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西花厅的手足情
一
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每当翻看这张20世纪50年代伯伯和七妈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我总觉得笑得最幸福最灿烂的就数我妈妈！照片上的妈妈，没像在哈尔滨或天津时那样穿花旗袍、烫头发，更没擦脂粉画口红，只梳着一头齐耳短发，没戴任何头饰，穿的只是当年最普通的式样——一套藏青色扎腰带的列宁装，可是她眉眼间无不洋溢着内心的自豪和愉快之情，人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轻，更有韵味。为什么？当时只有我最明白，是她胸前多了那个红色校徽。妈妈终于结束了家庭妇女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成为一名中学的俄语教师。
记得1949年年末的一个星期六，我从北师大女附中放假回到西花厅，刚进院门，随着一粗一细“姐姐，姐姐”的欢叫声，七岁的弟弟秉钧、五岁的妹妹秉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大驹（弟弟秉钧）、小咪（妹妹秉宜），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妈呢？”我高兴地揽过弟弟，抱起妹妹，笑不够，亲不够。
“我们一起来的。”妈妈笑盈盈地出现在后面。
“妈妈！您也来了，太好了！是不是家从天津搬过来了？新家在哪儿？小四儿呢？我什么时候也搬过去住？……”我偎到妈妈的身边，说话像放连珠炮。因为我知道爸爸已经从华北大学毕业，在北京分配了工作，要是把家从天津搬过来，我们一家就可以团圆了！是呀，住在伯伯这里虽然不错，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人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孩子总是应该住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的。
“秉德，你伯伯和你七妈已经说了，你还住在这里，大驹和小咪也留下。如果不是小四儿太小，生活还不能自理，你伯伯也要把他留下。”
“为什么？爸爸不是有工作了吗？我们的家不是搬到北京来了吗？”我不解地反问着。远处，弟弟妹妹正在花园里你追我赶地捉迷藏，一脸阳光，一脸欢笑，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妈妈揽着我在沙发里坐下，细细给我讲起了缘由。原来1949年4月，爸爸妈妈一起到北京香山看望伯伯时，伯伯太忙，直等到半夜才有空见他们。在谈了时局和家庭后，伯伯问我爸爸今后怎么打算。爸爸向伯伯表示，他今年45岁，虽然二十多年前离开过革命，但也一直向往着革命，做着党的外围工作，现在希望能从头做起，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伯伯很严肃地说：你脱离革命那么多年了，你知道怎么才能为革命工作？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北大学，学习后由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岗位。
“什么？爸爸脱离过革命？”我不禁脱口而出。经过中学的学习，革命已经在我脑子里占据了极神圣的地位，我几乎不能承受这个事实。这一瞬间，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暗淡了许多。是的，那是个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我心里并不否认爸爸对我的爱，可我不知为什么感到一种失落，一种深深的失落。直到我18岁入党时，我甚至都想道，如果爸爸没有离开革命，坚持和伯伯走过来，哪怕他牺牲，哪怕爸爸没有机会认识妈妈，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我也不觉得后悔！而如今的局面，尽管有了我，尽管我有个当总理的伯伯，但想到爸爸当年的退却，我总觉得心里难受。
“别看你伯伯、七妈都是大干部，却特能理解体谅人心！”妈妈没有注意我神情的变化，继续自己的感慨，“我对他们说，同宇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全没有意见，只是我打心眼里想工作，想了多少年了。自从1937年有了你，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我就只能留在家里，再没有机会工作。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真希望有机会出来做点儿工作。那天你爸爸在旁边直说：‘不要想得不实际，孩子还小，你当妈妈的不管，谁管？’你伯伯却说：‘士琴想工作是好事嘛，她俄语很好，组建外贸部非常需要她这样的人！至于孩子，不用发愁。同宇，你我不都是四伯养大的吗？’说着，你伯伯看了你七妈一眼。你七妈立即意会，接着说：‘新社会就是要妇女解放嘛，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秉德、秉钧过来上学，小咪到这来上幼儿园，秉华还小，送到北海幼儿园全托。总之，我们支持士琴出来工作。’”
妈妈眼睛里放着光，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喜气和青春气息，仿佛一下年轻了十岁！
“妈，那你可以当女翻译官了，多棒！”我由衷地为妈妈感到高兴。
“如果退回去十年，我一定去当翻译！可你弟弟还小，我当真能一点不管吗？所以，你伯伯说学校也特别缺俄语教师，我便提出去当中学俄语教师。你伯伯同意了！秉德，你知道妈妈的个性，你爸爸当官不当官，我并不怎么看重，一切听你伯伯安排。家里房子大小如何，我也不太在意，‘室雅不在大，花香不在多’嘛！如今，你伯伯成全了我的心愿，支持我自食其力，总算能为新社会出点力了，我怎么不高兴呢！”
爸爸从华大培训出来后分配了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了个普通干部。妈妈到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当了俄语老师。然而，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直到1985年爸爸去世后，我才渐渐地了解到爸爸那次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
二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925年8月8日，伯伯和七妈在广州结婚，10月爸爸送七妈的母亲去广州。后经党组织决定，爸爸在1926年1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这年6月毕业。后来他参加过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时还挂了彩。这点，伯伯见面时曾对我妈妈说：“同宇的确为革命流过血，他这点比我强。”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革命春秋》一书中提到我父亲的一段经历：
1926年9月1日来到，（在武昌城外）敌人的炮接二连三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脖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的筋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
结果是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有不少伤兵送到了政治部。到九点钟，邓演达主任和俄国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做着小队长。
……
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隆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空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隆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接着，又是轰隆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躺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躺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
看来，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爸爸也确实是为革命流过血。我对革命的艰苦和复杂性也多了一分了解。
爸爸在北伐军中担任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小队长、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
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爸爸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
