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动趋式源于驱动—路径图式

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理论和隐喻理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意象图式是人类经验中形成的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完形结构，具有抽象性、可组织性和可重复性，都涉及空间结构；随着人类感知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可被隐喻扩展到其他的认知活动中，意象图式不断抽象、丰富和发展；隐喻扩展基于人类对不同认知域的相似联想，为人们理解和解释语言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观点有着较强的心理学基础，即皮亚杰理论的核心概念——图式。图式是个体对世界知觉、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或者说是人类认知事物的基础，因此图式的形成和变化是认知发展的实质。我们将利用意象图式和隐喻探讨动趋式致使义产生的认知机制。

1 驱动—路径图式的建立

戈达德（Goddard，1998）认为“致使”是指因为某人做了某件事或某件事发生了而导致另一件事发生的语义。作为动补结构之一的动趋式也具有致使性。我们假设将动趋式置于致使范畴框架中进行研究，并运用意象图式理论来探究动趋式产生的认知经验基础。

关于致使概念的认知经验基础，学界已有不少研究。米勒·约翰逊—莱尔德（Miller & Johnson-Laird，1976）认为致使概念来源于人们对运动感知，以及与人们对自身意愿性活动（intentional movements）的感知。泰尔米（Talmy，1985，1988，2000）用物体的运动解释致使概念的来源，建立了动力图式系统（force-dynamic system），具体表现为“内在施力”（intrinsic force）的两个力实体（force entities）之间的对抗（opposition）上，两个个体是作用力（agonist）和反作用力（antagonist），是焦点（foregrounded）和背景（backgrounded）的关系；施力场景表现为作用力是否表现出了施力倾向或是否该力会被反作用力所克服，分别对应于动作（action）和静止（rest）；动力图式系统不仅适用于物理运动领域，也可适用于心理和社会领域。Talmy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郭熙煌（2005）、刘燕君（2007）、胡盼（2012）、匡蔷（2012）、宋丽珏（2013）、李娇枝（2013）等运用动力图式分别对情感隐喻、“使”字句与“把”字句、通感隐喻、情态表达、轻动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使研究具有了新的认识视角，更加说明了语言结构的认知动因。梁晓波、孙亚（2002）也认为致使结构具有认知动觉基础，有着与世界动态事件象似的动因，有着施力图式的产生可能，也有着心理空间概念合成的内在因素。这些研究对于探讨各语言中的致使概念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除此之外，前人对于致使范畴的相关研究中使用了“驱动图式”或“路径图式”，然而，二者对于分析动趋式均存在一定局限。我们提出将二者整合起来，建立“驱动—路径图式”，便于更好地分析动趋式。驱动—路径图式是一个复合图式，是指在驱动下发生的路径变化。

1.1 驱动图式不能凸显路径变化

周红（2005）使用“驱动图式”考察致使范畴的认知经验基础，提出只有在力的作用下物体才会移动或变化，并得出了致使者、被使者、作用力和致使结果四个基本要素，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两个事件。“驱动”是指一物体作用于另一物体，导致另一物体产生移动或变化。并借鉴克罗夫特（Croft，1991）驱动链模式（Causal Chain Model）进行分析，即在驱动过程中，动作各参与者之间存在一条用于力的传递的致使关系链，这个致使关系链可分为作用（cause）—始变（become）—状态（state）三个环节，分别意味着动作参与者将力传递给另一动作参与者、力被吸收并开始发生变化、动作后的状态。

我们认为，动趋式符合驱动图式的界定，即某物体导致另一物体产生移动，具有致使性。周红（2005）认为致使与非致使的对立在于是否发生致使力的传递；致使力的传递即一个事件的发生引起另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不仅该事件对另一事件具有致使力，而且致使力发生了传递，由第一个事件传递到第二个事件，或者说，由致使者传递到被使者。如“他打碎了玻璃”就是一次致使力的传递过程，“玻璃”发生了状态的变化，由完整到破碎。陈忠（2006）认为一个完整的运动事件或位移事件必然是由一个物体或者引导另一个物体或人发生运动，这就是致使范畴；并提出“致使”和“非致使”之间的对立在于前者凸显动作发出者对受动者产生的作用和结果，尤其是凸显动作受动者在这个动作链的影响下产生的继发状态或动作。张豫峰（2014）提出了“致使态”概念，即述题以使动方式描述主题是动作原因事件的运动情况；认为与“主动态”“被动态”相比，致使态虚化了致使主体和动作力，强化了致使的原因事件，以致使原因对致使对象的影响力取代致使主体对致使对象的动作力，具有强烈的致使意义。这些论述均说明驱动在判断致使义时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驱动就不体现为致使。

根据Croft（1991）的驱动链模式，我们分析“他把孩子抱上了床”，“他抱孩子”是作用环节，“孩子上床”是始变环节，“孩子在床上”是状态环节。如图2-1-1所示：

然而，驱动图式在“移动”的方向性特征上未有明确的说明与分析，不能充分凸显动趋式的特征。作为动补结构一类的动趋式使用了源于空间方位的趋向动词，语义引申体现了人类不同的思维过程，且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例如，动趋式“V+过来”可以使用在空间、领属、时间、比较、数量、价值、生理/心理等认知域中，如“他走过来了”“他把财宝夺过来”“那么大的痛苦他终于熬过来了”“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这么多文件，我怎么写得过来啊？”“错误一定要纠正过来”“他终于醒悟过来了”等，表达不同语义。而动结式则不体现空间方位的隐喻扩展，如“他喝醉了酒”“他摔倒了”“他摔得鼻青脸肿”等。因此，使用“驱动图式”概念不足以将动趋式的特点展现出来。

戈德堡（Goldberg，1991）的研究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她认为动结构式中的结果补语可看作目标的隐喻，因此，动结构式可以看作致使—移动构式的隐喻扩展13。致使—移动构式的基本意义是致使者论元直接致使主题论元沿着方向性短语定的路径移动，即“X致使Y移向Z”，如“They laughed the poor guy out of the room”“Joe kicked the dog into the bathroom”。汉语的动趋式也表达致使移动，如对应以上两个句子的“他们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笑出了房间”“他把小狗踢进了浴室”。“X致使Y移向Z”隐喻扩展为“X致使Y变成Z”，这是移动和状态变化之间的隐喻联系，如“Pat hammered the metal flat”“Joe loaded the wagon full with hay”。我们认为，汉语的动趋式最初表达空间关系上的致使移动，后引申表达时间变化、状态变化，体现为路径上的不同，而动结式表达状态变化，二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动趋式中趋向动词最初表达一定的物理空间路径，具有由低及高、由高及低、由内及外、由外及内、趋近某处、远离某处、通过某经过点、返回某处等特征，挖掘其方向性特征及其隐喻扩展机制是分析动趋式的重要方向。

