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初入中南海
一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
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了中南海。汽车进门，绕湖，过桥，再进门，一个一个的院门，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柏，一声一声老鸹的嘶哑叫声从头顶传来，让12岁的我，手心冒汗，真觉得瘆人，耳边顿时响起姥姥的话：老鸹叫，祸来到，要赶紧向地下吐口唾沫。我张开口刚想吐，抬头看看牵着我手的叔叔，又吞了回去。
很多人问过我，第一次进中南海一定很激动吧。因为按常人想，这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又是去见当“大官”的伯伯，当然心头乐开了花。过去，听到这样的提问，我都笑笑没有实话实说。其实，走进中南海我不仅没激动，正相反，真正是有点失望。我原来渴望住的是天津那座有盛开的鲜花和绿茵茵草坪的白墙红瓦尖顶的三层小洋房嘛！
带我的成叔叔是个细心人，他瞧出我表情不自然，担心是我刚离开爸爸妈妈不习惯，是在想家，就不住地跟我讲话：中南海过去是清朝皇帝的御花园，因为中海、南海在这个院，所以就叫这个大院子中南海，而桥那边的是北海，就叫北海公园。咱们住的这个院子叫丰泽园，听说过去光绪皇帝被西太后软禁前在这住过。现在东边的北院住着毛主席，咱住在东边的南院。现在你伯伯正在外边开会，你先自己玩一会儿，等他回来我来找你。
我听话地点点头，自己在院子里转转。丰泽园坐落在南海的北面，园内正殿是颐年殿，现在是中央领导人开会、会客的地方。进院后，向东穿过几段走廊，便可看到由北向南排列着几进平房小院，我们就在南边的小院里。刚才听成叔叔说，北面的小院住着毛主席。我两眼笑成一条缝！毛主席我已有印象，天津解放后，到处都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而且我还知道，毛主席是共产党里最高的官儿，现在能和他当邻居，我怎么能不兴奋！
只一小会儿，伯伯就回来了。他见到我，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话音里带着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我看清了伯伯的脸，伯伯与爸爸长得真像！伯伯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只不过伯伯的眼睛比爸爸的眼睛更明亮更精神，脸盘也比爸爸丰满红润，仿佛显得还年轻些。
听我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伯伯见我点点头，又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北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儿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行！”伯伯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伯伯则永远认为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一直要求我和弟弟妹妹都叫叔叔。直到1973年一天傍晚，我陪伯伯在西花厅院内散步，伯伯想到工作上的一个什么事，就高声招呼秘书纪东：“小纪，小纪！”
我见秘书室关着门，担心伯伯的声音嘶哑里面听不见，就提高了声音接着叫了两声：“小纪。”
伯伯很不满意地瞥我一眼，声音严肃地纠正道：“怎么叫小纪？叫叔叔！”
“伯伯，我比纪东大好几岁！”
伯伯这才没说什么。
在丰泽园，我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从中间门进去，东边一间是伯伯的秘书杨超和罗迭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个小床给我住。屋里靠西墙、南墙有两排书柜，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
1949年7月7日刚吃完晚饭，“爸爸好！”随着一个甜美的声音，一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快步进门，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那么自然，那么真情！记得刚到伯伯身边的第二天，我给妈妈发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自己有一个最特别的感受：这里兴握手礼。
伯伯拉过姑娘给我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开学就该上中学了。”
“姐姐好！”我乐乐呵呵地冲口而出。是啊，当时维世已经二十多岁了，我应该叫她姐姐。过去因为我是老大，从来没有一个大姐姐，今天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心里别提多高兴！
“秉德妹妹！”维世立即过来拥抱了我，“好亮的一双眼睛，好甜的一对酒窝！你现在住在这陪爸爸妈妈，这太好了，要不他们太冷清，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要累出病的！我太忙，管不着他们，你可要替我管好他们，不准他们太累，不准他们太晚睡觉……”
“好了！”伯伯微笑着打住维世姐姐的话，“走，今天我带你们两个上天安门！”
原来，为了纪念全面抗战12周年及新政协筹备会召开，这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几万人的隆重的纪念大会。
