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下工厂

1945年，以色列建国3年前，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委任统治结束和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只是时间问题。犹太人明白，一旦那一天到来，阿拉伯人就会发动进攻。

犹太人手上的武器严重不足，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在英国统治下，一旦被发现持有武器，犹太人就会被送进监狱，有时甚至被判死刑。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后来发展为以色列国防军）急需弹药和武器，但这些物资将从何而来？

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哈加纳高级指挥官约瑟夫·阿维达尔。阿维达尔出生于俄国，他的一位非犹太人邻居曾在沙皇部队服役过，在这位邻居的帮助下，他在9岁时就参加过基础军事训练。这些技能让他受益终身，到以色列不久后他就脱颖而出，迅速晋升为哈加纳的高层领导人。在1929年阿拉伯人暴乱中，他是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守卫力量的指挥官，他用一支枪和11发子弹成功抵挡住阿拉伯人的进攻。在之后发给哈加纳指挥部的一份电报中，他批评了部队存在的浪费弹药的行为，这反映出当时犹太社团的弹药有多么紧缺。

他在电报中说：“我们本可以用7发子弹就抵挡住他们的进攻，结果白白浪费了4发子弹。”

暴乱活动让阿维达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接受大量军事训练。因此，不久后的一个周六上午，他来到斯科普斯山希伯来大学附近的露天剧场，为50名犹太男青年讲解如何投掷手榴弹。当时哈加纳并没有像样的手榴弹，所以阿维达尔只能用走私来的自制手榴弹进行演示。当他扬起手准备投掷的瞬间，手榴弹提前爆炸，他的手臂被炸得血肉模糊。爆炸的声音传到几英里外，英军不久后就将赶到现场。虽然身受重伤，阿维达尔仍然等到所有人都安全撤离后才离开现场。

当时形势的确非常紧迫。犹太社团急需不会在自己战士手中爆炸的武器，但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极为严密，犹太移民都很难从海上登陆，更不要说武器了。因此，阿维达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在以色列建立第一座弹药工厂。这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想法。首先，伊休夫（以色列建国前对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称呼）并没有生产武器的经验；其次，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到处是英国人，很难在他们眼皮底下偷偷建起一座弹药厂。

但阿维达尔决心已定。他知道，这件事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正确的厂址。他跑遍全国，最后看中了雷霍沃特（著名的学术机构魏兹曼研究所就坐落于此）旁的一座小山。1932年，一小拨犹太人曾在这座小山的山顶定居，后来面对阿拉伯人的进攻，为了增强犹太人在城市的抵抗力量，他们搬到了城里。

这座小山的山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它与外界相对隔离，但又靠近城市和电网；第二，它地势较高，有足够的空间修建地下工厂，不易被英军发现。

另一点让阿维达尔满意的是这个小山靠近英军密集的雷霍沃特火车站，他认为英国人怎么也想不到犹太人会在他们眼皮底下修建一座兵工厂。

但阿维达尔需要找一个理由解释为什么一群犹太人突然跑到那座山上常住。他听说一群从属于犹太青年运动的新移民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基布兹。一天，阿维达尔出现在这些新移民的食堂，请求他们稍微调整一下计划：与其建立基布兹，不如直接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他告诉他们，定居到那座山顶后，哈加纳会营造生产武器所需的建筑，他们将在这座工厂工作。这群人同意了他的建议。

到春天时，已经有几十名20多岁的小伙子搬到山顶，他们种柑橘，开展各种集体活动。他们的生活看上去再普通不过。

与此同时，被称为阿亚隆研究所的地下兵工厂已经动工，许多之前就有的建筑，包括浴室、鸡舍、厨房和餐厅，都得以改造和翻新。

为了建造这个地下空间，阿维达尔从耶路撒冷请来了20世纪20年代曾在斯科普斯山修建希伯来大学的建筑承包商。在那个年代，希伯来大学属于大型建筑工程，几年前阿维达尔正是在那里受的重伤。在22天的时间内，建筑承包商在地下约30英尺处挖出了一个长达100英尺的大厅。

每当有人问起，这些先驱们都会说，他们之所以修建大型地下室，是为了储存附近果园和田地采摘来的水果与蔬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农产品新鲜。

