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志》之《经籍志》

自荀勖以来，四部仅有甲乙丙丁之号，并无经史子集之名，吾友毛春翔君谓甲乙丙丁犹之ABCD，一二三四，乃分类之号码，非分类之标题。其说实发古人所未发，殆合实情。著者则谓直至隋代，秘阁及内殿藏书，仍依甲乙部次，未用经史类名。观乎隋炀帝命将“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隋志·序》。即可证吾说之不谬矣。及唐初秘书监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先后抄校四部书，《旧唐书》卷百九十上。“数年之间，秘府灿然毕备”。《唐会要》卷三十五。太宗贞观十五年，乃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始成。合记梁、陈、北齐、周、隋之事，别自单行。其后始并入《隋书》，故通称《隋志》。本书所称《隋志》仅指《五代史志》之《经籍志》。其《经籍志》考见存之书，分为四部四十种，“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按实际仅有四十篇，不知何故。各列本条之下”。《原序》。其各篇小序，摘录于次：

《易》：“《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按《归藏》是伪书。

《书》：“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按《逸书》是伪书。

《诗》：不录

《礼》：不录

《乐》：“魏晋以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按此篇之书既非上古所传，便不应入经部。

《春秋》：不录

《孝经》：不录

《论语》：“《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纬谶：“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按既非圣人之书，何以混列一部？

小学：“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以上为《经部》：“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正史：“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古史：“《纪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

杂史：“《战国策》……《楚汉春秋》……《越绝》……《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按此篇最杂，几不成类。

霸史：“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尒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起居注：“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以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今依其先后，编而入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

旧事：“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缙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

职官：“汉末，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宋、齐已后，其书益繁，而篇卷零叠，易为亡散。又多琐细，不足可纪，故删。其见存可观者，编为《职官篇》。”

仪注：“汉兴，叔孙通定朝仪，武帝时始祀汾阴后土，成帝时初定南北之郊，节文渐具。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然犹以旧章残缺，各遵所见，彼此纷争，盈篇满牍。而后世多故，事在通变，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而或伤于浅近，或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遗文余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存，以为《仪注篇》。”

刑法：“刑法者，先王所以惩罪恶、齐不轨者也。……《汉律》久亡，故事驳议又多零失。今录其见存可观者，编为《刑法篇》。”

杂传：“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记。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按此篇实并括《七录·纪传录》之鬼神部。

地理：“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记注甚众，今……录……以备《地理》之记焉。”

谱系：“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

簿录：“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其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存，编为《簿录篇》。”

以上为《史部》：“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纪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名达按三十当为十三之误。种，别为《史部》。”

儒：“‘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

道：“‘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

法：“‘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

名：“‘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

墨：“‘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

纵横：“‘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

杂：“‘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农：“‘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

小说：“‘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

兵：“‘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

天文：“‘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

历数：“‘历数’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时日，以处百事，以辨三统，以知阨会吉隆终始，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者也。”

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

医方：“‘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者也。”

以上为《子部》：“……《汉书》有《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楚辞：“‘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

别集：“‘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总集：“‘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以上为《集部》：“文者所以明言也。……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方体迁变，邪正或殊。……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上为《隋志》小序。自来一般目录学家，对于《隋志》莫不推尊称赞，认为媲美《汉志》，垂裕《四库》。故不惮烦而录其要点于此。其分部为四，自不免受有荀勖、李充之暗示。然彼则但标甲、乙、丙、丁，此则明称经、史、子、集。经名仿自《七志》，子名由于《七略》，集则《七录》创称，史部则缘《七录》之纪传录而简括改易之耳。其先后次第，则李充定之，阮孝绪因之，《隋志》顺受其成，了不足异。所可异者，则荀勖、李充而后，有部无种，“没略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至《隋志》乃厘为四十种，依准《七录》而整齐之。其种名之同异分合已见上文，足征其亲属关系，无庸赘辞。今所当论次者，则《隋志》之分部分种是否合理是也。古今议者纷纭，文繁意杂，不复征述。但抒鄙见，以醒眉目。

一曰《经》、《史》、《子》、《集》四部之界画并不谨严也：《汉志·六艺略》于“六艺”之外，兼收《论语》、《孝经》与《小学》。《论语》、《孝经》，孔门所述，无妨附属。《小学》则人人习用之文字，有何关系，而亦同略？《隋志·经部》沿袭其谬，且更益与“六艺”背驰之伪书——纬谶。“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隋志》既已自言之矣。彼《纬谶》者，既“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亦《隋志》原文。何为亦尊之而厕于《经部》乎？若谓《经部》专收上古之书，则《纬谶》既“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乐经》“及秦而顿灭”，乃录魏晋已后之书以补其阙。是又自违其例也。《史部》之义，引见上文，大抵皆政治史与传记、地理、簿录之属。而《总集篇》中，复有历朝诏集，岂帝王之诏制尚不足以备史料乎？“簿录”既以司于史官而入《史部》，则天文、历数、五行“亦太史之职”，何为而又别置《子部》？若谓天文等科为专门，则地理亦专门之学也。若谓《史部》专记人事，天文等科乃属技术，则《杂传》篇中多鬼怪神仙之记，并非人事。若谓鬼神传记亦有时间性，则职官、仪注、刑法之书皆系个别独立于空间，并无系统之叙述。若谓《职官》等书皆政治产物，则《经部》之“礼”、“乐”岂非政治产物乎？无论用何标准以绳之，《史部》之范围皆未能确定也。至于《子部》，则空谈理论之诸子，自“儒”至“杂”。记载实用之技艺，自“兵”至“历数”及“医方”。充满迷信之术数，“五行”。摭拾异闻之小说，混同一部，真所谓薰莸同器，不伦不类矣。若谓《子部》皆专门之学，则《乐章》岂非专门之学？何为独入《经部》乎？此由一方欲拘守李充之四部，一方又须遵照《七略》、《七录》之小类，略之种，录之部。故削足以就履，并“方技”、“术数”、“兵书”于《诸子》，致成此四不像耳。《集部》专载诗赋文辞，宜稍整齐；然既杂收诏集，又复外置小说及鬼神之记。未见其为纯属文学也。他如《经部》之“诗”与《集部》之“楚辞”及“诗集”何殊？《经部》之“尚书”、“春秋”与《史部》之“正史”、“古史”何殊？《经部》之“礼”与《史部》之“仪注”何殊？《经部》之“易”与《子部》之“五行”何殊？此皆浅学所能识，而古目录学家乃不之悟，耻矣！