那晚广场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而且还放了焰火。可是，12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不理解整个活动庄严神圣的意义，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的兴奋状态中，像个小黏黏虫一样寸步不离维世姐姐，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她叫伯伯，我叫伯伯，她叫阿姨，我叫阿姨，叫归叫，全然不对号。一个晚上，我只是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热闹极了，快活极了，连天安门左右是什么建筑也没弄清楚，时间已经飞逝。
谁曾想到，这是伯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上天安门城楼。等我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整过了三十多年，是我花30元买了一张票上的天安门。伯伯和维世姐姐相继离开我二三十年了，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汉白玉的栏杆旁久久凝立，耳旁不断响起伯伯与众位领袖打招呼的熟悉乡音和维世姐姐清亮爽朗的笑声……离开天安门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没有看清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建筑——因为回忆的泪花一直蒙住了我的眼睛。
1949年8月28日，伯伯带着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接伯母。其实那次伯母是受毛泽东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计。因为北京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去世的地方，宋庆龄先生有太多痛苦的回忆，她原本不愿意来，是伯母邓颖超带着毛主席和我伯伯周恩来的亲笔信，又代表毛泽东主席和我的伯伯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她才肯来北京的。
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还没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这是秉德吧！”
“大娘好！”我也是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
“就叫我七妈吧！好吗？”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在我耳边说。
那时我才12岁，压根不懂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车站上又人声鼎沸，我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亲妈”，心里猜想，总听爸爸妈妈说伯伯没孩子，咱家里孩子多，莫不是大人商量好，将我过继给伯伯了？可是爸爸没对我说过呀？但是，转念一想，爸爸说过伯母是他最亲最好的姐姐，叫我一定听话，她愿意我这样叫，我就这样叫吧！于是我随和地点点头。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都跟着我这样叫。
“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无论是上北师大女附中时，还是我读完师范学校在北京工作后，我一直喊“亲妈”，自己从来没觉得什么，伯母也没有听出什么不妥。只是后来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落在纸上时，伯母亲切地对我说：“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在家族中的大排行是行七。”我这才弄清，当年她是叫我称她七妈，而非“亲妈”。
伯伯总是忙，他动作敏捷，处事果断。每天多数时间是在他匆忙走出、走进或在饭桌上见到他。教我见到什么人如何称呼，这都是七妈的事。她告诉我：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因他年岁大，多年来孩子们都叫他爹爹，他的夫人是康克清，也是妈妈辈的，你就叫康妈妈吧；刘少奇副主席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你叫少奇伯伯、光美阿姨比较合适。以此类推，我对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也就称陈毅伯伯、张茜阿姨。
我印象很深的是：20世纪50年代，少奇伯伯就是雪白的头发，衬托得脸庞油亮红润，他身材高挑匀称，喜欢站着讲话。有一回，在西楼新礼堂看电影之前，他把上小学的妹妹秉宜揽过去，让妹妹背靠在他的怀中，而他两只手抚摸着她的胖脸蛋，一边讲话，身体一边左右轻轻摇着晃着，那一刻，妹妹的小脸笑成盛开的牡丹花……
二
我和小伙伴们好几次提着在中南海捞起的小鱼小虾作为“进贡”，和毛主席一起午餐。我还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答应说：“你是个学生，我给你题个‘好好学习’行不行？”