那时爸爸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爸爸一下子被这件事情打蒙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爸爸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到允许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个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别恋，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内心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爸爸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却偏偏一头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来伯伯也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并且听说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觉得爸爸实在荒唐之极，他大发雷霆，厉声叱责爸爸为什么擅离职守，不请假就去四川，不配做个革命军人。那个准许爸爸请假的领导不在场，没有人能为爸爸做证，爸爸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爸爸越不说话，伯伯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说爸爸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爸爸本来满心的委屈，这会儿听说伯伯要处分他，还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了，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爸爸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爸爸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儿俩就这么僵持着。因为爸爸不申辩，伯伯便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1927年11月上旬，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那时我的爸爸毕竟还是年轻啊！只有23岁。爸爸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和宣传工作，21岁受党组织委派，陪同嫂嫂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人长途跋涉，由天津到达广州，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毕业后，22岁参加了革命军的北伐，在攻打武昌时负了伤，要不是郭沫若、胡公冕的及时抢救，说不定就牺牲在前线了。现在突然离开了组织，他的心里也真不是滋味呀！
爸爸现在孤身一人，去何处安身呢？老家淮安只留有一位婶母杨氏在勉强度日，自己当年就是因为生活无着才离家出走的，连他们的独生子恩硕也已离家外出谋生了，万万不能回去；自己的父亲周贻能当时在齐齐哈尔做一名小办事员，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能再给老人添麻烦了。想来想去，唯一能投靠的只有四伯父周贻赓了。四伯父周贻赓当时是吉林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已年过六旬，膝下无子，对自己和哥哥的抚养、教育都视如己出，关怀备至。这样，爸爸于1928年年初到了东北吉林我四爷爷的身边，找了一份小差事，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
离开了党组织，爸爸的内心非常痛苦，更加留恋往日的斗争生活。不难料想，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共产党员，即便在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惨案的白色恐怖下也没有脱党，却仅仅因为肩负重任的兄长对自己的不理解而感情用事离开了党，怎能不像又一次失去了母亲那样痛苦呢！他一心想回到革命队伍，想回到党的怀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爷爷和爷爷不甘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由父亲护送他们和四奶奶从东北回到了天津。四爷爷联系广、熟人多，很快在天津民政局找到了工作，并且托人推荐爷爷去深县县政府做了小职员。这时爸爸感到老人们都已安置妥当了，就赶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但一直未能找到。当时七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夏之栩的母亲都由组织上安顿在杭州司马渡巷莲如庵，爸爸就去找了在莲如庵当医生的杨振德老人。无奈，她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爸爸在上海谋事无着，于1933年遗憾地回到了天津。这段艰辛的经历证明了爸爸对党的一片丹心。
离开党组织这件事当然影响了爸爸一生的命运，但这能怪谁呢？谁让爸爸太忠厚、忍让，不向伯伯报告实情呢？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曾向伯伯谈起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三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机警地救她脱险。
我从12岁来到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他们的家中，两位老人家对我们都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
1962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照例回到了西花厅。只见院子里几株海棠树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热烈、欢快、繁荣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伯伯从来没有什么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现仍在外面办事，尚未回家。
七妈见到我，很高兴地听我谈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后，又不无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而又非常遗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注：相当于9.09斤），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听了这话我实在非常惋惜，不然我这位大哥在伯伯、七妈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热情、足智多谋的好大哥，他会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地工作……想着想着我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那当时伯伯见到自己的大胖儿子了吗？”
七妈从容地说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年12月由广州调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医院的生产过程由我的母亲陪同。”接着七妈又严肃地回忆起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我的身体虚弱，但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经转入地下，我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贵妇人戴着耳环，涂着口红，走进我的病房。我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陈铁军，她和我都是在我们党的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平时着装简朴，现在形势紧急，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才有意这样装扮，专门来通知我：现在上海、广州都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让我来通知你，赶快设法离开广州！随即我母亲在外面刚好收到你伯伯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我们设法到上海，以我母亲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我在分娩时，孩子没能存活，我虽然难过，但对医生、护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对我很同情，很尊重，关系处得非常好。这时我只好把这紧急险恶的形势告诉了我的医生王德馨，这位医生马上帮我想办法：医院定期派护士乘坐德国领事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们可以把我打扮成护士，让我母亲扮作工友，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但还没到日期，当前怎么办？随时可能有军警来搜捕。这位医生又把我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中，反锁着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进来。
