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把望远镜给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中将吩咐他身旁的军官。他将眼睛对准目镜，对焦到几英里外的画面，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甘茨正在卡比尔山上做着他最爱做的事：进行区域评估，观察这个他要保护的国家的每一寸土地。

向北望去，他清楚地看到叙以边境上黑门山白雪皑皑的山峰。向东转90度，他看到约旦，把望远镜角度调低一些，还可以看到居住有13万巴勒斯坦人的小城纳布卢斯。

从望远镜中看到的这些画面在提醒他：以色列太小了！甘茨站在那感慨道：这里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可言，敌人近在咫尺。

“那是什么？”甘茨向地区旅旅长尼姆罗德·阿洛尼问道。和总参谋长一样，阿洛尼的军旅生涯也是从伞兵部队开始的。甘茨用手指着那个方向说道：“那里！那个满是窗户的白色大型建筑是……? ”

阿洛尼把挂在胸前的枪挪到一边后，也拿起望远镜对焦，然后说道：“哦，那是一个商场。”

纳布卢斯不是普通的巴勒斯坦城市。在始于2000年的那场被称为第二次因提法达的骚乱中，纳布卢斯成为以色列通缉犯的大本营。当时甘茨所指挥的师专门负责约旦河西岸的安全，来自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的激进分子在纳布卢斯老城（也称为卡斯巴城）的石头迷宫中建立了许多炸弹实验室和指挥所。卡斯巴城最早由罗马人修建，后来经马穆鲁克人和土耳其人扩建，拥有复杂的地道网络和隐蔽的藏身处，为逃亡的激进分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以色列国防军经常被派到这座城市实施突击行动，搜捕激进分子。但近年来，纳布卢斯发展迅速，激进主义处于历史低点，国防军也明显减少了在这座城市的活动。

第二次因提法达之后的几届以色列政府，都试图同巴勒斯坦人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200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向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但遭拒绝。2009年，为了重启和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同意冻结定居点建设，这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举动。最终，虽然双边对话得以重启，但还是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2012年甘茨此次视察边境时，位于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证券交易所的指数创下新高，而当时阿拉伯世界的证券市场普遍处于熊市。因新一轮和平谈判即将开始，人们对此抱有很大希望。

当然，甘茨这时视察约旦河西岸还有另一个目的。

几年前，发生在突尼斯的街头抗议活动像野火般迅速蔓延，“阿拉伯之春”由此诞生。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被捕并被处决；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及的统治被推翻；巴沙尔·阿萨德开始同反政府武装作战，叙利亚这场血腥和充满争议的内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伊斯兰国”和全球“圣战”组织的崛起；在黎巴嫩，真主党不断囤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支威胁以色列的力量不再只是游击队，而逐渐成为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

以色列国防界很担心这种不稳定局势会继续蔓延，甘茨想要确保约旦河西岸的稳定，如果不能，以色列国防军必须时刻做好作战准备。

甘茨一开始并非总参谋长的人选，但由于第一人选被认为资历不够，他很意外地获得了这个职位。

所以，已经退休的甘茨被召回，穿上熟悉的军装，接受了这一要职。

他曾和人们说：“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我的战士们待在前线。”

听取了几个军情简报后，视察结束。甘茨登上他那辆装甲吉普车的后座，准备前往附近的直升机停机坪。他的随从参谋开始有些紧张，和往常一样，甘茨在时间上已落后于行程安排。吉普车离开基地，开上一条颠簸小路，绕过小山，从车上可以看到山上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定居点房屋的外墙都被刷成白色，屋顶都是红色的。

“停车！”甘茨突然对司机说道。

“怎么了？”司机望着眼前径直穿过约旦河西岸中心地带的荒无人烟的道路。

总参谋长语气更加坚定地重复道：“停车。靠边停在那吧。”