这个秘密地下室的房顶有很厚的混凝土隔层，上面只有两个入口，这两个入口处都修建了新的建筑，一个入口在面包房，另一个在洗衣房。在地下室，一条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设备组装而成的生产线已经建成。这些设备购买自华沙，然后借道贝鲁特被走私到以色列境内。制造弹壳所需的铜被装在标记为口红盒的板条箱走私到巴勒斯坦。

生产子弹的机器噪音很大，为了掩盖噪音，阿维达尔必须让洗衣房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为了找到足够多的洗衣客户，阿维达尔让团队在雷霍沃特市中心开了一个洗衣公司门店，它很快便承包了该地区大部分的洗衣业务，并拿下了附近一家医院的竞标，后来还为英军提供洗衣服务，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迷惑英军。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下室还安装了太阳灯，这样才能把生产弹药的“基布兹成员”的皮肤晒黑，让外人觉得他们成天在田野里劳作。

在那个面包房，他们用一个10吨重的大型石炉挡住入口，炉底与轨道连接，炉子沿轨道移动后，可以打开一个通往地下室的秘密楼梯井。在洗衣房，地下室的入口则被一台洗衣机挡住，可以通过拉动杠杆来移动洗衣机。

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早期将领之一和以色列驻苏联大使的阿维达尔，为了不让人疑惑为什么这个新建的小型基布兹耗费这么多电，设法秘密走线将工厂的电线并入附近的电网。

最后，为了减少外来人员，基布兹成员在城镇散布谣言，说这里爆发了手足口病疫情，他们还在基布兹大门口立了块牌子，要求来访者在进入前务必将鞋子放在消毒水里消毒。

他们的计划非常成功，英国人从没起过丝毫疑心，但有过几场虚惊。1948年初，一辆载有英军士兵从加沙地带开往卢德的火车经过山下时因引爆地雷而脱轨，28名士兵遇难，几十人受伤。实施这次袭击的是比哈加纳更为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莱希（也被称为“斯特恩帮”）。

英国人很可能会怀疑这个基布兹参与了袭击行动，并到山上的建筑进行搜查，因此，地下弹药厂立即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被命令离开地下室。

如何阻止英国人搜查基布兹？情急之下，工人们决定来到事故现场提供帮助，带去食物和水，并提供医疗救助服务。英国人自然而然地认定这个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基布兹不可能参与这次爆炸袭击行动。

从1945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阿亚隆研究所运行了将近3年，生产了200多万发9毫米子弹。在产量峰值时，该工厂每天生产4万发刻有字母“E”和“A”的子弹，“E”代表“以色列国”（希伯来语音译为“Eretz Yisrael”）, “A”代表“阿亚隆”。

独立战争结束后，阿亚隆研究所并入以色列第一家军工企业军事工业公司（IMI），这家公司被认为是当今全球领先的导弹、火箭弹和装甲研发企业。

但这些成就都是很晚以后取得的。当时，这个即将成立的国家急需武器，随着战争的临近，这一需求变得日益迫切。但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内，当时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向这个身处困境的国家销售军火。

唯一一个例外是捷克斯洛伐克。

最早在以色列空军服役的飞机就是纳粹德国空军遗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4架“梅塞施密特”飞机。这几架飞机被拆解后运送到以色列，然后重新组装，每架飞机配备有一挺机枪和4枚70千克炸弹。

还有的飞机来自意大利。为了增加续航里程，确保能直飞以色列，这些飞机的座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油箱。

捷克还同意为以色列提供大量步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4门火炮。只要还能打出炮弹，以色列就照单全收。

除了这些武器交易，以色列还使出不少奇招以获取武器。一群以色列军火采购商曾到英国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声称准备拍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他们雇用了一整套剧组人员（包括制片人）和演员团队，还买了一架专门用于拍摄的飞机。

电影刚开拍不久，在拍摄空战一幕时，这架飞机在伦敦的迷雾中起飞，在摄像机的拍摄下，它越飞越远，然后掉头向南，朝以色列飞去。

这些奇招很成功，但以色列领导人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以色列必须找到更稳妥的获得武器的方法。但这件事情得先缓一缓，因为一场关乎以色列存亡的战争已经爆发。

1948年5月，不出所料，独立战争爆发了。经过密切的协调，中东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同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这个新生国家似乎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强，拥有众多坦克、重型火炮和一支成建制的空军，而以色列既没有火炮也没有坦克。

