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子论历史人物，重视其本领，就是重视心术、重视义理，甚至可以说是重视行为的动机。但并不表示朱子论历史人物只做道德判断而不及其他。因为除了本领，朱子也重视历史人物的资质。朱子强调资质的重要，以之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可以解决程子等人评论历史人物时，由于强调心性义理而遭到的棘手难题。例如，五代的冯道与汉末的荀彧应予怎样的品评？胡瑗认为冯道虽然更相数主，腼腆事仇，但保护百姓，不使肝脑涂地，“虽事仇无伤也”。司马光认为荀彧想借曹操势力以达到安定汉室的目的，也应该予以褒扬。程子面对这样的论点，深不以为然，提出不同的意见：“在道为不忠，在彧为不智。如以为事固有轻重之权，吾方以天下为心，未暇恤人议己也，则枉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明显是做道德判断，以为大节有亏即无事功可言，用这样的方法来贬抑冯道、荀彧的历史地位，似乎不很具有说服力。真正的难题是管仲的地位。管仲虽有襄助齐桓公称霸的功业，在道德上却有忘君事仇的严重缺失，但孔子居然以“仁者”称之，应该怎样解释呢？程子的主要观点是：“管仲之仁，仁之功也。”朱子接受这个说法。但对程子有关这件事的意义所做的分析与论断，也有不同意的地方。兹录于下：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覆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
朱子大体接受，故录于《四书集注》，他自己论断却与程子很不相同。程子的观念是后功不足以赎前罪，功与罪不可分开来看，管仲先事之君是弟，所以事仇无罪；王珪、魏徵先事之君是兄，所以事仇有罪。这样的论断仍然是以一个德目为标准简单地加以衡量，相当粗糙，难以服人，充分显示完全依凭道德判断是无法对复杂的史事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朱子只讲了一句话，十分明快地把功与罪分别处理，立即解开了程子手中的这个死结。
朱子把功与罪分开，认为事功与道德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一个人的事功不应由于操守德行上的缺点而全部抹杀。这是因为在朱子思想中，历史人物的事功与品德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源头，一是资质，一是本领。朱子在与学生讨论《论语·八佾》的《管仲之器小哉》章时以管仲为例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盖当时之人，只见管仲有九合之功，将谓它大处大故。孔子却见它一生全无本领，只用私意小智做出来，仅能以功利自强其国。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谓之“器小”。……孔子“器小”两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个褊浅卑狭底人。……只为他本领浅，只做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大凡自正心、诚意，以及平天下，则其本领便大。今人只随资禀去做。管仲资禀极高，故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许多事。自刘汉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当汤、武，固自不得；若当桓、文，尚未可知。……管仲作内政，尽从脚底做出，所以独盛于诸侯。汉高从初起至入秦，只是掳掠将去，与项羽何异。但宽大，不甚杀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宽大；隋以拒谏失国，故太宗不得不听人言。皆是他天资高，见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则天下便叛而去之。
在朱子眼中，管仲资质极高，本领极浅，虽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也不足称道。这样的情形不只是管仲，汉高祖、唐太宗“亦是如此”，他们的功业“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都是从脚底做出，也都不足称道，不能比肩三代圣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既然事功来自资禀之高、天资之美，事功的价值也必须加以肯定。尽管这些价值不能高估，不能把铜、铁看作金、银。但也唯有大量的事功，历史的内容才丰富充实。聚积可观的铜铁，“九转丹砂，点化成金”之时，才有足够的质材。就这一点来看，英雄豪杰的事功成就，不只是不可轻忽，甚至是可以欣赏。
朱子很欣赏汉文帝，他说：“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资，又辅以惨刻之学，故所为不如文帝。”就是把文帝的作为事功归源于天资之高。同样地，武帝天资亦高，朱子也很欣赏，甚至超过文帝，也是缘于武帝之天资似有高过文帝的地方。他说：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说武帝强文帝。其论虽偏，亦有此理。文帝资质虽美，然安于此而已。……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
陆象山曾说汉武帝强过汉文帝，朱子认为“亦有此理”应该是从人物的禀赋资质来说的，可见大理学家论人物均采追根究底、深入探察的方式。因为就事功而言，文帝之时仓廪岂实，民生安乐；而武帝末年则是海内虚耗，几同暴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那么，朱子欣赏武帝，有何意义呢？朱子无非以为只有像武帝这样天资高、志向大的国君，才有可能落实圣贤道理，再开创出如同三代的盛世。从这一点看来，武帝的才华气魄就不可忽视，而且应该有所理解。再者，朱子还强调真儒辅佐的重要，希望有人能把国君的资质之美引导转化为本领之大，这样的人当然是精研圣贤义理的学者，义理之学的重要性也就分外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