司机迅速一脚刹车，将车停了下来。

总参谋长对随从参谋说：“给我接通尼姆罗德。”尼姆罗德就是刚才陪同他视察的地区旅旅长。接通后，甘茨拿起电话说道：“尼姆罗德，我的吉普车被路边炸弹击中，我受伤了，我的一名战士被劫持。”阿洛尼还没来得及回答，甘茨就挂掉了电话。

甘茨走下吉普车，看了看他那块银色的百年灵手表，然后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他捡起一根树枝，抖落上面的尘土，一边用手折树枝一边说道：“现在我们开始等他们。”

几分钟后，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出现在道路上，开始搜寻“被劫持”的战友；几辆军用悍马吉普车开到附近的高地，车上装有显示附近所有军力部署情况的等离子显示屏；天上还传来无人侦察机的引擎声。

时间在流逝，甘茨一边看着这些战士，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表。10分钟后，阿洛尼出现在他跟前，但甘茨并没太多话要同他说。

“好吧，辛苦了，再见！”说完，他登上吉普车，只留下一团扬起的尘土。

这只是甘茨一个普通工作日，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中东局势极为混乱，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必须确保部队能够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甘茨说：“鉴于地区的不稳定程度，下一次战争来临时，我们很可能没有太多预警时间。但我们会获得胜利，因为我们的战士已做好准备，他们还拥有最好的科技支持。”

以色列有不少军事科技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从那天下午甘茨组织的突击演习中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到几分以色列军事科技的风采。

首先赶到现场的悍马吉普车内配备的等离子显示屏是国防军所使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系统被称为“查亚德”（Tzayad），希伯来语中是“猎手”的意思。该系统工作原理同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类似，但不同于导航系统，它能够精确显示所在地区所有军力的确切位置，并能够区分友军和敌军。如果一名战士发现一个敌人的位置，他只需在电子地图上标注该敌人的位置，这一信息就可以马上出现在该系统所有用户的屏幕上。

这一科技正在改变作战方式，带来明显的战场效果，它大大缩短了从发现敌人到开火之间所需的时间（也称为“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查亚德”系统的准确性及其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成功运用已被广泛认可。2010年，澳大利亚为采购该系统支付了3亿美元；2014年，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投入1亿美元购买该系统。

在营救“被劫持”士兵的演习中，匆忙跑到现场保护总参谋长的战士所持的是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IWI）研发的“塔沃尔”（Tavor）突击步枪。由于重量轻、精度高、尺寸小，“塔沃尔”突击步枪已取代美式M-16突击步枪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首选武器。自从该步枪在以色列服役以来，从哥伦比亚到阿塞拜疆，从马其顿到巴西，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甘茨那辆在假想中被炸弹袭击的吉普车装备有普拉桑·撒萨公司设计和生产的防护装甲，这家以色列公司位于动荡的黎以边境附近一个小型基布兹内。

20世纪80年代，这家公司成立于该基布兹的白色粉刷外墙房屋和猕猴桃果园中，凭借极具创新性的装甲迅速引起以色列国防军的注意。通过使用高密度复合材料，这些装甲能够在不显著增加车辆重量的情况下为车辆提供防护，减少火箭助推榴弹（RPG）和简易爆炸装置（IED）带来的伤害。

美国先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在战场上，简易爆炸装置很快成为造成美军伤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撒萨公司的订单量猛增，公司利润也很快从2003年的2300万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亿美元。

在纳布卢斯上空，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在密切监视这座巴勒斯坦城市和附近以色列军队的部署情况。2011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启动了“天空骑士”计划。随着该计划的推进，每个野战营都配备了轻型“云雀”（Skylark）无人机。研制这款无人机的是以色列主要国防承包商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bit Systems）。“云雀”无人机的发射方式就像橄榄球四分卫发球一样简便，它所提供的近距离情报对于步兵作战行动至关重要。该无人机的列装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在无人机和无人系统研发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从卫星到导弹防御系统，从无人机到网络战，以色列在现代战场的各项军事技术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作为一个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小国，以色列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强国，并研发出改变全球战争方式的科技？这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