“果然，那天我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了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王德馨医生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就指挥士兵搜查，这时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我和母亲在巡逻军警的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又买船票去上海。海上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我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七妈又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5月1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都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注：伯伯的这个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我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你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我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我这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35年了。七妈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伯、七妈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七妈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七妈怀孕六个月时调离广州吗？如果伯伯在七妈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伯伯、七妈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肥肥胖胖的大儿子一眼呀！
七妈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七妈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七妈转移，她可能也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而牺牲了。
这件事固然显示了伯伯高超、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可同时也显示了伯伯对七妈极其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伯伯、七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伯伯和七妈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四
闪亮的金耳环，道出了朱大娘的“皇亲国戚”缘。妈妈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妈写来的数张便条。
我们家由天津搬到北京后，安在了东城遂安伯胡同的两间小平房里。这是爸爸在钢铁工业局分到的宿舍。一两年后，小弟小妹陆续出世，每次爸爸都去找我七妈，请她起名字。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在鼓励生育，曾宣传苏联生十个孩子的英雄母亲。七妈也高兴我们周家又添了两个小孩，并结合当时形势，为五弟起了秉和，为六妹起了秉建的名字，表达了在和平时期要努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心愿。而我妈妈在学校不仅教俄语，还担任了班主任，工作离不开她，生孩子休五十六天产假后就得去上班，为此，七妈让我们家找了两个老保姆。
我们在遂安伯胡同的家是东厢房，又小又有西照日，夏天热得一岁左右的小五弟和小六妹头上、身上不断地长疮。伯伯知道后，请秘书找人在西城找了处稍大的北房，但仍然住不下我们几个大孩子。
有次星期天我回家，一进门，就觉得抱着小弟的朱大娘有点变化。变在哪呢？头发没变，依然是用刨花油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个松松的髻，半旧的蓝布大襟衣裳，黑布宽脚裤，白底黑布鞋，再一细看，是大娘耳朵上多了两只金灿灿的大耳环！为哄小弟睡觉，她嘴里哼着小曲，脚下迈着碎步边走边晃，于是大娘那对金耳环不时被屋里的阳光逮住的瞬间金光灿烂，大娘整个脸上顿时亮丽了许多！
“朱大娘，我说今天你怎么这么漂亮，嘿，戴上金耳环了！”我平时与大娘感情很好，讲话十分亲近。
“哟，是大姑娘回来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朱大娘这样称呼我，“这耳环漂亮吧，这可是我的一个宝贝，一个念物！全是托你七妈的福了！”
原来前一段时候，七妈把妈和两个保姆（抱着小五弟、小六妹）一块儿请进西花厅，让她们和自己一块儿吃了顿便饭。桌上，七妈不断用公筷给两位保姆夹菜，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两个小孩本应我这个当大妈的多承担些，可你们看，我的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
朱大娘年轻时曾经在光绪皇帝的珍妃娘家当过奶妈，是给珍妃的哥哥看孙女。
“凭良心说，珍妃娘家待我也不薄。”朱大娘一边拍着弟弟，一边轻轻说，“我一直在他们家待了二十年，看大了几个孩子，如今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已经十八岁，自己去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才离开了。别看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还挺好，回乡下家里待着太闷气，这才又出来给人带孩子。看来我好像是与‘皇室’有缘，如今又给总理大臣看侄子，那天你七妈还和我们一桌吃饭，给我夹菜，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瞧我这福分！”
“哈哈哈，什么总理大臣！”我忍不住笑出声，立即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搬了出来，“朱大娘，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主席、总理，没有什么皇帝、大臣。我伯伯和七妈都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干部，和我爸我妈还有你一样，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还是大姑娘知书达理懂得多！”朱大娘也忍不住笑了，“你七妈与过去的那些皇亲国戚是太不一样了，没有一点架子。论说他们是那么高的地位，还没有个薪水，每月就有几个零花钱。”
“那叫津贴费。”
“对对对，就是津什么费。说我带孩子辛苦，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一定要给我工钱。我拿这么多工钱，还是总理大臣，不，瞧我又走嘴了，是总理家给的，做什么用也舍不得。我想来想去，还是去打一对金耳环吧，可以一辈子戴着，等我不行了，还能传给后辈，也是个念物呀！”
朱大娘一直在我们家待了近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兄弟姐妹参军的参军、插队的插队，都离开北京，朱大娘也七十多岁了，她亲戚才接她回家去了。
说实话，经过几十年的交往与了解，我和许多与伯伯、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一些，更重感情一些。但就我本身来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的生活学习关心得具体、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她确实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妈妈留存着许多张20世纪50年代七妈给她写的短信，每每翻开这些四十多年前的便签，望着那熟悉的字体，读着那一行行暖心的话语，妈妈总会百感交集。
士琴妹：
小六的病好些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在惦念着！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
望将小六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望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
另咸鱼两条送你们佐餐。
祝好！
大姐
十二月三日
今晨写好此信后，值班同志才来告我，你昨晚已来电话，小六已渐好，甚欣慰。
又及
（注：1953年12月小六秉建生肺炎住院）
同宇：
你回来后，今、明日何时方便，请你打电话给我，打到3882即可通话。
今天来看你们，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我参观了你们的居室庭院回去了。
超留
四月十八日下午四时
士琴妹：
送上明晚芭蕾舞剧票一张，请你去看，我也要去看的。祝你们一家晚安！
