。这也使得某些规划目标失去了应有的引导作用，仅仅成为保底的落后指标。

不同的预测往往包含了对发展目标的不同取向。如果重点放在为行业部门争取更多的投资或扩张份额，则预测往往容易选择增速高一些、增量大一些的结果。如果更多地考虑需要变化的因素，更多地考虑政策引导可以发挥的作用，则预测和政策目标就可以选择需要经过努力、克服一定困难才能实现的结果。

中国中长期能源预测存在不同的预期甚至是利益选择。从能源生产部门的角度看，未来需求高一些，上项目、争投资的空间就大一些，因此多数能源行业一般愿意考虑宽松的需求预测结果。各地规划部门也往往选择高增长方案，以利于为本地区争取更多的项目和投资空间。“十三五”规划的能源控制目标就反映了在能源需求预测和政策目标选择上的这些倾向。中国确定实现碳排放峰值时间时，这些能源需求预测方案对其有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中国也有不少能源需求预测分析，更多地考虑了终端需求将要出现的变化，更积极地考虑了经过努力我们可以在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调整中取得的进展。这些预测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完全可以用相对低得多的能源消费，支撑中国正常的经济增长，满足合理的能源需求，取得更好的生态文明建设效果。

从近几年能源消费领域实际发生的变化看，我们可以更有信心、更有根据地得出结论，即“十三五”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明显低于50亿吨标准煤，比较乐观的预测认为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不会超过47亿吨标煤。一直到2050年，中国能源消费都可能控制在55亿吨标准煤之内。

这种能源长时间低速增长和较低总量的实现，给中国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提供了非常充分的可能性。

（四）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可以基本满足新增能源消费增长

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中国低碳能源供应能力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中国水力发电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系列超大型、高难度、创纪录的水电工程在中国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起来。中国今后还有近2亿千瓦的水电资源可以开发。只要规划得当，每年平均增加1000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核电已经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现在中国已成为先进核电技术集中示范和建设的引领国家，技术安全和管理能力已经比几十年前发达国家大规模扩张核电时提高了很多。中国可以做到每年新增1000万千瓦核电，并有可靠的设计、制造、建设、安装和运行能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规模最大、年新增装机规模最多的国家。每年新增风电、太阳能装机都可以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而每年增加2000万千瓦是完全有保障的。

这些非化石能源每年新增的电力如果折合成一次发电能源，将达到5400万吨标准煤以上。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今后长时间内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还可以替代一部分化石燃料。

此外，中国天然气产量也有较大提升空间，由于天然气使用综合效率比直接燃煤可以高30%以上，而且天然气是化石能源中碳强度最低的，天然气的使用将大量替代煤炭，可以明显降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总量。

（五）煤炭消费总量下降为提前实现峰值提供了重要条件

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方面转变，是中国温室气体限排减排的重要途径。过去在能源消费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能源供应一年要增加近2亿吨标准煤，煤炭成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供应的主力能源。煤炭消费在十几年里增加到了40亿吨以上，占中国一次能源的比例曾经高达70%。煤炭消费比重过高不仅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高的主要原因，更是多种传统污染和环境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世界各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表明，要使空气质量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首先要大幅度减少煤炭的消费数量。不但要基本消除民用散烧煤炭，一般的工业锅炉窑炉也要实现低煤或无煤化，同时还要限制电厂的燃煤总量。

中国不同地区的能源结构变化也和大气雾霾变化正相关。珠三角地区是最早引进核电、天然气和大规模输入水电的地区，现在是中国主要经济区里煤炭消费比例和总量最低的地区，也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好的地区。而华北地区由于煤炭消费量最集中，也成为雾霾最严重的地区。雾霾形成的原因复杂，是多种一次污染源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综合治理。但国际国内的实践说明，减少煤炭消费总量，特别是减少工业和民用散煤消费，是最基本的治理措施。

