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入，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哲学家之永恒课题，不外：（1）天人之际；（2）人人之际。
人类生存依托于自然；所谓“认识论”，所谓“本体论”，不外哲学家对于宇宙本体的认识过程。现代的哲学，无论中外，还都是如此。而人人之间构成社会，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中人；人与自然间关系是“天人之际”，人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人之际”。“天人之际”发展成自然科学，而“人人之际”发展成社会科学；哲学变作两种学科的边缘。可以说没有哲学指导的科学不是理论科学，只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
历史学是研究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而自然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人是宇宙的“心”，没有“心”的宇宙，只是一种“寂静”；“寂静”变作活泼世界由于人；可以说人是宇宙的主人，是宇宙的主体，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家说，人与天地参！因此历史主要是人的历史。历史是时间科学，所以中国古代史统名《春秋》，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即指由神、巫掌握的史诗亡，而由史家写作的历史《春秋》继起。两宋是《春秋》学的兴盛时期，理学家更重视《春秋》。
两汉是中国经学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经师以天人之际为天人感应，于是阴阳灾异之说兴，而少哲学上的探讨。今文经学，公羊学遂欲统一天人，而倡“大一统”说。《春秋左氏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而《公羊传》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以“王正月”表示天人之一统，天人一统当然包括人人一统在内，此为先秦儒墨两家共有之义。墨子“兼爱”，当然指最广泛的人际关系，而儒家自孔子起，虽盛赞齐桓管仲之霸业，但不鄙视四夷，以此有后来《公羊》之发挥，其所论夷狄、诸夏、中国之别都非严格之种族或民族概念，他们都是可变的因素，不是僵化的实体，夷狄可进于爵，中国可以退为夷狄。是以夷狄、诸夏、中国之区分在于伦理文化，而无狭隘之种族或民族成见。胸怀坦荡，于是《公羊》之大一统说，遂辉煌千古，为中国各民族间之形成大一统国家，建立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宋儒长于思维，理学出现更使哲学思维达到高峰，他们注意天人之际而谈“理”。“天理”即自然法则，认识自然法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中世纪，无论中外，哲学思维止于直觉与经验。直觉结果为理性，而由经验得到认识，此即朱陆两派“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分歧所在。两派有长短，但北宋程灏之本体论实有特点。他们以天道为诚为仁，亦即宇宙本体为仁诚。宇宙本体是诚是仁，因而有生有长，这是一个活泼泼的世界。宇宙是诚，因而不是空无；宇宙既诚且仁，仁是生机，有仁则生，无仁则灭。程灏、谢良佐最善此义，由此发展可有近代之自然科学。但我们在封建社会内，没有发展自然科学的条件，于是理气之说，永远止于含混的概念中而坐视西洋自然科学之发展，于是落后成先驱，先进的中国变作落后的代名词。
在人际关系中，理学家以所谓“三纲五常”加诸人，并以说历史，于是宋儒之《春秋》学遂多理学家纲常名教之思想内容。近来出版的张岂之等同志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于宋初理学家孙复思想一节中指出：“需要建立一种以大义名分进行善恶褒贬的理论体系。凡是违反了封建社会等级名分和道德伦理规范的，都要按照一定的褒贬书法，一一宣布其罪状。孙复说：‘《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专杀之柄，天子所持也’。但是‘弑逆之人，诸侯得杀之’，因为‘称人以杀，讨乱贼也’。孙复在当时以讲《春秋》著称，他认为孔子著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正大义名分，‘专其笔削，损之益之，以成其大中之法’。他在《春秋尊王发微》第一卷开宗明义解‘元年春王正月’，明确地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他认为，‘无王’的表现是：周室东迁以后，诸侯强大，大夫专权，周天子号令成为一纸空文；西周传统的礼乐被破坏。针对此，孙复又说：‘《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这就是孙复所谓尊王的意义。在书中，他列举许多事例说明怎样才能作到‘尊王’，使诸侯和大夫不至无大小尊卑之分而任意破坏礼乐的传统制度。正因为如此，欧阳修说孙复的这部书对于‘治道’多所发挥，针对性强，这大约就是宋代重视《春秋》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上面的解释是正确的，宋代《春秋》学的确发达，这不仅表现在《春秋》一书的探讨发挥上，而且涉及整个历史学。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史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都是史书，也都是以自己的微言大义来说历史。司马温公自称不敢续《春秋》，认为“经”不能续，后人遂以《通鉴》为续《左传》，《通鉴》为传，而《纲目》因传而起凡，遂以《纲目》为经，是先有传而后有经。盖宋承五季，传统的礼乐崩坏，而天下纷扰，无复一统；于是理学及史学大师欲以己见整齐历史，而恢复传统的礼乐文明。且两宋逼于四裔，喘息不得，学者高倡尊王攘夷之说，以图一统，一统不可得，“正统”之说，遂起而代之。