大姐
十月二十四日
士琴妹：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送给你们的酒，请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老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至十点半或下午四到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略谈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
大姐
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时交她带回105元，想已收到。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念了！
又及
士琴妹：
一日函阅悉。你和秉德对同宇拟回乡一行的意见，很正确，我很赞同。在便中我曾问七哥，他说回去徒惹事招烦也，这乃是由于做了他的弟弟啊。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
专复，祝好！吻五、六儿！
知名
四月五日
士琴妹：
你和孩子们好？很久不见了，常想念你们。今天你如有空，望带咪咪在上午十二时左右或下午三—六时之间来我处一晤。你如不空，就让咪咪同小瑜一同来好了。因为我一次还不能接待很多的人，几个孩子只好轮流的来吧。余留面叙。祝你和孩子们好！
大姐
二月二日上午
士琴妹：
请你今晚六时半到我们家来，可能有一张票请你一人去看舞剧。
大姐
六日中午
士琴妹：
十月革命节的次日，收读孩子们的信，我很喜慰！
今天接你的信，知你惦记着我的病况。近日已好些，只是仍不能多动，更不能看书报，睡眠时好时差，常常出汗，所以我还须安心静养，继续服药，才能争取身体彻底健好。希望你也注意身体，努力工作，孩子们已够你操劳了，请不要常念着我的病，过一会会健好起来的。
附复同宇弟的信，你写信时转去吧。
送去你改皮大衣的工资20元，请收，另外我还给咪咪一条头巾，免她冬天放学回家时受凉；给秉钧一把小梳子（捷克产品）；小葡萄干及豆子一盒（阿富汗）给孩子们和你及二老娘吃。
愿你们
全家安好！
二位老娘好！
补给孩子们用费105元，请查收。
大姐
1957年11月16日
五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进西花厅那年，我12岁，大弟秉钧7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知道爸爸的过去，我们两个都认准了自己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伯、七妈为榜样，他们讲的话，不管自己怎么想，都会立即按他们的意思去办，从不会怀疑他们，最信赖的也是他们。
那是1952年7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三年级，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只有同学减少，仍不见有人来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十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上写了一封短信：
七妈：
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
秉钧
然后，他在信封上写“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往邮筒里一扔。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他仍骑自行车跟着。
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出来。她搂过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怎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伯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秉钧点点头。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助打个电话？为什么也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清楚：遇到困难、麻烦或难下决心的事，想到要请求伸出援手的第一人选，一定是伯伯和七妈。
记得那时秉钧因为长个快，人又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爱向前弯着腰，驼着背。暑假里，最忙的伯伯最先发现，他大声招呼：“秉钧，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就驼背了？”
“没有啊！”秉钧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可不一会儿，他坐在那里看书看入神了，又不知不觉地拱起了背。
“瞧，秉钧，你又驼背了！不行，要赶紧纠正，不然等你习惯成了自然，就像种斜了的小树苗长成大树，再想扳过来也办不到了。”伯伯想了想，果断地说：“秉钧，我看这样吧，每天吃饭前，你就肩端平，背靠墙，站立20分钟再吃饭，我想只要整个暑假坚持下来，你驼背的习惯就能纠正，你说好不好？”
“好！那我现在就去。”秉钧爽快答应了，自己立即走到客厅墙边笔直地站着。整个暑假，他一天三次，坚持靠墙站立，七妈也随时监督他。一到吃饭时间，七妈就会说：“秉钧呀，你该去靠墙了。”秉钧几十年后对秉宜说：“那会儿，你跟七妈在那边吃饭，我一个人在这儿靠墙站着，心里馋着呢。可是没办法，既然答应了伯伯的事，我就得做到，忍着吧。”
结果一个多月坚持下来，等开学后，同学都发现周秉钧无论是站、是坐，腰背总是挺得笔直！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五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不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小咪给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叫咪咪不说话嘛！
1949年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
爸爸妈妈也看出来伯伯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伯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伯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记得有一次，当年只有五岁的小咪，不知是为了要个什么玩具，就是不愿上幼儿园，发起了倔脾气，起先站着哭，看七妈没应允，干脆扑通一声躺在地上，在七妈面前的地板上一边踢着腿打滚，一边尖着嗓子大哭。成元功叔叔不过意了，跑过去要拉。七妈一伸手拦住他，语调严肃地说：“不要拉！秉德你回屋去，大家都不用理她，让她哭，等哭够了，哭累了，她自然就不哭了！”说完，七妈带头先回屋，成叔叔也走开了。我虽然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出了客厅，但没回屋，而是钻进客厅旁边的水房里，悄悄伸出头看。因为秉宜毕竟是我的妹妹，而我知道她平时在家时妈妈很宠爱她，她一向比较任性，我有点担心她真哭出点儿毛病，妈妈一定会怪我。
谁知，真让七妈说准了，不到五分钟，客厅里起先很响的跺地声和哭声逐渐变小了。我贴在墙边一看，小咪捂在脸上的小手已经拿开，确定屋里确实没有人了，她便不再哭了，自己慢慢从地下爬起来，还拍拍衣服上的灰。我忍不住笑了，心想：没带过孩子的七妈还挺有办法！
可是第二天，又在大弟秉钧身上发生一件事，七妈的处理办法就完全不一样。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傍晚，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往外一看，门外像挂着一道半透明的雨帘，屋角的流水声惊天动地。
晚饭后，上一年级的秉钧背上书包就要去学校。七妈说：“秉钧，现在雨太大了，今天就不要到学校去了，明天再去，好吗？”
“不行，老师说的，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回学校上晚自习。”
“今天是特殊情况，雨太大了嘛！”
“雨大我就打把伞！”
“打伞？衣服、鞋子也会淋湿啊，都湿了，到学校怎么办？”
“我不管，反正我要走！”秉钧拧着脖子，脖子上暴出了青筋，像头倔驴子，死拧着不回头。
“你这孩子怎么也这样倔！”七妈摇着头感叹。
我站在旁边，小声劝弟弟，他就像听不见。我猜想，七妈可能又要用对付秉宜的办法教育他了。没想到七妈叫来张永池叔叔，交代说：“你穿件雨衣，用自行车把秉钧送到学校去吧，雨大，千万小心。”
弟弟挂着泪珠的脸上又浮起了笑容。望着消失在雨中的弟弟，七妈说：“秉德，我从你的眼神里能读懂你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昨天不理秉宜，而为什么今天又依了秉钧，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其实不是的，孩子当然不会像大人一样成熟。当他固执发脾气时，一定要弄清是正当的理由还是无理取闹。秉钧今天发脾气，他是想当遵守纪律的好学生，这是好事，就应该支持，而小咪无理取闹，就不能惯她，相反要制约她，让她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无理取闹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刚上中学的我点点头。多少年后，等我当了妈妈，又当了奶奶时，也一直用这种办法教育孩子，绝不一味地惯孩子。
当然，五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
