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今天总是在讨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不是个人的意愿，不会因为哪个国家、哪个人需要全球化就可以推动全球化，或者不需要全球化就可以阻挠全球化。这个观点主要来自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主要观点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美国过去几任总统让中国从全球化中占了便宜，中国依靠窃取美国的技术发展起来，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必须要让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特朗普上任以来，不遗余力地推销宣传这样的观点，同时，在这样一种观点指导下，掀起了中美贸易战，美国也一直企图说服发达国家和他站在一起，阻挠中国的崛起。于是，美国号召所有美国大型企业回美国投资，重振美国制造，美国也从若干国际组织退出，不再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逆全球化势头来势汹涌。

我相信，任正非当年创办华为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华为和全球化浪潮有什么关系。全球化既不是以哪个人，也不是以哪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100年前，远在北美新大陆的美国，通过电力发明，形成新的产业模式和公司，汽车、铁路、钢铁、石油这些重资产行业迅速崛起，在资本的集聚效应下，打下了全球化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美国有机会把他们积聚的这些产业通过其在全球话语权，实现产业的全球化配置。这些配置在资本的驱动下不断进行产业更迭和转型升级，美国成为高科技和高端服务轻资产结构的国家。在过去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就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难道他们是真的要放弃全球化的红利吗？

几十年后，中国的开放和加入WTO再次重构了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美国的全球化模式变成了以中美为重心的全球化模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受到了严重挑战，于是，新的全球化阻碍就产生了。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成为一个新的世界命题。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本质是扩张与反扩张，控制与反控制，占有与反占有，强大与弱小，平衡与倾斜动荡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从来都是对原有秩序的破坏与颠覆，所以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必然遭到原有秩序的抵制和反抗。我们需要研究全球化的科学性、合理性，也要研究逆全球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尤其需要从价值观的角度去研究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与传承、生活方式、环境价值观、资源价值观、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等方面。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主要原因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与经济利益的结合，也包括全世界每一个人对于全球化生活方式的接受。比如，中国人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没有一个人不向往自己的国家也会高楼林立、高速公路交错，每个人都有能力开着汽车奔驰在大街小巷。于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输入了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让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公司、管理、产业、研发、标准等由浅入深地进入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输入了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没有成为逆全球化的阻碍。但是中国不是一个小国家，不会简单地成为被全球化的一个国家和区域，中国过去不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不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但是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社会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还拥有巨大的市场和众多聪明勤劳的人民，已有的全球化规则和体系在融入中国的过程中会出现冲突，甚至是排斥、颠覆。当全球化体系输入中国的时候，可能会被中国修改和重构，然后再贴上中国的标签，带着中国文明的符号走向世界。

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全球化体系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也是既往全球化利益的分享者。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继续过着苦难的日子，但是这样的中国是中国需要的吗？对世界有意义吗？

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发达国家有机会把汽车、装备制造、化工业等他们需要但是又不能赚钱的行业一股脑转移到中国来。发达国家从国家到公司再到人民都能够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他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同样，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也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引进了全球的商品，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引进了技术，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引进了西方的管理模式，提高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和管理水平；引进了资本，让很多产业都能够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中国也会在被动的、输入式全球化过程中渐渐融入深层次的全球化体系，包括经济、文化、制度、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技术进步和中国的发展让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过去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结构不能适应新的产业生态，从而导致全球化的外延和内涵都有了变化。

比如在中国，大家开玩笑地说，乞讨的人都已经有二维码了，普遍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时候，中国已经很难接受没有移动支付系统带来的便利了。移动支付已经十分常见了，但是到了曾经我们仰慕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移动支付还是稀缺物种。

到日本京都，每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店都可以激起你的消费欲望，但只有很少的店铺有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支付服务，不会日语，有交流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来说，很容易就直接进入到有移动支付的店铺，一句话不用说，就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商品。

中国的电子商务包括跨境电商是全世界做得最活跃的产品销售模式，其触角几乎已经伸向了全球每一个角落，而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基本上还是依靠传统渠道、线下销售，信用卡是主要支付方式。许多发达国家的优质消费品经常在云里雾里之间，就被中国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买到短缺。

作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在经济上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以美国为领导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已经持续了六七十年时间，几十年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一直没有受到太大挑战。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给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了威胁，于是希望通过对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创建对于美国非常有利的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不是在逆全球化，而是在阻拦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是在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新秩序。

但是特朗普或者美国的政治家过于理想化了，他们应该清楚，今天美国的产业结构也是从1945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历程构造的，是美国这个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遵循全球产业运动规律而形成的。美国主导的这个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根深蒂固，即使需要调整，也是在符合全球化规律的方法之下来调整，与主要的全球化国家进行协商之后进行调整，完全可以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供应链重构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美国有那么多投资银行家，这是他们的长项，完全用不着轻易挥舞关税大棒，快速通过霸权思维来处理经济全球化的已有秩序。

比如美国希望从中东撤出，是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在中东的成本太高，当年大举投入是因为需要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而目前，美国已经通过页岩油气的开发，从一个能源进口国成为能源输出国，通过一系列的能源革命，大大降低了石油和煤炭的应用比重。特朗普这位精明的商人总统当然希望撤离中东这个火药桶，降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干预成本。

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是因为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思维吗？显然不是。中美这两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大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一样，中国不可能发展得越来越像美国，作为商人总统，特朗普显然不认同前几任政治家出身的总统，他希望通过贸易战，来改变中美贸易中对美国不利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尤其是希望通过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让美国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和产业进入中国，获得更大的市场。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其实是没有国家愿意失去全球化机会的，所谓的逆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些国家在失去全球化新机会后所采取的遏制策略而已。

再比如，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建立全球化互联互通机制的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这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有利。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输入性地接受全球化之后，由于自身能力的提高，具备了一定的对外输出能力，努力寻求对外合作空间，把中国的优势与产业和价值链相对薄弱的一些亚洲、非洲国家的劣势结合起来，填补全球产业发展的空间。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都有机会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输出性受益者，也具有在产品、人才、资本、技术领域的输出能力，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全球化战略。但是这个战略一直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一开始，也有不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反对的意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关系，提高了全球化的成本。于是中国和日本等国提出，共同利用各自优势，开发第三方市场，大大减少大国和强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恶性竞争，而不是从逆全球化的角度互相拆台。

“一带一路”倡议历经5年多之后，慢慢成熟，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这说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不愿意走闭关锁国的发展道路的，不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障碍，而是做多边主义、全球化的推动者。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控制“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市场的机会，而是为了搭建一个谁都可以加入的全球性利益平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主体都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和利益，谁也不排斥谁。

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个话题里，关键是我们对全球化模式和制度体系的理解和设计。当科技和资本结合推动经济的全球化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全球化主导者的文化、价值观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被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希望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经济增长和教育科技的发展，但同时自己国家的主权、文化、文明、生活方式、自然资源也需要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这些东西受到了冲击，出现了矛盾，全球化的性质就会受到质疑，全球化的进程也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