由于以色列的成功，许多航空航天业巨头、武器制造商甚至国家政府纷纷来到这个犹太国家取经，学习创新、驱动力和科技的独特结合方式。

美国、法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大型企业，经常同规模远小于它们的以色列国防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60年前，以色列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橘子和假牙，而今天，已变成电子产品、软件和先进医疗设备。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

根据英国简氏信息集团的军事贸易出版物的统计，以色列是世界六大武器出口国之一，仅武器一项就占到该国出口总额的10%。2007年以来，以色列军火的年均出口额约65亿美元。2012年，以色列1000家军工企业共出口了价值75亿美元的军火，创造了新的纪录。

尽管国家很小，但以色列的科研投入比例列全球之首，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5%。在许多排名中，以色列都持续被列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庞大的科研投入中有大约30%用于军事类产品，相比之下，德国该比例只有2%，即便美国也只有17%。

对于以色列，著名报刊专栏作家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曾这样写道：“它的武器更加先进，通常比对手的武器要领先一代。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对现代战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色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我们将通过介绍以色列具体的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历程来作答。每一种武器都是因时因势而出现的，武器的发明者拥有不同的灵感和动机，并借鉴了这个国家诸多的民族特性，而这一切又共同创造了以色列独特的创新文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特性能独立存在，以色列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离不开这些民族特性的共同作用。

以色列文化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几十年来，以色列人试图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但直到今天，他们都没能重复1979年同埃及以及1994年同约旦取得的成功。以色列人不分男女都要服兵役，但这并没有让以色列社会变得纪律严明，相反，军队被认为是这个国家随意性和非正式性特点的主要来源。

以色列只有800多万人口，自然资源匮乏，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却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建国以来虽然军事冲突不断，但每年却能吸引300万名海外游客。

以色列经济和军事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威胁和建国以来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的战争。

甘茨将军的母亲在大屠杀期间曾是伯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二战结束后才来到以色列，是成千上万逃离欧洲、寻找新家园的犹太难民之一。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又有几十万来自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塞法迪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来到以色列。

追求生存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开始，全国的食品只能限量供给，没有公共交通，医疗服务严重滞后，人们一度怀疑这个国家能否支撑下去。

1948年独立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刚刚坐船到达码头，迎接者就发给他们枪支，并把他们派往前线。他们中许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学一句希伯来语就已战死沙场。据那些和他们并肩作战并活下来的人说，在战场上，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人视死如归。

由于条件异常艰难，为了生存下来，面临困境的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具备一些关键的能力，比如即兴发挥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鲁文·盖尔解释说：“以色列国防军刚成立时，献身精神、昂扬斗志、情报保障和应变能力弥补了部队在人员、武器与训练上的不足。这些特点最终成了以色列战士的标志。”

除了新移民这一人力资本，以色列几乎没有其他资源可言，以色列人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建国之初，以色列内部困难重重，外部不断传来要灭亡以色列的声音（直到今天，伊朗等地还在发出这样的声音），以色列人必须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创新思维，以色列根本无法存活。

创新和生存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正如以色列卫星计划提出者哈伊姆·埃塞德对我们所说的：“断头台阴影下的头脑更敏捷。”

但这只能算原因之一。世界上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还有很多，韩国也在类似的国家安全威胁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韩国在先进武器研发上远落后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等级结构的弱化。

这看上去不太像是一个优势，但正是社会等级结构的解体刺激了创新行为的产生。

等级缺失现象在以色列比比皆是，不管是在军队中，还是在大街上，甚至在政府办公室里，低层员工都可以直呼部长的昵称。

以色列简直是一个昵称之国：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被公开称为“毕比”，国防军前参谋长摩西·亚阿龙被人们称为“博吉”，总统鲁文·里夫林常被叫作“鲁维”，反对党领袖艾萨克·赫尔佐格则被叫作“布吉”。