中国人口密度大，又集中于国土中东部，超大城市、大城市群集中，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工业城市为主，能源消费密度高，更需要优化能源结构，才能逐步减少大气雾霾。现在中国大气污染程度十分严重，雾霾集中出现时，比较严重的地区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甚至可能进一步覆盖所有主要城市群。要想真正达到联合国环境署建议的清洁空气标准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能源结构清洁化，就要长期减少煤炭消费总量。为了治理大气污染，各地已经开始严格限制煤炭消费，并采取坚决措施，减少煤炭总量，这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在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和治理大气污染的多重作用下，中国煤炭从2014年起已经连续3年总量下降，且下降幅度呈扩大趋势。煤炭消费总量下降，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有明显减排效果。从各种一次能源表观消费量的变化推算，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2014年起已经出现持平和有所下降。从各地限煤控煤的趋势看，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已经越过峰值，今后将维持继续下降趋势。煤炭消费下降的碳减排效果，可以抵消天然气和石油消费增加的碳排放，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早日达峰的条件将越来越有利。

（六）现有低碳技术已经可以支撑低碳转型

低碳能源供应和消费技术已经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可以从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两方面支撑加快低碳转型，推动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非化石能源供应技术已经全面进入商业化规模发展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可再生能源在过去十年内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传统的化石能源。配合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的高比例应用系列技术，例如分布式能源和电力应用技术、各种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等也都在加快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重要的电力供应来源，在总供电量中已达到30%左右，且比例还在加大。非化石能源的单位成本也在迅速下降，乐观地估计，在不远的将来（例如2025年前），风电甚至光伏发电将可以和传统火电进行成本竞争。当然要满足电网的稳定运行，在储能和系统调节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各种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一些传统技术也包括其中，例如煤电最新的示范项目就要实现250克标准煤／千瓦时的新纪录，把发电效率一下子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工业节能向系统优化方面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节能潜力的空间。

在交通运输领域，从合理空间规划减少无效运输需求，到轨道、公交优先，再到恢复合理慢行和共享自行车等，都在各地广泛得到推广。汽车等运输工具的清洁化进展迅速，从技术发展看，2025—2030年，清洁燃料汽车很可能占据主要的汽车销售市场，成为主流汽车技术。通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发展，又为汽车自动驾驶和共享创造了条件。自动驾驶汽车一旦进入市场，将极大地推动运输的最优化和高效低碳化，还可以成为储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

建筑领域的节能和低碳技术示范已经遍地开花，成果累累。迄今为止，供热是最大的建筑物用能需求。超低能耗建筑可以从根本上结束建筑物对外部供热系统的需求，也可以大幅度降低制冷需求。半导体照明等绿色照明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同等效果的照明用电下降了80%，也成为显示器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极大地降低了家用和办公显示设备的能耗。太阳能热水和光伏发电已经和低碳绿色建筑的建设结合起来，现有的技术可以使建筑物能耗比目前平均水平降低60%以上。

所有这些技术都已经在中国有所应用，有的技术中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加快低碳转型的技术准备已经十分充分。

（七）中国可以在2025年前实现排放峰值

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节能政策管理体系，也建立起包括核电在内大规模发展非化石能源的工业和运行体系。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超额和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单位GDP能耗下降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标。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强度可以比2005年下降约50%，甚至更多。

经过对经济和能源发展的系统分析，我们对以下发展趋势具有充分信心：中国经济将实现创新发展，经济结构将持续调整，高耗能产业整体进入饱和及产量下降阶段，工业用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将进一步下降，煤炭消费总量将保持持续下降趋势，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将长期较低。非化石能源可以满足中国能源增长的需求，能源和碳强度将持续降低。中国可以在2025年以前，甚至在2022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提前达峰是中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调整经济结构、治理环境污染、开拓发展增长新动力的正常结果。提前达峰所需的各方面措施基本上是多赢性质的。然而，达峰后大幅度降低碳排放还需进一步明确控制目标，以严格的碳排放绝对量的下降作为重要发展指标，建立有效的强制性和经济性控制和引导体系，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快速降低碳排放总量。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