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篇

上古典籍与目录之体制为何如乎

此问题颇难解答。故一般叙次中国目录源流者，多断始于西汉末年之《别录》与《七略》，反援今人之叙哲学史以自解，意谓古书多伪，未敢据以为说耳。此犹直认黄河出于积石，长江导于岷、沱，而不知其上流尚有更幽远之渊源也；因噎而废食，画地以自限，讵足与议史学哉？竺旧之流，则又侈谈羲、农，曲尊孔、孟，以谓古学尤盛于后世，《六艺》为百科之祖宗；此其泥古寡闻，弊深于怀疑派，更不可沿为记事之法。著者窃谓研究古史，宜取最真实而最清楚之某一事迹为根据点，用追问溯寻法向上循察，步步为营，逐一解决。盖有已知之史事为向导，循其脉络，钩沉显微，自易为力，可无埴索涂之苦。较之轻信成说，顺叙古今，不复深究者，似觉稍妥。兹当推究中国目录之起源，不能不连带明瞭上古典籍之情状。而前人成说，多不可靠。故拈取《别录》、《七略》为追求之出发点，先领略其本身之一切，然后遍查现存古书，从字里行间，拔识有关于典籍与目录之记载，综合比较，以解答所欲寻索之问题。即用问答式逐条论次，倒溯上去。首宜提问者：

（1）《录》、《略》之前，有目录乎？曰：有，有。《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有云：“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据此，则任宏与刘向等校书以前，已有良、信校兵法，杨仆撰《兵录》之事。《兵录》之确为兵书目录，望名可知。参看《叙论篇》。良、信之“序次”等于任宏之“论次”，亦有编次目录之意。“删取”之后，又有“定著”，则旧书新书殆各有目录也。杨仆纪奏《兵录》之时，当在元朔五年之后。盖是年夏六月，武帝有“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之诏。见《汉书本纪》。“于是建臧同藏书之策同册，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志》。杨仆既撰兵书目录，则其他各种藏书之策亦或各有校书撰录之事。盖“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志》注引《七略》。藏书之府，多至六处，而谓其皆无目录，其谁信之？何况在后之任宏论次兵书，同时有刘向、尹咸、李柱国等分校《六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在前之良、信序次兵法，同时有“萧何次律令，张苍为《汉书》作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自序》末段。岂有中间之汉武帝独令杨仆纪奏《兵录》，而不更令他人校定所写所藏之书乎？此盖史文偶未及载耳。治史之法，固不可错认不见史载之事便为并无其事也。至于“萧何次律令”等事，《史记·自序》之于“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之后，与“韩信申军法”相属为文，足证其为同一目的，同一办法，同因“图籍散乱”而加以“序次”，“删取要用”，“定著”为若干家，俾合当代政治上之实用。此种对古书下一番大规模之整理，在现存史料中实为最古之事实。考“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本传。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悉天下图书计籍”。《史记》本传。叔孙通“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史记》本传。朝仪之外，必又定一切礼仪。此其人皆熟悉古书，故堪任序次定著之选。韩信被俘，叔孙起仪，皆为汉高帝六年之事。倘使彼等所序次之律令、军法、章程、礼仪而各有目录也，则目录之产生距今已二一三八年矣。虽然，此仅就《史记》明白标举者而推论之耳。若更追究之，则宜问曰：

（2）秦室藏书有目录乎？曰：有，有：即从上引《史记·自序》所载可以知之。盖“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之“图籍”所以“散乱”，实因“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之“故”。《诗》、《书》为图籍之一部分，既经抽出焚灭，故图籍为之“散乱”耳。当未散乱时，其必有目录为之纲纪亦在意中。况当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其令曰：“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见《史记》卷六。夫其必焚与不必焚者既各有其类，而非不分皂白，倘欲臣民有所依循乎？其必有目录以为标准，或列举其书名，或约定其种类，庶使臣民不致无所措手足焉。史文贵简，虽不暇记其目录之体制如何，然即就此令分析之，则《秦纪》、法令及医药、卜筮、种树五类之书不必烧，《诗》、《书》、百家语及《秦纪》以外之诸侯史记四类之书必须烧，其类别亦已俨然存在矣。