1.2 路径图式不能体现动力源

不少学者使用莱考夫（Lakoff，1987）总结出的“始源—路径—目标图式”（简称“路径图式”，The SOURCE-PATH-GOAL Schema）来分析动趋式。这一图式由起点、终点、路径和方向构成，生理基础是：当物体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地点时，一定有起点、终点和路径；当目的隐喻为终点时，达到目的就是到达终点，如go a long way toward achieving one’s purposes，find something in one’s way，中国经济走进新时代，他住上了大房子，等等。

Talmy（1988、2000）的研究为我们研究路径图式提供了极大的启发。Talmy（1988）根据动词的语义框架结构，尤其是根据“路径”由怎样的语言成分表达，将人类的语言分为卫星框架型语言和动词框架型语言，卫星框架型语言表现为由一个主要动词加一个particle（包括补语或介词短语、趋向动词等）构成的运动事件，动词框架型语言表现为由核心动词构成的运动事件。Talmy（2000）提出运动事件一般由凸体（figure，运动物体）、衬体（ground，参照物体）、运动（motion）、路径（path，凸体相对衬体而运动的路径）等四个要素组成，包含主事件（frame-event）与副事件（co-event），如“他们走出教室”中“他们”是凸体，“教室”是衬体，“走”是运动，“出”是路径，“他们出教室”是主事件，“他们走”是副事件。还提出“路径复合体（path complex）”概念，即矢量（vector）、维向（conformation）、指示（deictic），“矢量”指物像在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动态的、阶段性的特征，包括离场（departure）、进场（arrival）和穿越（traversal）；“维向”指物像位移轨迹与背景参照点之间的几何关心，有“上/下”“里/外”等；“指示”指以主体本身为注意焦点，如英语中的“come/go”。可见，运动事件中“路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上研究为我们探讨动趋式的路径特征提供了借鉴。

韩大伟（2007）在Talmy（2000）“路径复合体（path complex）”概念“矢量（vector）”“维向（conformation）”“指示（deictic）”的基础上，增加了“方向（direction）”“维度（dimension）”和“视角（perspective）”三个路径成分，认为物像在空间中主要有垂直、水平、回转和聚散等四种方向，具有点、线、面和体四类背景维度，关注物像与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在其中的作用；提出汉语通过主动词、趋向动词和介词来实现对“路径”含义的表征。黄月华、李应洪（2009）认为汉语中趋向动词是纯粹路径动词，不包含移动方式和原因等其他移动事件组成要素，比一般路径动词（如“落”“倒”“降”“沉”“跌”等）使用频率高。这些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汉语路径的表达方式。

Talmy（2000）还将运动事件分为“自动事件”和“使动事件”，前者副事件表示主事件中运动的方式（manner），如“石头滚下了山”；后者副事件表示主事件中运动的使因（cause），如“他把石头滚下了山”，“自动事件”和“使动事件”的区分说明了路径产生的具体原因，可以是内力，也可以是外力。王轶群（2010）比较汉日路径移动动词后，提出汉语路径移动动词用法与移动物是否存在内在原动力有关：当移动物具有内在原动力时直接使用路径移动动词，表现为动词框架型语言的特征；当移动物需借助外力移动时要使用及物动词或动补结构，表现为卫星框架型语言的特征；并且也提出汉语比日语更加强调动作主体的作用，日语更关注移动的结果24。可见，要更好地研究路径，需要关注路径产生的原因。

可以说，路径图式关注的是物体的移动，而不关注是谁或什么导致物体移动，因此诸如“他从上海到了广州”“他上楼了”“他出门了”“风向南吹”“汽车开往北京”等句子都可以用路径图式来说明，我们称为“一般路径句”，未体现作用力。其中“汽车开往北京”可变换为“汽车往北京开”，说明“开”与“往北京”之间不是因果关系。因此，使用“路径图式”无法精确地概括动趋式的认知特征，但“路径”概念确实也是动趋式语义表达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路径”是物体移动的方向与路线，Talmy（2000）在分析移动事件的概念结构时也将“路径”（path）作为移动事件的四个基本语义要素之一。但是对于分析动趋式来说，还必须关注动力源对物体移动的作用力。

1.3 驱动—路径图式是动趋式的认知基础

我们将动趋式置于致使范畴框架中，首先认定驱动的作用，然后才是路径在其中的重要性。我们不采用“驱动图式”或“路径图式”来说明动趋式的认知经验基础，而是使用“驱动—路径图式”。驱动—路径图式整合了Croft（1991）驱动链模式（Causal Chain Model）和Lakoff（1987）路径图式（Source-Path-Destination Schema），既关注力的作用（构成“驱动事件”），又关注物体在路径上的移动（构成“位移事件”），既与动结式（如“他喝醉了酒”“他摔倒了”等）区别，又与一般路径句（如“他上楼了”“风向南吹”“汽车开往北京”等）区别，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动趋式。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驱动—路径图式的认知经验基础。

2 驱动—路径图式的认知经验基础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经常见到这样的一些现象：我吐气，气从身体内部排出来；我用手去开门，门开了，门边位置发生了移动，与中心轴线的距离发生了变化；等等。这些现象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人或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发生空间移动，产生移动路径；并且力的作用一定先于人或物体的空间移动路径。于是，这些特征在人类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经验模式或组织结构，称之为“驱动—路径图式”。所谓“驱动—路径”是指人或物体作用于某人或物体，导致某人或物体产生空间移动路径，其中力的作用和移动路径的产生是图式的核心。驱动—路径图式最初是人类对物理空间移动关系的一种认知模式，它较早地为儿童所掌握。

2.1 驱动—路径图式的空间关系

身体及其空间关系成为概念和意义的本源。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是从自己的身体感知开始的，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自己身体与外界事物的空间关系，各种关系反复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在记忆中形成丰富的意象；大脑从这些意象中抽象出同类意象的共同本质，形成意象图式；意象图式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成心理事件，即由经验结构抽象成概念结构。驱动—路径图式是基于人类身体的物理空间关系的图式，可通过使用身体的一部分以及移动它们（特别是胳膊、手和腿）的能力来理解驱动—路径图式。如身体是呼吸空气、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的容器，空气、营养或废物存在身体物理能量作用下的路径移动，在此基础上，我们花费能量将事物带进和带出某容器（将屋子、建筑等作为容器），也存在事物在抽象容器中的空间位置移动。又如，当人类移动身体或看到某物移动时，也存在人类身体或外力作用下的路径移动。