在日常生活中，以色列人惯于省去社交中的繁文缛节。在这样一个小国，每个人和领导人或公众人物间的距离都不会太远，不管是进大学还是预约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他们都很善于使用“普罗泰克西亚”（这个词来自波兰语，“关系”的意思，相当于走后门）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前面提到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以色列国防军被认为是以色列非正式性特点的主要来源。在军队中，以色列人对等级制度特别反感，表现出强烈的“虎刺怕”精神。这个词来自意第绪语，大概可以翻译成“大胆”“厚颜无耻”或“魄力”。

按规定，新兵应当称指挥官为“长官”，但几个月后指挥官就会开始一项“拉近官兵距离”的活动，士兵可以直呼其名，甚至可以不用敬礼。

可以想象一下，在以色列军队这个本应该固化组织结构和强调士兵纪律的单位，居然存在一个专门用来打破等级制度的仪式性活动。

著名军事历史学家马丁·范·克里费德对我们说：“非正式和无等级是以色列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最大的优势。以色列比较小，人们互相都认识，加上几乎人人都在国防军服役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很容易被打破。”

缺少等级秩序的非正式文化表面看来会影响一个国家或组织进行长远战略思考的能力，但在以色列恰恰相反。沟通障碍的打破有利于创造一种鼓励思想自由交流的环境，当不同级别的军官在一起平等自由地对话时，他们往往能碰撞出新的思路。

比如，以色列空军（IAF）司令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你可能会以为他会带一位和他一样的资深飞行员，但实际上，他一般会让一名有时年龄只有他一半大的年轻飞行员坐在后排。

以色列前空军司令伊多·内胡什坦少将就曾同一名25岁的中尉一起飞过F-16战斗机。任务结束后，少将对我们说：“在机舱内没有上下级之分。”

这样一来，年轻人能从前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反之亦然。飞行任务结束后，初级飞行员甚至可以批评高级飞行员的表现，不用担心被降职、失去晋升机会或受到惩罚。实际上，他们被鼓励这样做。

内胡什坦解释道：“这种开放、专业和公平的文化正是我们通过不断努力创造出来的。”

外国军官访问以色列时，这种文化经常会让他们感到震惊。

1992年，曾担任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的美国空军中将罗恩·卡迪什第一次访问以色列时，就深切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冲击。

当时，美国F-16战斗机坠机事件频发，作为美国空军F-16项目负责人，卡迪什来到这个除美国之外拥有最大规模F-16战斗机机群的国家进行咨询。

到达空军基地后，负责接待他的以色列人带他参观了各飞行中队，还向他展示了一些机身涂有击落敌机标记的飞机。这些中间有蓝点的红圈记录着这些飞机在十年前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击落敌机的数量，其中一架以色列F-16战斗机曾击落过7架叙利亚飞机。

参观结束后，卡迪什被带到基地指挥官办公室讨论飞机的技术问题，桌上摆着以色列的特色茶点：加热过的脆皮芝士，土豆三角面包，再配上又浓又苦的土耳其咖啡。美以双方人员一起对飞机进行机械和技术上的评估。

这时，一名参加讨论的以色列人员和基地指挥官就飞机存在的问题争吵起来。卡迪什询问他的身份，原来这位和准将争吵的是一名士官机械师。虽然级别很低，但他的观点很有道理，所以大家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

卡迪什回忆说：“我坐在那儿感到惊讶极了。美国的军队等级更加分明，人们不会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以色列军队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以色列空军就更不用说了。”

卡迪什看到的就是典型的以色列“虎刺怕”现象。在美国军队从没听说过有人敢说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话，更别说在外国军官到访时和自己的指挥官争吵了。但在以色列，没人会这样想。这位机械师所做的就是他多年来被训练和被鼓励去做的事情：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色列预备役部队比现役部队更强调这种精神。作为一名军官，要想晋升，你不但要在上级那留下好印象，还得让下属佩服你。