孙复以为尊王在于攘夷，曾在僖公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下，有云：
此合鲁卫陈郑七国之君，侵蔡遂伐楚。书爵者，以其能服强楚，攘夷狄、救中国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师皆称爵焉。夫楚，夷狄之钜者也，乘时窃号，斥地数千里，恃甲兵之众，猖狂不道，创艾中国者久矣。威公帅诸侯一旦不血刃而服之，师徒不勤，诸侯用宁，讫威公之世，截然中国无侵突之患，此攘夷狄救中国之功，可谓著矣。故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召陵之盟专与威也。孔子揭王法，拨乱世，以绳诸侯，召陵之盟专与威者，非他，孔子伤圣王不作，周道之绝也。夫《六月》《采芑》《江汉》《常武》美宣王中兴，攘夷狄救中国之诗也，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兴起如宣王者，则攘夷狄救中国之功在乎天子，不在乎齐威管仲矣，此孔子所以伤之也。
此文最后一段的议论，是出自孙复的想象，其实孔子所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在赞美齐桓之霸业、管仲之伟功，没有他们，礼乐文明将遭沦丧，并没有伤感之意。《春秋经》于隐公之元年书：“元年春，王正月”，而《公羊》引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号召“大一统”而王纲已坠，名一统而实不一统，故转而求之于霸，以其威力，尚可以维护中国文明。故所谓“孔子伤之”之说，乃孙复之深文周纳。“深文周纳”盖后人于《春秋》无字处寻义理之法门，而朱子非之，以为《春秋》非字字有义，况无字处乎！
孙复在著作中，强调攘夷狄救中国。但在孔子以至《公羊》，并不以夷狄、诸夏、中国诸名为固定不变者，夷狄可进于爵而为中国，中国、诸夏亦可退为夷狄，标准是礼乐文明。宋人之所谓夷狄、中国已是固定实体而不可变，迫于两宋之形势，强邻虎视，寝食不安，自澶渊之盟至靖康之变，固愈溃愈烈者，于是激起民族情绪而抗争，学者亦大声疾呼，于是有《春秋》学之“尊王攘夷”！南宋初胡安国之《春秋传》遂并原有之传而四矣。前此曾有理学大师程颐之《春秋传》，虽未完成，但影响仍在胡《传》上。
《春秋》三《传》，汉后立于学官；魏晋以后，训诂师注疏以解经传，权威之地位已定，无复致疑余地，但唐代啖助、赵匡起，乃有异说，于原有三《传》，俱有微词，于是三《传》之权威渐杀，时至北宋，谈经夺席，于《春秋》旧传，别之新传矣。此例自程颐开始。原来儒家学究天人，以《易经》代天，而以《春秋》代人，《易》与《春秋》遂为天人之学的具体象征。理学传儒家正统，《易》与《春秋》学俱兴，程颐尤重视《春秋》，他曾经指出：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贬善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这是程颐为其《春秋传》作的叙言。其所谓“《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但易见之大义，究不知何所指？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后来学者亦言人人殊，原有三《传》各有其义法，则程氏所谓“大义数十”者，亦非炳如日星，人人可见。而其“微言隐义，时措从宜者”又复难知。于难知处求义法，虽上智亦须“优游涵泳，默识深通，然后能造其微”。这种功夫实近于理学家之修养功夫，以修养功夫求《春秋》大义，是《春秋》理学化的由来。然以此说《春秋》，虽为一班学者所接受，但朱子不然。朱子理学思想受二程、张载影响而集大成，且在《春秋》学上，并不于平凡处求玄解，而以为：“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当时鲁史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某字有甚微辞隐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恶瞭然在目，观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惧而不敢犯尔。”（《春秋集传释义大成·程子朱子说春秋纲领》）程颐以为不能以“史”视《春秋》，而朱熹则以为《春秋》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恶在目。朱化程之神奇为平凡，亦其高明处。程颐又以为“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心，非上智不能”，朱子却说，“孔子亦何尝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某字有甚微辞隐义”！程朱同属理学正宗，而于《春秋》之理解，抵触如此！