皮亚杰认为儿童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发展的第三阶段，儿童对几何图形的认识与协调的动作之间形成了明确的联系。实验证明，儿童要对几何图形形成心理表征单凭知觉或视觉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物体施以物理工作。而这些可通过儿童的早期行为活动表现出来：8～12个月的婴儿能够利用已获得的动作格式（如推开某个障碍物）作为手段，以达成作为目的或目标的另一个格式（如玩耍一个玩具）。这些物理接触，使得人类能够与外物发生联系。在此基础上，随着知觉水平（主要是视觉和触觉）和思维水平的发展，儿童对空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演化。曼德勒（J.M.Mandler）通过研究发现，婴儿会通过知觉分析机制进行最初始的空间信息加工，如当婴儿观察到一辆车从面前驶过，婴儿可能获得关于这辆车的大量知觉信息，如颜色、表面质感、门、轮子以及它的行驶路线等，其中关于细节特征的信息被忽略，只有关于整体特征的信息即行驶路线被抽象为运动轨迹图式。并通过实验观察分离出了婴儿最初的几种“形象图式”：路径、上—下、包含、运动起因、部分—整体和连接等，这些图式都表征空间关系。

2.2 驱动—路径图式由感知运动到心理运算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动作既是理解外部客体也是理解客体之间关系的来源。其中，皮亚杰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因果关系。我们认为，驱动—路径关系是广义因果关系的原型之一。

根据实验心理学研究，儿童较早拥有运动知觉（或移动知觉），即对于物体在空间位移的知觉。物体运动不但导致空间位置的变化，同时也必然要占据一定的时间。运动知觉的产生至少有两个原因：①物体在空间的位置变化而在视网膜上留下轨迹；②观察者自身的运动（如身体运动、眼球运动等）所提供的动觉信息。

根据皮亚杰的研究，驱动—路径作为因果性关系，儿童对它的认知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①在儿童的感知运动阶段，往往以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不分主体和客体，不考虑两物体之间的物理、空间关系。②随着感知运动的发展、儿童关于客体概念及空间—时间的组织化的形成，对驱动—路径的认识逐渐客体化和空间化了：主体不仅能认识到自身动作的驱动作用，而且还能认识到各种客体的驱动作用，而两种客体或客体运动之间的“驱动—路径”关系是以物理的和空间的联系为前提的。比如，倘若毯子、线或棍子与客体相接触，那么显然毯子、线或棍子的运动就被儿童视为能影响客体的运动。通过关于运动的“中介”传导实验，皮亚杰认为儿童在自身的动作中发现了驱动—路径关系，觉察到了客体运动的传递和作用，虽然当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对另一物体发生作用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有任何东西“传递过去”，但儿童认为知觉到了有某种东西“已经传递过去了”。这时儿童觉察到的驱动—路径关系还只是事件之间的连续性，而未真正将这种因果性与时间的连续区分开来。③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儿童对驱动—路径的认识进入心理运算阶段，即由外在动作内化而成的思维，比如把热水瓶里的水倒进杯子里去，可不用实际做这个动作，而在头脑里想象完成这一动作并预见它的结果，这种心理上的倒水过程就是“内在的动作”。这时，儿童的同化作用不再按照儿童自我中心的方向同化自己的动作，而是在运算中进行同化，从而达到各种动作之间的协调一致。儿童由自我中心到脱离自我中心，实现客体的建构；儿童由感知运动到心理运算，实现外在动作的内化；儿童逐渐将驱动—路径关系归因于客体或外部事件；等等，儿童的这些认知发展过程直接影响我们对驱动—路径图式隐喻发展过程的认识。

2.3 驱动—路径图式中的生命度与工具

调查研究表明，婴儿很早便开始拥有一些有关“驱动—路径”的知识，如静止的物体在被运动物体碰撞时发生移位；无生命物体需要施以外力作用才能运动，否则是不会动的。其中，如何区别无生命物和有生命物，将影响儿童对“驱动—路径”的认识。实际上儿童很早就能理解，有生命物体具有潜在的运动能力，相反，无生命物体遵循外部施动的原则。比如，心理学家莱斯利（Leslie）指出，4～7个月的婴儿期望有一涉及物体移位的触点。在一项研究中，让婴儿观看一部影片，影片涉及一只手接触静态玩具，或是把它捡起来（接触条件），或玩具一前一后移动但没有物体接触（无接触条件）。经过实验，莱斯利证明：婴儿把手看成是对无生命物体的施动者，把无接触条件看成是反常的事件——违反驱动原则。

无生命物的移动有时可借助一些工具实现，这一点也较早地为婴儿所发现。根据皮亚杰的研究，婴儿在12个月时就清楚地知道：要使无生命物移动需要有接触点。比如，婴儿发现拉动放玩具的毯子（支撑），就能够接触到玩具。随后，婴儿会把这种“拉动”图式推广到被单、手帕、台布、盒子、书籍等支撑物上，这些支撑物成为婴儿手中借助的可附着的、有形的工具。心理学家贝茨（Bates）等人研究证明，到24个月时，开始注意到非附着工具的拉动潜能，并开始选择合适的工具获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2.4 驱动—路径图式的空间方向

2.4.1 客体维度与守恒

皮亚杰认为，儿童对广义因果的心理运算源自逻辑运算中的相加运算及由相加运算产生的守恒，如儿童较早掌握了物体守恒、重量守恒和容积守恒。皮亚杰提出，儿童由前运算的直觉通过空间运算的发展道路，比起历史上关于空间运算的系统发展更接近于理论上的顺序。如在直线、二维空间或三维空间等的次序中，关于邻接、分离、包封、开放和闭合，以及邻接的配位等等，很明显地较其他结构的发生早。这些可用于判断趋向动词及其方向性特征。梁红丽（2000）从几何学角度归纳总结了空间层次的守恒观，认为守恒观在儿童认知结构中的形成是按点、线、面、体的顺序而形成的，即零维守恒、一维守恒、二维守恒、三维守恒。①在婴儿的原始知觉中无永久性客体概念，客体在空中的运动是抽象同一的，彼此没有联系的不连续的点阵，这是零维守恒（zero-dimensional conservation）或称点守恒。②永久客体概念形成后，儿童开始找寻消失的客体，形成客体在空中的连续运动，如当高杯的水倾入低杯中，液面下降，儿童认为水减少了，这时儿童开始有了距离感，形成了一维守恒（one-dimensional conservation）或称线守恒。③在线守恒于空间所作不同维度（尤其是水平面）变换的基础上形成了二维守恒（two-dimensional conservation）或称面守恒，即具有线度差异的对象在空间中的不同取向，如一支铅笔横放与竖放都是同一支铅笔，“牧场草量”实验表明儿童已具有面守恒观。④到了命题运算阶段，儿童形成了三维守恒（three-dimensional conservation）或称体守恒。因此，客体可以是一维、二维或三维的实体，其运动遵循以上守恒观。

