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史之组织

著者对于目录学之性质及其范围既有如上之认识，故其目录学史之撰著亦依此线索以寻求史料，推究大势。著者以为分类、编目固目录学之二大工程；而编目必须包括解题，此义为今人之所忽略而其事则为古人之所尝努力，乃吾人亟应恢复其注意者。狭义之校雠学固另有其界域，为目录学史所不宜侵略；然古代之校书实与编目有密切之关连，苟不涉及，则犹截流治水，不从源头设法，其不能成功也必矣。故于广义之校雠学亦不能不连带叙述焉。一般治历史者，每喜用断代法，盖一时代苟有一时代之特殊色彩，其断代也固宜；然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则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强立名义，反觉辞费。故本书不用此法而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然此种主题分述法亦有其流弊，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不能识其全貌；盖有经无纬，则组织不能周密也。一则文气所至，不便琐陈，以致时代不明，后先倒乱，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著者为此统筹并顾，决依史事之所宜，采多样之体例，以蕲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故首述《溯源篇》，以推究目录之渊源，迄于向、歆《录》《略》而止，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写定、分类、编目以至插架，莫不推寻其原始、状态，混合叙述，不似后此各篇之以主题为纲领。在全书中，其笔法独异，倘欲名之，或可谓之追问法。其次所宜述者为目录学史之全貌，既不欲顺时断代为混合之论次，又不欲杂厕无关要义之关系史事于各主题篇中，故特用正史之本纪体例，取自古至今有关于目录学之零星史事，依年代之先后，逐件系年，名之曰《通纪篇》。此篇悉属原料，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考定排比，费时最多。书成自观，殊觉乏味。然欲确知某一史事之时代及其过程，则舍是莫由；苟能一气读毕，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亦可隐约得一概念；专家用作参考，必可免翻检之烦；且读各主题篇时，必有随手比照，增加领略之功。然因其数量太多，颇觉累赘，故特抽出单行，易名曰《中国目录学年表》。此篇之后，分题另篇，不复综合。一曰《体质篇》，二曰《分类篇》，皆所以勘同析异，明变求因，上下古今，分别学派，合数十家为一段，不复胪列条别。所用体例，盖如正史之书志，以事为主，不以人或书为主，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此二篇者，在全书最为重要。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必亦于此求之。然其所述皆为总目录之演变，故于性质特别之目录未暇兼顾。于是另作《史志篇》以述各时代之目录，作《宗教目录篇》以述见弃于总目录之目录。作《专科目录篇》以述各种学术之目录，作《特种目录篇》以述各种畸形发展，不以学术分类之目录。《专科篇》以学术分科，溯古详今，侧意提倡。《特种篇》以对象分题，如丛书、禁书，以至地方著作，皆未可限于一科者也。《宗教篇》大体以书名为主，若解题然，此因其向为正统派所不道，知者尤鲜，故考证论次，比较稍详。《史志篇》则以时代为主，凡正史艺文志之来源，后世补志之纷起，莫不加以评骘。而史志之成，莫不据秘阁之校雠，合而为目录学之正统派，故作一《校雠篇》为之前驱。此五篇者，所用笔法各异，且与前二篇亦迥殊。纵横经纬，交相为功。不拘泥于体例之一致，庶几各得如意遣辞，不为文气所迫焉。最后乃作《结论篇》，略陈著者对于过去之感想，将来之希望，以结束全书。如此安排，稍觉称意。但恐材料芜杂，分配维艰，则重复矛盾之弊失于检点者，亦不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