二曰各篇小类之内容并不单纯也：所贵乎部类者，以其大可包小也。四部之无一定界画，犹可诿为范围太大，包摄非易。至于小类，则宜尽其所有，不遗亲属于外，亦不杂仇敌于内，庶几合理。若《隋志》之小类，则诚莫明其妙也。《经部》各类比较单纯，可无苛究。然杂经解于《论语》，亦复不伦。至如《史部》之“杂史”，则笔记体、纪传体、编年体、实录体、纪事本末体，乃至传记、琐记及史抄咸备，厖杂之弊，可谓极矣。《杂传》则妄并《七录》之《鬼神部》于一篇，以致虚实杂糅，人鬼莫辨。通《史部》而合论之，则其分类之标准，多至三种。“正史”为纪传表志混合体，“古史”为编年体，“起居注”为日记体，“旧事”为记事体，“杂传”为列传体，“谱系”为谱牒体，此皆以体裁为分类标准者也。“霸史”则以所述之对象为偏霸之国，各种体裁均备。“职官”、“仪注”、“刑法”、“地理”、“簿录”，则以所述之对象为专门之事物，故从其性质而分类，亦不问其体裁也。夫惟以体裁为标准，则人、鬼、神、仙可以同列杂传，姓氏、钱、竹可以同列谱系，事之荒谬，有过于此者乎？既以体裁为标准矣，又复有所谓“杂史”、“霸史”；致记事体之《战国策》可以不列《旧事》，王劭之《隋书》可以不列“正史”，编年体之《梁皇帝实录》及《十六国春秋》可以不列“古史”。执一则不通，兼两则自紊其例。至于《子部》，则“诸子”以宗旨分，而猥以杂家为龙蛇之菹，乃至“佛家”之目录、传记，及杂书、类书皆入其中，妙不可言。技术诸篇，宜以对象性质而分类；然“历数”则兼历法、数学，“五行”则兼卜筮、杂占、相面、相马、相地、游戏，“医方”则兼生理、医、药、房中术。其不单纯，一望可知。《集部》则《楚辞》以一书而独成一类，若《书》、《诗》然，殆以有后人音疏之故。否则同时同一作风之《荀况》、《宋玉》二集何以又入别集类？而所谓“别集”者，凡一人所作之诗赋文辞，以集名者咸入焉。合若干之作为一集者，则入总集类。严格论之，每一作家之诗文，既无一定之体裁，又无一定之对象，其文集既尽收其所作，则内容泛及一切学术与一切事物。其不能成为纯文学也必矣。然则所谓集者即现代所谓总类也。既不能豆剖瓜分，则随人结集亦宜。若夫“总集”则不然：有选集各家之诗者，有选集各家之某种文辞者，有专集乐府歌辞者，有专集连珠碑文者，甚至有单篇之赋焉，有专门之作焉，如《文心雕龙》。有漠不相关之《女诫》焉，有绝非文学之诏集焉，有表奏，有露布，复有启事，《隋志》所载，五花八门，极凌乱渗杂之致。此岂“总集”？乃杂书耳。其实只须稍一分析，则文学史学，各有攸归。而撰《隋志》者惮爬梳之烦苦，蹈《七录》之覆辙，又复并“杂文”于“总集”，乖分类之义远矣。

以上所论，虽指《隋志》以立言，实则上箴《七略》、《七录》，下讥《崇文总目》、《四库总目》。凡古人之失，后人不敢纠正，仅仅稍事增并而已。泥古不化，固我国学术之通弊，目录学何能独免？抑著者敢正告晚近自矜之目录学家曰：君倘以《七略》为“主质”，四部为“主体”乎？倘以《七略》与四部互竞，四部兴而《七略》没乎？抑知《隋志》之四部非复李充之四部，《隋志》之四十种即由《七略》之三十八种，《七录》之四十六部而来否？故明显言之：李充之四部，单纯之四分法也。《隋志》之四部，只可谓之四十分法。《隋志》者，固《七录》之子，《七志》之孙，而《七略》之曾孙也。请用算术演式表示《七略》、《七录》及《隋志》之分类关系如下：

∵《七略》：《七录》＝（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诸子＋兵书〕＋文集录＋术技录〔术数＋方技〕＋佛法录＋仙道录）－（纪传录＋佛法录＋仙道录）

∵《七录》：《隋志》＝（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经部＋史部＋子部〔子兵＋技术〕＋集部＋道经＋佛经）

∴《七略》＝《七录》 《七录》＝《隋志》

∴《七略》＝《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