2.4.2 垂直与水平方向

客体的空间位置是占有一定空间的点、线、面或体，而方向是面对的某一位置。人类基本的空间方位概念是上下（垂直平面）、左右和前后（水平平面）。儿童心理学研究证明，产生左右难于上下，产生前后早于区分左右，并且向上、向前为正向，左右对称。在此基础上，儿童逐渐认识到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处于垂直平面、水平平面中的移动，形成了驱动—路径图式，包含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这是物体移动的两大空间。

垂直方向图式产生的经验基础在于：由于地球引力的普遍存在，且方向始终不变，地平面是自然参照面，上下轴（纵轴）是自然轴，向上为正向；人是垂直行走的，人体有上下，物体有高低；物体在外力作用下会上升或下降；等等。水平方向图式来自人体前后和左右：由于人体感觉器官在人体的前部，并且人一般向前运动，向前为正向；人体左右对称；前后左右构成以人体为中心的二维水平平面，其中前后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物体在二维水平空间中的移动构成了水平图式，如物体从这一端移动到另一端；物体从这一端移动到另一端，再从另一端转回这一端，等等。物体在垂直与水平空间的物理路径移动是构成驱动—路径图式的基础。随着儿童知觉能力与思维水平的发展，驱动—路径图式由空间认知域投射到其他认知域中，如时间可以沿着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运动，时间是有上下和前后的。吴念阳、徐凝婷、张琰（2007）实验研究表明时间表征具有空间方向性，并为“抽象思维以感知—动觉经验为基础”这一论点提供心理学证据。

2.4.3 自我参照体与环境参照体

驱动—路径图式在表征物体位置移动时涉及参照框架。心理学中一般将表征物体位置与空间关系的参照框架即空间参照系分成两类：自我参照系（egocentric reference systems）和环境参照系（environmental reference systems）。前者物体位置依据观察者本身（包括眼睛、头和躯体等）来表征，强调物体的位置表征是瞬间的而且是不断更新的。后者物体位置依据环境中的各个元素和环境特征（如经度、纬度、地标或房间的地板、墙面等）来表征空间位置和方向，强调物体的位置与空间关系都被表征在记忆中，而且是持久的、稳定的。这与皮亚杰关于儿童空间表征的研究一致，认为儿童空间定位发展是一个由自我中心编码向客体中心编码发展的过程，儿童建构自身和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先于建构空间物体之间的关系。

2.4.4 路径轨迹与时空

皮亚杰研究认为，随着对永久客体的定位和寻找的行为模式的发展，“位移”最后组成了实际空间的基本结构。结构一旦内化，这些“位移”就形成了几何学上所谓的“位移群”，具有一些特征：①位移AB同位移BC可协调成为单一的位移AC，若AB与BC不在一条直线上，线路AC可不通过B。②位移AB可逆转为BA，即每个“返回”的行为模式可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③位移AB和逆转位移BA结合成AA（位移等于零）。④从A点出发，经由不同线路可到达同一D点。⑤空间位移的组织与物体的时间序列组成结合在一起，位移只能一个接一个，而且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次位移出现。以上这些说明，物体在物理空间中的路径轨迹包含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具有时间性；不同位移线路可连接起来，构成二维平面；位移可逆转；达到目标的路径轨迹可以不同。

由上可见，驱动—路径图式有其身体经验基础：①婴儿通过自身的动作认识客体之间的驱动—路径关系，即客体在外力作用下可发生物理路径上的位置移动，表现为包含起点、经过点、终点的路径轨迹，这与时间先后序列一致。②婴儿已经认识到有生命物体可以发力，使自身产生位置移动；而无生命物要在外力作用下才能发生物理路径的移动；为使物体移动婴儿会借助绳子、石头等之类的工具，并且从借助可附着的、有形的工具发展到借助非附着的工具。③婴儿对空间方位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已经认识到物理路径可以是垂直方向的，也可以是水平方向的。④婴儿对空间维度及其守恒规律逐渐发展，客体在空间上的层次由零维、一维、二维到三维。⑤婴儿对空间定位经历了一个自我中心到客体中心的发展过程，即可以作用于施动者自身的返身位移，也可以是作用于另一实体的外向位移。⑥以自我参照和环境参照两种方式考察物体的路径移动。⑦随着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驱动—路径图式扩展到其他认知域中。

3 驱动—路径图式的构成要素及关系

驱动—路径图式是人类对客观世界中物体空间移动关系理解和推理的一种完形结构：在力的作用下物体发生物理空间上的位置移动。驱动—路径图式涉及五个基本要素和两个事件。

3.1 构成要素

驱动—路径图式有五个基本要素：施动者（力的来源）、受动者（力的作用对象）、作用力（施动者对受动者的驱动力）、参照体（受动者是相对于参照体的移动，包括环境参照体和自我参照体）和移动路径（受动者在施动者作用下在垂直或水平方向上发生的位移，包括起点、经过点和终点）。

其中，移动路径是施动者对受动者作用产生的结果，是受动者的空间移动轨迹。移动路径即运动时的路线，只不过路线的凸显程度不同。“他跑进教室”中的“进（教室）”，体现为由起点到终点的移动动程。“他跑到教室”中的“到（教室）”，凸显到达终点的结果，不凸显到达终点前的动程。如图2-1-2和图2-1-3所示：

参照体是移动路径赖以确定的前提，先于移动路径存在。或者说，只有具备参照体，才能确定移动路径。我们认为，受动者与参照体同处于一个事件之中，二者之间具有图形（Figure）和背景（Ground）的关系，这是心理学图形—背景知觉的重要体现：图形—背景知觉是知觉组织过程中基本的和基础的环节，图形是独立的、具有明确形状的部分，视野中其余部分为背景。如“他爬下山”，施动者是“他”，受动者是“他自身”（图形），作用力是“爬”，“山”是环境参照体（背景），“下”是表达移动路径的标示词。又如“他跑过马路来”，施动者“他”，受动者是“他自身”（图形），作用力是“跑”，“马路”是环境参照体（背景），“来”即叙说者所在的位置，是自我参照体（背景），“过”是表达移动路径的标示词。

环境参照体可以是处所，也可以是实体，前者如“他走上楼”“他走进教室”“他跑过一条马路”中的“楼”“教室”“一条马路”是处所，后者如“他追上我”“我挣开他的手”中的“我”“他的手”是实体。