人们对以色列将在战争中有什么样的表现有着不同的判断，但对于战争结果的看法却出奇地一致：以色列必败无疑。一位以军高级指挥官在给犹太领导人的汇报中也指出，这个新生国家生存下来的概率只有50%。

他说：“我们的胜负概率各半。”

这场战争非常残酷。以色列在人员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6000多名以色列人牺牲，15000人受伤。但最终，凭借非常规的战术、惊人的献身精神和史无前例的随机应变能力，犹太国存活了下来，以色列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场战争中有许多让人感慨的案例：在加沙地带以北、地中海沿岸，有一个名为雅德莫迪凯的小型基布兹。在那里，面对埃及一支机械化师的进攻，150名犹太人，凭借75支步枪、300枚手榴弹和一个反坦克火箭弹发射器，竟然顽强抵抗了整整6天时间。

另一个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卢·莱纳特的故事。

莱纳特1921年出生于匈牙利，9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经常被殴打和嘲讽，深受反犹主义之苦。他从小就明白，要想生存下来，他必须变得强壮，因此他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莱纳特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在长达7年的服役期间，他在冲绳岛和日本本土都完成过飞行作战任务。二战结束后，他得知自己在匈牙利的亲戚在奥斯威辛遇难。到洛杉矶后，他开始思考关于以色列——确切地说，由于以色列还没有建国，当时还是巴勒斯坦——的事情。

许多年后同我们聊起那段悲惨岁月时，他说：“我的许多家人都在奥斯威辛遇害，我认为大屠杀幸存者也有权拥有生命和一些最基本的快乐，但除了在以色列的同胞，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

他加入了洛杉矶一个致力于帮助以色列的群体，其成员都是犹太飞行员。1948年4月，就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夕，他来到以色列，负责组装来自捷克的阿维亚S-199“骡子”战斗机。

5月中旬，战争已经爆发，飞机终于组装完毕。在经历了一周的作战后，以色列已身处绝境。由15000多名埃及士兵、500辆军车和坦克组成的埃及纵队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公路一路向北推进，虽然暂时被拦截在阿什杜德附近，但他们离特拉维夫只有几英里之遥。前一天晚上，为了阻止埃及军队推进，以色列士兵炸毁了一座桥梁，但埃及人再过几小时就能修复这座桥梁，如果顺利恢复通行，第二天早晨埃及军队就可以进入特拉维夫。特拉维夫一旦陷落，以色列就回天乏术了。

当得知埃及军队的推进情况后，莱纳特把他们的飞行员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现在必须向南飞行轰炸埃及军队。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飞机刚刚组装完毕，并没有执行过飞行任务，谁也不能确保飞机能正常飞行；第二，当时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这些飞机的存在，以色列并没有计划用这种方式向世界宣布以色列空军的成立。

以色列危在旦夕，此刻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这群飞行员。作为飞行编队队长，莱纳特驾驶飞机首先飞到埃及纵队上空，朝一个车队方向俯冲，然后投掷炸弹。幸运的是，炸弹击中了一辆油料车，引发一系列二次爆炸。其他飞行员紧随其后发动攻击，用机枪朝地面部队扫射。

这次突袭完全出乎埃及人预料，几小时后，他们放弃占领特拉维夫，转而向东开进，加入约旦军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战斗。特拉维夫幸免于难。那座暂时挡住埃及军队的桥梁后来被称为“哈洛姆”，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到此为止”。

莱纳特并没有时间考虑这次行动成功的深远意义，他说，至于这到底是运气使然、命中注定，还是本能反应，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接下来他们得继续战斗，赢得这场战争。

“老头”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麻烦的军事问题，那就是敌众我寡。”

1953年，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作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和以色列版的乔治·华盛顿，大卫·本-古里安知道下一场战争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作为只有几十万犹太人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如何在成百上千万阿拉伯敌人的包围下生存下去？这个基本问题让本-古里安深感不安。

为了得到答案，他休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他在斯代博克基布兹的一座简朴的小屋。斯代博克基布兹坐落在内盖夫沙漠南部的著名自然景观拉蒙天坑附近。

几天后，他带着一份文件回到了位于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这份文件名为《国家武装部队防御方针》，直到今天，这份文件中的大部分观点仍然是以色列国防战略的基础。

