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有必要提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

（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不断加强

由人类活动过多排放温室气体引起的、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环境生态威胁。联合国组织世界各国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迄今为止一共发表了五次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列举不断加强的系统观察事实，确认了地球不断超常温升的变化趋势，而且越来越确定这种温升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不断累积的结果。全球变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许多地方的人类生存条件也将受到不可逆的破坏，由此引发的粮食、水资源等系统危机将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多方面的研究结果和各国的探索实践也一致说明，只要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实现低碳发展转型，人类是有充分的技术条件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在必要的响应时间内，实现全球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把全球温升的幅度和速度控制到一个可以逐步适应的变化范围之内。

世界各国的国情差别巨大，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也有许多差别，但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国际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其后又形成了由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带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京都议定书》机制，促进了工业化国家低碳转型的进程。由于以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加大现代工业经济活动规模，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分布和增量产生了显著变化，从以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占主要份额。尽管发达国家人均排放仍然过高，必须尽快实现低碳转型，但全球温室气体可以排放的容量，已经不能承受发展中国家重复传统工业化的道路、采用增加化石能源消费支撑经济增长的高碳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从现在起就实施绿色低碳发展，否则全球将难以有效减缓气候变化。

国际社会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一步有效合作，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机制。终于在2015年末，各国达成了未来一个阶段内采取共同行动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式确定了2100年全球温升控制在明显低于2℃且尽可能争取1.5℃的奋斗目标，并动员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行动。巴黎会议期间，130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并积极表态。截至2017年3月，已经有134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定》，191个国家和欧盟提交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政策、行动方案。

《巴黎协定》是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可以争取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协议。它的目标很积极，给不断强化的减排行动提出了高要求。2℃的目标意味着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下降50%左右，21世纪后半叶全球必须实现零碳排放。它同时又承认现实，留给各国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关行动充分的空间。《巴黎协定》是一个促进合作、有推动力但不是强制力的合作框架，不但要求现在就采取行动，更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向前推进的、加强行动的机制。低于2℃的政治目标和现有各国行动承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在各国政府签署协议时已心知肚明。因此今后不但不能从已经承诺的近期目标后退，而且必须进一步强化行动计划，提高阶段性承诺目标，否则就不能实现远期的温控目标。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重视，认为气候变化不但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生态大事，也是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能否实现新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探索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在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发展理念。中国要加强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恢复好我们的青山绿水美好家园，就必须重视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变化问题。如果全球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化，维持一国一地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就可能出现巨大的困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许多国家的政治家、环境工作者和社会团体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只局限于一城一地，必须高瞻远瞩，建立全球环境、全球生态建设的观念。只有对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认识，才能对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有更好更科学的认识，才能避免对大系统外部条件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应该对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需要长期努力，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包括维持长期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动力和共享发展的契机，实现多赢共赢发展。当然，对于全球性挑战和可能的危机也要充分重视，中国应带头推动国际合作来应对挑战，共同战胜困难。在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中国从一个一般排放大国，逐步发展成对排放总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头号排放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已大大不同于二十几年以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必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不但要对自己第一超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地位负责，承担相应的限排减排责任，还要带头创新实现低碳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不断加快低碳发展步伐，根据实际进展和国际共同温控目标的需要，创造条件提高限排减排目标，这应该是中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个长期战略任务。

（二）中国是可能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更严重的国家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可耕地、水资源、森林面积等满足基本生活的基础资源条件相对紧张。西部青藏地区地势过高，西北部广大地区水资源短缺，沙漠面积大，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差。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形成95%人口集中在中国中东部42%的面积上（胡焕庸线），但仍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得不居住在一些高海拔或水资源十分短缺的地方。生态致贫是不少地方人民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甚至是基本原因。如果气候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威胁到水资源等基本生存条件，不仅会影响生态脆弱地区，也或许对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生存条件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风险将十分巨大。

中国许多地区内陆性气候特征比较突出。已经观测到中国平均温度变化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温升。过去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0.9℃，而中国同期上升了1.3℃，⁽¹⁾远高于全球平均值，相应影响也更明显。事实上全球气温上升的影响已经在中国有所体现，包括极端气候现象的增多，水旱灾难加剧等。甚至现在国内大范围雾霾天气的起因，也与平均气温升高有关。气温升高使中国大陆季风性气候条件减弱，出现大面积无风静稳天气条件的时间明显增多，也使一些地方的逆温层更容易形成，这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条件。