除这五个基本要素之外，还有一个可有要素，即施动者所凭借的工具，通过借助工具实现对受动者的作用。如“他爬下山”，施动者“他”使用的工具就是“腿”，或者兼用“手”。“他用手推车把书推进了阅览室”，施动者“他”使用的工具是“手推车”。

施动者作为作用力的来源，对受动者产生作用，同时，受动者也具备一定的反作用力，但施动者具有相对大的力的强度，作用力超过了反作用力，导致受动者发生位置的变化，产生移动路径。其中作用力的传递成为连接施动者与受动者的关键，如“我”通过工具“推车”作用于“电视机”，“电视机”由一处水平移至另一处，或者说，“我”将作用力传递给了“电视机”，“电视机”发生了位置的移动。

驱动—路径图式表达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发生垂直或水平位置移动，即某物体致使另一物体发生移动。实际上，驱动—路径图式是广义因果关系的原型之一，我们将运用事件观来分析其因果关系内部构成。驱动—路径图式包含两个子事件：驱动事件和位移事件。驱动事件指施动者通过作用力作用于受动者，位移事件指受动者受到作用力的作用产生位置移动。驱动事件由施动者、作用力和受动者构成，位移事件由受动者、参照体和移动路径构成。驱动事件与位移事件具有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即驱动事件产生位移事件，位移事件受到驱动事件的作用而产生，驱动事件先于位移事件。因此，驱动—路径图式体现了驱动事件与位移事件之间的致使关系，凸显了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如图2-1-4所示（括号表示可出现，也可不出现；箭头分别表示作用力的传递和移动路径）：

3.2 逻辑关系

驱动—路径图式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一个可有要素和两个事件。根据驱动—路径图式的认知经验分析，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1）驱动—路径图式发生在具有空间和时间特征的场景中。施动者和受动者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致使关系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中，时间在作用力的传递中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2）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具有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存在作用力的传递过程：施动者可借助工具通过作用力作用于受动者（驱动事件），导致受动者相对于参照体发生位置移动（位移事件）。（3）施动者的作用（驱动事件）必须先于受动者的位置移动（位移事件）。没有施动者的作用力作用（驱动事件），受动者不会发生位置移动（位移事件）。（4）受动者在施动者作用下产生相对于参照体的移动路径，包含起点、经过点和终点。（5）施动者会借助工具来实现作用力的传递，实际上，施动者与工具之间也可看作是作用力的传递关系，即施动者将力传递给工具，与工具一起作用于受动者。工具与施动者可以是领属、附着或接触关系，也可以是非附着、非接触关系。（6）施动者与受动者可以是同一的，也可以不是同一的。前者表现为人类自身的位移经验，后者表现为不同实体之间的致使关系。这与儿童由自我中心到脱离自我中心、实现客体的建构的认知发展一致，与儿童通过自身的动作认识客体之间的驱动—路径关系一致。可以说，前者在认知上先于后者出现。（7）驱动—路径图式在表征物体位置移动时涉及自我参照和环境参照，前者是人类以身体经验为观察视角，称为“自我参照体”；后者是以处所或除叙说者自身之外的其他实体为观察视角，称为“环境参照体”。二者可同时出现，也可以只出现其中之一。

4 驱动—路径图式的隐喻扩展

随着人类感知和思维能力的发展，驱动—路径图式通过隐喻扩展由空间域扩展到其他抽象域当中，图式不断抽象化，变得丰富起来。

Lakoff（1981）将隐喻看作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的方式；隐喻通常是从具体的认知域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这是因为无形的、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抽象概念的概念化植根于我们对有形的、为人熟知的、简单的具体概念的把握，它来自我们在生活中对人、日常用品、可见可闻的行为和事件所产生的基本经验。隐喻不仅体现在日常语言的许多表达方式中，它更是我们形成概念、进行推理的基础，它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语言机制和认知过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语言理解和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Lakoff在《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将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结构隐喻是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方位隐喻是参照空间方位而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实体隐喻是人们将抽象的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特别是人体本身。以上三类隐喻机制在驱动—路径图式均有所体现。人类一方面会将已有的驱动—路径图式获得对新知识的认识，将其同化；另一方面随着驱动—路径图式构成要素的隐喻扩展，人类会对驱动—路径图式进行改变，发生顺应，即这个完形结构受到结构内某要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适应客观变化以处理新的信息。这样，驱动—路径图式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隐喻扩展是婴儿由感知运动向心理运算发展的体现。

要探究驱动—路径图式的隐喻扩展，首先要放在一定的认知域中。认知域的变化会反映为驱动—路径图式构成要素的变化。

4.1 从空间域、时间域到状态域的隐喻扩展

驱动—路径图式发生在一定的认知域中，或者说，要描写驱动—路径图式必须首先要描写其所在的认知域。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域是描写某一语义结构时涉及的概念领域。莱昂斯（Lyons，1977）曾指出：空间结构是人类认知活动中最基本的概念，由此引申到时间概念，乃至各种各样的抽象概念，这是人类隐喻认知的过程。海涅（Heine）等（1991）将语法化看作多个认知域之间相互转移的过程，曾将人类认识世界的认知域排列成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序列：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源于认知语言学的“人类中心说”，即人们认知事物总是从自身及自身的行为出发，引申到外界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

驱动—路径图式最初反映的是一种运动过程，它经历了由空间域到时间域、状态域的投射过程。空间域向时间域的投射，这是因为时间知觉的持续性与顺序性分别与空间知觉的距离和方位相对应：物体移动产生空间距离，空间距离的产生总是伴随时间的延续；物体移动产生方位转移，时间的延续产生先后顺序。空间域向状态域的投射，这是因为事物状态在施动者作用下的变化隐喻为事物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置移动。

4.2 空间路径到时间路径、状态路径的隐喻扩展

移动路径是受动者在作用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路径轨迹和方向，是分析驱动—路径图式的重要因素。移动路径包括空间路径、时间路径和状态路径。

4.2.1 空间路径的五维量度

齐沪扬（1998）认为物体在空间中总是占有一定的位置，这种位置可以分为静态位置和动态位置两类。其中，动态位置是物体在这个位置上相对于参照位置来说是运动着的，这种运动是有方向的。趋向动词本身具有方向，其方向的界定可根据移动物体相对于参照位置的位移轨迹（或者说路径）予以确定。如“他跳下河”“他跳下床”中的“下”，“他”相对于“河”或“床”来说是“垂直下向”。

移动路径是分析趋向补语的重要因素。首先，根据受动者形状是否变化，可分为“刚性”与“变形”，统称为“形量”。陈纪德、李川（2000）认为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其内部各点的位置要发生变化，这种位置变化称为位移；位移可分为刚性位移和变形位移两类，前者指物体中任意两个点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后者指物体中任意两个点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趋向补语“起、开”可表达变形位移，如“他握起拳头”“花开了”中受动者“拳”由展到拢向着掌心位移，“花”围绕自身轴心由拢到展向着四周位移，“拳”“花”任意两个点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其他趋向补语则属于刚性位移，如“他爬上了山”中受动者“他”整体相对于参照体“山”发生了位移，“他”本身任意两个点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变化。