这份文件的主要观点非常简单，对于今天的以色列仍然适用：以色列需要强大的质量型军事优势。

以色列士兵比叙利亚少，所以必须让士兵接受更好的训练；坦克比埃及少，所以必须拥有更先进的坦克；以色列采购了沙特阿拉伯同样拥有的F-15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空军必须在飞机上加装专门设计的智能炸弹和先进的电子战系统。总之，以色列要确保自己的武器和战士拥有质量优势。不一定能有数量优势，但一定要有质量优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新成立的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具备并维持独立研发和生产的能力。

所以，本-古里安得出的结论是应当寻找愿意卖军火给以色列的国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谈何容易。当时，美国、英国和法国发表停止向中东出口武器的《三方宣言》。这三个国家认为，如果它们为以色列提供军火，苏联也会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如果不向以色列提供军火，苏联也会保持克制。

这样一来，以色列可行的选项只剩一个：另辟蹊径，通过各种计策和冒险寻找武器，有时甚至不惜与最不可能的人联手。

本-古里安将这份事关国家命运的工作交给一位年仅26岁的波兰裔基布兹成员来领导，他原名叫西蒙·佩尔斯基（Szymon Perski），移民以色列后他将自己的名字希伯来化，改为“西蒙·佩雷斯”。

独立战争期间，佩雷斯担任本-古里安的助手，给总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犹太领导人认为，佩雷斯能在外交场合优雅地出席鸡尾酒晚宴，但晚宴过后，又能在码头上撸起袖子将非法购得的武器搬运到集装箱里。佩雷斯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他的任务非常明确：为以色列国防军寻找和采购军火。

佩雷斯曾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导人吉米·霍法这样危险的人物会面，也去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这样危险的地方。有一次去波哥大时，他乘坐的飞机因为引擎着火而紧急迫降。还有一次，他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份从墨西哥购买46辆坦克的合同，甚至还拿到了坦克钥匙，结果发现这些坦克根本无法交付，早就消失在墨西哥边境附近。

在各地出差的过程中，佩雷斯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以色列的命运。因此，和许多伟大的销售人员一样，佩雷斯意识到，要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首先要让合作者明白通过合作自己能够获利，即便是同刚诞生不久就陷入孤立的犹太国合作。

在哈瓦那，佩雷斯曾尝试说服古巴情报机构高层领导，在购买军火一事上帮助刚建国就陷入困境的犹太国。他中午12点准时到达警察总局，本以为这是约好的见面时间，结果对方秘书笑着告诉他，埃弗拉莫先生白天从来不和人见面。

“先生指的是午夜。”接待人员解释道。

午夜12点，佩雷斯又来到警察总局，结果他没有被邀请到办公室，而是被这位古巴主人带到了当地一家夜总会。和当地姑娘一块喝了会儿酒后，佩雷斯和埃弗拉莫才开始谈正事。

佩雷斯后来解释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许多交易都是同这种背景复杂的人物达成的，有的人甚至来自黑帮。我们实在别无他法。”

一年后，佩雷斯得知加拿大准备出售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留下来的加农炮，这正是以色列急需的。经过调查他很快得知，加拿大愿意将这些火炮卖给以色列，但要价200万美元，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个天价。

佩雷斯决定筹集这笔资金，于是他来到蒙特利尔同塞缪尔·布朗夫曼见面。塞缪尔·布朗夫曼是著名的犹太慈善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公司之一。

布朗夫曼答应同加拿大政府交涉，将价格压低。当他把价格谈到100万美元后，他问佩雷斯到底谁来支付这笔钱。

“当然是你啊！”这位以色列人回答道。

这样犀利的回答让布朗夫曼有些惊讶，但很快，他从容地让妻子列出一个50人名单，当即邀请这些人共进晚餐。他看了一眼佩雷斯，发现他穿着一套蓝色西装和白色袜子，于是说道：“你的袜子不太适合今晚的场合。”然后让这位客人在回去的路上赶紧去百货商店买一双正装袜。

当晚，在上主菜时，佩雷斯在宾客面前就加农炮采购事宜发表了一席演讲，解释了这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发展和以色列的生存有多么重要。演讲过后，宾客们纷纷打开了他们的支票簿。

以色列诞生于危难之中，生存在困境之下，“工合”文化成为以色列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佩雷斯为了走私武器而使用的这些手段就很好理解了。为了以色列的未来，情急之下，几乎没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

