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国际贸易协定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类协定中最重要的当属特惠贸易协定（PTAs），即旨在通过提升和稳固各成员对其他参与方市场的进入权来增进成员之间经济一体化的一套制度。所有特惠贸易协定都要求其成员相互调整贸易政策，给予其他成员进入市场的优先权。因此，它们是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合作形式之一。本书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加入、何时加入这些贸易协定，以及它们如何进行制度设计。

特惠贸易协定的扩散相当迅速。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产生了数十份这类协定，并且目前几乎每个国家都至少参与了一个。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截至2010年已经签署了大约400份特惠贸易协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欧洲联盟（EU）是被最为广泛研究的特惠贸易协定，但欧洲并不是拥有此类协定的唯一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同样提升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在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该项协定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4个联系成员以及处于加入进程的委内瑞拉——在南锥体（Southern Cone）的经济一体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洲国家也形成了多份特惠贸易协定，其中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是当下最重要的贸易协定之一。该协定涉及15个非洲国家，包括非洲大陆的经济强国南非。亚洲是特惠贸易协定的最后疆域。自2000年以来，虽然已有许多亚洲国家形成并加入了贸易协定，但该地区的国家签署特惠贸易协定则要慢得多。此外，特惠贸易协定调节着贸易的诸多类型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多个方面。它们经常影响到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贸易，以及外国投资、劳工权利和环保实践。一些特惠贸易协定管理的部门比世界贸易组织还要多（Horn et al.2010）。事实上，许多专家推测，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召集的全球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失败，特惠贸易协定可能成为管理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例如，Baldwin 2011）。本书的重点就是政府为什么以及何时选择加入贸易协定。

更全面地了解国际贸易协定是重要的，因为贸易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并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有重大贡献。对世界上最大的110个国家来说，海外贸易（即进出口总额）在1975年占总收入的65%，这一数字在2005年增至近90%（World Bank 2011）。而且在2008年，世界出口量大约为20万亿美元，占全球产值的近三分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也通常比全球产值快（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8）。特惠贸易协定覆盖了全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且这一趋势没有减弱的迹象。由于出口商和跨国公司发展与其贸易相关的全球生产网络，贸易流动也与全球资本流动联系紧密。贸易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特惠贸易协定这种制度因其对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影响而值得关注。

尽管特惠贸易协定对国际贸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对于政府为什么以及何时选择加入这些制度仍缺乏足够的了解。一些国家纷纷加入许多这类协定，而另一些国家却很少加入。而且，各国加入它们的时间点也不尽相同。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对特惠贸易协定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解。如此一来，这项研究也将为大量讨论国际合作起源的文献作出贡献。我们关注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了国际协作。在研究国际力量作用的同时，我们认为某些国内政治因素对贸易合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以往对这些协定的研究却忽视了它们。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国的政体类型及其对行政首脑的约束上，将其视为特惠贸易协定需求与设计的核心。

贸易和国际贸易协定往往会激起国内的兴趣和对抗。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贸易是许多国家经济中较大且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gowski 1989）指出的那样，贸易流动的变化对国内政治联盟有着深远影响。另有学者注意到，更多地接触国际贸易会对个人的政治信念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政治制度产生重要影响（Cameron 1978；Katzenstein 1978；Rodrik 1998；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

贸易协定同样也有政治含义。独裁政府通常回避贸易协定，因为它们限制了政府分发租金的能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且有可能造成国内撕裂（Bueno de Mesquita et al.2003）。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进一步解释的那样，民主政体有更大的动机来缔结贸易协定。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在1978年民主化之前没有进行任何特惠贸易协定谈判；此后，它签署了约10份贸易协定。韩国在1988年左右民主化之前仅参与了一份特惠贸易协定，并随后加入了超过7个协定。

贸易协定常常是政治论争的来源，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引发了国内动荡。例如，2003年韩国因向智利提议自由贸易协定（FTA）而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抗议活动。几年后，韩国大规模的持续抗议推迟了拟议中的美韩贸易协定（Park 2009，457）。在斯威士兰，政府在2011年期间因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的收入被削减而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收入占政府预算的60%以上（Bearak 2011；Cloete 2011）。贸易协定的国内收益也可能吸引政治支持。克林顿总统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和奥巴马总统对与韩国、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贸易协定的支持，正是这些协定因其国内政治经济好处而使领导人敦促其批准的例证。

在民主国家，围绕条约批准的努力往往是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史诗级的较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加拿大爆发了一场纷争，进步保守党（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与自由党人（Liberals）及左翼民主党（Left Democrats）针锋相对。在墨西哥，主要政党——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国家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Nacio-nal, PAN）和民主革命党（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tica, PRD）——也围绕是否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争论。哥斯达黎加则经历了民族解放党（Partido Liberación Nacional, PLN）中《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者与公民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Ciudadana, PAC）中该贸易协定的反对者之间的激战（Hocking and McGuire 1999；ACAN-EFE 2006；de la Cruz 2006）。在美国，对贸易协定的投票一直是争论最激烈、结果最接近的议题之一。2005年《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在众议院仅以一票优势获得批准。正如一位评论家在总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遭遇时指出的：“或许在三个国家都同样突出的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票是多么需要努力争取，产业和劳工的反对是多么根深蒂固，以及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对于缔结这些协定]是多么必要。”（Doran 1999，xii）随着这些案例在书中被更加详细地加以说明和解释，我们会发现，国内政治与国际贸易协定常常紧密相关。

特惠贸易协定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扬，它们的经济影响向来是激烈辩论的主题。一些观察家担心这些协定会产生不利的经济后果，并且削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多边体系。另一些人则认为，此类制度是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多边开放和稳定的垫脚石。这场辩论激发了大量讨论特惠贸易协定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研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研究分析使这些协定得以产生的因素。

许多关于特惠贸易协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并未充分解释特惠协定的起源。这些协定歧视从第三方进口的行为，而经济理论强调，自由贸易通常是每个国家的最佳策略，并且一个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系也是最优的。特惠贸易协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相反，后者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在其基础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所强化，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开放。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这一机制的稳定性减少了各国形成贸易协定的动机。因此，经济学研究几乎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以解释目前特惠贸易协定为何如此之多。相比之下，我们强调特惠贸易协定在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并表明政治因素如何推动其扩散。政府决定缔结贸易协定，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们提供了国内政治收益。领导人甘愿在贸易协定下受到约束，以改善其在国内的政治际遇。

签署贸易协定会限制领导人的决策能力，为解释领导人为何仍选择如此行事，我们聚焦于领导人从这些协定中可获得的政治收益。政府首脑的目标是继续执政，并支持有助于此的政策。行政长官对这些协定的计算也不限于其对对外经济政策造成的约束，还涉及其他的国内政治成本。理性的领导人在选择某项政策之前会计算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替代性政策的相对优点。我们的核心假说是，民主国家相较于非民主政权更有可能加入特惠贸易协定，并且随着一个国家中可以阻止政策变化的群体——所谓“否决者”——数量增加，该国加入特惠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便会降低。更一般地，我们认为国内政治影响了国家为何以及何时进行合作来形成特惠贸易协定。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将上述两个观点理论化。我们还延展了这些论点的逻辑，就特惠贸易协定的性质以及其他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提出了一些辅助假说。

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首先对特惠贸易协定进行定义，注意到它们的不同类型及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并讨论其重要性。其次，我们描述了随着时间推移和地理区域的不同，特惠贸易协定形成的一些模式。然后，我们会概述关于特惠贸易协定国内起源的论点。接着，我们将探讨本项研究所涉及的更大经济问题和理论争论，并以本书的章节安排作为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