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伯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
新中国成立初，真是万事开头难，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伯主管，他经常是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会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没时间吃饭。谁叫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这时，咪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只小猫一样没点声音地走进办公室，她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伯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伯非常熟悉这个“无言”小侄女的威力，她太小，讲革命道理，她不懂，她微笑，你发脾气也不忍心，唯一的出路，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她这样做可以说是“百战百胜”。我听护士王力阿姨说过，最叫绝的一次，还有一张照片为证。
那是1951年5月，朝鲜战场的事十分紧急，伯伯连续工作了整整二十多个小时。天将拂晓，七妈起床来到伯伯的办公室前，见他还没有休息，长时间地在室内伏案工作，对已经年过半百的伯伯的身体太不利了！七妈灵机一动，让值班的王力阿姨去搬“救兵”小咪。王阿姨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可是小咪睡得正香呢！
“小咪，好孩子，快起床，公园里的芍药花开了，阿姨带你去看花！”
小咪闭着眼睛直摇头，嘴里嘟哝着：“我困，我要睡！”
“哎呀，不光你一个人去，你伯伯也去，快醒醒，阿姨给你扎个大蝴蝶结。”
一听伯伯也去，小咪仿佛立即明白了自己还有“抓俘虏”的责任，也不再往床上赖，顺从地让阿姨给自己穿上衣服，还乖乖地让阿姨给自己扎上一个粉红色的绸布蝴蝶结，只是“瞌睡虫”还黏在她的身上，眼角上还有颗白色的小眼屎。
小咪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让王阿姨牵着小手来到了伯伯办公室的门前。“小咪，你去跟伯伯说你要到中山公园去看花，去吧。”王力阿姨说着把小咪推进办公室。
小咪进门不用敲，走路没声响，她走到伯伯身边，也不看伯伯在忙什么，拉起伯伯的手就往外走。“伯伯，咱们去中山公园看花吧。”小咪央求道。
“小咪，我还有工作没搞完，再等半小时。”
小咪毫无商量余地，执意往外拉。
瞧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头上扎着十分精美的蝴蝶结，却眼泡略肿，神态木讷，直打哈欠，伯伯明白事情的真相了。他走出办公室，在回廊里问道：“小咪，就在院里走走，好吗？”
小咪摇头，拉着伯伯直往大门口走，出了里院大门，汽车已经发动，卫士长、护士都含笑迎了过来。伯伯伸出手点着王阿姨带着笑说：“小鬼，你点子真多！”
望着远去的汽车，七妈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伯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了牡丹花与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不记得是侯波还是谁，抓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间凝固成永恒。
我与妹妹小咪相差7岁，刚进中南海时，我12岁，她才5岁。1949年因为刚进城，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开始又是住在丰泽园，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伯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排队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花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伯莫属！我始终认为，我伯伯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伯一到场，他几乎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伯伯没有固定的舞伴，但他有自己的挑选。他事忙，常常是舞会开始一会儿了他才赶到。一进会场，他总是先请舞会上的“大姐”们跳，然后再与舞场内的年轻文工团员们跳。无论请谁跳舞，他总边跳边聊，笑声不断。我挤在人群中排队，好不容易轮上我，伯伯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迈着轻松轻快的舞步融入舞池，“乐感挺强，跳得还行”，伯伯在我耳边轻轻地夸奖了一句，只是还没等我飘飘然，另一句话又跳进我的耳朵：“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与我跳。”我懂事地点点头，心里却觉得太不过瘾，可也没有办法。
越到舞会的后半段，希望与伯伯跳舞的年轻姑娘们越多越着急，常常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看快到结束时间了，排队等候的人还很多，伯伯便带上一个姑娘在舞池内转一圈，送回原位，再与下一个姑娘跳一圈，如此一人一圈，保证每一个姑娘不失望空等。
有回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文工团员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轮上与伯伯跳舞，不知是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平时舞步轻盈的她，上去便脚步慌乱，不断踩伯伯的脚。伯伯越说没事，她心里越紧张，脚下越找不到点儿。她羞红了脸，只跳了大半圈便对伯伯说：总理，我实在跳不了。这时，正好有位心急的姑娘迎了上前，她紧咬嘴唇，落荒而逃！
伯伯又与几个姑娘跳了几圈，我注意到，每回舞曲间隙，伯伯的目光都在人群中寻觅，终于，他离开排队等候与他跳舞的姑娘们，自己走到一个角落，请出了一位姑娘。正好是“快三”的曲子，毛伯伯、朱爹爹、少奇伯伯等许多人都坐下休息，舞池里的人数顿减，舞场显得宽敞了许多。只见那位姑娘随着伯伯的舞步，时而如春风般轻快旋转，时而如湖面上起伏荡漾，两人配合默契，舞姿优美，吸引了众多赞叹的目光。我跟着叔叔随着舞曲，正好转到伯伯近处，只听伯伯笑着对自己的舞伴说：小同志，我就知道你会跳好的！
我不认识这位姑娘，但我注意到她清秀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晶亮的泪光。噢，我突然认出来了，她就是刚才跟伯伯跳了大半圈便离开舞场的那位年轻姑娘！只不过此时她的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刚才那样沮丧，可现在，漂亮的脸蛋上挂满了灿烂自信的笑容……
这是发生在伯伯五十多岁时的一件小事，十多岁的我记住了，但是，只是在四十六年之后，在伯伯百年诞辰前夕，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小事的深刻意义。
为纪念伯伯的百年诞辰，由我们亲属和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起拍摄了一部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为了加强编导力量，剧组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请来一位十分擅长拍摄专题片、在国际上也拿过大奖的著名导演李娴娟，听说她原本手头片约有好几个，只要愿意出马，稿酬十分优厚。可她一听说拍《百年恩来》，连片酬多少都没问，立即投入剧本的研究和分镜头本的编写。我与她不认识，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总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午饭后，剧组的几位编剧、顾问一块儿聊天，有人问及李导，为何高报酬不去到这来？
李娴娟眼里闪烁着泪光，很真诚动情地说：“说实话，我是为自己来的，是为我自己还一个多年的心愿。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在紫光阁与总理跳过一次舞，平时我跳得挺好，可等我排队轮上与总理跳舞时，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老踩总理的脚，只跳了一会儿，我脸涨得通红，再没勇气跳下去了，跟总理说了声对不起，赶快逃下舞场。我躲进一个灯影里，真想大哭一场。我垂头丧气，沮丧极了，不断在心里责骂自己没出息、太无能，多不容易有一次与总理跳舞的机会，却这样大煞风景！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同志，我请你跳舞。’我抬头一看，是周总理站在面前！可能是因为放松了，这次我与总理跳得十分流畅，再没踩总理的脚，总理还夸我：‘小同志，我知道你是会跳好的！’……
“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尊重人格：一个大国的总理，却想到爱护一个普通人的自尊和自信，不让一个年轻人带着自责和遗憾离开，这是一种多么真诚宽厚的胸怀。于是，我永远记住了这次与总理的共舞，我带着感激和自信，更加发奋地努力，最后走上了电影导演事业。我时常想，如果那次总理没来请我跳舞，可能那种失败会成为我自信心的一个最大杀手，想起来就会懊悔和沮丧，也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导演李娴娟……”