在纽约期间，佩雷斯还联系了老朋友阿尔·史威默，独立战争前这位飞行工程师曾帮助以色列走私飞机，其中包括莱纳特用于轰炸埃及军队的战斗机。

两人相识于独立战争期间，在本-古里安身边工作的佩雷斯当时就非常欣赏这位美国人过人的远见、坚定的信念和对本民族的忠诚。

史威默曾在环球航空公司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美国空军，执行过200多次飞越大西洋的飞行任务。史威默本来并不在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当他参观完一所被解放的犹太人集中营并同一群大屠杀幸存者见面后，他心中突然燃起了帮助犹太人在历史故土重获独立的强烈愿望。他相信，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安全生活下去。

回到美国后，史威默联系上哈加纳驻纽约的代表，表示愿意为其效力。过了一段时间后，哈加纳向他提出了一个明确而莽撞的要求：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之所以说莽撞，是因为这并不合法。根据中立法，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公民不得向战争国家出口军火。

但这并不能阻挡史威默，作为一名老兵，他有权低价购买军方多余的飞机。他召集了一群同他在二战期间并肩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和工程师，然后一起采购飞机，所有能弄到手的可以飞起来的东西他们都不放过。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这些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们只是听说史威默准备帮助巴拿马建一条向欧洲运牛的航线。

这些飞机被运到洛杉矶附近的机库进行检修，然后被拆卸并装入条板箱，被海运或空运到意大利。在那里，哈加纳利用一个废弃飞机场组装飞机，组装好后直接飞往以色列。

以色列独立战争后，尽管面临刑事指控，史威默还是回到了美国，和手下工作人员租下了让内特·麦克唐纳的别墅，这位好莱坞明星在20世纪30年代演过许多经典音乐剧。

史威默接受了审判，最后被判有罪，但未受牢狱之灾，而是被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剥夺选举权和老兵权益，并且不得在联邦政府任职。他从未寻求赦免，但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卸任前宣布了对他的刑罚赦免。

法院对他的定罪并没有放缓他的脚步，很快，在佩雷斯的鼓励下，他重新开始从事走私活动。为了掩盖这些活动，他成立了国际航空公司，办公室就设在洛杉矶北部的伯班克，位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的一个角落里。

佩雷斯和史威默最早的合作项目是向以色列走私“野马”式战斗机。美国空军已经淘汰了这种可执行轰炸任务的单座战斗机，但拒绝卖给以色列，而是卖给得克萨斯州垃圾场。然而，政府不知道的是，这家垃圾场的老板立马将这些飞机以原价转手给了史威默。

当这些飞机一运到伯班克，史威默和他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重新组装的工作，以确保飞机能够正常飞行，然后再次拆解，装入板条箱，打上“制冷设备”的字样后发往以色列。

1951年，这个团队秘密将多架“蚊”式轻型轰炸机从美国发往以色列。有的被拆解后用集装箱运到以色列，有的直接飞到特拉维夫，虽然中途需要加几次油。然则，在一次走私行动中，有一架飞机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失踪。

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雷·库尔兹，他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美国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空军服役。战争结束后，库尔兹在布鲁克林福斯特大街250号的消防公司担任一名消防员。1947年，他辞去了这份工作，加入了史威默的非法走私飞机的团队。

库尔兹曾执行过当时以色列航程最远的轰炸任务，在那次令人难忘的行动中，他驾驶着一架B-17轰炸机从捷克某空军基地出发，径直飞往开罗，计划轰炸埃及总统的一处住宅，结果没有击中目标，炸弹落在了总统府附近。即便如此，这次轰炸行动对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而言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以色列人成功深入埃及的要害部位。

可惜这位以色列的英雄在为这个国家走私更多飞机的行动中失踪了。佩雷斯和史威默决定立即开展搜寻工作，并在靠近北极的小镇古斯贝设立了行动指挥部。

之所以在这里展开搜索，是因为当地爱斯基摩人声称看到一架“蚊”式轰炸机坠入雪地。救援队伍在当地的冰川和山脉上空飞行了整整7天，但什么也没找到。

尽管行动失败，但正是在古斯贝，一个即将对以色列产生巨大影响的想法产生了。在北极附近漫长的夜晚，佩雷斯和史威默促膝长谈，畅想以色列不再依靠秘密渠道获得飞机的那一天。一天，佩雷斯像先知一样突然对大伙说，以色列将来一定会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公司，并生产自己的飞机。

