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要真实 分析要全面

接着，我们请王教授谈谈治史经验，他说：

我主张写真实的历史。我这个主张如果要追其源头的话，可以追溯到我的中学时代。我是保定六中二十四班的学生，上学时写过几篇小说，并与王重民先生、杨景山先生一起成立了“新文学会”，中心主张就是文学要写真实。军阀要抓我们，我从校长处得知消息后躲到熟人家里，杨景山先生当时已是地下党员，他到北京，后来与李大钊同志一起壮烈牺牲了。为什么主张写真实呢？因为只有真实才能动人。事实往往比较简单，文学家可以加工，但必须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不能靠胡编生造一些离奇荒诞的情节，那样的东西读者会识破的。原来我读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时，曾以为他是套《红楼梦》的。解放后我第一批参加四川省土改工作队，才知道巴金先生写的是成都的大家族，是真实的。茅盾先生的《子夜》是以上海资产阶级为题材的，也是真实的，不到上海，就不理解《子夜》。

后来我考上了清华研究院，学习语言和历史专业，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教授都是我的老师。1929年毕业后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完成了《西夏研究》一至三辑。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在法国，在那里得到了法国铭文学院院士会茹莲奖金，由于得这笔奖金有了费用，又多待了半年。这一时期我跟进步学者学过一些经典著作，学语言、学历史，晚上又加班学艺术史。因为巴黎是艺术的宝库，到那里不学点艺术，会觉得遗憾。那时思想十分活跃，接触的东西多，从多方面得到启发。1936年底回国，正赶上西安事变，此后我就参加抗日工作和地下工作，直至解放。

要讲体会的话，这些年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历史要尽量写真实。这样写，才有价值。在正确观点指导下，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勤于收集材料，加上有文学才能；这是必备的几个条件。让具备这几项条件的人，将“四人帮”从发迹到灭亡的历史写出来，就能写出一部最生动的历史。还可以写从周总理逝世到毛主席逝世一段历史。我以为，让历史家来写，会比文学家写得更全面。

历史家的历史观要跟着时代发展。司马迁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了不起的，他收集的材料齐，写得生动，把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写得有声有色，刘邦的格调就差一些，有点无赖样。司马迁对汉武帝也不客气。我们今天应该有比旧史家更进步的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中青年同志现在担负着重大责任，我们老年人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我老了，要写就得靠你们青年学者。但我能想，能说。一个搞历史的人要善于综合，把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综合，这是一项最要紧的本领，不是别人所能教出来的，而是综合得多了在自己脑子里起了变化，或者说是产生了质的飞跃。我们老年人有责任帮助青年人，以老带新、新老结合。青年人有朝气，再接受了老年人的经验，长处就更大了。但有的青年有个缺点，喜欢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绝对化是不对的，必须用分析的眼光，把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各种复杂关系搞清楚。要多看、多听、多想。能分析的人，才能写历史。你刚刚接触一堆史料的时候，好像许多地方都互相矛盾，糊里糊涂。经过分析，就不糊涂了，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是一定的。

搞学术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只要他的有根据、有道理就要容许存在。对不同意见动不动一棍子打死，学术永远不能进步。秦始皇“焚书坑儒”对文化破坏很大，阻碍进步。有人说秦始皇还做得不够，是错误的。搞历史就要总结规律。旧中国既是半封建，又是半殖民地，还有余毒没有肃清。例如有人总想把持个部门，我看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余毒的表现。历史的因子不能一下子铲除。我们不能忽视旧的东西的遗留及其阻碍作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封建王朝三次复辟，杀人如麻，把革命者当牛马骑着。历史有规律，违背了规律就会受到惩罚。搞历史学的人有个好处，就是能根据规律预见未来。历史是螺旋式上升，不是直线拔高。

多少年来我都想写一本《中国人民史》。我在法国时，也学过点马克思主义，也受过各方面新思想的影响，这个想法就是当时受了一种熏陶而产生的。这样一部书要把全国人民的历史写出来。外国有人写人民史，有的深度不够，有的不能以社会经济为基础。不论史前期，还是到现在，社会经济都是基础，是主流。其他政治、文化，都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现在我因时间关系，写这样一本书的可能性很小了，但我在研究工作中仍然贯穿面向人民。前面说修改《西夏文字典》要力求精粹，改革检字法，也就是要使它成为人民适用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