我心里十分激动，难道她就是当年我见到的那位年轻姑娘？不，那位姑娘好像比李导个子高些，年龄还要大些，如果推算，现在应该七十岁左右。再说，那次我是在春藕斋看见的，而李导说的是紫光阁……其实我一细想，李导是不是我看见的那位姑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体味到了伯伯做的这样一件小事，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而他一生做过这样类似的事，真像满天的星星，数不胜数，这恐怕正是为什么“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话，却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广为流传，催人泪下，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真正原因。
我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时，每次周六我先回中南海西花厅看伯伯、七妈，向他们谈谈学校里的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东城遂安伯胡同和后来的西城区机织卫胡同自己的家看望爸爸妈妈。1955年工作以后，我还是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最大，父母之间的一些谈话常常也不避讳我。
那是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前后脚回到家里，立即发现爸爸平常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满脸春风喜气。我忍不住问道：“爸，一定有什么事让你高兴？”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看穿了爸爸的心！”爸爸呵呵笑着：“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
“好呀！”妈妈也显得挺高兴，可我依然一头雾水。
“秉德，你爸爸身体不太好，当那个仓库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他也吃不消。现在调到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些，工作轻松，这不好吗？”妈妈一边整理手边学生的作业本一边说。
“内务部是管什么的？”我奇怪地问，“爸爸你能干什么工作呢？”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爸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你知道我和你陈赓伯伯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为人正派仗义。是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说：周同宇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身体又不太好，把他调到内务部，你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1927年就脱离了革命嘛，还有什么贡献可言？”我那时还不了解爸爸当年脱离革命的真实情况，话说得不客气。也不怪，我此时已经入党，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我清清楚楚地写着：“爸爸当年离开革命脱离共产党的原因是对革命缺乏信心，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找借口离开革命。说句心里话，我思想上宁肯爸爸能坚持革命，为革命多作贡献，哪怕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秉德，你怎么这样和爸爸说话？”妈妈提高了声音，“你陈赓伯伯都说，不是只有在党内才能对革命作贡献的。1928年，你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到大连被特务跟踪，是你爸爸在吉林和哈尔滨掩护，才脱险。能保护住你伯伯，保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如同保护了革命的灵魂和火种，这不是对革命的很大贡献吗？再说，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家货栈，是叶剑英元帅让地下党拨给的经费，由你爸爸经营，专门配合地下党为解放区采购和运输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的，为此，1947年7月你爸爸还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抓去关了半年牢，他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你伯伯的同学常策欧等人奔走营救，你爸爸才被放出来。出来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又找地下党员周世昌接上关系，重新战斗在隐蔽的战线之中……”
其实，只要伯伯不干预，我相信按爸爸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个好一点的职务，不说高官，干一些轻松的工作，级别高一点的工作，这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伯伯决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伯伯去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当时伯伯去找曾山部长，再三明确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于是，换到内务部工作的爸爸，职务仍然是很一般的。
20世纪60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伯伯和七妈都劝他开刀，他就是不肯。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像他这样身体不好需要治疗休息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在伯伯那里，只有他成了问题。1963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我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只要爸爸与伯伯是亲兄弟的关系不变，伯伯就不会忘记这件事。
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口吻十分严肃：“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爸爸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见我点点头，伯伯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
“噢！”伯伯双臂抱在胸前，头略一歪问道，“说给伯伯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秉德，你有没有补贴你妈妈？”
“我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这不是你和七妈交代我这样做的吗？”
“你这样做是对的，儿女应该从小懂得为爸爸妈妈分忧。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当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说，封建主义时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做官，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延续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因为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工资。你是总理，你如果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理别人！爸爸退休后工资是减少了，可是这么多年来，不都是伯伯供给我们学费的嘛。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也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了。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秉德，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凡事都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格，尤其我当总理，只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不过，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得不踏实、不自在。”
