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图画应用与三代政教

初民作画，纯应现实人生之要求。虞舜以还，君权确立，因求政治之稳固，礼教之化行，其用益大。凡百绘画，无不寓警戒之义，诱掖之意，为一种收拾人心，改良社会之工具。盖当时民智幼稚，对于宇宙间之事物，大率缺乏了解之理智。历唐而夏，其所以牧民为治之法，即因民智之幼稚，设种种神话，定种种仪制，使之有所惧而自诫，有所感而自警，以便其统治。于是图画遂被利用。诚有如曹子建所谓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张彦远所谓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者也。舜之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即其明证。夏禹继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其用意益显。伊尹图九主以干汤。刘向《别录》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高宗梦良弼而图说，《尚书》：“高宗梦帝赉予良弼，乃审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其画。”画虽不同，要皆与政教有关。

图画之作用既大，其艺术上之手段，亦渐精进。是可于当时图画形成之工艺品见之。禹铸九鼎，所画山川奇异物状之案画，自为一时工匠美术之巨作。如商之斧木爵、大已卣、已举彝、鱼觚虿觚诸器，或蟠螭其盖，或龙翔其柄，画形虽属便化，而益见精整工巧。器之腰部或腹部，或其他相当之部，则以纹、回纹等连成各状模样以为底，又以星云鸟兽等变化物状，点缀其间，精湛细致，实有为后世案画所不及。以此例推，可知当时所谓美术之绘画，多应用于工艺上，以见其工丽之精神。其在建筑方面，自当有同样显著之成绩。惟吾国建筑，在唐虞之世，犹极幼稚，为殿为庙，无非土垣而茅盖。至夏禹时，始以蜃灰垩壁，稍呈美观。然亦以卑宫室为俭德，画栋雕墙，悬为深戒。唯桀自用，即有瑶台、琼室等壮丽之建筑。商纣加厉，南距朝歌，北距邯郸，皆为离宫别馆矣。夫先有图画，后有建筑，此为中外美术史上之惯例。有此壮丽之建筑，则所以形成之者，亦必有相当之绘画。惜吾国史例，对于美术，往往视为淫巧伤德，极少记载，即或有之，亦仅作一二抽象之评语，而不作实在之叙述。以是当时建筑上的绘画成绩，究为如何，已随建筑物之自身，俱行澌灭，只可想象，而不可得考见。夫建筑物已矣，而彝器尚有存者。审其图案画意，非独专为美观，星云鸟兽，各凭当时礼教上之象征以为用者也。且先民作画，多敷色彩，以其刻意写实，自不能不随对象敷色，以求其肖，并寓上下贵贱分别之意。黄帝染衣裳，虞舜画衣冠，五彩兼施。夏商仍之，对于敷彩，益知讲究。然其讲究色彩也，非纯为图画本身之美观，乃求施用图画之物之合乎礼教之用意而已。

降及成周，对于图画，益加注重，图画之事，设官分掌。冬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地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考工记》云：“设色之工，谓之画。”《周礼》：“画缋之事，杂五色。”贾公彦疏云：“画缋二者，别官同职，共其事者，画缋相须故也。”土地之图，郑氏注：谓若今司空郡国舆地图。则知绘画范围，已扩至于绘画舆地。虽禹图山川已开其端；至是且设专官以掌之。后世所谓版图，为得国者治理天下之秘笈，即创制于是时也。此外如服冕、尊彝、旗旌、门壁诸类，无不以绘画为饰。其注重绘画之动机，非谓对于绘图本身果有独具之美感，实欲借其形象色彩之力，与人以具体之观感，而曲达其礼教之旨耳。故周代绘画之礼教作用，实甚于夏商时。请证其说：

明堂四墉，上画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以美恶之状，以垂兴废之诫。是饰于壁者也。周公相成王，负扆而朝，扆、屏上画斧形，置之户牖间。是饰于户牖间者也。旗旌之章九：曰常，曰旂，曰旜，曰物，曰旗，曰，曰旐，曰旞，曰旌，其名各有属，以所画异物则异名。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太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建旞，斿车戟旌，皆画其象焉。旗之画象，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孤卿不画，言奉王之政教而已。画熊虎者，乡遂出军赋，象其守猛莫敢犯也。鸟隼象其勇健也，龟蛇象其扞难避害也。服冕之章亦九：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皆希以为绣。非画也。曰龙，曰山，曰华虫，曰火，曰宗彝，则皆以画以缋。华虫者，鷩画以雉也，宗彝者，毳画虎蜼也。绘龙天子一升一降，公则有降而无升，龙首卷然谓之衮。要皆以分等级，别上下，含有深意大义，非漫然而图，与后世徒以画为遣兴寄情而作者，固迥异；即与仅以画为章饰用者，亦大不同。至画龙于盾，以象应变；画虎于门，以明勇守；亦非徒饰也。尊彝，春官司之。稼彝之画，为禾稼。鸡彝鸟彝，为鸡凤皇之形。山垒，为山云之形。均刻而画之，各以所饰图形为名，是皆欲以助成教化。即一覆布之饰画亦寓礼意。《曲礼》曰：“饰羔雁者以缋。”郑氏注：“缋画也。诸侯大夫以布，天子以画。”孔颖达疏：“饰覆也。画布为云气，以覆羔雁为饰，以相见也。”此种例证，稽之典籍，既若信而有征；索之铜器铸文，今犹可得而睹者亦甚多。器如钟、鼎、敦、尊、盉、彝、匜、豆诸类，均先以画为模样，而后铸镂成文。其制精者：敦如追敦，钟如齐侯铸钟，匜如季姬匜，豆如太公豆，尊如孟姜尊，盉如螭梁鹰熊盉，皆极富丽动人，寓有礼教之意。盉以交螭为提梁，以鹰为流，鹰首伏一小兽，三熊为足，背各立一鹰，以负此盉，怒目钩喙，厥状极鸷。《诗》云：“时维鹰扬。”《书》云：“如熊如罴。”是殆武王耆定成功之后，著象于鼎，以昭其武欤。夫舆地图而疆土理，旗章名而轨物昭，服冕饰而尊卑序，钟鼎铸而神奸辨，尊彝陈而清庙肃，勋臣图而德范留；诚有如陆士衡所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者。盖姬周盛时，其图画之制有如是。至周君之画荚，恐为韩非子之寓言。《韩非子》：“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画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毕具，周君大悦。”使其说非寓言，则疑其画宜远观不宜近玩，大类近时之油画。且据周君之喜怒，画客之具对，则当时于绘画已若另眼相看，不独不与髹工同视，且研及如何赏鉴之方位矣。我国先民对于绘画之本身，而具审美观念者，此其曙光欤。穆王之八骏，或疑汉时人之赝本。按《图画闻见志》：“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晋武时所得古本，乃穆王时画。黄素上为之腐败昏溃，而骨气宛在，逸状奇形，亦龙之类也。”则周画自上述者外，若已有类卷轴装者，于晋时犹能见之。然或为汉时人伪作之品，亦未可知。就周画迹之见于典籍，存于彝器者而言，则其制作与应用，固纯为礼教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