（3）然则战国时代如何？曰：史料缺乏，不能确知矣。所可知者，（一）《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见《天志上》。《庄子》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见《天下篇》。则私人已有藏书者矣。（二）《墨子》屡称“尚观于先王之书”，见《非命上》。“征以先王之书”，见《非命中》。“先王之书，子亦见之”，见《公孟篇》。又屡引“先王之书”《距年》、《吕刑》、《太誓》、《汤誓》、《仲虺》及《夏书》、《禹书》、《殷书》、《周书》、《周颂》之言，见《尚贤中、下》、《尚同中》、《非命中》、《七患》等篇。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见《明鬼上》。《战国策》称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得周书《阴符》。《孟子》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见《尽心下》。其他诸子亦多征引古书篇名者，可见向来官府所守之典籍，至战国时代已为民间通行之读物，且皆有篇目矣。（三）司马迁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史记》卷六十二。“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并见《史记》卷六十三。墨翟、孙卿著书亦有包含文义之篇目。惟《孟子》篇目无意义。可见战国后期著述必命题目，其单篇亦能孤行也。《管》、《晏》、《墨子》之篇目，疑为后期所加，非春秋及战国前期原有。观乎《论语》《孟子》皆摘每篇首二三字为篇目，并无意义，则知含义之篇目应稍后出。（四）百家竞出，各有异同。庄子尝别当代诸子为（1）邹鲁之士，（2）墨翟、禽滑厘，（3）宋钘、尹文，（4）彭蒙、田骈、慎到，（5）关尹、老聃，（6）惠施，（7）庄周七派，见《天下篇》。则当时藏百家语者，容有依思想之派别为书籍之分类者矣。看《分类篇》。（五）司马迁又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卷十五。由此又知周室藏书，至战国犹然；《墨子》称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宝书，诚不诬也。《史记》卷十四亦称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综此五例，则战国时代，官私皆多藏书，著述各有篇目，盖平民初得解放，学术遽然发达，书之数量增多，即目录之需要益亟，今虽未得确证，亦不能武断当时藏书必无目录也。

（4）春秋时代藏书之法如何？曰：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类之名，皆昭昭可考也。（一）《春秋左氏》述周襄王诘籍谈之言曰：“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昭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五二七年。又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昭公二十六年。《史记》记“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自序》。《国语》述周灵王太子晋之言曰：“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周语下》。读此，则周室诸侯皆有专官以司典籍，故得“启”而“省”之。（二）其藏典籍之所，则或曰盟府，或曰故府。诸侯称周，则曰周府。大夫称公，则曰公府。《春秋左氏》记：“虢仲、虢叔，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僖公五年。“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僖公二十六年。“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晋事，见襄公十一年。晋士弥牟不能解薛、宋之纷，因“薛征于人，宋征于鬼”，乃不得不征诸典籍，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定公元年，当公元前五〇九年。蔡、卫争先，卫子鱼曰：“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定公四年。杜洩反对不以卿礼葬叔孙，曰：“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昭公四年。鲁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当公元前五四一年。据此，则周与晋、鲁皆有藏书之府，且有大史氏“贰而藏之”。《周礼》。（三）鲁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亦见《左氏》。象魏为公布于府外之法令，御书、礼书为深藏于府内之典籍；观三大夫之权衡轻重，各有所取，则平日庋藏原已分类，可想而知。（四）《国语》述申叔时对楚庄王贡献教育太子之意见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国语·鲁语上》“工史书世”，谓先王之世系也，如《世本》。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或即如楚之令典一类。使访物官。教之《语》，或即《国语》之类。《礼记》《乐记》尝引牧野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见《楚语上》。其时约在公历纪元前五百九十年。是九者，固当时习见日用之典籍之一部分，欲取以为教科书者，较诸后世所尊之《六艺》——《六经》，少《易》、《书》但故志或即书。《左氏》、《公羊》之“书”字，《穀梁》皆作“志”。而多《世》、《令》、《语》、《故志》、《训典》。夫以开化未久之楚国已有如此繁多之典籍，则中原各国，藏书决不限于区区《六经》，亦可恍然矣。（五）《左氏》又述楚之左史猗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昭公十二年，当公元前五三〇年，孔丘已二十二岁。《正义》引孔安国《尚书序》及贾逵、张平子、马融之异说，然“此诸家各以意言，无正验”，杜预已不信之，故注云：“皆古书名。”亦《正义》语。著者则以为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如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倘此说不谬，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观乎楚灵王盛夸猗相之时，子革则称其不知祭公谋父《祈招》之诗；足见《诗》为书目，包括在坟、典、索、丘之某一类内。观乎《周礼》“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天官冢宰。《礼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曲礼下》。《今文尚书》有所谓“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舜典》。“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皋陶谟》。则古代确有所谓五典六典者，宜其可为藏书之类名。三坟、八索、九丘之义，虽难索解，当亦可据五典以推定之。此诚一最有趣味之问题也。