“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伯伯的面部表情变得激动起来，“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妈妈，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为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我真没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真没想到伯伯除了有严格的党性，对爸爸还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他对我的妈妈、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么体谅，那么尊重……
“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你们六个孩子一人20元就120元了，余下的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一向温顺的我，这次却有点儿像个刺猬。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次在饭桌上，伯伯在讲要请乒乓球运动员回家吃饭的事，七妈半开玩笑地说：恩来，这个月你的工资可剩几块钱了。伯伯略显意外地“噢”了一声，然后哈哈一笑，说：“行，我就对大家说，是小超大姐请你们的客。”真是说者无心，我这听者有意，心里觉得一阵内疚和难过。伯伯400元一个月，每个月光给我们家就一半，还有其他亲戚来往，给老部下补贴，总是不到月底，他已经所剩无几，落得请客都要用七妈的工资，这多让伯伯难为情！
“怎么？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伸手吗？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所以，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乃至永远，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从1950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还有给爸爸30元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六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每每拿着这些钱送回家，心里总觉着是捧着伯伯一片慈爱的感情，日久天长，伯伯的那份真挚的亲情，那份对亲人尽责的精神，像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时时温暖着我的心扉。每当我在西花厅拿起笔在纸上写好“今领到生活补助费120元——周秉德”之后，每当我背着装有那些钱的布书包离开西花厅走出中南海西门的时候，每当我拿着这钱交给妈妈的时候，我总会笑容满面，忍不住心对口，口对心地说：我真是此生有幸，竟有一位官职显赫却又充满爱心的伯伯！
是的，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姑娘，没有人知道我是国家总理的侄女；在我工作的单位里，除了个别领导，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亲伯伯就是周恩来总理。但我却真真实实地拥有！当然，没有因此拥有什么特权，而是拥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更高的人格修养的标准。我总在叮嘱自己，永远以伯伯为镜子，查找自己身上的缺点，做人就要做伯伯这样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人……
直到伯伯去世以后，我读着一篇篇抒发着内心真情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伯伯、七妈他们的心胸多宽广。
1959年八九月间，堂兄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伯伯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他们到西花厅做客。吃的是二米饭，席间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噢，今天还有烧肘子！”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为了招待一位故乡来的老百姓亲戚，两位老人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
伯伯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七妈说了一句：“华章刚有了小孩子，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华章哥有没有存款。他说：“我有90元储蓄。”于是七妈去书房拿出100元交给华章哥哥，对他说：“这100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华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动但嘴太笨，不知说什么，只答应着收下钱。
吃过饭，伯伯有事，和大家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这时，华章哥哥看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代：“这吃剩下的菜晚上还可以接着吃。”
1963年，华章哥哥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我们的堂哥荣庆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让荣庆去看华章一家，又给带去了40元钱，荣庆哥还对华章哥传达了伯伯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伯伯、七妈帮过的亲属又何止这一家……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1954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爱人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11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的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作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中饭，七妈敲门进去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会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七妈随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五年大学侯真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505，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值班的卫士长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当时我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404.80元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从我手中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
伯伯的工资404.80元。七妈的工资是342.70元。从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资累积不足十七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四万多元，从我手中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那是1982年的一天，我和大弟秉钧被七妈找进中南海游泳池（那时西花厅在维修，七妈临时住在那里）。亲子侄中我们两个最大，她找我们去听听她的遗嘱，从遗嘱说起了往事，她说了自己“不但空前也是绝后”的牢骚：
“我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你伯伯死时，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个一分钱也没要！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来管的。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2000元债，我用妇联出版我的文章和诗的稿费补了他1000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300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见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代：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另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没钱了！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我当时说：“这太难得了！七妈在我面前发牢骚。我看该发就发，不要闷在心里。我不怕听牢骚！”话说得轻松，我心里却在流泪。七妈没有至亲，可她老人家为了伯伯和我们周家这一大家人真是没少操心啊！而她的牢骚并不是为了生活的清廉，而是伯伯的“大男子主义”！