如果21世纪末全球温升不能控制在2℃之内，中国温升就可能更高。目前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现有各国承诺的减限排行动下，21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上升值在0.3℃～5℃。从风险防范的角度，首先要考虑可能出现负面影响较大的未来温升情景，应该以5℃为参考。在这样的全球温升条件下，分析对中国生态环境可能会出现的负面影响。从负责任的战略角度，应该为可能出现的更恶劣影响做准备，认真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这种恶劣条件的出现。

现在我们对气候变化高温升后果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中国生态环境条件原来就比较严峻的地区，可能成为全球温升影响最脆弱的地区。清华大学团队的最新研究结果认为，如果全球气温上升达到4℃，有些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例如，中国长江中下游、华南和新疆等地每年的高温热浪时间，可能从目前的几天、十几天左右上升到100天以上。可以想见高于3个月的连续高温热浪，对老百姓的生活将造成极大的威胁。许多地区将有一个季度成为难以居住和活动的地方，人们可能不得不想办法异地躲避。这些地区的动植物生长和生存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气温升高，已经加快冰川融化，许多地方的冰川面积近年加速缩小。中西部不少地方由于降水过少，已经形成完全依靠冰川融水维持的生态和生活条件。一旦这些地方的冰川消失或过分退缩，都可能使这些地方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维持西部一些地区的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将十分困难。其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甚至是地缘政治危机将是巨大且难以解决的。

我们决不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可能严重后果掉以轻心。由于气候变化系统的超巨大和超复杂性以及超长时间跨度等因素，关于气候变化的许多预测性结论必然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也会长期存在科学争议。但现有的科学认识已经使气候变化的许多趋势分析具有越来越高的确定性。特别是排放越多减排越慢，温升就会越高；温升越高（超过一定幅度，例如2℃）负面影响就会越大、越严重等。我们必须对当代人负责，也要对后代人负责，尽可能强化低碳发展力度，认真考虑提前实现中国排放峰值的问题。

（三）实现2℃温控目标需要各国强化现有目标

中国学者参加的国际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研究团队，对全球实现2℃目标的未来排放路径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系列研究的结论表明，如果要实现温控目标，世界各国需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进一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须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80%以上的目标。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在排放占世界总量的接近30%），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比现在下降50%左右，即使发达国家届时达到零排放，也需要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显著减少排放总量。由于21世纪温室气体可以容许排放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需要尽快达到峰值并较快下降。中国需要在2025年以前达到排放峰值，并在205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下降到现在排放量的一半以下。中国越早达峰，世界实现2℃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下降越快，实现2℃目标的概率就越大。

国内对中国何时可以实现排放峰值认识并不统一。按过去经济和能源增长的惯性外推，许多人认为实现峰值仍然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即使中国已经承诺的2030年减排目标也不容易实现。事实上，有不少人根本没有把何时应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当作实际目标，对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预测，没有考虑碳排放的约束，也没有真正认真分析提前实现峰值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对这部分人而言，究竟峰值是否可以提前实现，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是或不是，属于并不十分清晰的状态。

低碳发展、低碳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发展潮流。尽管低碳转型和发展的路仍然漫漫，但方向已经十分明确。欧洲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已经踏上征程，减排温室气体的进度超过原来预期。低碳发展的各种技术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进入了商业化阶段，而且还在不断完善提高，已对传统高碳技术路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代表了新的竞争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美、日等国正在进行实质性的技术转变，尽管低碳发展实际上对美国的传统经济和技术垄断地位形成了挑战，美国国内也分成了力图引领转型和力图保持传统的不同政治派别，但低碳发展的趋势已不能难逆转。

图0-1　中国能源活动CO₂排放情景

数据来源：IPAC模型组研究结果

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要做法是对外争取排放空间，对内开展“无悔”的减缓行动。这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排放量不断增加，同时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把温升控制在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2℃）内的空间不断缩小，全球性达峰和排放总量下降的紧迫性也迅速增强，现在已经是必须采取强化限排减排行动的紧急时刻了。低碳发展不仅是中国解决国内传统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达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中国带头强化低碳发展的国家目标，不但是国际众望所归，也是推动国内创新发展，实现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