程颐有《春秋传》，朱熹却别撰《资治通鉴纲目》，亦上述之原因所致。程在《春秋传》中，优游涵泳《春秋》而“造其微”的地方，盖有数端，都可评议。
（1）《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程氏《传》云：
元年，隐之元年。春，天时。正月，王正。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平王之时，王道绝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隐不书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诸侯之立，必由王命，隐公自立，故不书即位，不与其为君也。法即立矣，诸公或书或不书，义各不同。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继世者，则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继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书即位，不正其始也，庄、闵、僖是也。桓、宣、定之书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贼之立，定为逐君者所立，皆无王无君，何命之受？故书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则义有间矣。
程氏以为“王与天同大，人道立矣”，此固理学宋所有义，故周王称“天王”，此亦“尊王”之义。《春秋》书隐公元年“王正月”，《公羊》以为意在“大一统”，而程氏意在“尊王”。“尊王”“大一统”本为一事，一统而有目标也。程氏虽不守《公羊》，但未远于《公羊》。至于书“即位”与否，程氏立义，而上下乖忤，不能自圆。诚如朱子所云“孔子亦何尝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哉！语云，“脏腑如能语，医师面如土”，《春秋》如语，程氏将无言以对也。
（2）《春秋》：“（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程氏《传》云：
周室既衰，蛮夷猾夏，有散居中国者，方伯大国，明大义而攘斥之，义也；其余列国，慎固封守可也，若与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谓“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乱华，故《春秋》华夷之辨尤谨。居其地，而亲中国、与盟会者，则与之。公之会戎，非义也。
程《传》于鲁隐公元年首倡尊王。二年倡攘夷。尊王攘夷，固说《春秋》者之大义所在；程亦如此。但夷夏之辨，前贤与后儒之解释不同，《公羊》不俗，以夷夏为可变实体，夷狄可进于爵，而华夏可退为夷狄。北宋以后，逼于强邻，遂以夷狄比于小人以至禽兽，远离《公羊》之旨，亦远离孔子《春秋》，己身不竞而嫁祸，非贤知者。
（3）《春秋》：“（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程氏《传》云：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在三月，则书王三月；无事，则书时，书首月。盖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天时备则岁功成，王道存则人理立，《春秋》之大义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阳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灾而非异也。星辰陵历亦然。
程《传》于隐公三年，发挥“春秋”之日月时义。宋《春秋》家多于本经内觅日、月、时有关记载之“微言大义”。程氏于此引入“王道存则人理立”之大义。王道即天道，太阳为天君，天君被食乃君道所忌，乃王道不立而有悖于人理者。但时至北宋，已知日食有常，乃灾而非异。但在灾异之前，宋儒实进退失据。以天变为有常，但又以为人事之不臧可影响天道。程氏曾批评汉人之天人感应说道：“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皆人为感之也，故《春秋》灾异必书。汉儒傅其说而不达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电不时，灾也。大雨雪，非常为大，亦灾也。”（《春秋传》隐公九年三月）所谓“凡失其度，皆人为感之也”，以为人事不臧，可以使天失其常。如此则所谓“天行有常”，亦可为人事所左右。“天行有常”为宋人所知之真理，而为人事左右之说，仍汉人天人感应说。宋人、汉人固五十步、百步之争也。宋儒之论天理实以大程一派为合理，小程之所不及。
程《传》之进退失据处尚不止此。如《春秋经》桓公三年关于“有年”的记载，程氏《传》云：
书“有年”，纪异也。人事顺于下，则天气和于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乱人伦；天地之气为之缪戾，水旱凶灾，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书其异。宣公为弑君者所立，其恶有间，故“大有年”则书之。