退役准将舒基·本-阿纳特曾担任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司令，他对我们说：“如果一位预备役人员没有得到他要的答复，他会直接去找更高一级的指挥官。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破坏制度，而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才不会在乎等级制度。”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后，亚历山德罗尼旅（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最精锐的步兵旅之一）旅长什洛米·科恩上校在召集士兵开战况分析会时，也亲身经历了类似事件。

战争爆发后，亚历山德罗尼旅的预备役人员被大批召回部队，当时有两名以色列士兵被绑架，火箭弹不断落在以色列境内，没错，这又是一场关乎国家生存的战争。

然而，实现停火后，当预备役人员回到以色列境内，他们难以控制内心的苦恼和愤怒。被派到黎巴嫩时，他们拿到的都是些过时或有故障的装备，他们不得不自己筹钱购买防弹衣和手电筒。在战场上，科恩的指挥也让他们感到很不满，他下达的命令经常变更，明显缺乏决断力。有好几天时间，他们受命待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中，似乎在等着真主党进攻。由于补给物资从没送到他们手里，他们不得不冲到黎巴嫩杂货店找食物，有的人出于内疚会在柜台上留下一些钱。

战争结束两天后，科恩召集部队开会，试图解决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议地点就在北部古城采法特附近的松树林里，这座城市在战争期间曾频繁遭到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在会议上，科恩提醒预备役战士不要总是抱怨，否则后果自负，他还批评他们士气过于低落。

这时，预备役战士们忍无可忍，有的对他吼起来，还有的开始向他发出嘘声，直至科恩起身离开现场。他的言论让预备役战士非常愤怒，其中几人还决定到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抗议。

战士们的不满传到了指挥系统高层，最后，这位本来前程似锦的军官被派到一个东欧国家当以色列武官，在那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西方军队中，对高级军官发出嘘声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在以色列则不无可能。预备役人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过分，既然一名军官犯了错误，他们就应该表达不满，至于这名军官是他们的上级，且他们自己身上还穿着军装，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本-阿纳特能理解这些预备役人员的挫折感和失望。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他有过同样的感受，当时国家调查委员会发现这场战争中存在大量系统性失误和错误。那时他还是一名战士，在战争中，他所在连队的坦克数量一度只有敌方的五十分之一。这场战争和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他看到发展预备役部队的重要性，也让他明白以色列经不起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虽然服役年限已满，但他决定继续服役。大多数预备役军人每年要被召回14—21天，但本-阿纳特的年服役天数达到120天，他在预备役部队的级别因此也越来越高，虽然他的正式工作岗位是在以色列的一个情报机构。2008年，他在服役了35年后晋升为准将，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司令。

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常规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非常倚重预备役人员，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国防军建军时确立的人民军队原则和义务兵役制度。本-阿纳特指出，虽然成立预备役部队的最初目的是确保紧急情况下拥有足够的兵力，但预备役人员的存在还对军队产生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积极影响。

他解释道：“预备役人员每年只在特定时间来到部队，所以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这让整个体系变得更为高效。”

军队以预备役部队为基础意味着士兵退伍后，哪怕已经上大学或进入职场，每年还要回到军队服役一段时间。预备役飞行员每周会抽出一天时间进行飞行训练，作战部队战士每年被部队召回2—3周，其中一半时间用于训练，另一半用于执行常规巡逻或边境行动。

同样，军工企业的工程师并不只在会议室和战士们讨论武器设计方案，每年被召回部队时他们也会穿上军装，成为战士。

当年的战场经验和后来在预备役部队的训练作战经验能够帮助以色列工程师更好地理解国防军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什么，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也就是说，军队就新武器系统提出的每一项“作战需求”都会简洁而明确，且照顾到每个细节。因为这些工程师亲身经历过战争，很清楚部队的需求。