当然，作为伯伯亲弟弟的爸爸，为了哥哥，他也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牺牲，留下了无法补偿的遗憾。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爸爸也是个十分怀念家乡的人，尤其是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我经常听他在念叨：15岁离开淮安老家，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解放后，他也不止一次地向伯伯提出回家看看的愿望。有一回，那是个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日子，我们一家被伯伯叫到西花厅看花。那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伯伯兴致很高，一家人在院里合影后，妈妈和七妈在廊前说话，伯伯和爸爸在前庭的花间散步，我牵着小妹妹秉建的手紧随其后。
“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家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子里的住户不许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他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我活着，就不许搞。”伯伯讲得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唉，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15岁离开老家，到今天已经快四十年了，哥哥你比我早离开八年，没回故土已近五十年了，你难道一点不想家吗？”爸爸的声音有些发颤，听得出，他有些动情了。
“故土难离，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么会不想老家！那里还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娘和十一婶，几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坟头的那几棵树长得多高了！”
“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
“没打算！”伯伯的回答依然是斩钉截铁，“一个是忙，再一个是不愿打扰地方的同志。前些天淮安县委书记来，我们谈了好久。他告诉我，老家前面的文渠还在，现在还能划船呢！”
“哥哥，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家去看看吗？”爸爸的声音已经有点呜咽。
“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伯伯的语气十分肯定，“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爸爸点点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话语无奈且有些凄凉：“可能真是老了，我总是想起老家，总爱回忆当年我们兄弟三人一块儿苦熬的日子，也真想给妈妈坟上添把土。唉，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以后，把骨灰送回去，埋在我们老家后院小时候种过菜的地方，以了却思乡之情了……”
伯伯没再接茬，爸爸也没再坚持。现在回忆起来，若说遗憾，爸爸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伯伯在时，是伯伯不准；伯伯去世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坐牢八年的爸爸身体不好，也无法再回淮安。爸爸临终前曾动情地对妈妈说：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我爸爸对童年时的故乡故土真是魂牵梦萦啊！
六
伯伯身为国家总理，仍不忘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更不忘在他投身革命前的老同学、老朋友。
我在西花厅的成长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其中一条是，伯伯身为国家总理，却很念旧，讲情义。20世纪50至60年代时，尽管他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仍经常抽空约见一些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还有几次将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一些老同学如李福景、潘述庵、潘述庵的妻子李愚如、张鸿诰等请到西花厅相聚，并由我父母去作陪，共同叙旧又谈新。
1960年，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多年同窗好友，并在同一寝室住了两年多的张鸿诰，刚从东北调到北京，在水电部电科院任高级工程师。伯伯这次请几位老同学相聚，是几十年后第一次见到张鸿诰。席间，伯伯举筷为张鸿诰夹菜时，手一停，问张鸿诰：“纶扉（注：张鸿诰之号），士琴叫你大姨父，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各论各叫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得随士琴叫我大姨父了！”张鸿诰似乎事先有了思想准备地立即回答。
原来，年轻时，1917年伯伯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与一些同学同去日本留学。伯伯在1919年的四五月间回到国内并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张鸿诰仍留在日本学电机，学成回国后在哈尔滨电业局做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我父亲在哈尔滨谋生，就常常去看望这位自己哥哥的老同学，张大哥。而张鸿诰是我妈妈的大姨父。我爸和我妈已经相识后，才又互相知道了这层关系，双方都因张鸿诰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也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从此，我爸当然要随着我妈对张大哥改口称大姨父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有时张鸿诰对我爸、妈谈到他与我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情形，我妈至今记忆犹新：
“恩来的学习非常勤奋、努力，家中清贫，他就想出为学校刻蜡版的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一年后，因他的学习成绩好、人品好，校长很赏识他，他成为校内为数不多的免费生。
“恩来在学校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十六岁时与两个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会刊，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开时事讨论会、讲演会等。他不愿当头，让别人做会长，可大量的实事都是他干。他从来不计名分，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都处得很好。”
这次席间，张鸿诰还对我伯伯说：“你离开日本前写给我的诗，我还保存着，将来我要拿出来交给博物馆。”
“我那首诗交到博物馆？不够格，不够格！”伯伯立即想到四十年前的那首诗，忙真诚且谦虚地回答。
聚会临别时，伯伯送给每家一包花生米，这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可真是一份极受欢迎的礼物呢！
1977年年初，为了悼念我伯父去世一周年，也为了慰藉我伯母邓颖超，张鸿诰把我妈妈找到他家中，给我妈看了那件他历经战乱精心珍藏了五十八年的伯伯写的一首诗，请她转交给伯母。我妈打开这幅字体娴熟的诗，诗中写道：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当时张老先生回忆说：“1919年年初，恩来在日本要回国前，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饯行，事前准备好了笔墨纸张，席后互相提笔留言。这时恩来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轮前往日本时作的一首七言诗，题写下来赠送给我。”
张鸿诰还特意介绍了一段经历：“恩来的这首诗，我一直珍藏着。回国后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代，时常有被军警突然搜查的危险，我为了保存这首诗，实在没办法，只好忍痛把恩来的签名部分裁掉，再裱糊起来，把它和其他字画混在一起。并准备好如果军警问到这是谁写的，就回答说：我不知是谁写的，这是我在字画摊上看到，认为这字体好，买下来的。这样手迹才保存了下来。”
我想，如果没有张鸿诰老先生冒着危险精心珍藏，我们现在也就看不到这首表达伯伯少年壮志的诗篇了。可想而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不知伯伯还有多少文章、诗赋等手稿失散世间，未被人们发现，现在想起来就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