其次，根据受动者与参照体的距离，分为“近向”与“远向”，统称为“距量”。前者指受动者趋近或到达参照体，如“他跳下河”中的“河”，是“他”在动作“跳”后的位移终点；“他跑过那条街”中的“那条街”，是“他”在动作“跑”后逐渐靠近的经过点。后者指受动者离开参照体，如“他从椅子上站起”表达“他”通过动作“站”离开起点“椅子上”。

再次，根据受动者与参照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可分出一些空间方向，统称为“向量”。空间方向的提取是人类感知经验的结果。在方向系统中，汉语利用方位词来表示方向。按照方向参照点的不同，汉语方位词可分成五类：按照方向参照点的不同，汉语方位词可分成五类：“A.水平方向1：前、后、左、右；B.水平方向2：东、南、西、北；C.垂直方向：上、下；D.辐辏方向：里（内、中）、外；E.泛方向：旁、间、中、旁边、附近、周围、中间。”。这对分析趋向动词的空间方位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根据驱动—路径图式，并结合方位参照，对趋向补语的空间方向进行分类：先根据自我参照体和客观参照体的类别，区分自我参照向和客观参照向。自我参照向体现为趋向动词“来/去”，这是泛方向，即方向不明确：可以是水平向，如“他向我后腿踢来/去”；可以是垂直向，如“他从台子上下来/去”；也可以是内向，如“他跑来/去教室听课”。客观参照向是除“来/去”以外的其他趋向动词“上/下/起/过/进/出/回/到/开”等。再根据受动者与客观参照体之间的空间方向关系，区分上向和下向、前向和后向、内向和外向、聚拢向和延展向、依附向和分离向、到达向和返回向，其中前三组空间方向分别与“上—下图式”（UP-DOWN Schema）、“前—后图式”（FRONT-BACK Schema）、“容器图式”（CONTEINER Schema，或IN-OUT schema）相对应；第四组和第五组空间方向与“中心—边缘图式”（CENTER-PERIPHERY Schema）60相对应；其余两个体现为泛方向，可以是水平向，如“他跑到前面”“他走回对街”，也可以是内向，如“他跑到教室（里）”“他走回房间”。具体分析见第三章第二节“2简单趋向补语的向量类型”。

第四，根据受动者路径上起止标点的特征，可分为“聚焦起点型”“聚焦经过点型”“聚焦终点型”，该量度称为“标量”。分别具有[+聚焦起点，+终点不明确] [+起点或终点不明确，+聚焦经过点] [+起点和经过点不明确，+聚焦终点]等特征。

第五，根据受动者与自我参照体（又称“立足点”）之间的关系，可分为“朝向立足点”和“背离立足点”，该量度称为“参量”。前者用“来”表示，后者用“去”表示。这是叙说者对受动者位移的观察视角，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自我参照体是叙述者或说话人所在的位置，其所在位置可以是实际位置，也可以虚拟位置，前者表现为实际的源点或终点，后者表现为倾情于源点或终点，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本书使用“立足点”一词来说明叙说者所在的位置，这种提法更为全面；使用“朝向立足点”和“背离立足点”更好地分析受动者与自我参照体之间的关系。如“小李从小王手里把书接了过来/过去”，立足点可与位移终点一致，也可与位移源点一致；“我从小王手里把书接了过来”，立足点只能在位移终点；“他醒过来了”“他晕过去了”，立足点在虚拟位置，使用“来”还是“去”与叙说者的主观预期性有关：预期的往往用“来”，立足点位于虚拟终点，非预期的往往用“去”，立足点位于虚拟源点。

以上移动路径在形状变化、远近距离、移动方向、起止标点和移动视角上的形量、距量、向量、标量和参量“五维量度”为趋向补语在认知域上从空间向时间、状态的隐喻映射指明了方向，可以系统而全面地定位不同趋向补语的方向坐标，有助于更为系统全面地分析动趋式。

4.2.2 离线认知：从物理空间到抽象空间

物理空间是可视的，可通过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进行扩展。实体隐喻体现为驱动—路径图式中的某个要素发生变化，即环境参照体、受动者、施动者的抽象化，如“他终于爬上了总裁的位子”“她跳出了一段不幸的婚姻”中的环境参照体“总裁的位子”“一段不幸的婚姻”为抽象实体，“我收回纷飞的思绪”“他把坏情绪带进了办公室”中的受动者“纷飞的思绪”“坏情绪”为抽象实体，“这些做法没有换回理解”“这件事没有给他带来影响”中的施动者“这些做法”“这件事”为抽象实体。结构隐喻体现为用具体有形的结构来表达抽象无形的结构，多体现为有隐喻义的固定用法，如“他飞不出我的手掌心”“把他拉下水”“不把他放在眼里”等，分别表达“超不出某人的控制”“鼓动某人参与坏事”“轻视某人”。

我们将以上视为空间路径由物理空间向抽象空间的隐喻扩展。物理空间位移扩展到抽象空间位移，即人类心理上感知到事物在空间的位置移动，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行为化，是用具体行为来表达抽象行为的方式。威尔逊（2002）曾把认知活动区分为“在线”认知和“离线”认知，前者指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某些知觉与行为，后者则指一些不具备相关输入和输出任务的认知活动，这些认知都是基于身体的，离线认知作为一种抽象的认知能力，实际上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利用了感官运动功能。抽象空间路径实际上就是一种离线认知方式，是将物理空间路径投射到抽象行为中形成的，是心理运算发展的结果。抽象空间路径的产生是由于致使移动的某一内部要素抽象化造成的，或者结构隐喻造成的，它并不带来动趋式语义的质变。

4.2.3 空间路径到时间路径

时间与空间是重要的哲学概念。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是标志一切事物、现象变化的哲学范畴。任何物体不仅是运动的，而且都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和占有一定的空间，这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时间与空间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从时间上来说，时间的一维持续性是无限的，永远不存在无时间的状态，同时，每一具体事物的发展是有始有终的，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会走向灭亡；从空间上来说，空间的三维广延性是无限的，永远不存在无空间的状态，同时，每一具体事物占有的空间位置总是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不可分割、时间与空间离不开物质运动。