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坦克生产防护装甲的普拉桑·撒萨公司的一名员工说：“我们知道坐在军车中的感受，甚至知道车辆被爆炸装置击中或被火力扫射时车内人员的感受。”这些经历已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中。

海法大学商学教授丹·佩莱德说：“以色列工程师既熟悉以色列的国防需求又熟悉科技，这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

比如，美国会在国防承包商研发团队安排军代表，但他们常被视为外人。在以色列，这些“外人”就是自己人。他们的军旅生涯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们的双重身份是重要的国家资产。

范·克里费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手下95%的人都没服过兵役，也没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出创新性武器？”

1992年访问以色列时，另一个让卡迪什中将大开眼界的是该空军基地飞行员和战士的年轻化程度。在同等岗位上，他们很多人的年龄甚至只有美国和欧洲国家军官的一半。

美军的平均年龄是29岁，而以色列国防军的平均年龄是20岁出头。

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人，以色列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拥有更高的权限，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此外，他们的上级军官也更少，以色列高级军官和作战人员比例为1∶9，美国则达到1∶5。很多时候，以色列的年轻士兵不得不独自做出一些重要决定。

在以色列，刚参军几年的年轻情报分析员经常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和总理汇报工作。23岁的年轻人就可以成为连长，负责约旦河西岸边界某一段的安全，一旦这一区域有恐怖分子渗透，或出现大规模袭击活动，他们就将被问责。

让年轻人承担责任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但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也一样管用。由于以色列长期处于冲突状态，战士们在年轻时就要经历很多险情，有时不止一次要做生死攸关的决定。

以色列前空军司令和国防部前任总司长大卫·伊夫里告诉我们：“哈佛大学毕业生可能得到了一流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但他们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在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们得到的是关于人生的博士学位。”

以色列在战士身上的投入很大，他们被视为无价之宝，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宠儿。以色列社会的确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战士的。2011年，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囚犯用于交换一名在加沙地带被哈马斯绑架的士兵。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交换行动已有多次。

在中东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名士兵不仅对他的家人而言很重要，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一名士兵被绑架，每个家庭都会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明白，他们深爱的亲人也可能是那个被绑架的人。

义务兵役制还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军队发挥着熔炉的作用。这一点和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在大约10年前的美国，44%的士兵来自乡村地区，41%来自相对落后的南部，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来自家庭收入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县。

在以色列几乎人人都得服兵役，男性服役约3年，女性服役约2年。来自特拉维夫的富家子弟被召到作战部队时，会发现和自己一起训练的不但有来自南部欠发达城市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来自北部的俄罗斯移民，还有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宗教人士。国防军不允许社会壁垒的存在。在这里，从没接触过高科技设备的穷孩子可以拥有操作这些设备的机会，在一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突然被训练为网络操作人员。一旦穿上军装，社会经济和种族的标签都不复存在。

熔炉作用也是促进创新的动因之一。只有当人们在一起畅所欲言时才能产生创造力，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彼此了解，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文化。在以色列，军队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绝佳场所。

以色列国防军鼓励军官接受跨学科教育。这一理念源于以色列可支配资源的匮乏，这不仅体现为原材料的匮乏，也体现为人才的匮乏。以色列人常开玩笑说，在国外航空公司，每一种螺栓或保险丝都有专家，但在以色列，工程师必须掌握多个领域的技能，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级军官或军工企业高管都拥有多个领域的学位。一位获得电子学学士学位的军官可能会在硕士阶段学习物理学或公共政策。

“铁穹”防御系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武器系统，其幕后策划者丹尼·戈尔德就是追求跨学科教育的榜样。在空军服役期间，他利用休假时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企业管理学，一个是电气工程学。在本书相应章节中，我们会详细介绍为何他需要这两个学位来启动“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工作。

