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医对肛瘘的认识和治疗史

西方医学的记录是从希波克拉底开始的。希波克拉底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名著《论瘘》一文中提出了肛瘘的病因、检查方法和治疗原则。他认为肛瘘是由于外伤或骑马、划船引起的损伤使血液积聚于接近肛门的臀部。先形成结节，然后化脓破溃成瘘。他主张在破溃之前排出脓液。他采用马鬃和麻线做挂线疗法。采用马鬃的目的是它不会因脓液浸泡腐烂而断开。Cersus C（公元前25年—公元5年）在他的著作中推荐用刀割治肛瘘，对多发性外口的肛瘘他采用挂线与切开并用的方法治疗。

1370年英国的外科权威专家Joho Arderne借助挂线和有槽探针进行瘘管切开术，并在术后应用蛋黄或蛋白制成的油换药。在他的著作中对肛瘘的论述很接近现代观点。他已认识到远离肛门的坐骨直肠窝脓肿最终可以形成肛瘘。他主张应在脓肿破溃之前切开排脓。他治疗肛瘘是采用腐蚀瘘管的办法。据说这种治疗肛瘘的方法未能取得当时宫廷的信任。因为英格兰君主亨利五世虽然受肛瘘的困扰，但他并未求助于这位名医。

1686年11月，外科医生Felix和他的助手Bessier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特制的“球头探针刀”顶端探针由外口伸入瘘管，并由内口引出，迅速切开瘘管。这是标准的敞开式瘘管切开术。这次手术的成功使当时的权贵们大大改变了对外科医生的看法。

路易十四（1636—1715年）是法国波旁王朝著名的国王，曾经患有肛瘘。为了医治国王的肛瘘，宫廷医生和江湖郎中共同商讨，制订了一系列治疗方案，并挑选一批志愿进行治疗试验的肛瘘患者做试验，结果都不太理想。17世纪末，法国著名外科医生Felix M用特制手术刀采取切开法成功地治愈了路易十四的肛瘘。

Hunter J （1728—1793年）主张对肛瘘管道从外口到内口要全部敞开。他相信，高位肛瘘的管道应该是接近内口的部分要比外口部分处于更高的位置。1765年Pott爵士在他所著的《肛瘘的治疗》一书中特别强调对疾病的定义要精确和命名要正确的重要性。他说：“对一个疾病清楚而精确的定义，以及根据其真实的本质所作的命名，远比一般化概念重要得多。不正确或不完善的定义和命名可能导致观念的不正确或不完善；随这种错误观念而来的，只能是错误的治疗。”他的这一精辟论断是肛肠科医生甚至整个医学界的宝贵箴言。

1740年Hugier强调瘘管切开后的创面呈“V”形，以利引流。1765年Pott指出瘘管变硬的组织应完全切除。1852年Chassaignac主张切开肛瘘后应将创面予以缝合。

19世纪，德国学者Chiari （1878年）和法国学者Desfosses与Hermann分别提出了肛腺的形态学和肛腺可能与肛门周围组织感染有某种联系的假说。伦敦的Salmon在肛瘘手术时，敞开瘘管管道后在其外侧端做一垂直的辅助切口，使伤口呈“7”字形，借以延缓外部伤口愈合以避免形成袋状假道。后来这一辅助切口演变成外口部球拍形切口，更有利于引流和愈合。1873年维也纳Diitel教授介绍用弹性橡皮条对肛瘘做绞勒性结扎。这是采用橡皮条挂线疗法治疗肛瘘的最早记录。伦敦圣·马可医院的Allingham学习了这一方法并于1874年发表论文，报道他用这种方法治愈60例肛瘘的良好疗效。

1835年Salmon创办了一所只有7张病床的“贫民救济医院”，专门收容和治疗肛门瘘和其他直肠疾病。到1854年，医院病床扩展到25张，该院正式命名为圣马可医院。圣马可医院在Salmon的领导下，培育出一代代肛肠外科大师，他们杰出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推动着全世界肛肠外科的发展。1870年到圣马可医院工作的Goodsall与Miles W E合写了《肛门直肠疾病》一书。在这本书中的“肛门直肠瘘”一章中，细致地叙述了肛瘘的形态、病因、症状、检查和治疗。特别是对肛瘘内外口位置以及瘘管走向等更为详尽地介绍了他的观察结果。后人把他提出的规律性现象称为“Goodsall定律”。

近百年来人们对肛窦、肛腺在肛门直肠周围感染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同时对肛瘘病因、病理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肛瘘的治疗方法也有了较大的改进。1958年Eisenhammer提出肛隐窝腺感染学说，并创用内括约肌和肛窦切开术。1961年英国学者Parks等人提出了彻底切除感染的肛隐窝、肛腺导管和肛腺，不切断肛门括约肌的肛瘘挖出术式，成为现代治疗肛瘘保存括约肌术式的基础。之后，各国学者不断改进，从而促使肛瘘的治疗术式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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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曹吉勋.中国痔瘘学.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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