（5）孔丘以前有何典籍乎？二千年来，中国学术受汉武帝表章六艺之影响，抱残守缺，进步极缓，有识者痛心焉。时至科学飞跃之今日，犹有人提倡读经，而不知所谓五经者乃上古典籍千百中偶存之一二也。请先考出孔丘以前周、鲁府藏有何典籍？然后辨明孔丘与六艺——五经有何关系？读现存古籍，犹知上古最多者为史官所书之“书”。“书”字原系动词，《颂鼎》作，《颂敦》作，象以手秉笔，象竹简，中间各画象刻简作字之形，小点则其残屑也。作书为史官之专技，故“史”字甲骨文作《殷虚书契前编》卷五页三十九。《史彝》作，《史燕彝》作，《吴彝》作，《师酉敦》作，向来考释字义者所见多误，著者于六年前授《中国史学史》于国立暨南大学，即谓史字之甚长而贯穿手心，必为刻字之刀笔；则一般已承认为简形；以手执简秉笔，确为史官之专门职业。试求证据于古籍，则“史载笔”，见于《礼记·曲礼上》；董安于多“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见于《国语·晋语》九；“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见于《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见于《礼记·祭统》；“大史典礼，执简记”，见于《礼记·王制》；“史为书”，见于《左氏》襄公十四年；“史不绝书”，见于同上二十九年；“史不失书”，见于《国语·楚语上》；“君举必书”，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三年及《国语·鲁语上》；“史献书”，见于《国语·周语上》；“史掌官书以赞治”，见于《周礼》天官冢宰。综合上述诸义，比较之形，则史为秉笔执简之人，书为史官秉笔刻简之状，当可瞭然。只因上古作书，平常则刻于竹简木版，卜筮则刻于龟甲兽骨，欲传久远则“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墨子·兼爱下》。皆非常人所能胜任，故史官乃成专技。《礼记·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司马迁《与任少卿书》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皆足证史犹现代之书记员，故各种衙门皆有之。如《礼记》内则之州史闾史，《仪礼·既夕礼》之主人之史、公史，皆足证《周礼》有史数百人之并非虚设。惟大史所书者为国家之大事，故其书即以“书”为名而冠以国号。各种史官之分职，著者别有史学史以详述之，此不赘陈。上古史书之名称见引于现存古籍者，如《虞书》、见《左氏》文公十八年。《夏书》、《左氏》僖二十四，二十七，成十六，襄五，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昭十四，十七，哀六，十八年。《墨子·七患》、《明鬼上》。《商书》、《左氏》文五，成六，襄三。《殷书》、《墨子·七患》。《周书》、《左氏》僖五，宣六，成二，襄三十一，昭八。《墨子·七患》。《郑书》、《左氏》襄三十，昭二十八。《楚书》、《礼记·大学》。皆是类也。其书皆史官随时所记，文体散漫，各篇独立，无严密之结构。亦有散出单行者，如《距年》、《吕刑》、《秦誓》、《汤誓》、《仲虺》、《禹誓》、《官刑》、《汤说》、《武观》、并见《墨子》。《盘庚》、《国语》。《尹吉》、《高宗》、《礼记》。《大战》、《揜诰》、《多政》、《尚书大传》。《大戊》、《史记》。《伯禽》、《康诰》等篇，皆是也。后来史官知识进步，以单篇独立之“书”未能表现前后史事之关系，且文字繁芜而不易省览，故删节文字，编次年月，通记古事为一篇。晋初出土之《竹书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二年。盖魏国之史书”。见《晋书》卷五十一。汉司马迁所读之《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史记》卷十三。又名《春秋历谱牒》。《史记》卷十四。盖此种体制，由来颇远，但至春秋时代始盛行于世，故今存之《春秋》断始于鲁隐公元年。当公元前七二二年。而旧式之“书”则渐渐显新陈代谢之态，故《书》之最后一篇《秦誓》截止于鲁僖公三十三年。当公元前六二七年。迨鲁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所见者惟“《易象》与《鲁春秋》”，当然尚有其他。史官不记其尝见《鲁书》，则《书》之体制，已为纪年式之《春秋》所代替，不为一般所重矣。故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国语·晋语》七。“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墨子尝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明鬼上》。及战国时代，“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者，“不可胜纪”。不幸秦始皇“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遂不为后世所知。“独有《秦纪》，文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卷十五。凡此所述，皆《春秋》一体发展之迹，以见其名非今存《春秋》所可专有也。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氏》僖七。宋华耦谓“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左氏》文十五。卫宁殖谓其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左氏》襄二十。今存《春秋》襄十四。书“卫侯出奔齐”，果无“孙林父、宁殖出其君”之字样，则以后宁殖之子遵父遗命而迎“卫侯复归于卫”，襄二十六。故《春秋》原殖之过而“掩”之也。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左氏》襄二十五。今存《春秋》亦书“齐崔杼弑其君光”。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左氏》宣二。今存《春秋》亦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公羊传》则晋史原文与此同。且《左氏》称人，多以谥字，而今存《春秋》则直称姓氏，不称谥字。故知《春秋》为当年史官所书；今存《春秋》为《鲁春秋》之旧，纵使曾经孔丘之笔削，大体亦无甚歧异，惟繁简各殊耳。除《书》与《春秋》之外，孔丘以前，可考知之书名亦复不少。《事典》、《左氏》文六。《政典》、《古文尚书·胤征》。《祀典》、《礼记·祭法》。训典、《左氏》文六，《楚语上》。令典、《左氏》宣十二。《周公之典》，《左氏》哀十一。皆以典名；《礼书》、《左氏》哀三。《刑书》、《今文尚书·吕刑》，《左氏昭六》。《丹书》、《左氏》襄二十三。《载书》、《左氏》十数见。《盟书》、《周礼·秋官》。《命书》、《左氏》定四。《玺书》，《左氏》襄二十九。最后四者，皆普通名词，非成册之书。皆以书名；《军志》、《左氏》僖二十八。《前志》、《左氏》文六。《周志》、《左氏》文二。《史佚之志》、《左氏》成四。《仲虺之志》、《左氏》襄三十。《志》、《左氏》昭三。《故志》，《国语·楚语上》。皆以志名；《周文王之法》、《楚文王之法》、《左氏》昭七。《太公之法》，《国语·鲁语上》。皆以法名；《商颂》、《左氏》襄二十六。《周颂》、《墨子·尚同》。《周文公之颂》，《国语·周语》。皆以颂名；《周诗》、《左氏》。《周文公之诗》，《周语》皆以诗名；注意雅颂皆不称诗。此外复有《夏训》、《左氏》襄四。《周易》、《左氏》。《周制》、《周语》。《周礼》、《左氏》。周谚、《周语》。大雅、《周语》。《牧野之语》。《乐记》。试遍查古籍，尚有出乎此文所举者。一言以蔽之曰：春秋时代习见之典籍，决不仅仅限于《诗》、《书》、《易》、《礼》、《乐》、《春秋》所谓《六艺》也。