国防军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很大，特别注重跨学科教育，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特比昂”（Talpiot）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服役的都是以色列最优秀、最聪明的战士。

“特比昂”一词来自《旧约·雅歌》中的诗句，意为城堡的防御工事。“特比昂”也是目前以色列一支精锐的技术部队，每年有数千人申请加入，但只有大约30人能最终被录取，他们还得同意服役9年，这是一般服役年限的3倍。

这些战士一般拥有很全面的技能，能够胜任精英突击部队中飞行员或武器装备操作员的岗位。“特比昂”拥有人才的优先选择权，只要是它想要的人，一般都能得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特比昂”人才培养项目诞生于一场灾难——1973年赎罪日战争。叙利亚和埃及在犹太人神圣的斋日发动进攻，让以色列措手不及。这场战争中，2000多名战士牺牲，数不清的飞机和坦克被摧毁。在那之前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军事优势，但灾难过后，这个国家感受到建国25年来从未有过的脆弱和无助。

虽然最终守住了领土，但这场战争给以色列人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它提醒以色列，单纯依靠创新策略不足以保持军事优势，以色列需要的是技术优势。但如何才能获得技术优势？

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空军技术部负责人的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上校接到希伯来大学物理学教授沙尔·雅兹夫的电话。同年早些时候，两人在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到希伯来大学参观雅兹夫研发的高功率激光时见过面。当时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在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贝斯-哈拉契米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也应该在类似项目上进行投资，至于如何应用到军事领域可以留到以后考虑。

雅兹夫在电话中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并会带一个朋友来。几天后，他带着另一位物理学家菲力克斯·多森来到贝斯-哈拉契米的办公室。在贝斯-哈拉契米看来，这次会面有一种穿越到圣经时代见到摩西和亚伦的感觉。和摩西一样，多森不善言谈，需要雅兹夫在一旁帮他表达自己的观点。

雅兹夫说，多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设立一个名为“特比昂”的项目。这个项目只针对以色列的天才们。这些战士将经历为期40个月的培训（时间远远长于国防军其他新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但要拿到物理学、数学或计算机科学的学位，还要同精锐伞兵部队一起完成作战训练。

在培训后期，学员将到军队不同单位挂职，40个月后，他们最终将被分配到一个特定单位，主要是空军和情报部队。

贝斯-哈拉契米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他也为以色列在上一场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忧心忡忡，希望能够提高以色列国防军的科技能力。他答应向上级汇报这一建议。

“特比昂”项目的关注点很特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教授单一技能，而是让参与者接受跨学科教育，熟悉以色列国防军科技能力的各个方面，使他们能够打破组织上和科技上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并非每个人都对这个想法感兴趣，空军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军官很快就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希望最优秀的新兵成为飞行员和战场指挥官。在总参谋部，贝斯-哈拉契米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把他们放在其他地方纯属浪费人才。”他在空军的地位有限，因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时机。

几年后，贝斯-哈拉契米被提拔为以色列国防军研究与发展机构的负责人，成为总参谋部的关键人物之一，可以随时见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在一次周例会上，贝斯-哈拉契米介绍了成立“特比昂”项目的想法，并完全说服了埃坦。这位总参谋长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会进行论证。不到3个月，“特比昂”项目就进入试验阶段。

贝斯-哈拉契米很快发现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成立几年后，总理主持了一次专门讨论该项目的安全内阁特别会议。在会上，一些将军抱怨“特比昂”毕业生在军队各部门的分配不够均衡，自己所在的部门分得太少。几乎每个单位，包括以色列间谍机构，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特比恩”（“特比昂”毕业生）。这次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后来总理不得不做出决定，规定“特比昂”毕业生必须分配到全国各个安全机构，包括警察系统。直到现在，平均下来，每个“特比昂”毕业生都会有5个单位进行竞争。

贝斯-哈拉契米告诉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看到，要想取得突破，并不需要太多人，需要的只是正确的人，并让他们接受正确的训练。”