莱布尼茨认为，空间与时间是事物运动的内在形态与内在过程，二者相互联系，不可截然分开。时间具有抽象性，要通过隐喻方式被人们理解，空间范畴的概念是人们在理解和感知时间时最常用到的，即时间的空间隐喻。或者说，空间表征是时间表征的源头，由隐喻唤起的空间图式将为时间中事件的组织提供相关信息。并且，随着空间隐喻的频繁使用，一种独立表征已经在时间领域中建立起来，考虑时间时就不再需要访问空间图式。物理空间路径通过隐喻扩展到时间认知域中，形成了时间路径。

克拉克（Clark，1973）提出了时间是空间的隐喻。汉语会用一维线性空间词汇来表达时间概念，时间是沿着直线运动的物体，可分为时间沿垂直方向运动和时间沿水平方向运动两种模式，前者如“上/下午”“上/下周”，后者如“前/后天”“前/后年”，这被称为“时间的空间隐喻”。实验证明，人们不仅用“上/下”垂直维度空间词汇和“前/后”水平维度空间词汇来表达和理解时间概念，而且人们的时间概念表征具有垂直或水平的空间方向性，即时间的表征具有空间性。驱动—路径图式是如何用空间性来表达时间性的？垂直或水平方向的移动路径存在着一个由起点、经过点到终点的过程，可隐喻为起始、经过到结束的过程。

4.2.4 空间路径到状态路径

量变与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基本状态或形式，事物的变化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和质变到量变的质量互变过程，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事物的质是事物所固有的规定性，但一事物的质又要通过同其他事物或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并形成事物的属性。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质和量的统一体现在“度”这个范畴中，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极限或界限，即关节点或临界点。可见，事物运动除了与空间与时间有关外，还表现为事物在一定度上的质与量的状态变化，投射到驱动—图式路径中，体现为状态路径的产生。

事物通过人类感知才被认识，除了具有空间与时间特征外，还具有根本性质和外在表现。根本性质是事物的本质，包括生命度、类属、价值、生理/心理、行为能力等，其中生命度、类属等与移动路径无关，实体的价值状态（多与社会评价有关）和人的生理/心理、人的行为能力状态的变化与移动路径有关。外在表现是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包括关系、存在状态、形状、体积、颜色、数量、性质程度等。其中比较关系和领属关系与移动路径有关，其他如并列、递进、转折、选择等关系与移动路径无关；存在状态体现为有无、显隐、暂稳、糊清、梗畅70等的变化；数量、性质程度的变化与移动路径有关；颜色与移动路径无关。由此归纳，实体的比较关系、领属关系、存在（有无、显隐、稳暂、糊清、梗畅）、数量、社会价值、生理/心理、行为能力、性质程度等8类属性可隐喻位置移动，移动有两个端点：源点和终点，表现为状态路径。如表2-1-1所示（源点和终点用端点1与端点2表示）：

我们认为，实体状态一般具有可逆性，如领属权由不拥有到拥有、领属权由拥有到不拥有是互逆的，如“他买进一批货来”“他买去两台机器”；由无到有、由有到无是互逆的，如“他盖起了房子”“他花去了300块钱”；由隐到显、由显到隐是互逆的，如“他把秘密说出去了”“他把文件藏起来”；由消极生理/心理状态到积极生理/心理状态、由积极生理/心理状态到消极生理/心理状态是互逆的，如“医生把他救过来了”“他热晕过去了”“他醒悟过来了”“他气疯过去了”；性质由低到高、性质由高到低是互逆的，如“天热上来了”“气温低下来了”。另外，比较关系路径是被比较物向参照物的虚拟移动路径，由初始到完成的数量路径，是不可逆的，如“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么多作业做不过来”；由暂到稳（表确定）、由不利到有利的价值路径、能力由不具备到具备的行为状态路径在现实世界中应该是可逆的，但在驱动—路径图式中是不可逆的，如“他把婚事答应下来了”“他把脾气改过来了”“他做不来这件事”。

4.3 施动者的隐喻扩展

施动者是作用力的发出者。人类首先观察到的是有生命的人（包括集体类，如工厂、医院等）或动物（如牛、羊、马等）或植物（如花、草等）的驱动，它们能够施力。随后是具有运动能力的自然动力（如风、雨、雷、电等）。随着人类感知和思维的扩展，一些不能施力的实体受实体隐喻的影响，也被赋予了施力的特征。本身不能施力的实体即不具有运动能力的无生命物，又可分为具体（如楼房、西湖、面包、车子、剪刀、金钱等）和抽象（如感情、标准、品行、往事、宋朝等）两类。主要类型如图2-1-5所示。

除此之外，事件也被赋予了施力的特征。施动者的隐喻扩展是由有生命物、无生命物再到事件的驱动。根据身体经验，儿童较早地观察到人类自身的驱动：人可以发出以身体部位为支撑的一系列动作，如掰、拉、拿、跑、扔、提、跳、推、走等，这些动作作用于受动者，导致受动者在垂直或水平方向上发生位置移动。有生命物的驱动通过实体隐喻扩展到无生命物的驱动。其中自然动力本身具有运动能力，可以施力，如“风吹开了门”。另外，没有运动能力的无生命物通过人类的隐喻机制，也可以导致另一实体发生位置移动，有些是空间位置移动，有些则是虚拟变化，前者如“西湖吸引来了大量海外游客”等，后者如“不幸福的婚姻给他带来痛苦”等。还可以扩展为事件的驱动。事件是指实体的状态或变化，本身不具有施力作用，但通过隐喻具有了施动者的身份，可以驱动另一实体发生位置移动。如“上海就业机会多，吸引来了不少外地人才”，“上海就业机会多”是事件施动者，受动者是“不少外地人才”，作用力是“吸引”，移动路径是“（不少外地人才）从外地来上海”。

4.4 作用力的隐喻扩展

作用力是施动者发出的力。根据作用力的性质，作用力由物理力扩展到言说力、心理力，这也是婴儿由感知运动到心理运算发展过程的体现。

人类最早观察到的物理力是人类通过身体部位的动作发出来的力，如人类通过手的动作“拉”，导致“门”“从关到开”等。其次，人类通过自身行为发出来的力也是物理力，如通过动作“调动”，导致“他”“从那个部门到这个部门”等。再次，具有运动能力的自然动力（如风、雨、雷、电等）发出的也是物理力，如“风吹开了门”等。

物理力的驱动可隐喻扩展到言说力的驱动。能够发出言说力的施动者只能是人，如“我把他劝回了家”“父母给我说下这门婚事”等。物理力的驱动也可隐喻扩展到心理力的驱动。能够发出心理力的施动者只能是人，人发出心理力一般作用于自身，使自身发生虚拟变化，如“这个理儿他想过来了”等。有时也可作用于另一实体，使其发生虚拟变化，如“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等等。有些力具有抽象性，如“弄、搞、干”等，如“他弄出了一个计划”，其中“弄”，可替代“写”“想”“借”等。又如“我把他搞进了这家公司”，其中“搞”，可替代一切可能的动作行为。