（6）然则孔丘与古代典籍有何关系乎？曰：当与韩信、张良之“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之事相仿。盖传写古籍嫌其繁多，故“述而不作”与“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并行不悖也。孔丘之好古，可于《论语》征之。一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再则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孔丘之前，已有羊舌肸叔向、公孙侨子产能知“史莫之知”之事，故孔丘之“博学”并非空前。孔丘之前，已有“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国语》。故孔丘之“序书传”等事亦非初创。孔丘之前，已有申叔时主张教太子以《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故孔丘之以典籍为教科书，早有先例。《左氏》、《国语》记时人对话，往往征引《诗》、《书》之语，则《诗》、《书》之为通行读物亦甚显然。《左氏》引《书》，多称“《周书》曰”、“《夏书》曰”，独于《夏训》、《康诰》、《太誓》、《伯禽》则称篇名，而《太誓》且系左氏本人所引。似《周书》、《夏书》之类，原为整部大书，虽用丝编，而篇目不显。《史记·孔子世家》所称“序书传……编次其事”，虽未必属实；然既用以教弟子，则其删取之篇，必显其篇目，故《左氏》得而称之耳。《史记》又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其合《韶》《武》《雅》《颂》之音。”观乎《论语》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等语，则孔丘删《诗》之说，谅近真实。惟《雅》《颂》《国风》之分，每首各有名目，春秋已然，《左氏》不混称为诗。孔丘或仅定其先后耳。今存《诗序》为后汉初卫宏所撰，见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决非孔丘之作，已属无疑。《书序》亦可作如是观，看《新学伪经考》。不可依《隋书·经籍志》之说，便据以谓《书序》、《诗序》为目录之祖也。至于《周易》，则向为卜筮之用，孔丘不过读之“韦编三绝”而已，纵使有所解释，《系辞》亦已明白标出“子曰”，其《序卦》连续为文，乃经师说《易》之辞，亦非孔丘所作。《仪礼》则《周礼》之残本，惟《士丧礼》出于孔丘。“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明见于《礼记·杂记》下。《礼记》为孔丘以后至汉代诸儒说《礼》之总集，混乱至不可厘别。《周礼》颇有适合事实者，当为汉人根据古籍，而发挥理想之政府组织法。《乐经》已亡，可不待论。所宜考者，惟《春秋》一书。自孟轲称“孔子惧，作《春秋》”后，后世皆信之不疑。《左氏》则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十四年。《公羊传》且举出“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庄七。《史记》亦称孔丘“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卷四十七。似孔丘对于鲁之《春秋》确尝下一番选择、笔则笔。删削削则削。工夫。然《公羊传》及《左氏春秋》所记“书”“不书”之理由，则未必全为孔丘之原意，或系经师故神其事以夸炫世俗耳。关于《五经》与孔丘之关系，著者尝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详辩之。兹不复赘。此书笔记梁任公先生讲辞而加以补充，因尝略参同学笔记，故由三人具名附刊于《饮冰室专集》最后一册。要之，孔丘之功，为用古代典籍以教弟子。其所用之教科书决不仅限于《六艺》，而《六艺》之书亦不仅限于今存残本。盖自经秦火后，真相已不能尽知；与其过而尊之，不如付之阙疑。吾人考查目录之渊源，固不能曲援孔丘为其祖先也。今所残留未问者：