在七妈还未回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伯伯总是工作，夜晚更是忙工作，直到凌晨只睡上一小觉就又去外面忙。白天的十多个小时，小院里安静的时间比热闹的时间真是多得多。我常一个人坐在伯伯的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毁灭》等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看的。看书是好，可我那时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也有感到烦闷的时候，常常用双手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呆，心里好羡慕树上吱吱叫的小麻雀，猜想着天津的班里同学一定在躲猫猫，跳绳，满世界跑，多开心呀！
有一天，我身边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你是周秉德吗？我叫娇娇，就住在那边。”她指着毛主席住的房子，我猜到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你12岁对吗？我比你大半岁，你叫我娇娇姐姐吧，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好吗？”
“太好了，娇娇姐姐！”我脸上笑成一朵花。有了游戏的伙伴，而且又是个姐姐，我真是兴奋极了！
我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毛泽东伯伯和贺子珍妈妈生的女儿娇娇。那时她还没有学名，直到9月1日之前，该上学了，毛主席才给她起了“李敏”这个学名。她因为从小跟妈妈在苏联长大，前两年刚回到哈尔滨学着说中国话，所以说话总带着点外国腔儿。她性格活泼，爱说话，我们性格相投，一块儿玩得很开心。很快，她带我认识了住得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小朋友：有毛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后来的学名叫叶利亚），还有阎揆要将军的女儿阎笑武，当时她跟着给朱老总当秘书的姐夫潘开文和姐姐阎笑文住在中南海。她们或者比我大一两岁，或者比我小一两岁。这样，我们五个小女孩儿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总是在一起到南海边玩，或者一起看书、唱歌和聊天。说句心里话，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爱上这片中南海。
不久，江青阿姨带着九岁的李讷从莫斯科回来了。李讷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两辆女式银白色的儿童自行车。这种颜色和款式的自行车，中国国内还没见过。尤其是看见李讷穿着白地碎花连衣裙，左脚踩稳车蹬，右脚连续蹬地，右腿一缩一跨，已经平稳地骑上自行车照直前进，车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花裙被风舞弄，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大家真是羡慕极了！围着这两辆小自行车，我们几个顿时对别的都失去了兴趣，跃跃欲试，都想学会骑车。
春藕斋的大厅，有时周末举行舞会，但白天经常没有活动，又平坦又宽阔。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学车。因为车轮小，我们坐在车垫上，脚一伸就能够着地，所以，小伙伴们谁也不怕，争先恐后地抢着蹬车。很快，大家都能熟练地蹬着自行车在大厅里绕弯。由此算来，我骑自行车的历史已有50年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会儿中南海湖里的小鱼小虾真多。七月，天已经很热了，有次我们几个女孩子脱了鞋，坐在岸边用脚拍水玩，不知谁突然叫着：“快看，有小鱼小虾！”我们定神一看，水草果然在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们欢呼着找来个旧搪瓷杯，趴在岸边向水中一捞，嗬，一次就能捞到几条细长的小鱼和几只活蹦乱跳的小虾！快到中午时，我们竟捉了大半杯。
“秉德姐姐，燕燕姐姐，今天你们都到我们家去吃饭，好吗？”在回丰泽园的路上，李讷摇晃着我的胳膊发出了邀请。
“我们现在去吃饭，不打扰你爸爸吗？”我有点担心，就是在天津自己家里，不和妈妈爸爸打招呼就带同学回去吃饭也是要受大人埋怨的。
“没关系！”娇娇很有把握地说，“我爸爸喜欢快乐的小孩！再说我们还带回了小鱼小虾呢！”
走进丰泽园，就遇上了毛主席的卫士长阎长林，他一看我们回来满脸笑容：“你们都来了，快去请主席吃饭！要不他总说等会儿，到现在早餐还没吃呢！”
果然，走进丰泽园毛主席的办公室，他正在桌前专心地看文件。
“爸爸，吃饭吧，我们肚子饿了！”
“爸爸，我们请秉德姐姐和她们一块儿来吃饭。”
“好嘛！”毛主席放下书，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我投赞成票！秉德你手里捧着什么东西？”
“毛伯伯好，您看，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小鱼小虾，是送给您的‘贡品’。”
“噢？还给我带了‘贡品’？好嘛，大自然的免费赠送，我们来者不拒嘛！娇娇，你端着送到师傅那去，请他做个汤吧！”
毛主席的厨师还为我们加了菜，也很简单，四个菜和一个汤，当然颜色挺好看，油汪汪的红烧肉，土豆丝炒红辣椒，葱白炒鸡蛋，嫩绿的苦瓜丝。
毛主席自己搛起一大块全肥的红烧肉，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边吃着边招呼道：“秉德，你吃肉，捡肥的吃嘛！”
“毛伯伯，我不吃肥肉。”我的头摇成了拨浪鼓，“我一吃就会吐的！”
“哎呀，那你太没口福嘛！要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肉就是透明的肉嘞！不过，你会吐，肥肉就不勉强了。这苦瓜可一定要吃，苦瓜苦瓜，它名字苦，其实并不苦，味道好又有营养，快吃！”