佩雷斯一直记得大多数救援团队成员听到这句话后那满脸无奈的表情。他们认为他在做白日梦。一个得靠取道北极走私飞机的小国，怎么可能制造飞机？但是史威默不但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还告诉佩雷斯这非常可行。佩雷斯后来说：“在古斯贝，以色列飞机制造业宣告诞生。”

回到纽约后，佩雷斯得知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本-古里安刚刚抵达加利福尼亚，于是他和史威默一块儿登上飞机去向“老头”汇报这次失败的救援行动。

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伯班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附近，他们还带本-古里安参观了史威默的修理厂。本-古里安满脸惊讶地走在厂房里，他简直不敢相信史威默仅凭这些设备就能修好飞机。随后，总理问道：“你为什么不来以色列？我们需要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我们要自力更生。”

对本-古里安而言，独立的航空工业正符合他几年前提出的质量型军事优势原则。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能够确保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地区拥有制空权。

说服史威默并没有那么容易，他明白这当中的风险。但最终，他答应了本-古里安的要求，但提出了条件：这家公司禁止任人唯亲，必须按照美国公司的方式运作。

本-古里安答应了这些条件，说道：“以色列需要你，快来吧！”

不到一周时间，史威默起草了一份30页的工作计划，列出了起步阶段所需的每一种设备，包括液压起重机和各种型号的螺栓与螺钉。

接下来的环节最为麻烦：他们需要说服政府资助这个项目。为此，佩雷斯和史威默专程飞到以色列，同政府和军方高层领导频繁会晤，宣传他们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想法。

不出所料，一开始他们就遇到很大的阻力。空军司令表示以色列不需要飞机制造公司，财政部不愿提供预算，交通部部长甚至拒绝考虑这个问题，他还说，以色列连自己的汽车都造不出来，怎么能考虑造飞机？

佩雷斯没有放弃。他成功募集到一些资金，加上部分国防预算的补充，足以启动这一项目。几个月后，新机库的建设工程在卢德郊区启动，这里靠近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与此同时，史威默飞回美国采购所需设备。

1955年，这家公司正式开始运营，从世界各地购买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达科塔”运输机、“蚊”式轰炸机、“斯梯曼”教练机等各种机型的飞机，都被运送到这里进行维修和保养。

一年内，这家公司已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员工数量达到1万名，成为以色列雇员最多的单位。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并没有满足于飞机维修和保养业务。1960年，该公司在法国图纸的基础上自主生产出战斗机，这一里程碑事件让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有信心接受更复杂的挑战。这家以色列公司逐渐发展为航空业的国际巨头。

1951年底，佩雷斯回到了以色列。本-古里安对他这位弟子在纽约取得的成绩很满意，任命他为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这是以色列国防体系中最高的非政党文职职位。此时，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刚刚起步，以色列还没有独立生产武器的能力，它需要一个国家能为它稳定地提供军火。

佩雷斯当时对他的助理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下竿，说不定就有鱼上钩了。”

当时，《三方宣言》仍然有效，留给以色列的选择少之又少。然而，在1955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决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现代高科技武器（在独立战争时，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为以色列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一场潜在的冲突正在酝酿之中，西方国家明白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埃及和苏联的这笔军火交易包括先进的“米格”战斗机、远程轰炸机以及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这让以色列政府感到非常紧张。以色列迫切需要得到帮助。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摩西·夏里特提出应当向美国求援。美国是联合国成员国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美国有约500万犹太人，同犹太国的文化联系紧密。

夏里特相信只要以色列在政策上表现得更加克制，就能够说服美国为其提供武器，并且在质量和数量上同苏联提供给埃及的武器相当。

但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前就制定了美国不做中东主要武器供应国的政策，此时，美国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一政策。美国人愿意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武器。

接下来的选择是英国。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平哈斯·拉冯认为，英国可以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佩雷斯专程来到伦敦，但遭到冷遇。英国对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的行动很不满，甚至拒绝向以色列交付当年早些时候订购的坦克。英国还同意卖给埃及两艘驱逐舰，以色列这时已不太可能改变英国的立场。

这样一来，有可能的选项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国。除英国外，法国是唯一一个自主生产包括战斗机、坦克和火炮在内本国大多数武器的欧洲国家。