“有年”即丰收年，“大有年”即大丰收年；本为史家之真实记录，有则书，无则否。今程《传》于桓公三年之书“有年”，宣公十六年之书“大有年”，以为经如此书，乃纪异也。盖桓公弑隐公而立，宣公为弑文公者所立，逆天理，乱人伦，应有水旱凶灾，而今“有年”是变异非常，乃纪异也。后人发挥此说，以为先儒说经，多列“有年”“大有年”于“庆瑞”之门，至程《传》发明奥旨，得其义于字表，遂变庆瑞为灾异。其实，程说无据，以“有年”为灾，深文周纳，朱子之不从其说，亦见其卓识。
程颐《春秋传》粗具规模，但未能完成，南宋初继作《春秋传》而影响颇大者为胡安国。胡《传》出后，与原有三《传》并传而四矣。《宋明理学史》评述胡氏《春秋传》，以为胡氏尽毕生之力治《春秋》意在“经世”。在胡氏看来，《春秋》是“经世大典”。并引《宋史》本传，南宋高宗与胡安国讲论《春秋》事：
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如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
所谓“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当时迫在眉睫的大事，无非攘夷与维护一统。其实高宗懦夫，虽喜《春秋》，意不在攘夷，胡氏则慨乎言之。
胡《传》曾于鲁隐公元年开宗明义说：
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故议常经者黜百家，尊孔氏，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此道术之归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书，而变礼乐革制度，则流放窜殛之刑随其后，此国政之归于一也。若乃辟私门废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为政，谬于《春秋》大一统之义矣。
道术归一，国政归一，是为“大一统”。“大一统”义来自《公羊》，归纳《公羊》所述，大一统乃中国各民族间天时政令之一统，而胡氏所言之大一统，乃指道术及政令之一统。汉武帝曾为中国大一统事业之缔造者，其政策是“黜百家，尊孔氏，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时至南宋，非六艺之科者逐渐衰微，随中国封建社会之到来，学术事业，除理学外，都非昔日之蓬勃发展，仪态万方矣。
“大一统”与“尊王攘夷”不可分，南宋高宗讳言攘夷，但理学家之论《春秋》者高倡之，胡氏于《春秋》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下云：
戎狄举号外之也。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天子与天地参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独外戎狄乎？曰：“戎狄之有善否，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事戎狄，致金缯之奉，苟图便安，其策不可施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日复一日，必将滋蔓，萌华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为此说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
所谓天子与天地参，天地无所不覆，无所不载，应王者无外，何独外夷狄乎？盖无不覆载是“体”，而外夷狄是“用”。《公羊传》说经说权，而胡《传》讲“权”讲“用”，讲“变”讲“常”；“常”当于“经”，而“变”当于“权”。经为不变之道，权为权宜之计。而胡安国以为“贤者守其常，圣人尽其变”。如《春秋》“郑伯逃归不盟”，胡《传》云，“《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义为主。夫义者，权名分之中而当其可之谓也。诸侯会王世子，虽衰世之事，而《春秋》与之者，是变之中也。郑伯虽承王命，而制命非义，《春秋》逃之者，亦变之中也。天下之大伦，有常有变，舜之于父子，汤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处其变者也。贤者守其常，圣人尽其变。会首止，逃郑伯，处父子君臣之变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为《春秋》，而非圣人莫能修之者也”。胡《传》此说，颇有新义，“经”为不变之常，守常易而应变难，故贤者守常而圣人应变。应变得当谓之义，“义者，权名分之中而当其可之谓也”。
但南宋高宗处于非常之际，于君臣父子之间，华夏夷狄之际，所持非经非权非常非变，固不能以《春秋》之义绳之者。胡《传》以为王者无外而外夷狄，亦变体为用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夷狄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事戎狄，致金缯之奉，苟图便安，其策不可施也。”胡氏以此应为圣人之应变而外夷狄。胡氏迫于时事，以委婉之词，道出外夷狄之旨。应变者不谈守常，守常者应倡一统而王者无外，但当时逼于女真，偏安几不可为，胡氏憎恨之情，透于纸背，于是比夷狄于禽兽，远离《公羊》之旨，但其情可悯也。胡氏《春秋传》谈经夺席，遂使其《传》立于学官，并原有三《传》而四矣。
“大一统”，本《公羊》主旨，时至南宋，无一统可言，何况大一统，于是胡氏以应变代守常，变内为一，而申其讨伐夷狄之义。至朱熹时遂又变“大一统”为“正统”，以为南宋虽非“大一统”，但“正统”也，于是在其《资治通鉴纲目》中首倡此义，《紫阳纲目》出遂使胡氏《春秋传》黯然失色。元人程端学曾在其《春秋本义》之《春秋纲领》中引用朱子的议论道：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
