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1968年，“文革”乱世，我满十五岁，趁乱学起油画来。在大墙面大铁皮上才画了几幅毛主席“红宝像”，我就认定自己已经是个油画家。冬季头一场雪，我约了两位大我几岁的工人画友，郑学明、李云晖，直奔淮海路西端襄阳公园，瞄准园外那座有五个圆顶的东正教教堂画写生。那年，教堂早已成了卢湾区抄家物资管理办公室，但圆顶不容易“抄”走，我们早就选定一下雪就画它：它多像苏联画册中的景象——什么是苏联、旧俄、东正教，我们全不懂，但那又怎样！

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第一次使用刮刀。三小时后，“苏联油画”大功告成，我站起来正要呼叫走开游荡的两位画友过来欣赏，身后站立良久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开口了：

“初学油画吧？同志，我也是搞艺术的，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你看，那是什么建筑？你为什么偏偏要画它？再看看你的调子，同志，又灰又暗，哪里看得出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简直像16世纪的穷乡僻壤！”

“16世纪”？“穷乡僻壤”？而且他说“调子”，显然懂行。

我心跳，紧张，写生的狂喜顿时蒸发净尽。两位画友早已过来，几次张嘴想要辩说，但这位年纪至少大我们二十岁的男子不容插嘴。他沉着脸，表情诚恳，重复说道：“同志，你要好好想想！”

这句话，是当年“政治”上极为严厉而流行的“起始句”或“结束语”。

现在想来，这男子的心态真是好不难说：他站我身后看这许久，最低限度也还喜欢看见有人在画风景画——那年，我曾亲见一位有名的右派老画家，居然一边在礼堂画着“红宝像”，一边扯开喉咙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五十多岁的人了，分明唱给别人听，也分明侥幸自己被起用，画着革命画——时势严峻，天气严寒：这位男子仍会走来公园逛一逛，看看雪景，看人画画，而终于要对陌生少年来说那番革命的话……

他说的全是假话套话么？那是彼时彼刻的真心话。及长大成人画下去，一路曾有多少老同志好同志语重心长找我谈谈话：“小陈啊，你要好好想一想！”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天我们就这样在雪地上僵持着。我不怕他。以我那时的个头和年龄，最后一招是打架（三个对一个）；但我怕他说的话：我知道那是大道理，是“文革”初始天天听到的革命腔，可我心里知道自己的确不想画“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心模仿的正是“修正主义”灰调子。那天天气阴沉，新雪惨白，公园、教堂一派萧条：这景色，这幅画，的确“又灰又暗”——事情不妙。他是什么人？他会将我带走吗？在那时，随时可以有人因为“严肃的”原因将人带走；被人带走的，何况我才是半大的孩子，前两年就为了爬墙越界之类，给人捏紧了腕子拽到什么“战斗组”办公室去，拍桌子，问出身，临了还叫学校来领人。

手冻僵了。我瑟缩着收拾画箱准备逃走。小郑强作镇定，声音抖着开腔问道：“我是静安区汽车修配厂工人。请问这位同志：你是什么阶级出身？”

这是当年另一句非常严厉而流行的政治“起始句”或“结束语”，效果惊人：我记得静了几秒钟，每个人嘴里呼出严冬的白汽，中年男子不发一言，倏然回身，径直向公园出口跑去。

画了雪景写生的第二年，我就到农村插队去。又过一年，回沪探亲，在襄阳公园拍了这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