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同法国建立正式的防务关系。以色列曾通过一位住在巴黎的波兰伯爵在法国采购过一些武器，但两国在防务领域没有任何官方联系。佩雷斯只能直接飞到巴黎，安排了一次同法国副总理的见面。几周后，他成功谈下155毫米火炮的订单。

佩雷斯到巴黎时，这个共和国正处在政府频繁更迭的混乱期，以色列政府担心政局的不稳不利于两国建立明确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佩雷斯看到的却是机会。他意识到，政局的不稳和混乱有助于他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党派间，建立关键的私人联系。这样一来，不管最后哪个党执政，他都可以找到正确的人来促使两国达成协议。

佩雷斯还准备利用他所察觉到的法国国防界对以色列的理解和同情。20世纪50年代，为了维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法国一直在同这个北非国家争取独立的势力作战。而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则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在佩雷斯看来，这是典型的“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的场景。

当佩雷斯在巴黎开展游说时，以色列国内民众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1956年初，苏联军火开始陆续抵达埃及。以色列宣布国家进入特殊状态，呼吁民众牺牲个人时间加入全国防御工事的修建当中。为了让国家有钱购买军火，许多人将自己的珠宝和手表捐给国防部。大家都认为，一旦埃及拥有足够的武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就会发动进攻。

佩雷斯频繁地往返于巴黎和耶路撒冷之间，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最终他成功让以色列同法国建立起必要的联系，来自法国的武器开始不断运往以色列。

以色列同法国的关系迅速发展，很快两国的合作不再局限于军售。1956年7月，纳赛尔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佩雷斯再次看到了机会，决定利用这次危机将法以联盟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说服巴黎向以色列出售核反应堆。

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不到一天时间，佩雷斯就和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见面了，后者想知道，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越过西奈半岛并获得对运河的控制权。当布尔热-莫努里问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英法开展一次三方军事行动时，佩雷斯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一定条件下，我认为我们愿意做好一切行动准备。”

这个“条件”正是以色列一直梦寐以求的核反应堆交易，一旦这个核反应堆顺利在沙漠小镇迪莫纳建成，以色列就能对整个中东拥有史无前例的威慑力。法国答应了这个条件。几周后，为了最终敲定入侵埃及计划，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在色佛尔会面，就在秘密条约签订前，佩雷斯还私下会见了法国总理和国防部部长。

佩雷斯回忆道：“正是在那次私下会面中，我和这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定，法国将帮助以色列在南部的迪莫纳建立一座核反应堆，并提供这座核反应堆运行所需的天然铀。”

当月月底，以色列国防军入侵埃及，史威默和佩雷斯几年前走私到以色列的“野马”式战斗机首先在战场上亮相，以色列人在机身上安装了特殊缆线，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切断埃及的通信联系。这一举措导致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出现混乱。几天后，法军和英军加入以军的行动，虽然战争没有向三国之前预期的方向发展，但以色列如愿进一步巩固了同法国的关系。

1958年，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军售仍在继续，两国开始讨论将先进战斗机纳入军售范畴，中东似乎又将回到权力平衡的态势。

以色列一直希望深化以法两国的合作，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问法方能否让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加入法国的试飞员课程。法国同意了这一请求，并铺上红地毯迎接以色列飞行员的到来。

以色列派出的飞行员是丹尼·沙皮拉，一位以色列土生土长的后起之秀。小时候，当看到德国齐柏林客运飞艇从海法上空飞过时，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航空飞行。

15岁时，只要有关于战斗机飞行员或飞机的电影，哪怕里面只有几个短短的镜头，他都会溜到电影院去看。他玩悬挂式滑翔机，还跑到附近基布兹的青年俱乐部阅读所有关于航空知识的书。1944年，19岁的沙皮拉拿到了飞行员执照。

1948年5月，当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正在全力备战时，包括沙皮拉在内的一批犹太飞行员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飞行作战训练。5月13日，就在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的前一天，他们一行乘坐最后一趟民航班机离开巴勒斯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以色列空军第一期飞行员课程。

1959年，鉴于在独立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勇表现，沙皮拉成为以色列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由于以色列空军急需自己的试飞员，所以以色列空军司令埃泽尔·魏茨曼少将派沙皮拉到法国参加试飞员高级课程，沙皮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课程考核。随后，魏茨曼命令沙皮拉暂时留在法国，评估一款名为“幻影”的新型战斗机。