我从来没吃过苦瓜，看它颜色嫩绿可爱，毛主席又说一点不苦，我便毫无顾忌地吃了一大口。
“我的老天，真苦！”我紧皱起眉脱口叫出了声。
“你瞧，我吃一点也不苦嘛！”毛主席吃了一大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秉德，不会吃辣椒，不会吃苦瓜，就不会干革命嘞，你要学会吃苦才行嘞！”他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
“嗯！”我点头答应着，心里却闪过一句歇后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奇怪，这么苦的东西，毛伯伯怎么就爱吃呢！反正刚才那一口苦瓜已经把我吓坏了，直到吃完饭，我的筷子再也没向苦瓜盘里伸过。不光是我，桌上的其他三个女孩子的筷子都没伸向苦瓜，那一盘苦瓜基本是毛主席一人包圆儿的！
以后如此以小鱼小虾当“进贡”，我还在毛主席家里吃过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可是，我是在三四十年之后才能吃肥肉和苦瓜的！
一次又去毛主席家里吃饭，毛主席刚写过大字，书桌上搁着毛笔和研好的墨。一向不会来事的我，不知脑子里哪根弦动了一下，噌噌噌地几步跑回伯伯的南院里，拿出我小学毕业时老师教我精心做的一个纪念册，封面是硬壳板，外面粘了一块墨绿色的绸子布，里面有各种颜色的页面，这在当时是相当精美了。纪念册许多页面已被占用了，是我小学毕业时，老师和同学们给我写的临别赠言。我翻开本子递过去，恳求道：“毛伯伯，您给我题个词好吗？”
“好啊！”毛主席没有一点推辞，爽口答应。他把本子放在桌上，一边拿笔一边说：“你是个学生，我就给你题个‘好好学习’行不行？”
“当然行！”
毛主席手起笔下，为我写下了“好好学习”四个大字，最后落款的“毛泽东”三个字，真是龙飞凤舞，阳刚气十足！
我知足地连声说：“谢谢！”
近年来不少听了这段回忆的朋友埋怨我太傻，为什么不要毛主席写明是为我周秉德题词？我确实没想到这个，我始终认为题词在我手里，就是为我题的。我当年只想着要记住毛主席的希望，从没想到日后要向别人显露什么或者吹嘘什么，至今更是如此心情。不过这四个字确实让我留住了丰泽园里那段珍贵的回忆。
日子过得真快，眼见着就到了8月底，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已显得单薄了。那天成元功叔叔骑自行车，我坐在车横梁上，他带我出中南海新华门到了王府井。叔叔边骑车边对我说：你快开学了，北京的秋天是说冷就冷，咱们去给你做两套秋天穿的衣裤。在一个小门脸的上海服装店，老师傅为我细细量了身高肥瘦，然后对叔叔说，过两天就来拿。回来的路上，我还挺不放心：老师傅只量了两下就行了？成叔叔快人快语：你别小看这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你伯伯的衣服都是他裁剪缝制的，给你一个小姑娘做两套衣裳还不是小菜一盘！果然，没两天，衣服取回来，我一看，做工真精细呀！我穿上蓝色卡其布的一套小西装，长短肥瘦正合适，穿上真精神！吃饭前，我微笑着站在桌前，伯伯立即看见了，他两手叉在腰间，头一歪，说：“刚做的？不错！”过了一星期，我换上第二套，是黄色的。伯伯正从院子里走向办公室，一看到我就皱起眉头：“怎么又一套？浪费！”
七妈说：“马上要开学了，秉德住校，总要有两身衣服洗换嘛。”
“我在南开上中学也住校嘛，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只一件藏青棉袍。夏天，每次周六回到四妈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长衫洗净晾干，周一再带回学校去穿，一样干干净净嘛。”
“要是下雨衣服不干呢？”我好奇地追问一句。
“就放在炉子上慢慢烘干。”伯伯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那时，你四爷爷、四奶奶抚养着我和你二伯、你爸爸还有你堂伯的四个大男孩，收入不高，家里十分困难。现在我们刚进城，国家也十分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对不？”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刚进城，伯伯和他要供养的亲属都是供给制，我这两身衣服就是公家出钱做的。我那时虽然点点头，但并不太懂，只是心中有一条，我认定伯伯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不用多问，照着办，准没错。
我住在西花厅多年，节省再节省，的确是伯伯一生的习惯。是的，在他留给我的一堆遗物中，竟没有一件新衣服！其中一件是补丁叠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布料颜色的毛巾睡衣，年岁恐怕与我1952年出生的小妹妹一样大。还有一套伯伯最经常穿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西装与我几乎同岁，是抗战以后伯伯去敌占区工作时做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却不让做新衣服，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这样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装。师傅的手艺很好，但是新旧布料难免有色差，如果仔细看伯伯这套西服，前片的颜色略深，后片的颜色略浅！伯伯刚去世的那年，我心里压抑时，常捧出伯伯补丁累累的睡衣和那套拼成的西装抚摸着，仿佛与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伯伯对上了话。伯伯身为一国总理，尚且如此节省克己地生活，我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