（7）夏商亦有典籍与目录否乎？曰：有，有。《今文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晋文公时约当公元前六三五年。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见《国语·晋语四》。《左氏》、《墨子》皆尝引《夏书》、《殷书》。或《商书》。《竹书纪年》记夏以来事。《吕氏春秋》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先识览》。据此推测，则夏商之有典籍，似无疑矣。若谓古书所载，不尽可信，则甲骨文亦有册字，作见《殷虚书契前编》卷四页三十七。同上卷五页十一。同上。同上卷七页十二。同上页三十九。钟鼎文亦有册字，作见《册册父乙觯》。见《庚丙册》。见《册卣》。见《颂鼎》。见《颂敦》。皆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龟甲或简牍为一束之形，与现代插架之图书无异。典字，甲骨文作见《殷虚书契前编》卷四页三十七。同上卷七页六。则象以两手捧册之形，有典藏管理之义。册字后来通作策字。《礼记》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仪礼》所谓“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聘礼》。皆可见古代之方策、典册、典籍即后世所谓书籍也。自近代发现安阳小屯之殷墟甲骨文字后，益证殷代之典册已甚繁富。尤以最近中央研究院发掘之三十六坑，竟储有整齐之全年甲骨《卜辞》，毫无残缺，更足证明当时典藏已有法则矣。董作宾在新获《卜辞》中又发现其表面之一甲，尾尖有∧之文，稍上有孔，以为即“册六”二字，犹之卷六，其孔即所以贯韦编册者。又发现他甲尾尖有∧或∧之文，以为即“编六”二字，义与“册六”正同。著者曩见库方二氏甲骨文字，一七四二号下端有二字，下残缺，即定为丝字之阙文，丝三云者，即第三扎之谓也。今阅董君此说，先得我心。参以册典二字之义，则知殷代大卜之官用完卜辞后，必将龟甲编穿成册，每册六甲，按月日之先后，捧而典藏之。大卜如此，则大史所书之简牍亦必同样编次典藏，特以简牍成于竹木，朽腐极易，不似龟甲坚韧，历劫不磨，故吾人今日所能见者，仅有殷人之《卜辞》而无殷人之史书耳。考目录之渊源，至于斯而极矣。倘欲再有所发现乎？请待诸殷虚以前遗物之发现。此非不可能之事，惟在吾人努力发掘耳。

以上述《别录》、《七略》以前之典籍目录竟。下文将详究《录》、《略》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