这款由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研发的战斗机当时还属于最高机密，但法国已经生产出两架原型机，并有意同以色列空军签订军火大单。采用三角翼设计的“幻影”战斗机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由于其特殊的火箭助推系统，“幻影”战斗机成为欧洲设计的第一款飞行速度能达到2马赫的飞机。

魏茨曼对法国人说，虽然他对这款飞机很感兴趣，但需要派自己的试飞员对飞机进行检查和试飞。而法国人坚称只有法国飞行员才能驾驶“幻影”战斗机。

魏茨曼用典型的以色列“虎刺怕”方式告诉达索公司首席执行官本诺-克劳德·瓦利尔雷斯：“我把丹尼·沙皮拉送到你们的试飞员学校学习，你们给他颁发的证书上写着他可以试飞各种机型，所以没有理由不让他试飞！如果不让丹尼·沙皮拉试飞，这桩生意就不要再谈了。”

法国人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第一次试飞非常顺利，飞机的性能给沙皮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1959年6月26日，他将在魏茨曼面前试飞“幻影”战斗机。

试飞当天，沙皮拉很早就来到基地穿戴装备。“幻影”战斗机飞行员需穿戴特殊加压服和氧气罩。由于过度紧张，沙皮拉穿过跑道准备登机时才发现自己忘了换作战靴。马上就要起飞，换靴已经来不及了。刚开始飞行非常顺利，沙皮拉轻松爬升到4万英尺的高度。接着他打开火箭助推开关，飞机突然加速，强大的推背感让沙皮拉都感到有些吃惊。

“1.1马赫，1.3马赫，1.9马赫，2马赫。”沙皮拉向指挥室汇报飞机的飞行速度，而此时，站在指挥室的魏茨曼已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他对身边的达索公司行政人员大声说道：“两千年来第一次达到2马赫！”他话中的两千年指的是犹太人重新建国所花的时间。

当魏茨曼欢呼雀跃时，沙皮拉正经历着生死考验，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飞机在不断爬升，沙皮拉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对自己说道：“丹尼，你在飞离地球。”

突然，驾驶舱一个红灯亮了起来，提示沙皮拉飞机已超过最高时速。飞机达到6.4万英尺的高度时，沙皮拉才关掉火箭助推器，但由于速度下降过快，飞机开始剧烈抖动，沙皮拉以为机身要解体了。最终，他成功控制住飞机，适应了超音速状态下驾驶飞机的方法，安全降落在达索机场。

虽然吓出一身冷汗，但沙皮拉对飞机的性能非常满意，魏茨曼也一样。沙皮拉的下一个任务是让达索公司对这款飞机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满足以色列的需求。“幻影”战斗机被设计为高空截击机，而不是用来携带炸弹执行地面攻击任务。

但以色列需要多功能的飞机，在同一任务中既要同敌机进行近距离空战，又要轰炸地面目标。法国人同意了沙皮拉的要求，答应对这款本用于拦截苏联轰炸机的飞机进行改装，使其能够携带空对地炸弹。

“我们还需要在机身上安装航炮。”沙皮拉对法国工程师说。

这个要求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沙皮拉得到的回答是：“那是老掉牙的东西，完全没必要，只有老式飞机才需要航炮。”

但后来成为以色列传奇人物（就像查克·耶格尔之于美国的意义一样）的沙皮拉拒绝妥协，他知道，当以色列飞机同埃及和叙利亚飞机进入近距离战斗时，根本没有足够的距离使用空对空导弹，因此，以色列空军飞行员需要能够近距离开火的武器，航炮是最佳选择。

在沙皮拉的坚持下，法国人最终让步，在飞机上装备了两门30毫米航炮。丹尼·沙皮拉完美展现了以色列典型的“虎刺怕”精神，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通过一己之力成功说服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国防企业之一重新设计其战斗机，给出的理由也仅仅是他的个人见解。

第一批“幻影”战斗机于1962年到达以色列，在几年后的六日战争中，这些战斗机正是用航炮击落了51架敌机。

1967年六日战争过后，以色列和法国的亲密关系结束。为了恢复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法国战争英雄和总统夏尔·戴高乐以六日战争为借口停止了与以色列的合作。他对中东实行严格的军火禁运，特别是对以色列。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位期间，美国最终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的现代武器主要供应国。

虽然美以关系之后不断发展，但法国还是让以色列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为了生存下去，犹太国不能仅仅依靠外部援助，而是应该设法发展自己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这才是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