这个项目拥有无数成功的案例，其中大多数案例都属于机密范畴。一位“特比昂”毕业生用电能取代化学能将炮弹的速度提高10倍。

另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当初在收到医学院的录取信后毅然放弃，选择参军入伍，进入该项目。他为直升机飞行员发明了一种新型座椅。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服役时发现，许多飞行员都有腰疼的毛病。因此他重新设计了座椅，将其安装在直升机模拟器上，并在座椅靠背上打了个洞，在中间放置一支笔抵住飞行员的后背，然后用高速相机记录下直升机震动对飞行员腰背部的影响，最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对座椅进行了改进。

在加沙地带，许多激进主义者在边境朝以色列方向挖地道。对此，有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在研发跨国界地道侦测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比昂”的项目规模很小，成立40年来只培养了大约1000名毕业生，但其对军队和国家的影响却非常大。许多毕业生成为以色列学术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在科技公司或在其他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不少公司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同样毕业于“特比昂”、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网络局局长的埃瓦塔尔·马塔尼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没有这样的项目。一名‘特比恩’就能单枪匹马让一个单位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有2—3个‘特比昂’毕业生，那就更厉害了。”

我们相信以色列成功的秘密不仅在于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在深层次上还源于以色列的国民特性。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长期经历激烈的冲突。敌人近在咫尺，当边境线上的极端组织频繁向你家和学校发射火箭弹，或派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来到你所乘坐的公交车时，容不得你有半点大意。

面对这样的现实，安全事务绝非儿戏。不少以色列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安宁后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他们说，这太不现实了，这一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在埃及和叙利亚战场上，以色列成为第一个同苏联武器过招的西方国家；远早于纽约、伦敦、马德里或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以色列是第一个经受激进分子实施的街头自杀式袭击考验的现代国家。以色列常常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偶尔还在约旦河西岸搜索激进分子嫌疑人，承受着大多数国家从未面临过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些威胁，以色列必须不断发展先进军事科技。

以色列国防部前任总司长乌迪·沙尼同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时说：“最让我们受益的是三个因素的综合：我们有创新人才；我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来判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有将研发成果马上运用于实战的能力，因为我们几乎一直处于冲突状态。”

以色列的武器研发的确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但这一切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发生在中东这一全世界最动荡的地区。以色列可能认为之所以需要发展先进武器是因为面临外部威胁，但另一方面，这种科技优势恰恰加剧了以色列试图避免的军备竞赛。

2010年，以色列发动了“震网”行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网络袭击行动之一。根据一些估算数据，凭借这种高效的电脑病毒，以色列成功摧毁了伊朗铀浓缩主体设施中大约1000台离心机，将这个国家的非法核计划推迟了将近两年。但此后，伊朗也成立了自己的网络作战单位，每年投入10亿美元用于发展有效的攻击手段。两国间一场更大规模网络战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中东的动乱不断蔓延，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城市恐怖主义威胁。因此，以色列在应对类似威胁过程中所积累的战术和研发的科技存在很大的需求。

比如，“铁穹”防御系统就帮助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射来的火箭弹这一战略威胁降级为可控的战术威胁，使以色列领导人得以专注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更核心的挑战和威胁。

安装在以色列国防军“梅卡瓦”主战坦克上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能够拦截火箭助推榴弹和反坦克导弹，让这些钢铁机器能够在非对称战争和城市战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当前许多国家正在逐步淘汰装甲部队，以色列没有随大流，反倒迎难而上。

以色列的故事常常让世人惊讶。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弱小的古老民族重回故土，建立国家，在饱经苦难后，不但存活下来，还实现了繁荣。

这本书将为这个故事添加一个新的维度，使其变得更加完整。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以色列如何通过科技获得的胜利和成功，而是以色列人和独特的以色列文化，因为这才是以色列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世界，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每个人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