《春秋》正义明道，贵王贱伯，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之类，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说。
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
《春秋》本明道正义之书，今人止较齐晋霸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
这都是实事求是的意见，是朱子之所以为大思想家的特点。论《春秋》之大旨，不过“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并且说，“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以为《春秋》字字有义，遂使后世说《春秋》者，穿凿附会，不能自圆其说，程颐《春秋传》，亦复如此。朱子对于《春秋》及原有四传（包括胡《传》）的理解，实胜于两宋诸贤达，是以不必作《春秋》传，而纂《资治通鉴纲目》一书，盖与其曲解《春秋》，不如自抒己见而作《春秋经》。胡三省曾经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
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是以各书之起讫年代，而定其相关，以《春秋》继《书经》，而《通鉴》为继《春秋左传》。《左传》传《经》；温公不续《经》而续《传》，以《通鉴》比于《左传》。朱子之《资治通鉴纲目》，乃因《通鉴》而发凡起例，可比于《春秋经》。宋王柏在《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后语》中，即是说，“《通鉴纲目》之惠后学久矣。……其大义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子。……谓之续《春秋》，亦何愧焉。”以《纲目》为续《春秋》，或朱子之意与？元人汪克宽于《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凡例序》中也道：“子朱子笔削《资治通鉴》为《纲目》，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朱子笔削《通鉴》，一如孔子之笔削《鲁春秋》。前人固以《纲目》比于《春秋》。
《纲目》削《通鉴》而发凡起例，比于《春秋》。《公羊春秋》大一统说流传千载，深入人心；而在实非一统之南宋，《纲目》遂有正统说以代大一统。在《纲目》中的《凡例其次》是：
统系：正统 列国 篡贼
建国 僭国 无统
不成君小国
关于“统系”的凡例，更是凡例中的纲要。原书解释道：“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列国，谓正统所封之国。（如周之秦、晋、齐、楚、燕、魏、韩、赵……诸大国，及汉诸侯王之类。）篡贼，谓篡位干统，而不及传世者。（如汉之吕后、王莽，唐之武后之类……）建国，谓仗义自王，或相王者。（如秦之楚、赵、齐、燕、魏、韩。）僭国，谓乘乱篡位，或据土者。（如汉之魏、吴，晋之汉、赵、诸燕……）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楚、燕、魏、韩、赵、齐、代八大国，凡廿四年。）秦汉之间，（楚、西楚、汉三大国，雍以下为小国，凡四年。）晋隋之间，（宋、魏、齐、梁、北齐、后周、陈、隋为大国，西秦、夏、凉、北燕、后梁为小国，凡一百七十年。）隋唐之间，（隋、唐、魏、夏、梁、凉、秦、定杨、吴、楚、北梁、汉东，以上凡五年。）五代。（梁、唐、晋、汉、周为大国，二蜀、晋、岐、吴、南汉、吴越、楚、荆、闽、南唐、殷、北汉为小国，凡五十三年。）不成君，谓仗义承统而不能成功者。（如刘玄。）”
盖自《公羊传》首倡“大一统”以来，遂使国人无不以一统为常而分裂为变。时至南宋，四裔交争，大一统已不存在，于是朱子倡正统说，以为宋虽偏安，仍属正统；正统实为大一统之变局。此义一出，遂使史家纷纷，议论分裂之局，孰为正统矣。元人汪克宽在《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凡例序》中曾经说：“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是明白指出《纲目》统系乃明大一统义。而《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凡例》中之《正统例》云：“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正统者，大书纪年。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其非一统，则分注细书之。虽一统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书之。”以天下混一为正统，“混一”或即“大一统”之别称？凡正统国家，“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此例用于东汉末之三国，遂以蜀为正统，而僭魏。南宋偏安，但为正统而土地分裂，亦应书其为正统，朱子之用心良苦，也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历史哲学思想。
（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