4.5 受动者的隐喻扩展

受动者是施动者通过作用力作用的对象。受动者由有生命物、具体的无生命物，逐渐隐喻扩展到抽象的无生命物或事件中，由实际物理位移到虚拟变化，这也是婴儿由感知运动到心理运算发展的体现。婴儿首先观察到有生命物的空间位置移动，如人走，人从屋外到屋里；人抱小羊，小羊从那边到这边；等等。受动者分别为“人”“小羊”，前者为有生命物自身的位移，后者为有生命物在外力作用下的位移。婴儿观察到具体的无生命物可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位置移动，如他掏信，信从口袋里出来，受动者“信”不具有运动能力，在施动者的作用下产生位置移动。抽象的无生命物通过实体隐喻也具有了受动者的身份，如他想办法，办法从头脑中出来，受动者“办法”在施动者的作用下发生了由无到有虚拟变化。事件一般事物化后，可看作受动者，如他说小王从公司辞职这件事，这件事传到了某人耳朵里，受动者“这件事”是将事件“小王从公司辞职”事物化的结果。当然也可以直接作为受动者，如“他喝出了这是什么茶”等中的“这是什么茶”。

4.6 参照体的隐喻扩展

环境参照体最初表现为具体处所，可隐喻扩展为抽象处所、时间和状态，如“他走进楼”“他走进月色里”“他走进爱情的坟墓里”中的“楼”“月色”“爱情的坟墓”是抽象处所，“他走进21世纪”中的“21世纪”是时间，“走进痛苦”中的“痛苦”是状态。环境参照体是明确移动路径的重要参照。环境参照体的维度特征有：第一，环境参照体为容器，具有前后—左右—上下维度，体现为三维特征。这时移动路径表现为“由内及外或由外及内”，如“他走进教室”“他跑出办公室”中的“教室”“办公室”等环境参照体具有三维特征。第二，环境参照体不为容器，具有前后—上下维度，体现为二维特征。这时移动路径表现为“由低及高、由高及低、由某处水平到达或离开或返回某处”等，如“他走上楼”“他从火车上搬下行李”“他跑过马路”“他坐飞机飞回上海”“他把门打开了”等，环境参照体“楼”“火车上”“马路”“上海”“门（轴）”等凸显二维特征。当然，环境参照体在空间中的特征要依赖与空间位移框架的动态关系，如“他走到火车上”中的“火车上”着眼于二维空间，“他跑到教室里”中的“教室里”着眼于三维空间。

自我参照体是叙说者所在的位置，称为“立足点”。在叙述或说话时，叙说者也会加入对受动者空间位移关系的表征，从而体现了叙说者的观察视角。如“他跑过来跟老师说话”“他跑过去跟老师说话”二句，前句叙说者位于移动路径的终点，后句叙说者位于移动路径的起点。叙说者所在的位置最初是实际空间位置，表现为实际位移的源点或终点，如“我把桌子搬到教室里来”“我把桌子搬到教室里去”，前者叙说者位于实际位移的终点，即“教室里”；后者叙说者位于实际位移的源点，即“教室外”。随着认知域的抽象化，叙说者位于虚拟位置，倾情于虚拟变化的源点或终点，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如“他把财宝夺过来分给穷人”“他把财宝夺过去据为己有”，前者叙说者倾情于虚拟变化的终点，后者叙说者倾情于虚拟变化的源点。

4.7 工具的隐喻扩展

工具是施动者所借助的东西，是驱动—路径图式的可有要素。（1）根据人类认知，婴儿最先借助其身体部位（如手、嘴、腿等）作用于受动者，导致其发生位置移动，称为“身体部位类工具”，如“我用脚把门踢开了”中的“脚”等。（2）扩展到借助具有[+物质性，+不变性，+独立性，+无生性，+手控性，+简单性]的工具，如钳子、手帕、手推车、刀子、锄、碗、二胡等，包括手工具、农具、食具、书写工具、乐器等类别，称为“器具类工具”，如“我用钳子把核桃夹开了”中的“钳子”等。（3）扩展到借助非手控性的具体工具，如金钱、纸条、音乐、足球等；借助可变性的工具，如水、洗面奶等；借助有生性的工具，如马、牛、人等；借助智能性的工具，如电脑、测量仪器等，称为“器具扩展类工具”，如“我用牛把货物驮回了家”中的“牛”等。（4）最后扩展到借助非物质性的工具，如汉语、事实、精神等，称为“抽象工具”，如“他用动人的话把我劝回了家”中的“动人的话”。我们认为，工具的扩展，由身体部位类到器具类再到器具扩展类，这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的发展过程；扩展到抽象工具，这是人类隐喻的作用。如图2-1-6所示：

5 小结

本节提出动趋式的认知经验基础是驱动—路径图式。我们从驱动—路径图式建立的必要性、身体经验、构成要素、逻辑关系、隐喻扩展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1）驱动—路径图式更具有概括力，比驱动图式、路径图式更符合动趋式的特征。

（2）驱动—路径图式源于人类的身体经验。婴儿首先认识到自己身体与外界事物的空间关系，然后通过自身的动作认识客体之间的驱动—路径关系，即客体在外力作用下可发生物理空间路径上的位置移动，表现为包含起点、经过点、终点的路径轨迹，后来通过隐喻扩展成为人类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经验模式。

（3）驱动—路径图式包括施动者、受动者、作用力、参照体和移动路径五个基本要素，还包含一个可有要素：工具。其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施动者可借助工具通过作用力作用于受动者（驱动事件），导致受动者发生位置移动（位移事件），产生移动路径。其中驱动事件与位移事件之间具有致使关系。

（4）驱动—路径图式通过隐喻不断扩展。伴随认知域由空间域隐喻到时间域、状态域的变化，各构成要素也发生了隐喻扩展。移动路径由空间路径扩展到时间路径和状态路径，空间路径在形状变化、远近距离、移动方向、起止标点和移动视角上具有形量、距量、向量、标量和参量等“五维量度”特征；时间具有沿垂直方向运动和时间沿水平方向运动两种模式；状态路径包括关系（包括比较关系和领属关系）、存在（包括有无、显隐、暂稳、糊清和梗畅）、数量、性质、价值、生理/心理、行为能力等。施动者和受动者由有生命物扩展到无生命物、事件，作用力由物理力扩展到言语力、心理力和泛力，工具由具体工具扩展到抽象工具，环境参照体由空间扩展到时间、状态，自我参照体由实际位置扩展到虚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